一、 力统一台湾的战略决策
（一）康熙帝作出武力统一台湾的战略决策
康熙帝从与台湾郑氏集团多次和谈失败的教训和郑经武力进犯大陆的威胁中认识到，以纯粹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要实现统一，必须诉诸武力。康熙十八年(1679年)，平定三藩叛乱的战争尚在进行当中，康熙帝即已定下了武力统一台湾的决心。《清实录》载：“上欲乘胜荡平海逆，乃厚集舟师，规取厦门、金门二岛，以图澎湖、台湾”①。在清军收复金、厦等沿海岛屿，郑经率残部逃台后，福建总督姚启圣上疏条陈“平海善后事宜”八款，其中之一即为“台湾断须次第攻取，永使海波不扬”②。但清廷却下达了部分裁减福建满、汉军队及水师部队的命令，康熙帝在给兵部的谕令中明确指示：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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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圣祖实录》卷七九，康熙十八年二月甲戌。
②《姚启圣题为评议平海善后条款事本》（康熙十九年八月），见《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第218 - 221页。
澎湖，暂停进兵。令总督、巡抚等招抚贼寇。如有进取机宜，仍令明晰具奏”①。部分撤军和“暂停进兵”的指令并非放弃武力攻台的既定方针，而是尽快恢复沿海地区的社会秩序，减轻人民的负担，做好攻台的各项准备，，等待攻台的最佳时机。这体现了康熙帝对战争阶段、时机的精心把握和对渡海作战的慎重态度。
康熙二十年正月，郑经病死于台湾，郑氏集团因权力之争内部矛盾激化，实力人物冯锡范和刘国轩联手杀死郑经长子郑克X，拥立冯锡范之婿、郑经的次子郑克塽。郑克塽年仅12岁，郑氏集团的实际权力落入冯、刘二人手中。
当年五月，姚启圣将郑经去世、郑氏集团内讧的情况上报朝廷，并请求“会合水陆官兵，审机乘便直捣巢穴”②。康熙帝认为武力统一台湾的时机已到，遂作出了武力统一台湾的战略决策。六月初七日，他在与大学士等会商后发布谕旨：“郑锦（经）既伏冥诛，贼中必乖离扰乱，宜乘机规定澎湖、台湾。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提督诺迈、万正色等，其与将军喇哈达、侍郎吴努春，同心合志，将绿旗舟师分领前进，务期剿抚并用，底定海疆，毋误事机”③。这一决策在清政府高层官员中引起强烈反应。当时反对武力统一台湾的人在朝廷中竟占据主流，他们均认为“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长驱制胜，难计万全”④。在前线将领中，对武力统一持异议者也不乏其人。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即上疏力陈“台湾难攻，且不必攻”，连此时福建的最高军事长官宁海将军喇哈达也提出了反对意见。内阁学士李光地及施琅、姚启圣等人则支持对台湾使用武力。
从当时的情况看，清政府武力统一台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各方面条件已经具备，统一的趋势已不可逆转。康熙帝高瞻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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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圣祖实录》卷九一，康熙十九年七月辛酉。
②姚启圣：《忧畏轩奏疏》卷四。
③《清圣祖实录》卷九六，康熙二十年六月戊子。
④《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二，康熙二十二年九月戊寅。
瞩，把握时机，顺应时势；作出进军台湾的历史性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二）施琅出任福建水师提督及获得“专征”权
康熙帝在定下武力统一台湾的决心后，就开始考虑水师主将的人选问题。当时的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虽然擅长水战，驭军有方，战功卓著，但却是武力统一台湾的坚决反对者，康熙帝果断地将其调离水师，改任福建陆路提督。这时，姚启圣与吴兴祚联名上疏保举施琅，内阁学士李光地也向康熙帝推荐施琅。李光地还提出施琅堪当水师提督的四条理由：一是施琅全家被郑氏所杀，与郑氏是世仇，可以信任；二是诸将之中惟有施琅最了解郑氏集团内部的情况，“无有过之者”；三是施琅智勇双全，“不是一勇之夫”；四是郑氏集团“所畏，惟此一人，用之则其气先夺矣”①。
经姚启圣、李光地等人的保举，康熙帝对施琅有了基本的了解和信任，但他还要当面考察一下旋琅的才能，于是在内廷备宴，召施琅询问攻台之策。施琅侃侃而谈，从容分析了清郑双方的形势，并陈述其用兵方略。康熙帝听后十分满意，遂于康熙二十年七月作出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的重大人事决策。
同年十月，施琅到福建前线上任。但不久即与福建总督姚启圣在攻台作战的出征时间、进军路线、兵力使用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致使攻台行动被一再延误。康熙帝为了改变施、姚二人争执不下、相互掣肘的局面，保证攻台行动的顺利实旋，于二十一年十月作出决定，授予施琅“专征”权，由其一人全权指挥清军的攻台行动，姚启圣则坐镇福建，负责清军的后勤保障工作。这样，就保证了清军攻台指挥系统的协调一致，使施琅可以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其军事、政治才能，实施其既定的攻台方略。
（三）施琅的“因剿寓抚”战略方针及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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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一一，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03页。
攻台行动战略指导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统一大业的成败。施琅是清朝大臣中最坚决的主战派，一贯主张以武力统一台湾。他深思熟虑，潜心谋划多年，制订了“因剿寓抚”的战略指导方针，其核心是以战逼和，即以军事手段促成台湾问题的政治解决，尽量避免在台湾本岛引发战争。“因剿寓抚”的重点在于“剿”，军事进攻占主导地位，同时又努力寻求政治解决的可能性。二者的关系是先剿后抚、以剿促抚，也就是采取武力行动，以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台湾郑氏集团接受和谈条件，实现台湾与大陆的统一。其具体实施方案分三个步骤：第一阶段，以水陆两栖部队攻占澎湖，消灭郑军有生力量。澎湖是台湾的海上屏障，控扼着当时台湾与外界联系的主要海上通道。占领澎湖，大兵压境，使台湾门户洞开、贸易受阻，可形成威胁其生存的逼近威慑。第二阶段，占领澎湖后，引而不发，做好攻台准备。同时，派使者赴台与郑氏集团和谈，迫其向清政府投诚，实现对台湾本岛的和平统一。若和谈失败，郑氏集团负隅顽抗，就采取第三步行动，进军台湾本岛。以清军主力舰队直抵台湾政治中心承天府（今台南市）西面的安平港，实施正面牵制；同时派出两支精锐的快速舰队，一支向南封锁打狗港（今高雄市），一支向北封锁蚊港（即魍港，在今嘉义县境）和海翁窟港（今大安港），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在控制了台湾进出的主要港口水道之后，对台湾实施围困，并派人进一步招降郑氏集团，或促使其内部发生激变，不战自溃。如仍不能达到目的，则对台湾实旋登陆作战，先扫清城市以外、村落之间的郑军，再攻取郑军困守的孤城，最后武力夺取整个台湾岛，彻底消灭郑氏集团。
二、澎湖决战
（见附图9）
（一）双方战前准备
施琅在康熙二十年十月赴任福建水师提督之后，在争取“专征”权、排除反战派的阻挠的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进行战前准备。他上任伊始，即着手对福建水师进行整顿和加强，包括选拔得力将领、对水师官兵进行海上作战演练、修造可以经受海上风浪且具有一定攻击力的战船、监制海战及登陆所需器械等等。他不断派出间谍深入敌后，利用在郑军中的旧关系，进行策反和情报工作。他还派遣小分队乘快船到澎湖附近海域，对郑军进行佯攻和火力侦察，以弄清其兵力部署和防御设施等情况。
在充分了解敌情的基础上，施琅制订出攻台作战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根据台湾海峡的气候特点，选择正确的渡海时机和进攻路线。季风是台湾海峡最明显的气候特点。每年的冬季，风向偏北，风力强劲，海上风急浪高；夏季风向偏南，风力较小，海面也较平缓，但夏季又是破坏力极强的台风的多发期。对于当时以海风为主要动力的清军舰队来说，气候风向利用得当，则可借助风力，一帆风顺，为取胜创造有利条件；利用不当，判断失误，就可能遭到海风的袭击，重蹈康熙三年、四年攻台失利的覆辙。因此，根据海峡季风气候规律来选择正确的渡海时机和进攻路线，对于清军攻台行动的成败至关重要。
施琅凭借多年海疆活动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对海峡季风规律的掌握，决定把渡海作战的时机选在夏季的六月。旋琅认为，冬季北风刚硬强劲，不利于舰队的航行和停泊。澎湖之战，未必能一战而胜，一旦舰船被海风吹散，就很难迅速集结，发起二次进攻。夏季的西南季风则比较柔和，海上风轻浪平，清军船队可编队航行，官兵可免除晕眩之苦，也有利于舰队集中停泊，实旋下一步作战行动。同时，由于夏季多台风，按常规此季节不宜渡海，所以敌方防备定然松懈。此时发起攻击，可使敌猝不及防，取得兵法所谓“出不意，攻无备”的奇效。为避开台风的袭击，施琅选定夏至前后20余日为最佳渡海和作战时机，他凭着以往航海经验判断，这段时间中风浪最平和，台风发生的可能性较小。
在进攻路线的选择上，施琅根据风向和已知的敌方防御情况，决定清军船队从铜山启航，乘六月的西南季风向东穿越台湾地处澎湖主岛以南、郑军防守薄弱的八罩屿（今澎湖望安乡）一带。这样就可获得船队的锚泊地和进攻出发地，并占据上风上流的有利位置，向澎湖发起攻击。攻下澎湖，扼敌咽喉，然后兵锋直指台湾，可顺利实施“因剿寓抚”的战略方针。
郑氏集团方面，澎湖历来是其海上防御的重点。早在康熙三年郑氏集团从大陆逃往台湾时，为防备清军攻台，就对明天启年间荷兰人留下的防御工事进行了恢复和增修，并部署了常驻部队作为海防前哨。康熙二十年，郑军主将刘国轩得知施琅的主攻目标是澎湖，便亲到澎湖部署防御。刘国轩在乘船仔细巡视了澎湖各岛之后，根据其地形、地势对已有的防御设施进行完善，在各险要之处又修筑了新的设施。他将郑军指挥部设在澎湖港湾内的娘妈宫（在今澎湖马公镇），建炮城守卫。在港口两侧的西屿、内外堑、牛心湾和鸡笼屿、风柜尾、四角山以及港口外的虎井屿、桶盘屿等处设立炮台，又在沿海岸便于登陆的地段修筑了短墙，设兵把守。这样，郑军水师与岸上炮台相互配合，在澎湖构成了以娘妈宫为核心的海岛防御体系，工事星罗棋布，坚如铁桶。康熙二十二年四五月间，刘国轩在得到施琅将于夏季乘南风进剿的情报后，即选拔台湾精壮敢死之士，并抽调佃丁民兵，将可动员的商船、文武官员私船改装为战船，一起调配、部署于澎湖。使澎湖守军增加到1,7万余人，大小船只约200艘，集中了郑军水师的精锐。刘国轩拉开架式，严密布防，企图在澎湖与清军决一死战，一举挫败其统一台湾的军事行动。
（二）清郑澎湖海战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上旬，施琅将由福建水师和部分陆师官兵组成的清军水陆两栖部队集结于铜山，进行临战前的最后准备。他用米堆成“沙盘模型”，向将领们明确而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作战意图和方案，又下令在备战船的船帆上以大字书写本船主将的姓名，这样既便于指挥，又可根据其进退以定赏罚。施琅属下游击蓝理自愿担任破敌先锋，领取了“先锋银锭”。施琅于是犒赏全体将士，举行誓师仪式。清军攻台部队共有官兵2万余人，战船230余艘，船坚炮利，士气昂扬。
六月十四日清晨，施琅一声令下，清军舰队肩负着统一台湾的历史使命，浩浩荡荡驶出铜山港，风帆鼓起，龙旗飞扬，向着东北方向的澎湖进发。
六月十五日申时（15 -17时），清军舰队抵达澎湖西南的猫屿（在今七美乡）、花屿（在今望安乡）一带海面，与小股郑军巡海哨船相遇，敌未作抵抗即向澎湖主岛方向逃逸。清军按计划顺利夺取了八罩屿作为锚泊地，并派官员乘小船到郑军未设防的将军澳（在八罩之东）、南大屿（在澎湖列岛的最南端，即今七美屿）安抚岛民。
刘国轩虽得到情报说清军将于夏季发动进攻，并为此加强了澎湖的守备力量，但他与手下诸将均认为：施琅不过是在虚张声势而已，因为“六月风波不测，施琅是惯熟海务者，岂敢故犯突然兴师乎？”①所以当他接到哨船的报告说清军庞大舰队已占据八罩海域，时刻都有可能向澎湖发起攻击时，大感意外，匆忙组织迎战。这时部下丘辉等向刘国轩建议乘清军刚到，立足未稳之际，先发制人，主动出击。刘国轩则认为：澎湖处处设防，清军舰队无避风港湾可停泊，值此台风多发季节，一旦风起，清军无处容身，必然溃败，“此乃以逸待劳，不战而可收功也”②。他吩咐属下，坚守不出。
十六日晨，施琅率清军向郑军防御阵地发起进攻。刘国轩指挥郑军水师在澎湖港湾内排列横队，依托岸炮火力抵抗清军。清军船队由于行动不一致，将士争功，前后拥挤冲撞，队形发生混乱，部分战船被突然上涨的潮水冲近敌炮台，陷入郑船和岸上火力的包围之中。先锋蓝理被流炮击中，肚破露肠，仍拖肠血战，奋呼：“今日诸君不可怯战，誓与贼无生还！”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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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九，第335页。
② 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九，第336页。
③ 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九，第337页。
施琅见前军危急，驱船冲入敌阵，奋力救出被围战船，激战中眼部负伤，只得率军退出战斗。刘国轩看到清军退却，也不追赶，下令鸣金收兵。这时丘辉建议，乘清军新败，于当晚派水师袭击清军的锚泊地。刘国轩坚持“谨守门户，以逸待劳”，只等台风一起，清军将不战自溃。丘辉等怏怏而退。
十七日，施琅将船队撤回八罩屿进行休整。施琅久经战阵，初战失利后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他一方面严申军令，赏功罚罪，以激励官兵的斗志；一方面组织诸将及时汲取失利的教训，并对下一步作战行动进行了周密的筹划和部署。总兵吴英根据清军战船数量占优势的情况，提出以五船围攻郑军一船，以“五梅花”阵破敌的计策，这样既可免除战船互相冲撞之患，又可发挥数量上的优势，各个击破敌船。此议为施琅所采纳。
十八日，施琅派船先攻取了澎湖港湾外的虎井、桶盘二屿，扫清外围。十九日，施琅亲自乘小船到澎湖内、外堑等处侦察敌情及地理形势。二十、二十一两日，施琅派老弱残兵分两路佯攻内、外堑，以为示弱骄敌之计。
二十二日晨，经过充分休整和准备的清军向澎湖郑军发起总攻。旋琅将清军船队分为四部分，其编成、任务是：施琅率56只大鸟船居中，编成主攻船队，正面进攻郑军主阵地娘妈宫；随征都督陈蟒等率50只赶缯船、双帆船船居右，编成东线攻击船队，从澎湖湾口东侧的岢内突入鸡笼屿、四角山，为奇兵，配合主攻船队夹击娘妈宫；总兵董义等率50只赶缯船、双帆艍船居左，编成西线攻击船队，从湾口西侧的内堑进入牛心湾，为疑兵，牵制西面的郑军；其余80只战船为预备队，随主攻船队跟进。主攻船队56只战船，分为8股，每股7只，各作三叠，成梯次队形前进，施琅居中指挥。战斗一开始，双方均发炮对射，一时炮矢纷飞，烟焰蔽日，咫尺莫辨。接敌后，清军按照施琅“遇贼船一只，即会数只合攻”①的命令，变换“五梅花”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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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江日升：《台湾外记》卷十，第344页。
集中兵力击敌。战斗进行中，南风大发，波涛汹涌，清军处于上风头，诸船借风势扬帆疾进，奋勇杀敌。正酣战间，东、西线船队赶来，与主攻船队一起合击郑军，刘国轩见其军十丧七八，败局已定，匆忙率残部31只战船从澎湖北面的吼门逃往台湾。施琅见上作战取胜，遂令清军分抚诸岛，招降守岛郑军。防守娘妈宫、内外堑、风柜尾、四角山、将军澳、西屿头等处的郑军孤立无援，纷纷卸甲投戈，向清军投降，澎湖列岛全部被清军占领。
二十二日一战，自辰时（7-9时）至申时（15 -17时），激战一天，清军大获全胜，毙敌将军、副总督以下大小将领340余人、兵士1.2万人，生俘大小将领165人、兵士4853人，击毁、缴获战船194只。清军在十六日、二十二日两次作战中，共有329人阵亡，1800余人负伤。
澎湖海战是中国战争史上一次罕见的海岛攻防战役。从交战双方的实力对比看，清军在数量和质量上略占优势，郑军则是依托坚固防御阵地，以逸待劳，双方可谓各有优长，实力相当。最后的结果是，清军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全歼郑军精锐，攻占澎湖列岛的辉煌战绩，这与清军主将出色的指挥艺术是分不开的。
在渡海时间的选择上，施琅决定在风浪较平缓、同时又是台风多发季节的六月渡海，这样，一来保障了清军舰队在发起攻击前的安全航行和停泊，二来可出奇制胜，达成战役突然性。当然，风险也是存在的。
在进攻战术的运用上，施琅采取了多路分兵，奇正并用的战法，对几个方向上的防御之敌同时发起进攻，有效地打破了郑军的防御体系，使其顾此失彼，左支右绌，失去了整体防御的威力。
在进攻时间的掌握上，施琅为把台风袭击的危险降到最低限度，抓住战机，速战速决，只用了七天时间就干净、彻底地歼灭守敌，取得了澎湖海战的胜利。
此外，郑军主将刘国轩在防御上过于消极保守，没有利用清军初抵澎湖、远航疲惫和初战失利、主将负伤等时机，向清军发起主动进攻，而是收缩于港湾之内，一味死守，将取胜的希望寄托在台风等自然因素之上，这也是导致郑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澎湖海战是清郑双方带有决战性质的一次作战。经此一战，郑军精锐丧失殆尽，军心动摇，士无斗志；清军占有澎湖，士气旺盛，为统一台湾本岛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三、恩威兼施，和平统一台湾本岛
（一）施琅的政治攻势
澎湖海战结束后，清军对台湾郑氏集团已形成大兵压境的有利态势。这时，施琅为贯彻“因剿寓抚”的战略方针，下令暂停军事进攻，一面休整部队，补充弹药给养，做好进军台湾的准备；一面发动政治攻势，推动台湾问题向政治解决的方向发展。为在澎湖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他严禁杀戮，张榜安民，宣布免除三年的租税徭役，使澎湖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这对台湾的居民也不能不有所触动。他实行优待战俘的政策，为战俘疗伤治病，并允许投诚及被俘郑军官兵返回台湾与亲人团聚。这些人回到台湾，将其所见所闻辗转相告，产生了巨大影响。施琅向台湾军民发布了《安抚谕诚示》，宣扬清政府宽大投诚者的政策。他又派原刘国轩的副将曾蜚赴台做刘国轩的工作，促其劝说郑克塽等人向清政府投诚。
施琅与郑氏集团有杀父之仇，全家有数十口人丧于郑氏之手，但他能摒弃家仇，以国事为重。施琅对刘国轩、冯锡范的部下郑重表示：“断不报仇！当日杀吾父者已死，与他人不相干。不特台湾人不杀，即郑家肯降，吾亦不杀。今日之事，君事也，吾敢报私怨乎？”①这对消除台湾军民的“恐施”、“恐清”心理起了很大作用，表现出施琅不仅是一个智勇双全的武将，而且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卓越的政治才能。
（二）兵不血刃收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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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一一，第705页。
施琅对台湾郑氏集团的招抚策略，康熙深表赞许，并立即向台湾郑氏集团颁布了赦罪诏书，严正指出：郑氏集团割据台湾，人民饱受其苦，这种局面应尽早结束。郑克填等人若能“悔过投诚，倾心向化，率所属伪官军民人等悉行登岸”，不但以往罪过全部赦免，而且将得到清廷的优待①。
此时，台湾郑氏集团内部围绕今后的出路问题有三种意见。一是将领黄良骥提出，率台湾现有军队、战船渡海征服吕宋，以吕宋为基业，图谋东山再起。此议得到一部分人的赞同。二是刘国轩主张向清政府投诚。他认为澎湖失守，军心民心已经瓦解，台湾随时都可能出现大乱，只有归顺清廷，求得宽恕，才是唯一出路。三是冯锡范反对降清，他先是支持黄良骥等人攻取吕宋的主张，后又企图分兵死守台湾，顽抗到底。最后，在内外压力的逼迫下，刘国轩的主张占了上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闰六月初八日，郑克塽派人与清军谈判，表示愿意投诚，但又提出留居台湾的要求。施琅严辞拒绝，并提出：刘国轩、冯锡范必须亲自前来面降，将台湾的人口、土地全部移交清政府管理；郑氏集团人员遵旨剃发，迁入内地，听从清政府安置。七月初五日，郑克塽等人表示完全接受清方的条件，向清政府上表投诚。和谈取得成功，为台湾本岛的和平统一铺平了道路。
同年八月十三日，在郑氏官员的引导下，施琅率军从台湾的鹿耳门（今台南市安平港北）入港登陆。施琅沿途察看形势，感叹进入台湾的通道“港道纡回，地势窄狭，波涛湍急，可谓至险至固”②，庆幸能兵不血刃地平定台湾岛。十八日，施琅主持举行了隆重的受降仪式，宣读了皇帝的赦诏，郑克塽等遥向北京方向叩头谢恩。然后，施琅带领清军顺利接管了台湾全境。至此，台湾如离散多年的游子，终于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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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一，康熙二十二年七月丙申。
② 施琅：《靖海纪事》下卷，《舟师抵台湾》，第110页。
四、清政府巩固和维护统一的措施
（一）统一台湾后的善后措施
统一台湾后，施琅代表清廷进行了一系列善后安抚工作。他亲撰祭文，前往祭祀郑成功庙；对投诚的郑氏集团官员以礼相待，不加任何歧视和侮辱；对郑军投诚官兵发给粮食和俸饷，军官陆续送往大陆，士兵愿意归农的许其归农，愿意继续当兵的加入清军。为保护台湾的百姓，他整肃军纪，严厉禁止一切损害台湾人民利益的行为，公布了《谕台湾安民生示》、《严禁犒师示》等，恢复台湾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对以往的苛捐杂税实行减免，制止原台湾地方官员犒军扰民。
此外，清政府也兑现诺言，对投诚的郑氏集团成员进行封赏，封郑克塽为一等公爵，刘国轩、冯锡范为伯爵，俱编入汉军上三旗。刘国轩功高，被重用为天津总兵。其他文武官员及士兵也都得到了妥善安置。这些善后措施对于消除台湾军民的疑惧心理，稳定台湾的社会秩序，巩固统一的成果产生了巨大作用。
（二）清廷关于台湾弃留问题的争论与在台建府设防
就在清政府举朝欢庆数十年海患一举荡平之际，关于台湾的弃留问题在清朝高层官员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相当一部分大臣主张将台湾居民迁徙到内地，然后放弃台湾，退守澎湖。他们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台湾与大陆远隔重洋，清政府对其鞭长莫及，一旦受到外敌入侵，难于救援，丧师失地，有损国威。而且上万名官兵长守孤岛，难免再次形成反叛割据的局面。二是派兵驻守台湾，每年要耗费大量钱粮，必然成为朝廷的沉重负担。三是台湾不过是一个海中孤岛，没有开发利用的价值。因此台湾应及早放弃，甚至可以任凭荷兰殖民者等外国势力重新侵占。与这种损害国家利益，将祖国领土拱手让与外人的错误论调相对立，一些有见识的文武官员，主张在台湾驻兵设防，对台湾行使管辖权。特别是施琅，他深知台湾的弃留是关系到国家能否长治久安的大事，于当年十二月上《恭陈台湾弃留疏》①，对台湾的弃留问题作了详尽的分析，提出了保留台湾的主张：
首先，指出了台湾在海防上的重要性。他说：台湾虽远在海外，但“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回”，堪称祖国东南之屏障，直接关系着江、浙、闽、粤四省的安危，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如果对台湾弃而不守，不但“海盗”等匪徒会以之为巢穴，扰乱海疆，更为严重的是若听任荷兰等外国势力占据台湾，他们必以此为立足点，威胁海疆，窥伺内地，沿海诸省的安全将无法保证（施琅在后来的《海疆底定疏》②中又指出：中国东南地区安全的最大隐患在海上而不在陆地。陆上的威胁有形可察，易于消除；海上的威胁则难以预测，应该防微杜渐）。针对放弃台湾、只守澎湖的错误主张，施琅指出：“如仅守澎湖，而弃台湾，则澎湖孤悬汪洋之中，土地单薄，界于台湾，远隔金厦，岂不受制于彼而能一朝居哉？是守台湾则所以固澎湖。台湾、澎湖，一守兼之。沿边水师，汛防严密，各相犄角，声气关通，应援易及，可以宁息”。这就是说，放弃台湾则澎湖即如大海中的孤舟，面积狭小，驻兵有限，而且其地距台湾近，离大陆远，根本守不住。只有台、澎并守，互为犄角，互相支援，形成防御纵深，才能确保东南沿海的安全。因此施琅认为，对台湾“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国”。
其次，阐述了台湾经济上的发展前途。他说：台湾沃野千里，物产丰富，植被丰茂，盛产硫磺、水藤、糖蔗、鹿皮等，各种日用品基本可以自给。而且台湾“舟帆四达”，极利于开展海上贸易，经济必然会繁荣发达。所以施琅认为台湾“实肥饶之区，险阻之域”，是一个富饶的宝岛，海防的重镇，是皇天赐予大清朝的，决不可轻易放弃。
第三，对台湾的驻防制度、粮饷供应等问题提出了建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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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施琅：《靖海纪事）下卷，第120页。
② 施琅：《靖海纪事》下卷，第132页。
主张在台湾设总兵，在澎湖设水师副将，实行三年一易的换防制度。驻防部队可以实行屯田，寓兵于农，争取就地解决粮饷问题，不给内地造成过多的经济负担。
旋琅对台湾地位、作用和海疆安全形势的分析判断是极具战略眼光的，因而很快受到了康熙帝及众多王公大臣们的重视。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正月，康熙帝谕示：“台湾弃取所关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①。一锤定音，结束了清廷上下对台湾弃留问题的争论。当年四月，清政府在台湾建台湾府（下辖凤山、诸罗、台湾三县），隶属福建省。又采纳施琅的建议，在台湾设总兵一员、副将二员，驻兵8000，分为水陆八营；在澎湖设副将一员，驻兵2000，分为二营。
清政府又于康熙二十二年底至二十三年先后进行了展界和开海，即宣布废止对沿海各省的禁海、迁界法令，安排被迁离故土的沿海百姓返回家园，恢复正常的农业、渔业生产和海上贸易活动。这些措施促进了大陆和台湾的经济发展，密切了两岸的贸易往来和交流，对巩固统一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