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烨(1654 - 1722)，顺治帝第三子。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帝病死，年仅8岁的皇太子玄烨即位，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改元康熙，以明年为元年。康熙六年（1667年），14岁的玄烨亲政，但实权仍操在鳌拜手中。鳌拜恣意妄为，结党乱政，根本不把年幼的皇帝放在眼里，“凡事在家定议，然后施行”①，甚至称病不朝，要康熙帝亲去问疾。颇想有所作为的康熙帝当然不想做任人摆布的傀儡，决心搬掉这块妨碍国务活动正常进行的绊脚石。八年五月，按照康熙帝的策划和部署，埋伏在宫中的侍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入宫的鳌拜逮捕，软禁终身，其党羽也被捕杀殆尽。从此，康熙帝牢牢地掌握了清王朝的军政大权，励精图治，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帝王之一。
康熙帝不但是著名的政治家，也是著名的军事家。他曾说过：“朕自即位以来，办理军务甚多。……部院诸事，朕尚与诸臣商酌之，惟军旅之事，皆出自一心筹画。”②正是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显露出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高超的指挥艺术，并形成了他的军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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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满洲名臣传》卷五，《鳌拜列传》。
②《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三，康熙四十九年八月庚辰，中华书局影印。
一、国防思想
（一）“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
康熙帝从民本思想出发，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认识到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国家不可能安定，他的皇帝宝座也不可能稳固。所以，他非常重视人心的向背，认为它比长城、武器等物质的东西重要得多。康熙三十年（1691年），古北口总兵蔡元上疏，建议修复倾塌的长城。康熙帝认为：“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①康熙二十一年，监察御史拉塞提出，三藩之乱已经平定，除陕西近边及沿海省分外，其余省分应禁止火器。康熙帝对此颇不以为然，他说：“治天下之道，在政事之得失，于火器何与！夫火器，孰有多于吴三桂者乎？因其所行悖逆，即致灭亡。"②可以看出，康熙帝已认识到，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是政治，是人心得失，所以他非常赞赏孟子“仁者无敌”的思想。他说：“仁者无敌，此是王道。与其用权谋诈伪无稽之言，不若行王道，则不战而敌兵自败矣。王道二字，即是极妙兵法。”⑧
基于以上的认识，康熙帝一方面大力发展生产，一方面通过赈济、蠲免地丁钱粮等，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民负担，以“修德安民”，争取民心。康熙二十七年，喀尔喀蒙古在噶尔丹军侵入漠北以后，全部迁入内蒙古。康熙帝命“发归化城、独石张家二口仓储，并赐茶布牲畜十余万以赡之，暂借科尔沁水草地使游牧”④。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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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康熙三十年五月丙午。
②《清圣祖实录》卷一〇四，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已卯。
③《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三，康熙四十九年九月辛亥。
④ 魏源：《圣武记》卷二，《康熙亲征准噶尔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6页。
康熙帝在多伦诺尔与内外蒙古各部首领举行会盟。期间，他巡视喀尔喀营寨，“其穷困者赏以银、布”①，又以大批牛羊赏给喀尔喀贵族。虽然受益的主要是喀尔喀贵族，但也有利于喀尔喀人民的休养生息，因而赢得了喀尔喀蒙古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当年五月，康熙帝在多伦会盟之后返京途中对扈从大臣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②康熙帝这个思想是很有见地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对噶尔丹的战争中，喀尔喀人民不但为清军“引路、探信、牧马、掘井”③，而且出动精骑配合清军作战，战争的胜利，是与喀尔喀人民的积极支持分不开的。康熙帝在“施恩”喀尔喀的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对蒙古诸部的管辖和治理，发展了蒙古地区的经济，稳定了当地的社会秩序，密切了清王朝与蒙古的关系，巩固了北部边防，筑起了一道遏制沙俄入侵的坚固长城。
（二）“凡中国之地，不可少弃之于人”
沙俄侵略者于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至康熙六年（1667年）康熙帝亲政时，侵占我国领土已长达20余年。富有爱国思想的康熙帝从亲政时起，就十分关注这一事实。他利用一切机会进行调查研究，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在平定三藩叛乱、统一台湾之后，康熙帝立即把注意力转向北方的俄罗斯。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向大学士勒德洪、明珠等人谈了他对解决中俄争端的看法，明确指出：“向者，鄂罗斯无故侵扰我边陲，后复渐入，越我疆界，索伦、赫哲、费雅喀、奇勒尔等处之人，皆被扰害，不获宁居。”他指示清政府派人与沙俄交涉，要求侵占我雅克萨的侵略者“当即返雅库（今俄罗斯雅库茨克）地方，以雅库为界，干彼处捕取貂皮，于彼土收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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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康熙三十年五月庚寅。
②《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康熙三十年五月壬辰。
③《清圣祖实录》卷一七三，康熙三十五年五月丙子。
产，勿入我边界，恣意妄行”①。康熙帝力图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由于沙俄侵略者无视清政府的严正立场，继续霸占中国的领土，康熙帝在继续争取和平解决两国争端的同时，也主张以武力驱逐侵略者。二十四年三月，康熙帝在给俄国沙皇的敕书中，详尽地阐发了上述思想，他说：“向者，尔国居于尔界，未曾侵扰我界，边民咸宁。后尔罗刹入侵我境，骚扰地方，抢掠百姓妇孺，滋事不止。……观尔罗刹并无停止侵扰之势，故兹出兵征讨雅克萨。……倘尔怜悯边民，使之免遭涂炭流离之苦，不至兴起兵革之事，即当迅速撤回雅克萨之罗刹，以雅库等某地为界，于该处居住捕貂纳税，勿入我界滋事。若遵朕谕旨而行，即令我征讨大军停止前进，撤至边界地方。如此，则疆圉帖然，而无侵扰之患，贸易遣使，和睦相处。”②
从上述谈话和敕书中可以看出，康熙帝在与沙俄侵略者斗争的过程中，已经萌生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思想：第一，沙俄侵略者无故越界，侵扰我边疆，占领我领土，扰害我百姓，是一种侵略行径。第二，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决不允许这种事情继续存在。为了保卫自己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有权诉诸武力。第三，两个国家的边界必须区分清楚。第四，两国间正确的关系应该是各居疆土，互不侵犯，派遣使臣，贸易往来，和睦相处。
尽管当时清王朝还没有与邻国划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边界，但康熙帝在与沙俄侵略者的斗争中，已经提出了边界的概念，并认识到边界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意义。因此，在第二次雅克萨之战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康熙帝主动撤军，与俄国进行边界谈判。康熙二十六年，康熙帝明确指出：“和睦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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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何秋涛：《朔方备乘》卷首一。
②《康熙帝为再次敦促俄人即速撤出雅克萨事致俄沙皇敕书》（康熙二十四年三月十七日），《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册，中华书局198 1年版，第51页。
勘定边界，事关紧要。”①
康熙二十七年，在清政府谈判使团赴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参加中俄边界谈判之前，康熙帝召见索额图等使臣，就
中俄谈判的有关事宜发布了重要谕旨。第一，首先回顾了中俄两
国交恶的历史，指出其根源在于“罗刹侵我边境”，“据我属所居
尼布潮（尼布楚）、雅克萨地方，收纳我逃人根特木尔等”。第二，指出黑龙江流域的重要地位：“黑龙江之地，最为扼要。由黑龙江而下，可至松花江。由松花江而下，可至嫩江。南行，可通库尔瀚江（今牡丹江），及乌喇（即乌拉，今吉林市）、宁古塔（今宁安）、席北、科尔沁、索伦、打虎儿诸处。若向黑龙江口，可达于海。又，恒滚、牛满等江，及净溪里江口，俱合流于黑龙江。环江左右，均系我属鄂罗春、奇勒尔、毕喇尔等人民及赫哲、飞牙喀所居之地。若不尽取之，边民终不获安”。第三，康熙帝进一步深化了关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思想，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他说：“朕以为，尼布潮、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我之逃人根特木尔等三佐领，及续逃一、二人，悉应向彼索还。”最后，强调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签订和约，划定两国边界，“如鄂罗斯遵谕而行，即归彼逃人，及我大兵所俘获招抚者，与之画定疆界，准其通使贸易。否则，尔等即还，不便更与彼议和矣”②。
为了保卫国家主权不受侵犯和领土的完整，康熙帝提出了在边疆地区驻兵永戍的思想。早在康熙二十二年，康熙帝即已认识到，若不在边境地区驻兵，虽然将侵略者驱逐出去，也难以保证边疆的安全，将会出现“我兵进则鄂（俄）罗斯退，我兵还则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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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议政王大臣等题应行文催促俄使臣速来议划边界本》（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册，第80页。
②《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五，康熙二十七年五月癸酉。
罗斯又进，用兵无止息之日，而民生亦不获安”①的局面。当时清政府的文武官员因为对在边疆驻兵永戍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加之黑龙江地区人口稀少，自然条件比较恶劣，不愿在边境长驻。康熙帝毫不动摇，一再强调驻兵永戍的思想。康熙二十六年，他再次提出“多贮粮食，永戍官兵”的问题。康熙对兵部尚书鄂尔多说：“若黑龙江我兵不能永戍，自松花江、黑龙江以外，所居民人皆非吾有矣。尔等皆系选择差遣，往至彼处，殚心竭虑，务期为久远充裕之计。”②非常显见，康熙皇帝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思想感情已溢于言表。
二、建军治军思想
康熙帝曾写过一篇《提镇箴》，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建军治军思想。全文抄录如下：
“武臣之职，建威销萌。星罗棋布，以壮干城。韬钤宜裕，纪律宜明。拊循宜至，训练宜精。计安黎庶，爰设五兵。《易》言畜众，《诗》咏求宁。闾阎参伍，勿扰吾氓。山无伏莽，海绝长鲸。民恬耕凿，惟尔之能。馈饷食给，毋致呼庚。尔能廉洁，众以饱腾。投醪饮河，古史所称。惠逮卒伍，忠爱乃生。如捍头目，如卫父兄。群众从违，视尔攸行。文武辑睦，毋相抗衡。军民调剂，齐持其平。朕亲简阅，黜陟有程。下逮偏裨，选授匪轻。才勇必录，窳惰必惩。矧尔大帅，节钺是膺。宜体朕意，勉竭股肱。”③
康熙帝与臣僚的谈话和下达的谕令中，也有不少是关于建军治军问题的，现综合论述如下：
（一）“训练宜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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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何秋涛：《朔方备乘》卷首一。
②《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一，康熙二十六年十月己巳。
③《清六朝御制文集》康熙第二集卷三五，《箴》。
康熙帝非常重视军队的训练。在平定三藩叛乱的战争中，康熙帝发现八旗兵已丧失了昔日能征善战的锐气，将怯兵懦，士气低落，一再贻误战机。为此，在平叛战争胜利的当年，康熙帝即建立木兰围场，以加强八旗兵的训练。康熙帝一再强调训练的重要性，说“围猎以讲武事，必不可废”①，并谕令全国各省的驻防官兵都要行围习武。康熙二十四年，他强调指出，“国家武备不可一日懈弛”；在国家承平之时，“训练士卒，简阅军器”，是“修武备”的重要内容，必须坚持每岁操练将士、习试火炮的旧例②。乌兰布通之战时，由于主帅指挥无方，部分将领临阵退缩，使本来可以聚歼敌人的一次作战打成了击溃战；清军因缺乏训练，“未熟于战阵”，增大了伤亡。对此，康熙帝非常痛心和懊悔，从血的教训中，他深感“从古行兵，未有不预操练者”③的道理。此后，他“简阅官兵，岁凡两举”④，“春秋二季，令八旗官兵，集于宽敞平原之地，排列阵势，鸣锣进退，以熟操练”⑤。曾在清廷供职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白晋，于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在向法王路易十四写的一份秘密报告中，曾提及康熙帝重视军队训练和清军训练的情况。他说：“皇上还特别注意军队的练兵活动。按规定军队在春秋两季各两个月，每五天要有一天操演武艺。这项规定适用于驻守京师的所有军队，因此在练兵季节，每天都有五分之一的驻军在操练。皇上时常诏令京师军队，也有时令其中的一部在御前比武，军事技术熟练的人可以得到奖励。”⑥康熙帝每次出巡、行猎，都注意考察清军的训练、素质等方面的情况。他发现，那些平时不多训练的部队，官兵既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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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圣祖实录》卷一〇二，康熙二十一年五月丙寅。
② 《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三，康熙二十四年十一月甲戌。
③⑤《清圣祖实录》卷一四八，康熙二十九年九月丁酉。
④ 《清圣祖实录》卷一六一，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戊子。
⑥ [法]白晋：《康熙皇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页。
齐，且多羸弱，不耐劳苦，战时必不可用；而只要勤于训练，庸弱的部队亦可振作，骑射俱佳。由此，他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官兵全须训练”①；“兵在训练之善不善耳，不关乎风土也”②。
难能可贵的是，康熙帝还认识到“学而知之”的重要性。他说：“凡事必亲历乃知。"③只要认真学习，反复实践，就能增长才干。他回忆起自己几十年的军事生涯，说：“朕于骑射哨鹿行猎等事，皆自幼学习，稍有未合式处，侍卫阿舒默尔根即直奏无隐。朕于诸事谙练者，皆阿舒默尔根之功。迄今犹念其诚实忠直，未尝忘也。……朕所以屡谕尔等者，以尔等年少，宜加勤学。凡事未有学而不能者。朕亦不过由学而能，岂生而能者乎！”④这是康熙帝强调训练的理论基础。
康熙帝还认为，部队的训练，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而有所不同，不能搞一个模式，一刀切。康熙三十六年七月，新任浙江黄岩总兵徐九如赴任前向康熙帝请训，徐是北方人，康熙帝对他说：“南北情形不同，操演兵丁，各随土地之宜，不可拘泥，以北方操演之为善。”⑤这种按照实际情况决定训练内容和方法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
（二）“纪律宜明”
康熙帝重视军队的纪律，指出“节制不严，则骄惰之兵众”⑥，而“师出以律，可奏肤功”⑦。康熙三十四年，他在总结清军致胜的原因时，就把“军纪森严，信赏必罚”⑧列为第一位。
重军纪的思想古已有之，康熙帝把严明纪律和不扰民、得民心联系在一起，则是他民本思想的深化和延伸。康熙十二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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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圣祖实录》卷二一五，康熙四十三年二月丁酉。
② 《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二，康熙四十九年四月壬寅。
③《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八年三月初七日，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④《清圣祖实录》卷二八五，康熙五十八年八月己未。
⑤《清圣祖实录》卷一八四，康熙三十六年七月壬午。
⑥ 《清圣祖实录》卷二五六，康熙五十二年十月癸未。
⑦⑧《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十八，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甲辰。
清廷派兵讨伐吴三桂叛乱。康熙帝在审阅兵部拟定的《出师禁例》时指出：“遣发大兵，原为扫靖叛逆，以安百姓”。他估计清军所到之处可能发生“恃强掠民财物，拆人庐舍，坏人器具，污人妇女，扰害生民”之事，因而谕令统兵将帅：“申明纪律，严加钤束。倘有违禁妄行，从重治罪”①。次年正月，提出了“行军之道，惟得民心为要”的思想，并要求做到“厚加抚恤，严禁侵掠”，“无犯秋毫”②。康熙三十三年十月，康熙帝在颁给将军的敕书内，把“勿得累民”放在首位，强调指出：“凡行兵，若无纪律，断不能成事。前南方用兵时，不扰民者皆克成功；凡扰民之兵，无一成功者。”③这样就把军纪、不扰民和事业成败的关系阐述得更透彻、明确了。当然，康熙帝强调纪律和不扰民，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而且由于清军的阶级本质，也决定了不可能真正做到“不扰民”。但康熙帝能提出这样的要求，并在一定程度上贯彻执行，这对保障人民生活的安定，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康熙帝曾数次制定军纪，刊布全国。康熙二十九年七月，他提出了一些初具规范的军令。三十四年十二月，又“规酌旧制，参以新谟”，拟定军令17条。这项军令，非常详尽具体。
（三）“才勇必录”
康熙帝认为，部队的素质是与军官的素质息息相关的，军官选好了，可以把一个素质差的部队带好。康熙帝选拔武官的标准是“才”、“勇”两个方面，要求“才勇必录”④。“才”包括军事技术（步射、骑射）和组织管理能力，善于行阵，有一定的作战经验，并且要有“事必率先”的品质。以上诸方面要综合考察，不能只执一端而定优劣。当时兵部考试武官，往往以射箭中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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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平定三逆方略》卷一，康熙十二年十二月癸亥。
②《清圣祖实录》卷四五，康熙十三年正月乙亥。
③《清圣祖实录》卷一六五，康熙三十三年十月甲寅。
④ 《清六朝御制文集》康熙第二集卷三十五，《箴》。
否以及相貌身材为标准，康熙帝对此提出了批评，并对兵部提出的候选武职人员中“有战功实绩者，应免其部考，即准注册推补”①的改革方案表示赞同。
对于高级军官，康熙帝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韬钤宜裕”②。他认为：“用兵无谋略学问，断然不能”③；“为将尚智不尚力”④。而要有“智”，有“谋略学问”，就要读书。不但高级将领要读书，中下级军官甚至士兵都要读书。而且只有武官爱读书，有学问，才能开拓风气。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康熙帝提出：“令兵丁读书考试，诚一美事。武职虽以骑射娴熟，人材壮健为要，若不知读书，则不知兵法。今提镇等官，俱简用学问优者，该管兵丁，令其教习，故为兵者，亦皆鼓舞而读书者多矣。”⑤中国古代一般不重视武官的文化素质，康熙帝提倡武职官员乃至兵丁读书，是十分可贵的。但他同时又认为，读书应有所分析，有所取舍。他在评论《武经七书》时说：“其书甚杂，未必皆合于正。所言火攻、水战，皆是虚文。若依其言行之，断无胜理。且有符咒占验风云等说，适足启小人邪心。……用兵之道，《七书》之言岂可全用？”⑥
（四）“爱惜兵丁”
士兵是军队的基础。没有素质良好的士兵，就不可能建设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而要使士兵服从指挥，勇于作战，除了要有一定的纪律以外，则要关心士兵，爱护士兵。康熙帝深谙此道，提出要爱惜兵丁，这是他“得民心”思想在治军问题上的体现。他说：“恤兵之道，宜亟讲也。”⑦又说：“兵虽良，如不善抚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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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圣祖实录》卷一三八，康熙二十七年十二月辛丑。
②《清六朝御制文集》康熙第二集卷三五，《箴》。
③《清圣祖实录》卷二六六，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壬子。
④《清圣祖实录》卷一三六，康熙二十七年七月乙酉。
⑤《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一，康熙五十一年十月癸亥。
⑥《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三，康熙四十九年九月辛亥。
⑦《清六朝御制文集》康熙第四集卷九，《敕》。
困苦之，则兵虽良无用也。”①所谓“善抚绥”，就是军官应廉洁，兵丁应得的钱粮要如数支给，不得克扣，这就是养兵之道。因此，康熙帝对当时清军中那些“虚悬兵数，冒食钱粮”，“剥兵以自肥”的军官非常不满。他告诫都统、总兵等武职大员：“尔等武臣多出身行伍，一旦居官，顿忘在昔为兵之苦而扣克粮饷，于心何忍！今虽末员，当计日后渐臻大任，可不存心爱惜兵丁乎？”②康熙帝不但教育高级将领对兵丁“拊循宜至”，而且身体力行。他曾以自己的所作所为教育清军将领，说：“朕御极五十余年，无时不以爱养士卒为念，内而八旗禁旅，外而各省绿旗，视同一体，或代还积债，或遣官犒赏，或严禁克减，或察核虚冒，所以体恤之者，惟恐不至。”③综观康熙帝的一生，这话大致是不错的，他关心和爱护兵丁，并帮助他们解除困难和疾苦。例如，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巡视吉林，发现“兵丁役重差繁，劳苦至极”④，遂将各种无益差徭予以革除。雅克萨之战时，康熙帝“闻军士间有患疾者”⑤，即派出太医院医生携药赴前线为将士治病。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帝亲率大军深入漠北，“每驻营，上亲拊士卒，相水草”⑥。为解决兵丁的生活困难，康熙帝多次动用公帑，贷给兵丁，并将兵丁无力偿还的予以豁免。康熙四十二年颁发帑金655万余两贷给八旗兵丁，四十五年将未经扣取的部分进行豁免，五十年将绿营兵丁所借帑金4.88万两均予免除。
（五）信任降将，重用汉将
出于瓦解敌人、壮大自己力量的需要，康熙帝重视对敌人进行招抚，并认为：“归顺即良民矣”⑦。因此，他对投诚之人不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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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清圣祖实录》卷一八二，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己丑。
③《清六朝御制文集）康熙第四集卷九，《敕》。
④《清圣祖实录》卷—〇二，康熙二十一年五月丙寅。
⑤《平定罗刹方略）三，《朔方备乘）卷首七。
⑥魏源：《圣武记）卷三，《康熙帝征准噶尔记》，第118页。
⑦《清圣祖实录》卷二六五，康熙五十四年九月己酉。
不辱，妥善安置，使其各得生路。对投诚的将领，则量才授以官职，使之有职有权。由于受到信任，投诚归附的将领大都能实心任事，英勇作战。施琅原为郑成功部将，降清后先后任知县、总兵、提督、内大臣等职。平定三藩叛乱后，康熙帝拟命其为福建水师提督，统兵进取台湾。“举朝大臣以为不可遣，去必叛”①。康熙帝不但毅然任命旋琅为福建水师提督，而且当施琅与福建总督姚启圣在出兵时机等问题上意见分歧时，给予施琅专征权。在施琅进取澎湖台湾的过程中，康熙帝予以大力支持，提供各种方便的条件。应该说，施琅统一台湾的功业，与康熙帝的信任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又如林兴珠原是吴三桂的水师将领，归附后受到信任和重用，屡立战功，被授予侯爵。后康熙帝命其率藤牌兵赴黑龙江，林兴珠不负所望，雅克萨之战中英勇杀敌，立有大功，受到康熙帝的称赞。总之，康熙帝信任降将是很高明的一着，对取得历次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重用汉将，是康熙帝在用人方面的一大特点。清朝是以满洲贵族为主体而建立的封建王朝，兵权掌握在以皇族为主的满洲贵族手中。平定吴三桂叛乱战争初期，康熙帝本是想依靠八旗将士，但结果令他大失所望，那些统兵的王公贝勒等大臣，“不遵指授，互相观望，迁延不进，以致逆贼得据大江之南”②。在这种情势下，康熙帝认识到仅仅依靠满洲兵将，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重用汉兵汉将。因此，他大力提拔、重用汉将。这些汉将在平定“三藩”叛乱的战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西北战场，八旗官兵人数既少，又多怯战，因此，康熙帝一方面大力招抚影响西北局势的王辅臣，一方面把收拾乱局，稳定西北战场的重任交给张勇、王进宝、赵良栋等汉将，授张勇为“靖逆将军”，封“靖逆侯”，命其“仍兼管甘肃提督事务，总督不得节制，一切征剿机宜，听尔便宜以行，镇将各官悉听统辖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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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圣祖庭训格言》。
②《清圣祖实录》卷五一，康熙十三年十二月庚子。
遣”①。康熙十四年末，宁夏兵变，戕杀提督陈福，张勇荐天津总兵赵良栋继陈福为提督。赵良栋宁夏人，祖籍陕西。“议者疑公陕人，不可信”②，康熙帝却仍然命赵良栋为宁夏提督。张勇、赵良栋和西宁总兵王进宝并称河西三将，甘肃大局的恢复，得三汉将之力最大。康熙十八年，吴三桂已死，南方形势渐定，然尚有汉中、兴安未复，而进兵四川，此为必取之地。八旗将领咸以恢复为难，康熙帝认为必须重用西北汉将才能奏功，因而他传谕张勇等：“自古汉人逆乱，亦惟以汉兵剿平，彼时岂有满兵助战哉？”③康熙帝作为清王朝的帝王，不可能把汉人与满人平等对待。他倚重汉将，一方面是因为看到了汉人的力量，一方面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后来在统一台湾、平定准噶尔上层贵族叛乱的战争中，康熙帝继续采取重用汉将的方针，也都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五）“军中火器，甚属紧要”
康熙帝是一个重视科学技术的封建帝王。他生活的时代，火器已大量应用于战争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康熙帝看到了火器的重要作用，认为“军中火器，甚属紧要”④。他十分重视火器的制造，经常根据战争的需要和战场的特点，对火器的研制提出具体的要求，并亲临卢沟桥视察火炮试放。正是由于康熙帝的关心和重视，康熙年间是清代火炮制造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时期。在战争中，康熙帝随时抽调火炮加强某一地区的清军，并在清军中建立了专操火器的特种兵部队——火器营，从而使火炮充分发挥其作用。与清代其他帝王相比，康熙帝思想上较少保守，实行开放的政策，注意利用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学习、引进国外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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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平定三逆方略）卷十三，康熙十四年三月丁丑。
② 昭梿：《啸亭杂录》卷九，《赵勇略》，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05页。
③《清圣祖实录》卷八五，康熙十八年十月辛未。
④《清圣祖实录》卷一四八，康熙二十九年九月癸巳。
的武器制造技术。康熙十三年，他命比利时人、耶稣传教士南怀仁制造火炮，并且提出“务加意精工，俾越山渡水轻便利用”①的要求，从而使清代火炮趋向小型化。曾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当过康熙帝老师的法国人白晋在给法王路易十四的奏折中曾这样说：“这位贤明的皇帝懂得尽可能充分利用一切对本国生存和发展有价值的东西。皇上刚刚了解到西式大炮和迫击炮的铸造法，立刻命令采取这种方法，铸造许多大炮和迫击炮。他还旨令每天连续铸造各种大炮和小炮，并令禁卫军官兵练习放炮、投弹等军事技术。此外，还备置了许多用一匹马或一头骡子即可拉着走的青铜小型野战炮，并制造一种非常轻便的三角炮架。这种炮架和野战炮需要的弹药一起由另一匹马或骡子驮运，这是皇上想出的办法。”②
康熙帝虽然重视火器的制造和使用，却不把火器看作是战争胜败、政权巩固与否最根本的因素。他从儒家“仁者无敌”的思想出发，认为“治天下之道，在政事之得失”，并以吴三桂为例，说明火器再多，如果不行正义，得不到人民的拥护，最终也是要失败的，所以他说：“观此，则火器之不足恃可知矣”③。但是，康熙帝对火器又存有戒心，并严格地加以控制，以免危及其统治。他不仅规定严禁民间铸造和使用火器，甚至将子母炮等比较先进的火器只装备八旗兵，连绿营兵也不得制造和使用。这种政策无疑妨碍了火器的进一步发展。
三、作战思想
康熙帝作为清军的最高统帅，指挥过数次大的战争，并曾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康熙帝的作战思想，主要是这些战争实践的，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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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平定三逆方略》卷八，康熙十三年八月壬寅。
②[法]白晋：《康熙皇帝》，第49页。
③《清圣祖实录》卷一〇四，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己卯。
（一）“用兵之道，要在乘机”
康熙帝说：“用兵之道，要在乘机。”①战争是敌对双方各以军队为主体进行的对抗行动。所谓“乘机”，就是说军事指挥员要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适时地定下决心并采取必要的行动。这里的关键在于不失时机。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康熙帝认为，“惟在相机而行”，“随机而应”。他说：“朕屡次出兵，看来为将诚难。一应军务，惟在相机而行，固不可急，亦不可缓。……故为将者，必相机调遣，方能济事。”②又说：“朕于国家之事，未尝胶执己见，惟虚己以视机宜。即用兵之道，亦复如是。一日之中，千变万化。朕统大兵至克鲁伦时，亦视贼之形势，随机而应，并不豫立己见。"③这就是说，第一，任何事物都处于不断
发展变化之中，战争更是如此，“一日之中，干变万化”。第二，将帅在战前虽然必须预先定下决心，拟制出战争方略和作战计划，但面对于变万化的形势，决不可“胶执己见”，把事先定下来的方略、计划固定化，而是要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随时修订原来的方略、计划。“不豫立己见”，也是这个意思。所谓“相机而行”、“随机而应”，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按照实际情况活用原则。第三，要“乘机”、“相机”、“随机”，首要的是要“虚己”，即客观地判断、分析形势，不能犯主观主义的错误。
“虚己”是康熙帝对自己，也是对每一个统兵将领的要求。所以他给予统兵的高级将领相机处理兵事的权力，反对凡事请旨而行。他说：“大将军出征，进止调度必待中旨，于古未闻。”④因为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而当时信息的传递又受通信、交通工具的限制，“如皆请旨而行，则有仓卒军机，必致迟误”⑤。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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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圣祖实录》卷一八〇，康熙三十六年二月癸巳。
②《清圣祖实录》卷一八六，康熙三十六年十二月甲寅。
③《清圣祖实录》卷一八〇，康熙三十六年二月甲申。
④《平定三逆方略》卷九，康熙十三年九月戊辰。
⑤《清圣祖实录》卷一八一，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壬戌。
然，对于一些事关重大的原则问题，则应随时请示报告。但是，对于上级的指示，下级也不应机械地执行。康熙十三年九月，康熙帝遣侍卫传谕勒尔锦说：“若何进战，一在于王。”他还进一步说明一个将帅如何处理好执行他的敕谕与将帅个人决策的关系，指出：“因王等与贼相持，朕不自暇逸，屡有敕谕，冀或有一当耳，非朕欲从中制也。……勿惟朕谕与议政大臣之议是从。”①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康熙帝能有这样的认识和做法，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二）剿抚兼施，恩威并用
在历次战争中，康熙帝善于把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不断地对敌人进行招抚，以分化瓦解敌人。从平定三藩战争开始，到康熙帝晚年平定策妄阿拉布坦叛乱的战争，其间每一次大的战争，康熙帝都充分地利用“招抚”这一重要手段。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在得到吴三桂叛乱消息几天之后，康熙帝即发敕宣谕云贵军民，进行招抚。这一工作贯穿于战争的始终，招抚的对象，从叛乱地区的平民百姓、士兵、各级官吏将领，直至吴三桂本人。康熙十五年八月，康熙帝谕令安亲王岳乐等对“叛变之人”“时加招徕”，并且指出，“即吴三桂，果有悔罪输诚之心，亦何不可容受？”②招抚的手段，或是颁发敕谕，或是通过叛乱者的父母、妻子儿女、亲友以及派遣军政官员，或是将俘获的人员放归，这些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康熙十五年六月，王辅臣归降。康熙帝下令，将吴三桂派往平凉助王辅臣的彝苗等少数民族官兵，“其官员各加一级，兵丁酌量赏赉，俱发回云南，并晓谕令各于原籍招抚从贼人民”③。次年八月，又将彝族总兵官陆道清遣回云南。后清军进军四川，叛军又想利用这些少数民族官兵对抗清军。陆道清等不愿与清军为敌，皆避入山中，“平贼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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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平定三逆方略》卷九，康熙十三年九月戊辰。
②《清圣祖实录》卷六二，康熙十五年八月己未。
③《平定三逆方略》卷二四，康熙十五年六月己卯。
伊等方下山引导我军（清军），极其效力”①。在康熙帝的招抚政策感召之下，不但大批叛军将领和士兵投诚，耿精忠和尚之信等也先后倒戈，从而孤立了叛首吴三桂。统一台湾过程中，对郑氏集团的招抚亦很成功。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施琅率清军水师攻占澎湖，守将刘国轩退守台湾。康熙帝考虑到，台湾孤悬海外，“若不许其投诚，则彼或窜处外国，又生事端，不若抚之为善”②。于是对郑氏集团大力招抚，终使郑克填率众投降，统一台湾大业卒以完成。
康熙帝招抚思想的特点之一，是认识到政治招抚与武力打击是相辅相成的，政治招抚只有以武力打击为后盾，才能成功。康熙十三年底，陕西提督王辅臣叛附吴三桂，杀清朝经略大臣莫洛。鉴于陕西为边陲要地，康熙帝从大局出发，不但不兴师问罪，反而以极大的耐心，极力争取他归正。康熙十三年十二月，康熙帝在给王辅臣的敕谕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先是赞扬了他的忠诚纯笃，继则分析兵变发生的原因，是莫洛“心怀私隙，颇有猜嫌”，且“变起仓卒，情非得已”，这就把王辅臣叛乱之罪一笔勾销了。不但如此，康熙帝还说“朕之知人未明”， “咎在朕躬”③，亲自认了错，真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半年之内，数次招抚，但王辅臣首鼠两端，借故推托。西北清军统帅董额怯懦畏敌，对王辅臣一味迁就。康熙帝识破王辅臣的阴谋，指出“彼乞降，诈也，特缓我师，为苟延日月计耳”。他指示董额等统兵将领，“尔等急宜攻取平凉，……慎毋因其诈降以误进取之机”④。康熙十五年，抚远大将军图海根据康熙帝的旨意猛攻平凉，败王辅臣，随即遣人入城招抚。至此，王辅臣才俯首降服。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军事打击与之配合，单纯的招抚不可能收到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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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圣祖实录》卷二六五，康熙五十四年九月己酉。
②《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③《清圣祖实录》卷五一，康熙十三年十二月壬子。
④《平定三逆方略》卷十八，康熙十四年八月戊子。
康熙帝招抚思想和策略的另一个特点是散其羽翼，孤立和打击元凶。吴三桂、耿精忠相继叛乱之后，康熙帝即指出：“今日事势，先灭吴逆为要。”①因此，他一直以吴三桂为主要打击对象，对其他叛乱分子则采取招抚笼络的手段，暂停撤耿、尚二藩，终使王辅臣、耿精忠、尚之信先后归附，把吴三桂孤立起来，从而为最后战胜吴三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了打击噶尔丹，康熙帝首先对沙俄作出了让步，与沙俄缔结了《尼布楚条约》，其次极力安抚、交好新疆地区的策妄阿拉布坦、青海地区的和硕特部、新疆哈密地区的回部等，对喀尔喀蒙古则“发仓给畜，滂沱沛泽”②。这样就使噶尔丹彻底孤立了。对噶尔丹，康熙帝深恶痛绝，认为噶尔丹一日不灭，“则边陲一日不宁”③，决定将其彻底消灭。但在用兵期间，仍然多次遣使招抚，康熙帝并不相信噶尔丹会接受招抚，他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利用强大的政治攻势，瓦解噶尔丹内部，分化其力量。事实证明，康熙帝这一策略是很高明的。在康熙帝招抚政策的感召下，噶尔丹“所属之人乞降而来者甚多”④，后来连噶尔丹的亲近大臣也弃噶尔丹而投奔清王朝，噶尔丹几乎成了孤家寡人。在噶尔丹羽翼散尽的情况下，康熙帝又进行征讨，终于消灭了这股割据势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三）“周详筹画，期于必克”
“多算胜，少算不胜”，康熙帝非常赞赏孙武的这一思想，认为用兵作战，事先必须要有周密的谋划和充分的准备，打则必胜，决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他说：“用兵所关甚巨，宜周详筹画，期于必克。”⑤又说：“凡事必周详熟审，方获实效，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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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圣祖实录》卷五二，康熙十四年正月辛酉。
②魏源：《圣武记》卷三，《国朝绥服蒙古记》二，第103页。
③《清圣祖实录》卷一七三，康熙三十五年五月癸酉。
④《清圣祖实录》卷一七三，康熙三十五年五月乙丑。
⑤《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九，康熙二十四年正月癸未。
苟且轻率。”①这是康熙帝一贯的思想。例如抗击沙俄入侵的军事斗争，康熙帝认为，在他之前的明安达礼、沙尔呼达、巴海等人所以失利，就在于“谋事草率”，准备不足而“轻进”。康熙帝接受前人的教训，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细访其土地形胜，道路远近，及人物性情，以故酌定天时地利、运饷进兵机宜”②。康熙二十一年十二月，郎坦从雅克萨侦察回来，认为“攻取罗刹甚易，发兵三千足矣”，康熙帝因其准备不足，下令“暂停攻取”③。后来又批评大学士勒德洪对造船运粮之事“所议尚未周详”④；批评巴海“所议进征罗刹军务殊为疏略”⑤。直至二十四年正月，各项准备工作均已完成，时机亦已成熟，康熙帝才令彭春等率师向雅克萨进攻。对噶尔丹的战争也是如此，由于对进兵时间、路线、运粮、交通联络等周密筹划，充分准备，数万大军得以在塞北大沙漠中转战近百日，行程5000余里，取得了昭莫多之战的胜利。三十六年，康熙帝至宁夏之后，“凡有可用兵之地，必详察行道水草，全备马驼粮糗等物，然后起程。稍有可疑，虽诸臣劝行”，“亦不允”⑥。这样，表面上看来似乎慢了一点，但由于有周密的谋划和充分的准备，一切军事行动都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因而胜利的把握就大一些。康熙帝曾说：“朕不欲速，惟图万全。”⑦这就是他重视谋划和准备的思想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