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历(1711 - 1799)，雍正帝胤稹第四子。弘历天资聪慧，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骑射教育。雍正十一年（1733年），23岁的弘历封和硕宝亲王，从此开始参预军事：先是清廷讨论与准噶
——————————
①《清圣祖实录》卷七四，康熙十七年六月壬辰。
②《清圣祖实录》卷七五，康熙十七年七月庚子。
尔议和，“亲聆运筹”；其后奉命与大学士鄂尔泰等办理苗疆事务，“综理军机，谘决大计”①。十三年八月，雍正帝去世，弘历即位，年号乾隆。乾隆帝在位60年，退位后又当了3年多太上皇，于嘉庆四年（1799年）病逝，终年89岁。乾隆帝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实际掌权时间最久的一位封建帝王。
乾隆朝战争频繁，乾隆帝晚年曾把他在位期间进行的战争归结为“十全武功”。他解释说：“十功者，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今越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尔喀（今尼伯尔）降，合为十。其内地之三叛幺麽（指山东王伦起义和两次甘肃回民起义），弗屑数也。”②乾隆帝弘历正是在亲自筹划决策、命将兴师等战争实践中形成了他的军事思想。
乾隆帝的军事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守中国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
乾隆帝对待战争，基本上接受了中国传统的军事思想，认为“佳兵不祥”，反对穷兵黩武。他即位之时，对准噶尔部的战争已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为了争取一个和平的环境，“休兵息民”，乾隆帝采取以守促和的方针，经过数年往复谈判，终于与准噶尔部达成和议。后来，乾隆帝回忆说：“予自少读书，即钦天地爱物之心，深知穷兵黩武之戒。是以继位之初，即谨遵皇考之训，许准噶尔之求和，罢兵宁人，将二十年矣。”③
这并不是说乾隆帝反对战争，恰恰相反，他认为一切有利于国家安定的战争，不但要打，而且要取胜。乾隆二十四年(1759
——————————
①《清高宗实录》卷一。
②《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一四，乾隆五十七年十月戊辰。
③《清六朝御制诗文集》高宗文三集卷九，《补咏战胜廓尔喀之图序》。
年）清政府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乾隆帝写《开惑论》一文，批判了春秋硕儒一类人物反对用兵新疆的错误认识，高度赞扬了这场统一战争的重大意义，指出：“师旅征伐之于国，犹雷霆霜雪之于天。非霜雪，则万汇烦嚣之气不荡涤；非雷霆，则四时湮郁之气不鬯宣；非师旅征伐，则梗我王化者无以警伏惩创，不敢抗
干。”①就是说，战争对于国家的作用，正如雷霆霜雪对于大自然一样的重要；只有用战争手段，才能给“梗我王化者”以致命的打击。所谓“梗我王化者”，既指那些敢于反抗其封建统治的各民族人民，也指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外国势力。乾隆帝在阐述为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用兵南疆的理由时，指出：“毋论逆酋前此辜恩反噬，害我王臣，难逭天诛。即去冬官兵渡河进剿，辄敢悍然抗拒，稔恶更深。今虽全师整暇如故，而元凶罪大恶极，凡我大清国臣民，当无不人人切齿。使以一战得志，妄语洗甲韬戈，不但军纪同威难于中止，且于政体亦甚有关系。佳兵之戒，朕所深凛，而天讨有罪，自古无可逭之王章。”②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廓尔喀第二次入侵西藏，乾隆帝决定派兵征讨，却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说什么“不应劳师动众，以致雨泽愆期”。针对这种错误认识，乾隆帝颁谕说：“贼匪等竟敢扰至札什伦布肆行抢劫。若不痛加歼戮，贼匪无所忌惮，势必为得尺则尺之计，渐至侵及前藏，即察木多、巴塘、里塘一带，亦必受其煽惑，日久渐成边患。且此时仅以和息了事，将来大兵撤后，倘贼匪复来滋事，后藏距川省辽远，鞭长莫及，断无屡劳兵力，远涉剿办之理。是以特命福康安、海兰察等统兵前往，声罪致讨，无非为绥靖边圉，保护卫藏起见。”③反击廓尔喀入侵的战争胜利之后，乾隆帝撰写了《十全记》，在夸耀其武功的同时，他总结经验教训说：“乃知守中国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
————————
①《清高宗实录》卷五九九，乾隆二十四年十月辛丑。
②《清高宗实录.》卷五八一，乾隆二十四年二月庚午。
③《清高宗实录》卷一四〇三，乾隆五十七年闰四月丙申。
武修文之不已，必至弃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①
总之，乾隆帝认为，战争是必要的，对内勘乱伐暴，以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对外“怵之以威”，即以武力威慑或出兵征讨，抵御外侮，绥靖边圉，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以，他一再声明，其“十全武功”并非穷兵黩武之举，因为非此不能确保其父祖开创的江山社稷，巩固大一统的局面。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乾隆帝在中后期忘乎所以，以为凭借强大的国力，在任何战争中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取胜，很少考虑采取非战争手段解决矛盾，发动了一些本不该进行的战争，对外如安南之战，对内如乾隆三十六年的大小金川之战，都是如此，实难辞其咎。
二、“天朝尺土，俱归版籍”，岂可任外国侵踞
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步步进逼和邻国的侵扰，乾隆帝思想上有一定的警觉。乾隆十年（1745年），他谕令江南督抚轮阅海防，说：“我国家承平日久，海疆宁谧，中外习为固然。然从来防患在于未形，未雨绸缪，古人所云。”②这固然主要是为了防备国内人民的反抗，尤其是害怕中国人民的反抗会得到外国人的支持，但从中也反映出乾隆帝对于外国势力，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是有所防范的。他认为：“方今国家全盛，诸属国震慑威棱，自不敢稍生异志。然思患豫防，不可不早杜其渐。”③
乾隆帝在与外国的交往中表现出强烈的主权意识，清政府统一新疆之后，哈萨克阿布赉汗要求清政府准许哈萨克人进入塔尔巴哈台（今塔城）、伊犁等地游牧，乾隆帝严词拒绝，敕谕哈萨
——————————
①《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一四，乾隆五十七年十月戊辰。
②《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三，乾隆十年正月戊子。
③《清高宗实录》卷一〇二一，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甲午。
克汗“加意约束所部，各守封疆”，“不应越境”；谕令伊犁将军，“有哈萨克越境游牧者，即行驱逐”。他还针对哈萨克使者所奏在“南界绰尔郭、西界沙喇伯勒、中抵勒布西”等地，“哈萨克俱有游牧”的说法，敕谕阿布赉汗，揭露哈萨克使者“隐跃其辞，希图窥伺”的实质，强调指出，“凡此数处，皆厄鲁特故地”，是中国固有领土，“试思我国家以大兵平定之地，岂可任尔等侵踞！”①
乾隆帝对俄国有一定的警惕。阿睦尔撤纳叛乱失败后逃入俄国，为防止俄国利用他制造事端，乾隆帝命理藩院再三与俄国交涉，要求将阿睦尔撒纳等逃人引渡给中国。为防止俄国的侵略，清王朝对中俄边界的管理较其他边界更为严密。乾隆二十五年，乾隆帝得到俄国派兵到阿勒坦诺尔等地划分疆界的报告，他虽然认为俄国此举“明系试探内地消息”，“不必以此为事，纷纷豫备”，但同时也指出，“若任伊等侵占疆界，亦殊不可”，因而谕令阿桂派兵巡察边界，“（俄国）果有设立标记，即行拆毁；如有屯驻人等，即行驱逐”②。二十八年，乾隆帝又得到俄国在准噶尔部旧游牧地造屋树栅的情报，他非常警惕，立即明确指出：“准噶尔地方，此时均已内附，与俄罗斯无干。伊等岂可擅自造屋树栅？观此，足见俄罗斯渐有侵占准部地方之意”，并谕令成衮扎布、车凌乌巴什等派兵“将俄罗斯木栅屋宇尽行拆毁”③。在与俄国就土尔扈特部回归一事的交涉中，乾隆帝主权意识表现得尤为强烈。土尔扈特部是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原游牧于塔尔巴哈台及额尔齐斯河迤西。17世纪30年代西迁至额济勒河（今俄罗斯伏尔加河）下游居留，因不堪沙俄压迫，在渥巴锡的率领下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回归祖国。清政府对回归的土尔扈特部予以妥善安置，但俄国政府却行文清政府，诬称渥巴锡等
——————————
①《清高宗实录》卷六二八，乾隆二十六年正月乙卯。
②《清高宗实录》卷六一七，乾隆二十五年七月戊辰。
③《清高宗实录.》卷六九二，乾隆二十八年八月乙酉。
“俱系悖教匪人”，指责清政府“不当收留”，甚至声称如若收留，就是“不守和好”，就可能“兵戈不息，人无宁居”。乾隆帝认为，收留土尔扈特部属清政府的内部事务，外国无权干涉，因此他令理藩院行文驳斥俄国政府说：“土尔扈特渥巴锡人等，与尔别一部落，原非属人”；对俄国政府的武力威胁，则针锋相对，毫不示弱，“或以兵戈，或守和好，我天朝惟视尔之自取而已”①。从中可以看出，乾隆帝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不惜诉诸武力的原则立场。
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武力恐吓难以得逞，不得不变换花样，企图以和平的手法偷梁换柱地占有中国的领土。乾隆五十八年，以马戛尔尼为首的英国使团向清政府提出了多项无理要求，乾隆帝在给英王的复信中逐条予以驳斥，特别是对英国提出希望将珠山（今舟山）附近的某个小岛划归英国商人居住，并作为收存货物之地的要求更是断然拒绝，指出：“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此事尤不便准行。”②由于乾隆帝的反对，英国的阴谋没有得逞。
乾隆登极伊始，就提出了“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这一方针也贯穿于国防和外交政策中。他说：“抚驭外夷，务在宽严得中，相安无事，固不可示弱外夷，亦不可造端滋事。”③具体到主权与领土问题上，就是要与邻国友好相处，中国既不谋求别国的领土，也不允许别国侵占中国的领土。乾隆初，广西巡抚舒辂为防偷越边界，在边界线上栽插筋竹。安南方面竟拔去竹根，拆毁旧栅，将签标移至中国内地。两广总督陈大受提出：“体制攸关，不便姑息。为今之计，种竹不宜中止，而界址不可不清。……除高山峭壁不能裁种外，其余照界裁种，不得丝毫侵越夷界，亦不可尺寸退让。”陈大受的意见，既维护了中国的主权，
——————————
①《清高宗实录》卷九一四，乾隆三十七年八月丙寅。
②《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
③《清高宗实录》卷三九三，乾隆十六年六月辛酉。
捍卫了中国的领土，又妥善处理了与邻国的关系，所以受到乾隆帝的嘉许，称其“所办甚妥”①。
应该指出，作为封建帝王的乾隆帝，一方面具有强烈的主权意识，抵制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维护了国家领土的完整，与邻国友好相处；另一方面又以天朝上国自居，闭关锁国，二者同时存在，并联系在一起。
三、骑射为本，振奋精神
乾隆帝认为，“武备一道，乃国家紧要之事”②。所以他登极以后，强调要加强武备建设，一再用“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无备”一类的话来训饬臣下。乾隆朝正处于清朝“盛世”，中前期又很少有战争发生，社会安定，国力强盛，但国家武备却渐致废弛。对此，乾隆帝有一定的认识，并极力整顿营务。乾隆六年，他说：“承平之时不忘武备，乃经国要务。近年以来，各省营务整饬者少，废弛者多。”③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各级将领尤其是中高级将领领导不力所造成的，因而令督抚提镇恪尽职守，训练营伍，并提出一二年后，将派遣大臣往各地察阅，到时如仍未见改观，惟统领大员是问。
乾隆帝认为，部队训练，要在接近实战的条件下进行，务求实效，不虚务外观。他了解到，不少将领不是认真训练部队，提高官兵技艺，而是为了应付察阅，惟事粉饰，“往往先期部署，为一切观美计，制造旗帜，更易号衣，公费不足，遂坐扣兵饷”④。乾隆帝对这种“徒务外观，不求实际”、“营员不以本务为事，惟留意于末节”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他指出，派钦差
————————
①《清高宗实录》卷三九三，乾隆十六年六月辛酉。
②《清高宗实录》卷一〇四，乾隆四年十一月丙午。
③《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乾隆六年五月己丑。
④《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二，《兵·教阅》。
大臣察阅的目的，只是“验其技勇之生熟，兵数之虚实，粮马之亏盈，以觇该督抚提镇平时训练整饬之实政，非止于旗帜、甲仗、衣服之间，取其美观而已也”；督抚提镇应该认真整顿营务，持之以恒，“不当若此急遽粉饰，务末而忘其本”。他要求各省督抚提镇，“将向来积弊悉加祛除”，以使“训练有实效，考验非具文”。如此，“戎政可望焕然改观矣，'①。乾隆帝的这个思想无疑是正确的。
在武备建设中，乾隆帝很重视骑射，认为八旗官兵更应该以骑射为本。骑射对于满族来说，既是赖以生存的一种基本的生产技能，也是重要的军事活动。所以不论是入关前的努尔哈赤、皇太极，还是入关后的历代皇帝，都崇尚骑射，把骑射作为满族人的一项长技。乾隆帝更将骑射与“国语”（又称清语，即满语）相提并论，说：“满洲素习，原以演习弓马骑射为要，而清语尤为本务，断不可废：”②他提倡国语骑射，既有保存满族文化的因素，也是为了加强武备建设。因为乾隆帝认为，“武备尤以弓矢为要务”③。乾隆十年正月，他专门颁发谕旨，命直省督抚提镇等高级官员，严饬属弁专习骑射，说：“营务以弓马为主，将备以表率为任”，武职官员，身列戎行，骑射就是其专责，只有将备骑射精良，才能搞好部队的训练④。
乾隆帝重视精神因素在军队建设中的作用。满族有尚武的传统，以满族为主体的八旗兵，是一支能征善战的精锐之师。在与明军的争战中，八旗兵人数虽少，却能屡战屡胜，野战则克，攻城则取，无敌于天下。但入关之后，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八旗兵的战斗力急遽下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原来那种不怕劳苦、勇敢强悍、锐意进取的尚武精神不复存在。乾隆帝看到了问题的严重
——————————
①《清高宗实录》卷二八三，乾隆十二年正月庚戌。
②《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八，乾隆六年三月己巳。
③《清高祖实录》卷一四七，乾隆六年七月壬辰。
④《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三，乾隆十年正月辛印。
性。乾隆六年五月，他说：“近见满洲人等并不以骑射为要，惟贪图安逸，畏服劳苦。即本身所用军器鞍辔撒袋等物，亦不知整顿，惟用意于浮华虚文、服饰衣物而已。”①为改变这种情况，乾隆帝一方面发谕令八旗满洲勤习骑射，一方面准备恢复木兰行围。但是，乾隆帝的这个想法却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当年举行第一次行围时，一部分王大臣竟害怕艰苦，留恋室家，不愿随往。乾隆帝在训饬他们的时候，指出行围的作用：“行围出猎，既以操演技艺，练习劳苦，尤足以奋发人之志气，乃满洲等应行勇往之事”。他特别强调这种精神因素与国家命运的关系，指出“若惟事偷安，不知愧耻，则积习相沿，实于国势之隆替，甚有关系”②。以后，乾隆帝还多次强调这个问题，并针对具体问题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如乾隆二十二年，他了解到京外八旗驻防将军和绿营提督、总兵等武职官员，出行时不乘马而坐轿子，认为高级将领如此养尊处优、日图安逸，就不可能通过自身的表率作用来培养官兵的勇敢精神，所以立即下令，规定嗣后将军提镇概不许乘轿，原编设的轿夫一并裁去。总之，他要求八旗官兵力戒贪图安逸、怯懦畏敌、不求上进的坏风气，培养耐受劳苦、不尚浮华、敦崇淳朴、勇往直前等优良的精神品格，以振奋清军的士气。
乾隆帝重视武备建设，崇尚骑射，是从清朝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对于加强清朝的国防，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他强调入的精神作用，对现在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四、“军旅之事，为时逾久，防御愈难”
对于用兵作战，乾隆帝主张出敌不意，速战速决，反对迟疑持久。乾隆十年（1745年），川陕总督庆复、四川巡抚纪山奏请
————————
①《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乾隆六年五月丁亥。
②《清高宗实录》卷一五一，乾隆六年九月庚寅。
征讨瞻对（在今四川新龙境）土司。乾隆帝于四月下旬正式批准其请，不久即对战事的进展表示不满。当时四川提督李质粹派人前往瞻对，晓谕土司勒献劫掠行旅的“夹坝”，不期瞻对竟先发兵扎营以抗拒清军。乾隆帝批评说：“夫用兵贵于神速，始克成功。乃川督办理此事，甚属迟缓。……是我兵遣发太迟，贼人早已闻风豫备。所谓‘兵贵神速’者何在？看此情形，是伊等办理游移拘泥，业已不合机宜。”①为了不误战机，乾隆帝认为将帅可以便宜行事。他针对李质粹奏请候旨调兵一事说：“兵贵神速。岂有贼已发兵阻挡，而汝等尚无出师之期之理！若但云候旨而行，则所谓便宜行事者何在？且将在外而受制于朝者，多不成功，朕不为也。”②综观乾隆帝的一生，他并没有真正给予将帅便宜行事的权力，反而对前线将帅干预过多，但其速战速决的作战指导思想却非常清楚。后来，乾隆帝认为“旷日失时”是瞻对战争的主要失误之一，应引为“炯鉴”③。在其后的历次战争中，他都提出了速战的要求。乾隆十三年第一次金川之战时，乾隆帝曾就清军张兴部失利一事，向军机大臣发谕说：“从来军旅之事，为时逾久，防御愈难，稍未周密，即有疏虞。即此番张兴失事，亦相持日久所致。昔人谓‘兵贵神速’，正以此也。”④乾隆四十九年三月，在《南巡记》一文中，乾隆帝提出了“举大事者，有宜速而莫迟，有宜迟而莫速”的思想。他认为做皇帝50年，只有两件大事，一是“西师之事”，即对准噶尔部用兵；一是南巡，南巡之事又莫大于河工。对准噶尔部用兵，为宜速而莫迟者，因为迟则必“昧机而无成”⑤。同年七月，在镇压了甘肃田五、张文庆领导的石峰堡回民起义之后，乾隆帝又专作《迟速论》一文，通过总结对甘肃回民用兵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论述了“兵事
————————————
①②《清高宗实录》卷二四二，乾隆十年六月丙辰。
③《清高宗实录》卷二八七，乾隆十二年三月己酉。
④《清高宗实录》卷三〇七，乾隆十三年正月丁未。
⑤《南巡记》，《清高宗御制文》二集第十四卷。
宜速，河务宜迟”①的思想。
乾隆帝主张主动进攻，反对被动应付。每一次战争之始，他都提出“捣穴犁巢”、“穷力追擒，捣其巢穴”之类的要求，企图以积极的进攻，迅速打垮敌人。这一思想在平定大小金川的战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乾隆十二年（1747年），乾隆帝决定对金川用兵，他训谕军机大臣说：“即如瞻对、大金川之事，亦岂好大喜功？实因伊等声势日张，不得不劳师动众。然前此进兵，既不能遽得要领，临事又惟草率了局，官兵甫撤，旋复煽动，伤威损重，劳费实多。若但来则应之，去则弗追，试思十至而十应，何如以十应之劳，用之于一举，毁穴焚巢，芟除荡涤之为愈也。”②乾隆帝这一上谕，反对“十至而十应”式的消极防御，主张集中兵力，主动进攻，以彻底解决金川问题。但战争的进展却令乾隆帝大失所望。战争开始不久，乾隆帝就批评总督张广泗“不能选锐进攻，夺取要害，仅以坚壁为自全之计，调遣为策应之方”，以致造成“师日老，气日怯”③的后果。当经略大臣讷亲提出“以碉逼碉”的守势战略时，乾隆帝立即予以严厉的训斥，指出
这不过是“株守之计”，他认为清军应该“决策前进，奋力攻取”，即“以此筑碉之力，移之攻取破彼之碉，以夺其所恃”④。进攻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强调主动进攻当然是对的。但乾隆帝求胜心切，往往不顾主客观条件，一味要求进攻，结果常常事与愿违，招致失败。
乾隆帝主张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反对分兵。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是清军的传统战法，清太祖努尔哈赤大败明军的萨尔浒之战是运用这一战法的著名战例。乾隆帝重视历史，注意向前人学习，他曾专写《己未岁我太祖大破明师千萨尔浒山之战书事》
——————————
①《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一〇，乾隆四十九年七月甲子。
②《清高宗实录》卷二九一，乾隆十三年五月乙巳。
③《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三，乾隆十三年四月乙亥。
④《清高宗实录》卷三一八，乾隆十三年七月癸巳。
一文，研究、总结了萨尔浒之战集兵破敌的经验，认为当敌人几路来攻时只要集中兵力打敌主力，破此一路，则他路敌兵不足为患。乾隆帝在指导战争时，历来强调集中兵力，他认为：“用兵之道，合则势张。分则势弱。"①乾隆十三年，乾隆帝不同意讷亲“以碉逼碉”之策，一个重要原因是夺取金川战碉后要派兵据守，分散了清军兵力，“夺无用之碉，而分有用之卒”，毫无意义。他认为，清军夺得敌方的碉楼，就应该立即将其平毁，这样做的好处，一可开通前进道路，二可拔除敌方据以抵抗的据点，三可“减省守兵”，以集中兵力向敌人进攻②。尽管这时乾隆帝对进攻金川的困难估计不足，有轻敌冒进的思想，但他反对守碉，强调集中兵力的意见还是正确的。清廷派重兵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起义军为牵制清军，四出袭扰，林爽文牵制北路，庄大田牵制南路，使清军只能分兵应付，奔走不暇。乾隆帝谕令将军常青、提督蓝元枚舍南趋北，与总兵柴大纪部会合一处，集中全力进攻林爽文部起义军，并强调指出，“但能将渠魁擒获，则其余贼目如庄大田、陈泮、吴领等，自无难迎刃而解，势成破竹”，这就是“擒渠制胜之策”③。后来，取代常青为统帅的福康安，正是采取了集中兵力，先攻林爽文部后攻庄大田部的方略，很快镇压了这次农民起义。
乾隆帝军事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既有对固疆安邦、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起过积极作用的正确思想，也有保守甚至错误的东西，有一定消极的影响。
————————
①③《清高宗实录》卷一二八四，乾隆五十二年七月庚辰。
② 《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三，乾隆十三年八月丁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