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兵法类
（一）《乾坤大略》
《乾坤大略》，十卷，补遗一卷，约5万字，王馀佑撰。有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宝文堂刻本、宣统三年（1911年）绿云楼铅印本和《畿辅丛书》本等刊本。
王馀佑(1616 - 1684)，字介祺，一字申之，直隶新城（今河北新城东南新城镇）人。明末诸生，先后受业于著名学者鹿善继、孙奇逢等人。他生逢乱世，“念天下多故，究孙、吴兵书，善击射”①。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占领北京，王馀佑与其父延善、兄馀恪等纠众千余，起兵对抗起义军，先后攻占雄县、新城县、容城县。不久，清兵入关，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撤往陕西，王馀佑与其父、兄等遂遣散所部。因受仇家构陷，王馀佑父兄被杀，本人亦险遭不测，遂入易州五公山双峰隐居，号“五公山人”。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移居献县，主讲献陵书院。王馀佑究心于兵学，著有《居诸编》十卷、《万胜车图说》一卷、《兵民经络图》一卷、《诸葛八阵图》一卷，“皆霸王大略、兵机利害也”②。
《乾坤大略》约成书于五公山隐居期间。这时他虽讲学授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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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馀佑传》，乾隆《献县志》卷十，《人物》二。
② 王源：《氍公山人王馀佑传》，《碑传集》卷一二五。
寄情于山林，但一直在谋求以武装斗争推翻清王朝的统治，遂“熟览天下之大势，推求古今帝王得失成败之机”（《总序》），撰成此书。作者以明末茅元仪《武备志·战略考》为基本资料，选取明代以前的史料180余条，按类分篇，以篇为卷，篇冠以序，序标以目。各卷的序言文字简短，总共不到2400字，但系全书最有价值的部分。
《乾坤大略》为作者反清立国的战略计划和军事纲领，总结、论述了兵起先知所向、兵进必有奇道、初起之兵遇敌以决战为上、决战之道在于出奇设伏、乘胜略地莫过于招降、攻取必于要害、据守必审形胜、立国在有规模、兵聚必资屯田、克敌在勿欲速等十个战略原则。涉及战略方向的选定、战略机动、战略进攻、战略防御、军事地理、瓦解敌人、政权建设、后勤保障等各个方面的问题。
对于王馀佑来说，要反对清王朝的统治，起兵之后面对的将是强大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真是“以乌合之市人，当追风之铁骑”，其强弱、众寡对比自是十分悬殊。所以作者紧紧围绕着初起之兵的特点，阐发其战略理论。主要是：
1、正确选定战略进攻方向。起兵之后形势的变化异常迅速，“呼吸间耳，成败判焉”，所以关键在于能否正确、及时地选定战略方向，“霸王大略，此其首矣”（卷一，《自序》）。战略进攻方向的选定，应以敌人的强弱为准。敌人兵力弱小，可以直接向敌人的腹心地区进攻。如果敌人十分强大，则“断宜旁翦其支，此定理也”（卷一，《自序》）。就是说，这时应向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发展，避实而击虚，乘势而趋利，在被动中争取主动，待自己的力量发展壮大之后，再来打击敌之根本。王馀佑强调说，只要弄清了战略进攻方向这一根本问题，也就抓住了战略的精髓。
2、坚决、快速地向敌人进攻。初起之兵处在强大敌人的战略包围之中，要想不被敌人一举击垮，就应趁敌人分散和不备之时，快速行动，坚决进攻，这就是“贵进取，贵疾速”（卷一，《自序》）的原则。因为快速行动，才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坚决进攻，才能夺取胜利。
3、出奇制胜。初起之兵兵寡势弱，要摆脱被动，必须“用寡以覆众，因弱而为强”（卷四，《自序》）。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只按常规办事，而应该奇、正结合，尤其要重视用奇，善于用奇。进军要得奇道，不识奇道者即为“愚主”、“黯将”。作战时不可与敌人堂堂正正地列阵角逐，而应出奇制胜，或突袭，或设伏，“一战以挫其锐”，每战必胜，逐渐转变敌己形势。王馀佑还指出，奇正不是绝对的，而是辩证的，“有时正可为奇，奇亦可为正”（卷二，《自序》）。因此，要根据不同的客观情况，灵活运用。
4、慎重决战。作者虽然提出“初起之兵遇敌以决战为上”，但并不是说初起之兵就要与强敌进行战略决战，而是指当不得已而与敌人遭遇时，应不畏强敌，敢打敢战，因为“非战无以却之”。即使如此，作者也十分强调要善战，坚决反对在不具备客观条件的情况下，与敌人进行战略决战。他以搏虎作喻，说明经过多次作战之后，我虽然不断取得胜利，敌人占领区日渐缩小，但由于敌人兵力更加集中，仍然是一只“负隅之虎”，决不可等闲视之。所以，欲克强敌，必须“强其势，厚其力，谨其制，利其器”，从各个方面做好准备，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只有在敌己力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之后，才能最后与敌决战。在此之前，“宁蓄全力以俟之”（卷十，《自序》），决不可轻举妄动。
5、政治招降与军事打击结合。王馀佑虽然高度评价政治招降对于瓦解敌人、发展自己势力的巨大作用，但他又强调指出，政治招降是有条件的，即必须以军事打击为后盾，而且只有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之后，政治招降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他说：“要非战胜之后，则断不及此。何也？胜则人慑吾威而庇吾势，利害迫于前，而祸福怵其心，故说易行，而从者顺。若在我无可恃之形而徒以虚言嬲众，是犹梦者之堕井，无怪乎疾呼而人不闻也。”（卷五，《自序》）
6、战争的胜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王馀佑在考察了大量以弱胜强的战例之后，对于战争中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在补遗一卷的《自序》中指出：“迹其所以胜，不在强弱也，顾人之运用何如耳。”
《乾坤大略》是一部颇具特色的战略学著作。说它是战略学著作，是因为该书从战略的高度总结、论述了初起之兵的指导原则。王馀佑自己在该书的《跋》中说得很明白：“此非谈兵也，谈略也。”但《乾坤大略》又不是一般的战略学著作。中国历来的兵书都是只研究两个国家或两个军事集团间的军事斗争规律，
而《乾坤大略》研究探讨的却是既没有政权又没有正规军队的“初起之兵”，对拥有国家政权和正规军的统治阶级进行军事斗争的战略问题，因此可以说它是第一部论述初起之兵战略原则的军事学专著。该书所阐述的战略理论反映了初起之兵军事斗争的一般规律，对于研究农民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和启迪作用。尽管该书理论深度和广度都嫌不足，但其在中国兵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二）《兵镜或问》
《兵镜或问》，二卷，约2.3万字，邓廷罗撰。有康熙间抄本和映旭斋初刻本、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重刊本、同治间重庆桐石山房刊本、来鹿堂刊本等。
邓廷罗，字叔奇，号偶樵，江苏江宁（今南京）人。』顷治中拔贡生。出身于江南大族，少尚豪侠，读书重大义，耻事章句，喜论兵。康熙间由京师南下福建漳州参军事，后授山东莱阳知县，升湖南辰沅道，转荆南道。于荆南道任上撰《孙子集注》、《兵镜备考》、《兵镜或问》，通称《兵镜》（一作《兵法全书》）。
《兵镜或问》是第一部论述中国古典兵学范畴的专著，所论亦有一定的深度，在中国兵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该书上下卷各15篇，共论述了38对兵学范畴：其中关于战争观方面的4对，即“王霸”、“天人”、“内外”、“文武”；关于治军方面的6对，即“用舍”、“人势”、“道法”、“赏罚”、“创守”、“恩威”；关于用兵之道的28对，即“微彰”、“谋战”、“先后”、“缓急”、“弃取”、“奇正”、“众寡”、“虚实”、“坚瑕”、“强弱”、“胜败”、“常变”、“险易”、“分合”、“老壮”、“久速”、“劳逸”、“锐惰”、“攻守”、“迂直”、“彼己”、“治乱”、“进退”、“生死”、“顺逆”、“主客”、“长短”、“步骑”。作者“将历代帝王将相庙谟胜算，文德武功，事迹相反，名义相类者，设为问答，使之相提并论，以考其得失，于同处求异，于异处求同，务期诸家之是非离合，与历代之成败兴亡合契同符”（《凡例》）。书中有不少很有见地的议论。作者重视人的作用。在《天人》篇中指出：“天视即我民视，天听即我民听。不可知者，天也。无不可知者，人也。”所以关键在于任人。在《人势》篇中，进一步论述了人的重要性，认为无其势而得天下的情况是存在的，但是无其人而得天下的情况则不可能存在，因为“国之规模存乎势，势之枢机存乎人”，有人不必用势。所以，作者强调说：“君相之职，莫大乎知人。”重视人才的作用。在《用舍》篇中强调指出：“一用一舍，而天下之安危系焉。甚矣，人才之有利于人国也。”用舍之道，“贵乎明与断而已”，不能明断，则用舍皆失其道。所以，用舍之道的根本原则是无亲疏、德怨、门第，必须至公无私。关于用兵作战，作者认为固然要像木匠切墨引绳一样遵守一定的法则，但也不能胶柱鼓瑟而不知变通。变通的思想贯穿于各篇之中，如《虚实》篇提出：“明乎致人之术，而虚者实之，实者虚之矣；明乎不致于人之术，而在我者常实，在敌者常虚矣。虚实有定形哉？”又如在《主客》篇中，认为主客之势，有常有变，常变之势，或利或害，善兵者，“因利以制变而已”。
（三）《兵经》
《兵经》，三卷，揭暄撰。此书作者在世时没能刊行，长期以抄本流传。后来的刊本因所据抄本不同，文字差异很大，甚至连书名也不相同。最早的刊本是道光七年（1827年）《清经世文编》本，名《兵法百言》。咸丰九年（1859年）濠塘刻本为《揭子兵经》，光绪十八年（1892年）刊本称《兵法圆机》。《清经世文编》本内容不全，删去了“言”字条，“左”、“较”、“蹙”、 “口嫈”、“半”、“静”6字条佚。从文字上看，《揭子兵经》、《兵法圆机》比较接近，为同一个系统，而《兵法百言》与其差异较大，系另一个系统。
揭暄，字子宣，江西广昌人，明末诸生。明亡，揭暄起兵抗清，为南明隆武政权职方司主事，失败后隐居山林。揭暄精天文历算，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曾将所著《璇玑遗述》草稿寄给著名的天文学家梅文鼎。卒时已年过80，具体年份不可考。揭暄喜论兵，除《兵经》外，还著有《战书》十七卷。
《兵经》全书分3篇100字条，每条用一个字为名。上卷智篇28字：先、机、势、识、测、争、读、言、造、巧、谋、计、生、变、累、转、活、疑、误、左、拙、预、叠、周、谨、知、间、秘，论述“计谋之事”，即以谋略制敌的原则和方法；中卷法篇44字：兴、任、将、辑、材、能、锋、结、驭、练、励、勒、恤、较、锐、粮、行、移、住、趋、地、利、阵、肃、野、张、敛、顺、发、拒、撼、战、搏、分、更、延、速、牵、勾、委、镇、胜、全、隐，论述“行军之事”，即治军和用兵的原则；下卷术（一作“衍”）篇28字：天、数、辟、妄、女、文、借、传、对、蹙、目（一作“眼”）、 口嫈（一作“声”）、持（一作“挨”）、混、回、半、一、影、空、无、阴、静、闲、忘、威、由、自、藏（一作“如”），论述“推极之事”，即有关用兵作战的最高深的理论。
《兵经》主要论述用兵作战等方面的问题，对于战争观等方面则很少涉及。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继承了古代兵家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反对战争问题上的天命论，认为“数”（天命）本来是没有的，“用兵贵谋，曷可言数”①！作者在书中讲的“天”，是指天候等自然变化，而且认为“天未尝不在人，惟人能因之取胜耳”（《术篇·天》），所以提出了“以人事准进退，以时务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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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兵法百言·术篇·数》，《清经世文编》本。以下凡不特别注明版本
者，均据此本。
机”（《术篇·辟》）的正确主张。
在治军方面，认为治军一定要用法令，对犯法者要严惩不贷，使士卒不敢轻法，军队才能有战斗力，所以“胜天下者不弛法”（《法篇·勒》）。可贵的是，作者正确认识到以法治军与爱兵并不矛盾，不使士卒陷于敌是“恤士”，“不使陷于法”也同样是“恤士”（《法篇·恤》，光绪三十四年《兵法百言》侯荣释义本），决不可“以濡忍为恩，使士轻其法，致贻丧败也”（《法篇·勒》，咸丰四年《兵经百篇》高氏抄本）。对于将帅，主张给予独断专行的权利，不干涉将帅的指挥，令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将以专制而成”，只能“将制其将”，不可“以上制将”（《法篇·任》）。将领应该文武双全，才德兼备。作者把将领分为以智见长的儒将、以能征善战见长的勇将、以胆气见长的敢将、以善于节制下属见长的巧将和以技能见长的艺将等类型，但认为军中应该兼有各种类型的将领，而具有全面素质的将领就更为可贵，“兼无不神，备无不利”（《法篇·将》）。将领要善于集中下属的智慧。“智不备于一人”，一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将帅在进行谋划时，“必参诸群士”（《智篇·谋》）。对于主动出谋献策的人，“偶然之见，一得之长，虽以卒徒，必亟上擢”。这样，“言有进而无拒，不善不加罚”，就能够罗致天下的英雄（《法篇·材》）。将帅一方面要善于发现人才，另一方面要善于因材施用，用其长而抑其短，使其能而去其凶，收其益而杜其损，“则天下无非其才”（《法篇·驭》），所以只要善于用人，虽“偏裨皆大将也”（《法篇·能》）。作者认为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很难保证事业成功，所以提出了“胜天下者用天下”的原则，就是要善于利用与国的、邻国的，甚至是敌人的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勾敌之信以为通，勾敌之勇以为应，与国勾之为声援，四裔勾之助攻击” （《法篇·勾》）。
在战略战术思想方面，突出的有二点。一是继承发扬了《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论思想。作者认为，兵事务杀，这与务生的天德相矛盾，但为了安民除暴，可以采取战争的手段。然而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最佳的选择是战争爆发之前，“于无争止争，以不战弭战，当未然而寝消之”（《智篇·先》）。战争一旦爆发，善于用兵的将领，就应该“不务数胜，而务全胜”，具体说就是“定不攻自拔之计以全城，致妄杀之戒以全民，奋不杀之武以全军”（《法篇·全》，光绪三十四年《兵法百言》侯荣释义本）。二是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兼取的思想。作者把“先”字放在百字之首，又设“速”字条专论速战速决，可以看出他是主张先发制人的。与此同时，作者也主张在某些情况下要后发制人，而且其论述相当精彩，如“持”字条就列举了应该与敌人相持的11种情况，并指出，待敌人疲惫之后，再来收拾它，“则力全而功多”。后发制人的战法既可以“延以固己”，保存自己的实力，又可以“持以窘敌”，疲惫敌人。用后发制人的手段，完全可以达到先机制敌之利，所以作者强调说：“以后为先，兵经之秘。”
鲜明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是《兵经》一书的特色。作者认识到，事物都具有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义必有两，每相对而出，有正即有奇，可取亦可舍”（《术篇·对》），而动与静、攻与守、常与变、主与客、阴与阳、强与弱，也无不如此。“是此也，非此也”（《智篇·变》），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的事物又可
以转化，动转为静，攻转为守，奇转为正，主转为客，阴转为阳，强转为弱。所以，对于用兵作战，作者强调“活”，“兵必活而后动，计必活而后行”（《智篇·活》）；强调“变”，“以常行者而变之，复以常变者而变之”（《智篇·变》）；强调转化，“善用兵者，能变主客之形，移多寡之数，翻劳逸之机，迁利害之势，授顺逆之状，反骄厉之情，转乎形并转乎心，以艰者危者予人，易者善者全身”（《智篇·转》）。由于“时移则理迁”（《智篇·读》），对古兵法也不能照搬照套，而应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善计者，因敌而生，因己而生，因古而生，因书而生，因天时地利事物而生，对法而生，反勘而生”（《智篇·生》），“人泥法而我铸法，人法法而我著法，善兵者神明其法”（《智篇·读》）。
《兵经》言简意赅，富有哲理，是清前期理论色彩比较浓厚、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一部兵书。该书流传较广，特别是在清末，不但有抄本存世，而且出现了多种刊本，产生了较大影响。
（四）《兵谋》、《兵法》
《兵谋》、《兵法》，各一卷，共约1.9万字，魏禧撰。有道光《昭代丛书》本。
魏禧(1624 -1681)，字叔子，一字冰叔，号裕斋，又号勺庭，江西宁都人。明末诸生，明亡后绝意仕进，隐居宁都翠微峰，授徒山中，后游学江南，以文会友。康熙十七年( 1678年)，举博学鸿词，以疾辞。魏禧以散文著称于世，与侯方域、汪琬并称清初散文三大家。著有《魏叔子文集》二十二卷、《日录》三卷、《左传经世》十卷、《诗集》八卷。喜谈兵，除《兵谋》、《兵法》外，另有《兵迹》传世。
魏禧自小喜读《左传》，《兵谋》、《兵法》就是归纳整理《左传》中用兵谋略、用兵之法的兵书。魏禧认为：“凡兵，有可见，有不可见。可见日‘法’，不可见日‘谋’。法而弗谋，犹搏虎以挺刃而不设阱也；谋而弗法，犹察脉观色而亡方剂也。”于是他据《左传：》编成《兵谋》、《兵法》二书。
《兵谋》将《左传》中用兵谋略归纳为32种，备用一个字命名：和、息、量、忍、弱、强、致、畏、防、需、疾、久、激、断、听、诡、信、谍、间、内、衅、逼、与、胁、假、名、辞、备、法、同、本、保。和，即上卞轧让，同心合力；息，即息民而用之；量，即量己量敌；忍，即忍辱负重，以图大谋；弱，即
强而示之弱以骄敌；强，即弱而示之强以慑敌；致，即敌不欲战，则调动敌人，迫其就范；畏，即畏敌而有所戒备；防，即战争未起，早事预防；需，即迟缓待敌；疾，即急而乘之；久，即持久以要击之；激，即自我克制，激怒敌人；断，即决断不疑；听，即倾听部众、贤能、尊者的意见；诡，即了解敌人的诡诈，而又欺诈敌人；信，即诚信不欺，遵守规范；谍，即用间谍；间，即施行离间之计；内，即利用内奸；衅，即乘敌之隙，观衅而动，而防敌乘我之隙；逼，即以势逼敌，不战而胜；与，即与国，与友好国家联盟以孤敌，攻灭敌之盟国以弱敌；胁，即攻敌所必救，胁迫敌人不得不听从我“指挥”；假，即假借对梦境等事物的解释，假借鬼神和物象，鼓舞官兵斗志，威胁敌人；名，即师出有名，必执义循礼而后名；辞，即要善于辞令；备，即未战备战，未败备败，有备无患；法，即赏罚有法；同，即与臣僚士卒同甘苦；本，即修其本以胜敌；保，即不骄不躁，确保已得的胜利。
《兵法》将《左传》中用兵之法归纳为22种，亦备用一个字命名：先、潜、覆、诱、乘、衷、误、瑕、援、分、尝、险、整、暇、众、简、一、劝、死、物、变、，将。先，即先声夺人，先发制人；潜，即秘密出兵；覆，即埋伏乘敌；诱，即示弱诱敌；乘，即乘间击敌；衷，折而取其衷，即分割包围；误，即多方以误之；瑕，瑕隙，即攻敌薄弱之处；援，声援，置援以备不虞，且张其声；分，兵必分道，以应付各种情况；尝，尝试，先进行试探，然后据情采取行动；险，知地之险阻，或自迫于险，或凭险以自固，或厄人于险，或陷入于险，或自奋以出险；整，军容整饬；暇，闲暇，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表现出从容不迫的样子；众，兵力众多，兵少则示众以慑敌；简，选拔精锐；一，号令进退统一整齐；劝，用恩、威、忿、身等手段激励将士；死，利用敢死之士；物，做好各种物资准备；变，权变，因情制变；将，讲究将将之法，不可不慎。
《兵谋》、《兵法》在对每一种兵谋、兵法作简短的解释之后，列举《左传》中若干战例说明之，计《兵谋》730多条，《兵法》420多条。每条战例都注明相应的年份，便于查阅。
（五）《兵论》
《兵论》，不分卷（一说二卷），原本32篇，今存29篇，约1.8万字，王源撰，有清铅印本。
王源(1648 - 1710)，字昆绳，一字或庵，大兴（今属北京）人。自幼“唯喜习知前代典要，及关塞险隘、攻守方略”①，曾从魏禧学古文，56岁时师事颜元，确立其经世致用思想。对兵学多有研究，曾参与撰修《明史稿》，《兵志》部分即出其手笔；著有《兵论》、《舆图指掌》、《兵法要略：》等兵书；所撰《平书》十卷中亦有《武备》一卷。《兵法要略》三编二十二卷，“上编，则《孙子》诸家之说，刈其繁而存其要，用兵之方略也；中编，则束伍、营阵、操练之方，形名、器甲之用，车骑水陆、接刃合战、攻城守垒之法也；下编，则春秋以迄于元，古人用兵之往事也”②。另有《居业堂文集》二十卷。
《兵论》是一部论述将领、作战、阵法等军事问题和评论古人用兵得失的兵书，现存篇目如下：权论、将论、战论、八阵论、郑庄公论、子元论、司马戌论、魏舒论、吴越论、庞涓论、赵胜论、项羽论、李广论、赵充国论、邓禹论、贾诩论、费神论、诸葛诞论、张宾论、庾翼论、谢安论、苻坚论、唐太宗论、李密论、耶律休哥论、岳忠武王论、韩蕲王论、伯颜论、耿炳文论。
该书认为，得人心者将之本，明号令、信赏罚者将之权，任天下之智勇者将之用。欲任天下之智勇，知以感之结其心，任以劝之展其才，利以诱之遂其欲。用兵作战，必权其先后而后动。先后之间，要无定势，唯审敌强弱，度其难易，相其机宜，悬权而动。一切行动都要视具体的敌情而定，攻守因乎敌之形，缓急因乎敌之势，奇正因乎敌之情。
该书指出，阵法之要在于奇正分合而不是诡设物象，所谓“天地风云龙虎鸟蛇”，不过是假其名而已，未尝有其象。阵法亦即平时教战之术，要根据兵力多寡、地形广狭而定，但作战时又不可拘泥于成法，“善奕者未尝按谱以置子，善战者未尝执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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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史列传》卷六六，《王源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327页。
②王源：《兵法要略序》，《居业堂文集》卷十二。
立阵”（《八阵论》）。
该书对军事人物用兵得失的评论，不是面面俱到，而是每篇主要从一个侧面阐述一个主题；每篇虽以一个人的名字名篇，但所论列的事件并不限于一人，而是列举历史上相类或相反的事例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论证，所以每篇都比较深入地论述了一个重要的军事原则。书中体现的主要军事思想是：第一，灵活用兵的思想。《张宾论》提出，用兵作战，有定计，有变计；必须量彼己之力以为攻、守、战之方。若只有定计，待情况变化了，或不知前计之不可用，或知其不可用而不知变计，就算不上是一个好的将领，必然招致失败。所以，应该“因机制变”。《魏舒论》提出了“因机变化以取胜”的观点。《韩蕲王论》批评韩世忠在黄天荡与金兀术相持48日而不知变计的错误，指出：“用兵之道，存乎变，变则生，变则通，变则神。处败势而能变，终于胜；处胜势而不知变，终于败。”第二，深根固本的思想。在《唐太宗论》中，赞扬李世民不汲汲于目前之小利，弃东都洛阳不攻，引军还保长安，使自己先置身于不败的做法，深得固本自强之策，也是其后来能够席卷天下的重要原因，因此强调说：“善图天下者，必深固根本，先除腹心之害，使无后顾之忧，然后以全力争天下，故可以定天下而不难。”第三，集中兵力、先攻弱敌的思想。作者认为：“以寡御众者难为力，避众击寡者易为功。”（《耿炳文论》）靖难之役耿炳文以36万之众败于真定，其原因就在于面对善战能谋的燕王朱棣，不知以守为攻，却分兵9000人为先锋，由杨松率领径薄雄县，置松于必败，结果杨松一败，耿炳文全军之众俱心摇气馁，并由此得出结论说：“临大敌而分兵不厚者，其势必败。”（《耿炳文论》）在集中兵力思想的指导下，提出了“两阵相当，先击偏师以取胜”的作战原则，认为“世徒以攻坚犯锐为良将，不知将自有所以为良将者，初不以攻坚犯锐为能也”（《子元论》）。此外，《兵论》论强与弱、大与小、攻与守、持久与速决等，强调变，强调转化，辩证法思想比较突出。
《兵论》一书，立论比较公允，观点明确，有一定的理论深度，是清前期一部很有特色而又有学术价值的兵书，但因印行较晚，影响不大。
（六）《坚壁清野议》
《坚壁清野议》，一卷，龚景瀚撰。有咸丰间刊本，另有抄本存世。
龚景瀚(? -1802)，字惟广，号海峰，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乾隆进士，先后任知县、知州等职。嘉庆元年(1796年)，川楚陕三省农民大起义爆发，龚景瀚入陕甘总督宜绵幕，充翼长，参军事。三年，上《坚壁清野议》。
该书系针对嘉庆初年清军在镇压川楚陕三省农民大起义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向清廷上的奏议。作者首先分析了川楚陕三省农民大起义以来，清军调邻省之兵、增新兵、募乡勇的弊病（“三害”），镇压农民起义军的种种困难（“剿贼四难”），认为民心无所恃则是清军作战屡屡失利的根本原因。因此，提出先安民而后杀“贼”的方针，具体办法就是“行坚壁清野之法，责成地方官巡行乡邑，晓谕居民，团练壮丁；建立堡寨，使百姓自相保聚，并小村入大村，移百姓所有积聚实于其中。‘贼’未至则力农、贸易，各安其生；‘贼’既至则闭栅登陴，相与为守，民有所恃而无恐，自不至于逃亡”。与此同时，建立一支精锐的机动部队，其任务是牵制农民起义军，“不与争锋，但尾其后，‘贼’攻则救，‘贼’退则追”。这样，对清军有“十利”，而起义军则进不得战，退无所食，“不过旬余，非溃则死耳”。
《坚壁清野议》与清代那些闭门造车空发议论，甚至仅仅摘抄古兵书成文的兵书不同，最鲜明的特点就是现实性和实用性。它从实际出发，分析矛盾，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因此得到了嘉庆帝的赞同。川、楚、陕等省先后采用坚壁清野之法，从而隔断了起义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给起义军造成极大的困难。川、楚、陕三省农民大起义的最后失败，与清政府采纳龚景瀚之议，实行坚壁清野的政策，是分不开的。这一政策，对后世亦有极大的影响，它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镇压人民起义的有效手段。
（七）《洴澼百金方》
《洴澼百金方》，十四卷，约14万字，图175幅，旧题惠麓酒民编。有多种清抄本，刊本以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榕城嘉鱼堂刻本为最早，以后又有道光十年（1830年）来鹿堂《三书宝鉴》本、道光二十年陈阶平校刊本（易名为《备豫录》）等多种。
惠麓酒民其人，一说为无锡袁宫桂，一说为吴宫桂，皆不可考。关于此书的编撰，惠麓酒民在《序》中说：“后于友人处借得钞本城守书二种，至简至明而可施诸实用者，乃略为删节，合而编之，为一十四卷，名曰《济游百金方》。”在卷首《凡例》中又说：“是书系明人钞本，一种有十二卷，一种有十三卷，俱不著撰人姓氏，……其中皆节取《左传》、《周礼》及《二十一史》备御之策编辑而成。”经查对，十二卷本为《金汤十二筹》（一题《金汤借箸十二筹》），题李盘撰；十三卷本为《金汤借箸》，题周鉴辑著，都是明代兵书。二书最大的差别是《金汤借箸》多出“营阵”一卷，其他的仅仅是卷次顺序不同和文字稍有差异而已，实为同一书的两个不同版本。陈阶平在《湃游百金方》刊行30余年之后最先指出，此书实本于《金汤十二筹》，后人多认同此说。但更确切些应该说， 《沸湃百金方》基本上是以十三卷本《金汤借箸》为蓝本，部分地参考了十二卷本《金汤十二筹》编辑而成的：第一，《洴澼百金方》惠麓酒民的《序》，主体部分是对该书各卷的介绍，其文字与《金汤借箸》周鉴《自序》基本相同。第二，各卷卷目与《金汤借箸》完全相同（仅将十三卷本卷一分为二卷），与《金汤十二筹》有多处不同。第三，《洴澼百金方》“营阵”全卷和其他各卷一些零星内容，如卷一的“建城八忌”、“贤才宜备”、“精勇宜备”、“伎艺宜备”，卷八的“行军号令”，卷十的“防墙”等内容，《金汤十二筹》中都没有，却可以在《金汤借箸》中查到。当然，《洴澼百金方》与《金汤借箸》、《金汤十二筹》也有不同，一是卷次顺序上的变动；二是个别文字的修改，如将暗指清或虽非特指但可能刺激清统治者的“虏”、“奴”等改为“敌”字，某些文字删繁就简，将原书中“周公台曰”、“李小友曰”、“王之岳曰”改为“酒民曰”、“居士曰”，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一些形式上的、枝节性的，因此可以说《洴澼百金方》就是《金汤借箸》的另一个版本。
尽管如此，《洴澼百金方》的刊行，仍有一定的价值。《金汤借箸》和《金汤十二筹》因是明人写的兵书，又有强烈的反清倾向，所以在乾隆时被列为禁书。由于书名变成《洴澼百金方》，并在封面上打出“福（康安）大将军鉴定”的旗号，竟使其成为清代最为流行的兵书之一。后来，有不少兵书更是摘录其部分篇章单独成书的，如薛大烈的《训兵辑要》，几乎就是《洴澼百金方》的简本。再如陈阶平《戎政刍言》中的“训兵”篇，全文照抄《洴澼百金方》卷三中的“训兵”篇。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清代后期，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刊行的协之撰《营伍指要》，其中的“晓谕兵丁五条”，即抄了卷三中“训兵”六则中的五则。道光二十五年，御史江鸿升上《整顿兵政》折，全文抄录《洴澼百金方》“训兵六章”，请求由兵部颁令各省绿营，于每月小合操之日向兵丁宣讲。后来，分别以《训兵六则》和《训兵六章》之名，刊行了单行本。民国时期，《洴澼百金方》又改名为《自卫新知》，多次出版铅印本。
二、军事地理类
（一）《读史方舆纪要》
《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舆地要览图36幅、沿革表35份，共约280多万字，顾祖禹撰。有稿本和多种清抄本传世，康熙间通志堂刻本为最早的刊本，惜已残缺不全j刊本以嘉庆十六年（1811年）龙万育敷文阁本最为通行，以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新化邹代过三味书室本为佳0 1936年商务印书馆将其收入《国学基本丛书》时即据邹本排印，1955年中华书局重印。
顾祖禹(1631- 1692)，字复初，号景范，人称宛溪先生，江苏无锡人。顾氏高祖顾大栋精于边疆军事地理，著有《九边图说》一书；曾祖顾文耀曾奉使九边，深悉边情；父顾柔谦精于史学。顾祖禹少承家学，遵奉其父考究“先代所著述”， “掇拾遗言，网罗旧典，发抒志意，昭示来兹”（《总叙一》）的遗嘱，隐居不仕，立志著述。他从29岁起，博览群书，考订史料；历山川城郭，访商旅征夫，经20余年的辛勤耕耘，十易其稿，终于撰成这部军事地理学巨著。
《读史方舆纪要》一书，大体可分为三部分。前9卷系历代州域形势，记上古至明代政区沿革。末7卷系川渎、分野，采录历代著述中有关山川源委和漕河、海道的记载及天文星宿分野之说。中间114卷系明代南北两京、十三布政使司（省）地理分叙。每一省首列总叙，概述其地历史地位和作用；次疆域、沿革、名山、大川、重险等，明其形势；再以府、州、县为单位，详记城邑、山川、关隘等，并记载其地发生的战争，重点分析山川险要、攻守利害，阐明地理形势对军事的影响。另附《舆图要览》4卷，用概况说明、图、表三种形式介绍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九边、黄河、海运、漕运及朝鲜、安南（今越南）、海夷、沙漠等情况，实为最为完备的明代兵要图籍。
顾祖禹撰写《读史方舆纪要》的目的是反清复明，他企图通过对地理形势及其相关历史的考察，揭示出中国数千年间治乱兴亡的规律，为其复兴大业服务。他不满于历代志书或者“纪胜山川稍备，求其攻守利害则已迂”，或者“考核有余，而于形势险夷则未尽晰”（《凡例》），所以在书中特别重视论述地理形势与军
事的关系，力求阐明地理形势在军事上的战略价值，军事地理学的特色异常鲜明，正如魏禧指出的那样，“其书言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所可见，而景物游览之胜不录焉”①。书中强调，战守攻取都应以分析地理形势为基础，“因地利之所在而为权衡”（《总叙三》）。地利是行军用兵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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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魏禧：《读史方舆纪要叙》。
只有先知地利并在战时借助于向导的帮助，“然后可以动无不胜”（《总叙三》）。但同时又认为，地利并不是永远不变的，“阴阳无常位，寒暑无常时，险易无常处”，像函关、剑阁这样的险要，其作用往往因时因人而异，“金城汤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土娄之邱，汛滥之水；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总叙二》），所以重要的是要“得人”，即善于利用地利的优秀将领。在分析地理形势时，顾祖禹经常对攻守、奇正、虚实、迂直、分合等军事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在分析四川地理形势时说：“弃守以为战者，不可谓善战者也。故日：以战为守，守必固；以守为战，战必强。战、守不相离也，如形影然。”（《四川方舆纪要序》）顾祖禹十分强调都城的重要性。魏禧指出，“天下之形势，视乎建都”的思想，是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最伟且笃”的两大观点之一①。顾祖禹认为：“势莫如建为京师。”（《直隶方舆纪要序》）为加强京师的防卫，必须采取居重御轻的方针；设防要前有屏障，后有纵深；要重点设防，实行积极防御，等等。
《读史方舆纪要》取材宏富，作者参考了二十一史、地方志等典籍100余种；考核精详，观点鲜明；体例完备，正文顶格书写，注文低格书写，注中之注则用夹行书写，是一部得到学者和兵家高度评价的军事地理学名著。魏禧赞其为“此数千百年所绝无而仅有之书”②；刘献廷谓其为“千古绝作”③；梁启超亦指出，此书“体裁组织之严整明晰，古今著述中盖罕其比”，“实为极有别裁之军事地理学”，“国内战争一日未绝迹，则其书之价值，固一日未可抹煞也”④。《读史方舆纪要》对后世影响较大，乾隆八年（1743年）成书的《大清一统志》，有一部分就是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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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魏禧：《读史方舆纪要叙》。
③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66页。
④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318页。
该书。当然，该书也有不足之处，主要是“详于古而略于今”；过分强调地理因素对朝代兴亡的作用，而忽视了政治因素；对地理的记述亦有错误，等等。尽管如此，《读史方舆纪要》在学术上和军事上至今仍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二）《灰画集》
《灰画集》，二十卷，约50万字，李培纂辑。有清雍正六年（1728年）稿本和民国时期训练总监编辑局排印线装本。
李培，宇益谿，直隶蠡县（今属河北）人。活动于康熙、雍正年间，生卒年月不详。喜读史书，“以考今昔兴亡得失”；更嗜好地理书，“日夜玩索其说，写画其图”（《序》），因而受到其师著名学者颜元的赞许，研习地理之志益坚。雍正四年至六年，将平生所得30余种地理图书资料，如《读史方舆纪要》、《秦边纪略》、《居诸编》、《皇舆志略》、《焚馀集》、《聚米集》、《文武库》、《舆地全览》、《舆图指掌》、《爵秩全览》等，以及其个人的著作《书（北直历代善政录）后》、《辽东明志录》、《山西大同边说》，辑为一书，取王馀佑诗句“灰画何年计得成”之意，题为《灰画集》。该书大体分为三部分：前3卷为边腹总论，以明天下之大势；中15卷为京省利弊、九边要说，以次为北直、南直、盛京、山西、山东、陕西、河南、四川、浙江、湖广、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末2卷为《秦边纪略》。
《灰画集》资料丰富，所辑图书有不少是稀见的稿本，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该书虽以辑录他人著述为主，但全书有比较完整的体系，并对所辑资料有补充，有辨证，体现出编纂者的学术观点，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综合类
（一）《兵迹》
《兵迹》，十二卷，9万余字，魏禧编辑。该书成书于明末清初，长期以来仅有抄本流传，至民国四年（1915年）始由南昌豫章丛书编刻局刊印。
《兵迹》是一部分类辑述军事史实的兵书，全书分十四编，依次为：历代编、列国编、将体编、将物编、将兽编、将能编、将效编、华境编、华人编、土夷编、鸟夷编、近国编、远邦编、边塞编。编下设目。历代、列国二编，为史的叙述，将中国从远古时期传说中的伏羲、神农到明代的数千年间，按朝代和国别列目，辑述有关战争的产生、发展以及军事制度概况等史实。将体、将物、将兽、将能、将效五编，辑录历代将帅利用各种条件胜敌的史事。华境、华人二编，辑录有关中国境内各地兵卒和标兵、僧兵、赤脚兵、被窝兵等特种部队的习性特点以及利用商贾、寇盗、渔人、猎人、民人、乡兵、土人、农民、妇女、儿童作战等方面的史料。土夷、岛夷、近国、远邦四编，介绍国内各少数民族、日本等岛国、中国边疆地方政权及中国周边国家、欧美诸国的诸如地理、物产、人文、军事等情况。边塞编，记辽东、蓟镇、宣府、大同、山西镇、榆林、宁夏、固原、甘肃等边塞地区的兵要地志，紫荆关、居庸关、高阙、长城在边防中的作用，以及明代兵制的沿革等。
该书虽然主要辑录史实，但亦间有辑录者对某些问题的议论，从中可窥其军事思想。魏禧从民本思想出发，重视民众的力量和民心的作用，认为元朝既强且大，但不到百年而亡，其原因就在于统治者“不顾民怨，不顾民变，不顾民死尽，不顾兵死尽”（《历代编·元》）。主张以法治军，既要严格执法，又要善于用法。认为只有严明法令，军队才有战斗力，“从来名将未有不法之峻者”；善于用法者，“能于败中用法，亦可转败为胜”（《将兽编·律》）。主张将领融贯文武，将领应通儒，儒亦可为将，反对“儒不可战”的观点；应该尊重儒者，指出“汉高溺儒冠，全忠置浊流，亦大误矣”（《将兽编，儒》）。重视“士”在军队建设和战争中的作用，认为“能得士者强，能用士者胜”，并提出：得士，关键在于“善求”、“恭礼”、“奉侍”、“隆典”、“尊事”、“尊名”、“听荐”、“善选”；用士，则在“因其材”、“纳其谋”、“纳其谏”、“任之一”、“任之专”、“任之久”、“不计败”、“不听海”，等等（《将兽编·驭》）。作战指导，主张根据实际情况，灵活用兵。论阵，强调临时制变、临敌制变，或顺天时，或因地形，因机制敌，不可拘泥于成法。论守，则说：“苟能先、能因、能变，又何守之不固哉？”（《将能编·守》）针对“长城易溃，顷刻而入，无益疆圉”的观点，充分肯定长城的防御作用，指出如无长城，则塞下田不可得而耕，塞下人不可得而居，兵势亦将因此而孤，所以提出了“外凭长城以为藩，内列堡塞以为固”（《边塞编·长城》）的防御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