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迹》辑录资料丰富，分类编排，便于查阅，为学习、研究古代军事问题提供了方便；魏禧的评语虽不多，但大都能点明问题实质，起到画龙点睛之效，有一定参考价值。
（二）《戊笈谈兵》
《戊笈谈兵》，十卷，十四笈，汪绂撰。汪绂(1692 -1759)，清初学者、教育家。初名垣，字灿人，号双池，安徽婺源（今属江西）人。自幼志于学，因家贫曾赴景德镇为佣工，后流浪至福建，先后在枫岭、浦城授学。读书务博，精儒学，通兵法、术数，著述多达30余种，主要有《易经诠义》、《尚书诠义》、《诗经诠义》、《四书诠义》、《春秋集传》、《理学逢源》等。《戊笈谈兵》为汪绂未成之书，书稿由汪之高第弟子收藏，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始刊刻行世，然卷六上第九笈、卷十第十四笈已佚。全书有地图、星图、阵图123幅，文约23万字。
该书以天时、地利、人和为纲，分为三大部分。
卷一至卷三，为周天图说、七曜灾祥、云雨风角、遁甲奇门、演宿翻禽五笈，论天文、占卜，属天时。作者赞同儒家“天人合一”的学说，主张用经学、理学的观点研究天文，认为“人事召于下，则天道感于上；天象变于前，则灾戾应于后”（卷二上，《七曜灾祥》序）。
卷四至卷六，为宇内舆图、形势更革、州郡财赋、水陆路程等五笈，论军事地理，属地利。作者认为，地理形势对于军事关系极大，虽然兵家从舆图上可得形势之大概，但其间重地要害地势形便等重要内容，有很多是舆图所难以表现的，所以著《天下形势总论》、《天下形势分论》、《南北形势分论》，详论全国山川形势，燕京、长安、洛阳、建康、汴梁、成都等要地的战略地位，南北地理形势的差别及其相应的攻守战略。
卷七至卷十，为司马吴孙、黄尉李姜、古今阵法、军器四笈，论兵书、阵法和兵器，属人和。
对于兵书，作者将“武经七书”分为两组，采取总论、每篇分论和原文（《司马法》、《三略》为全文，《吴子》、《孙子》、《尉缭子》、《唐李问对》、《六韬》五书为节选）注释的形式，对其源流、真伪、内容等一一考辨评说。汪绂用政治标准和军事标准综合考察，认为七书中《孙子》、《吴子》、《司马法》最为精粹。他把政治标准摆在第一位，首要的是看是否符合儒家的仁义王道思想，并据此而改变“七书”的排列顺序，将《司马法》列为首位，《吴子》次之，《孙子》又次之。军事上，汪绂强调节制、奇正、机变，认为“握奇之妙，自当推《孙子》”（卷七，《孙子·军形》评语）；“论机变，则《孙子》为长”（卷七，《司马吴孙总论》）；“《孙子》谈兵，高出于七书之上矣”（卷七，《孙子·始计》评语）。对其余四书，也分别从政治与军事两方面进行评价，总而言之，“《六韬》伪而险，《李子》驳而肤，《尉缭》严以刻，《三略》尚矣”（卷八，《黄尉李姜总论》）。
关于古今阵法，书中对古阵的名称、阵容结构以及各种阵法的变化与运用都有论述，并根据古阵法原理，创七军大衍阵、五叠连环阵、山战猿猱阵等新阵。作者认为：“师之有阵，自古已然，要之所以整齐士卒，使无扰乱而已耳。古之为阵者，或直以形名，或假以象名，名可考而法不存，然坐作进退之节，行列纲纪之数，犹昭然也。”（卷九，《古今阵法》序）他主张因时制用，对古阵法应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变通，“成规在昔，然而通变由人”，反对泥古而不能通；“严编伍所以节制之方，立阵名又所以编伍之则”，反对“泥名而别问神奇于左道”（卷九，《律臧赋》）。
该书作者知识广博，对军事问题有其独特的见解，所以虽为文人谈兵，却并非空谈，尤其是关于军事地理、兵书、阵法的论述，有不少是很有见地的。该书印行之后，在社会上亦有一定的影响。但作者论兵，过于强调政治标准，而对军事的独特性重视不够，甚至有不少儒者的偏见。
四、注疏类
（一）《武经全解》
《武经全解》，或题《武经七书全解》、《武经七书标题全解》，七卷，丁洪章辑注，邓瑭校订。有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赐书堂刊本。
丁洪章，生卒年不详，字南翔，江苏丹阳人，撰有《武经全解》和《策论翼文》初集、二集、三集等。
《武经全解》是典型的武科应试辅导读物。正文分上下两栏。下栏列《武经七书》原文，以注《四书五经》之法，分列“全旨”、“节旨”、“注”、“疏”、“参订”、“考证”等项，详加注解；全旨以提其纲，节旨以挈其领，注以训其字义，疏以阐其意旨，参订以穷其理，考证以核其事。上栏则为标题详解论法，先列标题，每题之下有“题解”以为拈题之的，有“论法”以为立论之宗。“七书”前后附列《射谱》、《武闱乡试条约》、《棘围事宜》、《武经七书数目隐义题全解》、《武经七书标策全解》等，以为武科内外场指南。《武经七书数目隐义题全解》将有关“七书”中数目的策题分门汇纂，编为歌诀；隐义题则注明其来龙去脉，以帮助应试者相题立论。《武经七书标策全解》列出48道策题，每题之下分列“题源”、“注疏”、“题解”和“策法”。
该书在清代武闱读物中是具有代表性的一部，体例相当完备，注解等亦有可取之处，对于理解原书有一定的帮助。
（二）《武经七书汇解》
《武经七书汇解》，九卷，朱墉辑注。有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怀山园刊本、康熙三十九年朱墉自序刊本和光绪二年(1876年)广东古经阁国英重刊本等。
朱墉，字鹿冈，祖籍江苏吴县，后迁居江宁。初应童子试不中，乃改应武试，中武秀才。康熙间应乡试失败后，离江宁入总督蔡毓荣幕，以才名。后归江宁讲学于雪浪庵。著有《毛诗春秋通论》、《广百将论》等。
该书系武科应试辅导性读物。卷一至卷七，对《孙子》、《吴子》、《司马法》、《唐李问对》、《尉缭子》、《三略》、《六韬》七书逐书进行疏解。每卷一书，分段注疏：先列原文，再低一格分列“直解”、“汇解”、“开宗”、“全旨”、“纂序”等目，或集众说，或述己意，解释词义，提示段落大意，“既统括其大纲，更纂序其神吻”（《序》）。引用书目85种，既有《易经》、《诗经》、《周礼》、《史记》、《汉书》等儒家经典和史书，也有《虎钤经》、《武经总要》、《登坛必究》、《武备志》等历代兵书，还有明清以来为适应武科考试之需而以“合参”、“醒宗”、“句解”、“正义”、“指南’、“题矩”为名刊行的各种《武经七书》注本；注家83人，从三国唐宋时期的曹操、杜佑、李筌、杜牧、贾林、梅尧臣，到明清时期的刘寅、王世贞、李贽、尤大臣、彭继耀、邓廷罗等。首卷、末卷为参考性资料，首卷依次为《引用书目》、《注释前贤》、《经籍考》、《数目全题》、《列国世代考》、《封建考》、《四裔考》、《阅史释义》。末卷为《历代兵制考》、《标策题义》、《射法秘传攻瑕》、《射学问答》、《射经》、《射义》。其中《数目全题》开列《武经七书》中含有数字的语句117个；《标题策义》开列与《武经七书》相关的武科策题40道，每题均给出题源和答案（解）。
该书广集众说，资料丰富，为学习、研究《武经七书》提供了方便，尤其是它保存了大量今天不易见到的甚至原书已经佚失的材料，其史料价值就更显得可贵了。由于它适应了清代武科考试的需要，故问世之后，多次刊印，影响较广。但该书没有凡例，引用之书书名用简称，给后人阅读带来一定困难；注文选录欠精当，缺乏条理，给人以重复繁杂之感。
（三）《孙子十家注》
《孙子十家注》，十三卷，附清毕以殉《孙子叙录》一卷、宋郑友贤《孙子遗说》一卷，孙星衍、吴人骥校。有清嘉庆二年（1797年）兖州观察使署刊本，乾隆嘉庆间兰陵孙氏《岱南阁丛书》本，咸丰五年（1855年）淡香斋木活字本，光绪三年（1877年）浙江书局辑《二十二子》本，光绪十年杨霖萱重刊本，光绪十九年上海鸿文书局石印《二十五子汇函》本，光绪二十三年浙江书局辑《子书二十二种》本、文瑞楼铅印本、留耕书屋刊本；民国间上海中华书局聚珍本、袖珍古书读本、《四部备要》本（排印本、聚珍仿宋本），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排印本，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育文书局石印本等，达数十种。在国外有日本嘉永六年（1853年）官刊本。
孙星衍(1753 -1818)，字渊如，一字伯渊，江苏阳湖（今武进）人。著名经学家、校勘学家、金石学家。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三通馆校理，官至山东督粮道，后引疾归里。曾主讲浙江“诂经精舍”。喜藏书，精校勘，辑刊有《岱南阁丛书》、《平津馆丛书》，所据均善本。勤于著述，有《尚书今古文注疏》、《孙氏周易集解》、《寰宇访碑录》、《金石萃编》等。
孙星衍认为，《孙子》“传本或多错谬，当用古本是正其文”（《序》），遂以华阴岳庙藏明《道藏·孙子集注》为底本，参考大兴朱氏明刻《孙子注解》本，用《通典》、《太平御览》等宋以前的古书引文进行校勘更正。孙氏的工作，一是对注家的辨别。指出十注家为：魏曹操，梁孟氏，唐李筌、杜牧、陈嗥、贾林，宋梅尧臣、王皙、何延锡、张预。原本于十注家之外多出杜佑一家，而杜佑实未注《孙子》，其文乃《通典》之文，故据《宋史·艺文志》题为《孙子十家注》。二是订正原本注文编排顺序上的错乱。指出原本的错误或将梁人孟氏排在唐人陈嗥之后，或将杜佑置于其孙杜牧之后，订正为孟氏排第二位，其后即为杜佑。三是校正《孙子》十三篇正文及其各家注文。以双行夹注的形式出校记，或说明校改、增补的依据，或不改动原文，但指明某书作某某，以备查考。
《孙子十家注》以明《道藏》本为底本， 比较接近于宋本；孙星衍校改后的文字，有的于文义优长，如原本《形篇》“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句，孙校本据《通典》、《太平御览》改“之”为“必”，一字之改，意思更为确切；有的则改正增补了原本不少误脱，使《孙子》本文更接近于古本原貌，在校勘学上有很高的成就，这在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出土之后，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孙校本刊行之后，流传甚广，成为《十一家注孙子》系统最主要的传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孙星衍在校改此书时，参照的材料不多，既未见到宋本，也没有用《武经七书》系统，过于相信《通典》、《太平御览》等古书引文，米能辨明其臆改臆增之处，因而出现了一些疏漏。另外，该书有的版本刻工不精，校对不细，文字错漏较多，特别是初刻的兖州观察使署本以及出于依据此本的《二十二子》、《诸子集成》、《四部备要》诸本，有大段漏刻注文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