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矛盾日趋尖锐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王朝的鼎盛时期，史称“康乾盛世”。在此期间，清王朝对外抗击了沙俄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民族尊严；对内在平定三藩叛和统一台湾之后，又平定了准噶尔上层分裂割剧势力的叛乱，统一了喀尔喀蒙古、新疆和西藏，在东到大海、南到南沙群岛、西跨葱岭、北达外兴安岭这样广袤的疆域内，建立起有效的统治，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内地经济的发展，封建经济呈现空前的繁荣，处在封建社会末期的清王朝，达到了最高峰。
但是，清王朝康、雍、乾时期的发展和进步，是在封建主义轨道上的发展和进步，它并没有摆脱封建主义的桎梏，封建社会固有的社会矛盾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反而时有发展。乾隆中叶以后，清王朝的统治由盛转衰，开始走下坡路。满汉大地主阶级及其官僚统治机构日益腐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逐渐激化，社会动荡不安，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接连不断，封建统治秩序受到了严重威胁。
（一）土地兼并不断加剧
康熙中叶以后，由于经济的发展，土地的收益增加，满族贵族和汉族官僚、地主、商人等，运用各种手段拼命掠占土地。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康熙帝曾说：“田亩多归缙绅豪富之家，小民所有几何？……约计小民有恒业者十之三四耳，余皆赁地出租。”①乾隆朝，土地兼并更趋激烈。乾隆十三年（1748年），湖南巡抚杨锡绂有感于土地兼并之剧，上疏乾隆皇帝，指出：“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②在许多地区，甚至出现了“富者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③的严重局面。乾嘉之际，土地的集中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拥有数千、上万亩土地的地主比比皆是，拥有十余万、数十万亩的也不鲜见。
土地兼并最直接的后果是造成了地价的不断上涨。乾隆前期，杨锡绂在陈述米贵缘由的上疏中论及了地价问题，他说：“向日每亩一二两者，今至七八两；向日七八两者，今至二十余两。”④乾嘉时人钱泳说得更明确：苏南地区，良田一亩，顺治初不过值银二三两，康熙年间增至四五两，乾隆三十年前后，已增至七八两甚至十余两⑤。面对高昂的地价，贫困的农民卖地之后，绝无能力再买回来。
（二）封建剥削异常沉重
农民失去土地之后，大部分沦为佃户、佣工；地主则将土地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获取高额地租。在土地兼并和买卖盛行之时，一些官僚、商人和富裕农民，把从地主那里租来的土地转租给贫苦农民，充当二地主的角色，形成“一田两主”（地主与二地主）、“一田两租”（大租与小租）的现象，租地的农民要承受双重的剥削。乾隆、嘉庆年间，农民一般要将全年收获物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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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圣祖实录》卷二一五，康熙四十三年正月辛酉，中华书局影印本。
②④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清经世文编）卷三九，《户政》，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958页。
③ 崔述：《无闻集》卷一，《救荒策一》。
⑤ 钱泳：《履园丛话》卷一，《旧闻·田价》，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页。
成交租，有的地区更高达七八成，如河南汲县，夏租收麦“二八分”，秋租收粮“三七分”，且“柴草俱归主人”①。地主在收租时往往用大斗收进，并随意增加地租，如佃户不允，就要“夺田另佃”。“佃户惟恐地主夺田另佃，往往鸡豚布帛无不搜索准折，甚至有卖男鬻女以偿租者。此等风气，大概皆然”②。农民在生活上毫无保障，丰年尚不得温饱，倘遇天灾人祸，就不得不忍受“驴打滚”的高利贷盘剥。有些地区的地主、高利贷者，八折出借，滚算月利，不出一年，利息竞远远超过了本钱。农民至期无力偿还，贪得无厌的地主、高利贷者就会登门催租逼债，“每于岁暮封印之后，差遣悍仆豪奴，分头四出，如虎如狼，逼取租债，举其室中所有，搜攫一空，甚而掀瓦掇门，拴妻缚子，又甚将本人锁押至家，百般吊打”③。这样，就更加速了农民的破产和逃亡。
清朝实行摊丁入亩之后，虽然结束了田赋与差役、丁银、土贡物料分征的局面，实现了一切出于田赋的目的，但广大农民对地主的劳役负担，不仅没有消除，而且有日趋繁重之势。他们要替地主收割豆麦、砍柴送炭、挑运粮米、看管园林山场，甚至还要为地主的婚丧嫁娶、祭祖扫墓提供人力。在一些地区，地方官依然把差徭摊派给农民。据史载，当时有10亩土地的农民，一年所交的差钱就比正赋多出10倍。如此沉重的差钱，只能逼迫贫苦农民卖田宅及其妻、子，从而加深了阶级矛盾。
由于社会承平日久，人民生活相对稳定，人口急剧增长。据记载，康熙平定三藩以后，人口只有7000余万；乾隆初年，人口已增到1.4亿；乾隆五十五年，更高达3亿。人口急剧增长，加之土地兼并激烈，耕地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致使米价上涨的幅度越来越大。康熙四十六年，江南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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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乾隆《汲县志》卷六，《风土》。
②雅尔图：《心政录》卷二。
③戴兆佳：《天台治略》卷六。
府，米价每升仅7文，雍正、乾隆初年，每升也不过10余文，乾隆五十年大旱，每升涨至57文左右。“自此以后，不论荒熟，总在廿七八至三十四五文之间为常价矣。”①米价的急剧上涨，给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囤积居奇、谋取暴利提供了机会，反过来更加促使贫苦人民食不饱腹，一遇荒年，不少人只好以野菜、树皮、观音土等充饥。
总之，在沉重的封建剥削之下，乾隆中叶以后，社会两极分化日趋激烈，贫者愈贫，富者愈富，阶级矛盾更趋激化、尖锐，社会更加动荡不安。
（三）统治阶级日益腐败
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整个统治集团奢侈腐化、巧取豪夺成风，日趋腐败。特别是乾隆中后期，更是习俗日侈，风气日坏。
作为清朝鼎盛时期的最高统治者乾隆帝，穷奢极欲，游山水成性，嗜园林成癖，又纵恣声色，铺张无度。从乾隆十六年（1751年）到四十九年，他先后六次南下江浙巡幸。乾隆帝南巡，虽然有巡察河工海塘、考察吏治、观风问俗等方面的考虑，但更主要的是游山玩水，寻欢作乐。每次南巡，随行人员除皇太后、皇后、妃嫔外，还有王公大臣、扈从官兵，约计2500余人，可谓一支浩浩大军。旅途中，陆路用马五六千匹，大车数百辆；水路用船千余只，首尾衔接，旌旗招展，蔚为壮观。六次南巡，总计耗资达2000多万两白银，相当于乾隆三十一年全年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而地方官吏又借征调夫役之机，科派勒索，大肆扰民，更加重了百姓的灾难。乾隆帝临死前终于认识到南巡是“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②之举，但这种忏悔已难以挽回其历史过失了。乾隆帝还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园林。圆明园在雍正时已有28景，乾隆初扩建为40景。修建清漪园，历时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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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钱泳：《履园丛话》卷一，《旧闻·米价》，第27页。
②《清史稿》卷三五七，《吴熊光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耗银近450万两。承德避暑山庄，康熙时只有36景，乾隆时扩充为72景，仅须弥福寿庙和普陀宗乘庙的鎏金铜瓦就耗费黄金3万两之多。乾隆帝不但自己享乐，皇太后等人的寿辰庆典，儿女的婚嫁迎娶，也都奢华至极。乾隆帝“以天下养”①皇太后，太后六十、七十、八十寿辰时，乾隆帝为其举行的庆典活动一次比一次隆重，不仅向她进献大量的金银珠宝，而且在西华门至西直门外高梁桥的十余里大路上张灯结彩，搭起一座座楼阁，楼内以色绢堆成山岳，用锡箔铺成波涛，每隔一段距离还要设一个戏台，内备四方之乐，不时敲打弹奏，奢华至极。乾隆五十四年，乾隆帝之女固伦和孝公主下嫁和坤之子，朝鲜使臣记述说：“宠爱之隆，妆奁之侈，十倍于前驸马福隆安时。自过婚翌日，辇送器玩于主第者，概论其直，殆过数百万金。二十七日，皇女于归，特赐帑银三十万。大官之手奉如意珠贝，拜辞于皇女轿前者，无虑屡干百。”②国家多年积累起来的财富，就这样大量地被皇室挥霍掉了。
乾隆帝和皇室的恣意挥霍，促使整个社会风气由俭向奢转化，王公大臣、文武官僚、地主商人、八旗子弟，无不奢侈淫靡，挥金如土。生活上的腐化，是政治腐败的体现。乾隆中叶以后，吏治更加败坏，各级官吏追逐名利、贪污受贿成风。最为乾隆帝宠爱的大臣和坤，就是明显的例证。和坤，姓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任军机大臣24年，位极人臣，俨然成为当时中国的“二皇帝”。但是和砷最大的本事就是榨取钱财和收受贿赂，他依靠皇帝的倚重搜刮了骇人听闻的巨额财富，有的史书称多达数亿两。总督、巡抚、布政使等地方官更是明目张胆地敲榨勒索，贿赂公行。乾隆帝虽然也曾查处过国泰、王宣望、陈辉祖、伍拉纳、浦霖等几起大贪黩案，但却无力煞住大小官吏的贪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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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史稿》卷二一四，《后妃传·孝圣宪皇后》。
②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一，正宗十四年三月丁未，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809页。
风，因为正如著名史学家邓之诚先生曾指出的那样：乾隆索之于和坤，和坤索之于督抚，督抚索之于州县，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贪污索贿网①。嘉庆四年（1799年），嘉庆帝处决了和坤，摆出一副整顿吏治的姿态，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企图匡正时弊，但却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大局。贪污聚敛、营私舞弊之风更加弥漫：文官贪赃，武官克饷，几乎无官不贪，无吏不暴；连一向号称“清苦”的朝廷六部官员，也在挖空心思贪污，吏部公开收受贿赂，户部吃“平余”（即除赋税和正项钱粮外，另立名目加征的部分），兵部克扣军饷，刑部吞没赎款，工部利用兴建工程大肆渔利，礼部官员无污可贪，就在科举考试时容情受贿。
清代，官吏的俸银不高，办公费用短缺，因此在征收地丁钱粮和捐税时，都在定额之外提取一部分以供开支，称为“陋规”，实质上是一种合法名义下的公开贪污。当时，那些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政府部门，如漕运、盐政和河工等衙门，都成为官吏中饱私囊的重要基地。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九月，即位不久的道光帝发布谕旨，令各省总督、巡抚、布政使等，将“所属陋规，逐一清查”，“兼公详议”，并强调此后“如再有以赔累为词，于此外多取于民者，一经发觉，即行从重治罪，不稍宽贷”②。他本想以此表示自己锐意整顿吏治，进行改革，不料谕旨一下，即刻引起轩然大波。朝廷内外官吏纷纷上疏反对，“皆以此事为不可行”。道光帝不得不向反对派让步，再下谕旨称：“朕心已悟此举之非矣”，表示要“迁善改过”③。于是，停止清查陋规，并罢免了最初提此建议的军机大臣英和。一场改革就这样被扼杀在襁褓之中了。这充分反映了吏治的腐败在当时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任何人对此均已无回天之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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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五中（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新1版，第214页。
②《清宣宗实录》卷四，嘉庆二十五年九月甲子，中华书局影印本。
③《清宣宗实录》卷十，嘉庆二十五年十二月乙未。
二、武备逐步废弛
骁勇善战的八旗兵为清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清统治者马上夺天下，为使政权永固，特别看重这支八旗劲旅，所以定都北京之后，赋予八旗贵族和官兵种种特权，“平时赏赐优饫，制产一壮丁予田三十亩，以其所人为马刍菽之费；一兵有三壮丁，将不下十壮丁，大将则壮丁数十，连田数顷”①。统治者的本意是解除八旗官兵的后顾之忧，使其专于武事，精于骑射。但事实却与统治者的愿望相反，八旗官兵在优越的社会地位以及少有战争的和平环境中，消磨掉了勇猛顽强的作风；政权机构中的腐败风气，更加速了八旗兵的腐败。
八旗兵的腐败，首先表现在贪图享乐，生活腐化。高级将领养尊处优，在吃喝玩乐等方面则竞相攀比，谁也不肯落于人后，“八旗将佐居家皆弹筝击筑，衣文绣，策肥马，日从宾客子弟饮”②。八旗兵丁也深受这种腐化风气的影响。满族本有“淳朴旧风，衣服率多布素。近则狃于习俗，兵丁等竞尚鲜华，多用绸缎，以穿着不及他人为耻”。又往往“耽于口腹，饷银一经人手，不为度日之计，辄先市酒肉，以供醉饱，不旋踵而资用业已告竭。又支领官米，随即贱售与铺家，只顾目前得钱使用，不肯稍为储蓄，而家中食米，转零星用贵价向铺户籴买”③。甚至有的当月钱粮不足花销，又将次月钱粮典当出去。其次是军纪败坏，骚扰百姓。平时，八旗官兵游手好闲，惹是生非，有的暗中制造赌具，“出境贩卖”；有的聚众赌博，诈骗钱财；有的“串结土豪，放债盘利”；有的欺压民众，“强买市肆”；有的根本不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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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金德纯：《旗军志》，《昭代丛书》乙集卷十，第2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③《清仁宗实录》卷一〇〇，嘉庆七年七月癸未，中华书局影印本。
方官放在眼里，竟在大庭广众之下“哄市辱官”①。战时，各级将领不思杀敌立功，保护百姓，反而“于攻城克敌之时，……志在肥己，多掠占小民子女，或借名通贼，将良民庐舍焚毁，子女俘获，财物攘取”②。第三，疏于训练，武艺生．疏。八旗将领贪图安逸，玩忽职守，在规定的训练日不亲赴训练场，或轮流派一人前往，训练时也不过令兵丁放一二枝箭应付了事，军事训练流于形式③。八旗兵丁更不把骑射放在心上，平日不勤习武艺，而是“沉于戏玩”，有“入班唱戏者，亦有不入戏班，自行演唱者”④。因此，八旗官兵的军事技艺普遍低劣。乾隆二十一年，乾隆帝在上谕中指出：“前因武职官员射箭，往往有及半即坠，或低掠地面者，朕曾降旨训饬。乃今日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带领引见人员内，犹有仍前不堪之人，甚则明知弓力软弱，故将前手挑高。”⑤第四，战斗力下降。早在顺治年间，八骑兵的腐败和战斗力的削弱即已显露出苗头。顺治十四年（1657年），顺治帝说：“今八旗人民，怠于武事，遂至军旅隳敝，不及曩时。”⑥至康熙朝，八旗兵的腐败更为明显，在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中已暴露无遗。派往前线任大将军的八旗亲王、郡王、贝勒等，“观望逗留，不思振旅遄进，竞尔营私适己，希图便安，或诿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未具，借端引日，坐失事机”⑦，完全失去了当年驰骋疆场、奋勇争先的锐气。康熙十六年（1677年），清安亲王岳乐在湖南浏阳城外与吴三桂叛军交战，“安亲王发兵十九路，自城北铁佛寺后布阵，至城之西南，度数十里。三桂亦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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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六一二，《八旗处分例·禁赌》；卷六一三，《八旗处分例·杂犯》。
②《清圣祖实录》卷八二，康熙十八年七月壬戌。
③《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乾隆六年五月丁亥，中华书局影印本。
④ 《清高宗实录》卷七七，乾隆三年九月乙丑。
⑤《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二，《兵·教阅》。
⑥《清史稿》卷三，《世祖本纪》二。
⑦《清圣祖实录》卷七一，康熙十七年正月戊戌。
十九路以应之，将军王绪先陷阵，清军合围之数重，旗帜尽偃，金鼓无声”。陷入重围的叛军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已是必败无疑，连在城头观战的叛军都大惊失色，“以为此军全没矣”。但是，事态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少顷，闻交枪连发如急鼓，清兵纷纷堕骑。王绪军冲突无前，莫有撄其锋者，深入敌境，获全胜而返”①。此战，充分暴露了八旗兵素质的低下和战斗力的削弱。
康熙帝心中非常清楚，要想迅速平定三藩叛乱，唯有重用忠于清廷的汉将，依靠由汉人组成的绿营兵。清廷正是依靠绿营兵将的力量，才最终平定了三藩叛乱。
三藩叛乱平定之后，康熙帝曾采取过不少措施对八旗兵进行整顿，但是收效甚微，八旗兵的腐败有增无减。所以，在此后对内对外的重大战争中，绿营兵遂成为清廷主要依赖的武装力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绿营兵也日趋衰败。绿营兵平时担负着差、操两项任务，大量的差役等杂务，严重地妨碍了绿营兵的训练，且承平日久，训练荒废，“教训演习惟事粉饰”②，形同虚文。特别是乾隆中后期，由于政治腐败，绿营中钻营取巧、油滑偷惰、克扣冒饷等风气迅速滋长，加之编制不够完善，将帅不知营制，将士各不相习，家属随营居住，致使营务废弛，军纪败坏，战斗力锐减。
清代中叶以后，清王朝的经制兵八旗和绿营都已腐败，将领不理营务，只知克扣军饷、贪污受贿，过着酒肉笙歌的享乐生活；兵丁不事操练，却吸食鸦片成瘾，烟枪须臾不离手，不仅白白耗费了大量钱财，而且严重地损伤了身体，致使许多兵丁骨瘦如柴，根本无法行军打仗，成为货真价实的老爷兵。结果，八旗和绿营战斗力十分低下，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颙琰随乾隆帝南巡至杭州，见到清军官兵“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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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77页。
②《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二，《兵·教阅》。
一时成为“笑谈”①。嘉庆十四年（1809年），清廷对其精锐之师健锐营、火器营进行考核，结果2.7万名士兵之中，列为头等的仅有60名。
八旗和绿营的腐败衰弱，迫使清廷在嘉庆初镇压川楚陕三省农民大起义时转而招募乡勇，企图依靠乡勇的力量维持其统治。“是时，各路官军临阵，辄令乡勇居前，绿营兵次之，满兵、吉林、索伦又次之。”②但事与愿违，乡勇中多地痞流氓，素质本来极差，一遇战阵，保命要紧，不待厮杀，便纷纷溃逃，而八
旗、绿营更无斗志。当时川楚一带流行着这样的谚语：“贼来不见官兵面，贼去官兵才出现。"“贼去兵无影，兵来贼没踪。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这是对清军辛辣的讽刺。
另外，清军武器落后，直至鸦片战争以前，一直没有完成从冷兵器向火器的过渡；沿海要塞的守备设施陈旧，火炮锈蚀以至无法使用，几乎到了不堪入目的地步。
总之，清朝中叶以后，政治腐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促使各族人民不断地进行反抗斗争，以至举行武装起义。早在康熙六十年（1721年），在台湾就爆发了朱一贵领导的农民起义，已经暴露出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当然，处于清朝全盛时期的农民起义，只是零星的、个别的，起义规模也不大，起义不久就被镇压下去了。乾隆中期以后，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各地人民的武装起义接连不断，而且起义规模大，坚持时间久，有的起义波及数省，历时10年，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清王朝武备废弛，八旗、绿营衰败，对内镇压各族人民起义时屡屡失败，对外更逐渐丧失了抵御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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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仁宗实录》卷三十八，嘉庆四年正月戊子。
②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0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