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宦制度和教派斗争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爆发的甘肃苏四十三领导的撒拉族起义和乾隆四十九年爆发的田五等领导的回民起义，都是从伊斯兰教新旧教派斗争开始的。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中叶。按照伊斯兰教教规，穆斯林的个人资财达到了一定数量时，每年应按一定的比例交给清真寺，这种所谓“奉主命而定”的宗教赋税，称为“天课”，又称“济贫税”。事实上，这些“天课”绝大部分成了清真寺教长、阿訇的财富。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穆斯林个人财富的增加，教长和阿訇们占有的“天课”越来越多，他们不仅依靠“天课”过上舒适的生活，而且可以利用“天课”购置土地，租佃给无地或缺地的农民耕种，收取地租，进行剥削。于是，教民交纳的“天课”转化成教长的土地和地租收入，教长转化为封建地主；教长与教民之间的关系，则由原来单纯的宗教等级差别，逐渐转化为在宗教等级差别外衣掩盖下的地主与农民的阶级对立。
与此同时，原来由教民推选的教长，变为世袭的宗教领袖，“门宦”制度也就应运而生了。门宦制度是我国西北地区伊斯兰教特有的宗教制度，约产生于清初。所谓“门宦”，相传由中国古籍中的“门阀”、“宦门”两词的第一个字合并而成，用以表明其权势和地位。门宦制度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教主兼地主的世袭制度，是在宗教外衣掩盖下的封建土地占有和剥削制度。
乾隆时期，备受封建剥削的农民不断进行反抗，“对于完全由宗教培育起来的群众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①。在我国西北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农民的反抗斗争，正是在宗教的外衣下，以教派斗争的形式进行的，而当时甘肃省（今甘肃、宁夏二省区及青海省东部）伊斯兰教的教派斗争，则主要是新教与老教的斗争。
老教为门宦虎非耶，创始人是河州（今甘肃临夏、和政、东乡三县之间）人马来迟。新教为门宦哲合林耶，创始人为安定（今甘肃定西）人马明心。马明心早年曾随叔父赴麦加朝觐，并长期留居国外学习，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回国，到甘肃循化（今属青海）传教。马明心是一个勇敢的宗教改革者，他有感于老教的种种弊端，有针对性地创立了新教。“新教之异，念经时则摇头，念毕则耍拳舞手，其死而葬之也，以足踏坟，视其升天入地之别，大略不过如此”②。这些都是宗教仪式上的差异，如果仅止于此，当然算不上什么改革。重要的是，马明心把握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农民的要求，大胆地向门宦制度提出了挑战。“马明心自西域回，慨然欲革除门宦制度，意谓道者公也，岂为一家所私有？教规者随时变通也，不宜胶柱鼓瑟”③。针对老教门宦传子的世袭制，马明心提出了传贤的主张。针对老教“多收布施，敛钱惑众”的弊端，他新纂的《卯路提经》比老教的《冥沙经》更为简化，念一次经的费用比老教大为减少，而且在新教内部提倡富有者“散家财”，使“入其教者，皆有周济”④。新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群众反对封建剥削制度的愿望和要求，减轻了农民的宗教负担，因而受到当地撒拉族和回族人民的欢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乾隆帝说：“近闻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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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55页。
②④龚景瀚：《循化志》卷八，《回变》。
③ 慕少堂：《甘宁青史略》正编卷十八。
教念经须用羊只布匹，所费较多，而新教念经仅取忏钱五十六文，是以穷民愿归新教者较众。”①据记载，当地1000多户撒拉族中有800多户改奉新教②，从而出现了马明心之新教“反盛于马来迟之教（老教）”③的局面。
新教的迅速发展，引起了老教门宦地主的恐惧和不安，他们对新教进行压制和打击。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新教创，始人马明心被逐出循化，三十四年（1769年），马明心的学生贺麻路乎又被发配到乌鲁木齐为奴，马明心的另一学生苏四十三遂成为新教首领，继续领导群众与老教斗争。由于统治阶级对新老教采取挑拨、分化的政策，使教派斗争愈演愈烈，并多次发生械斗。
二、苏四十三领导的撒拉族起义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九月，在清水工打速古庄发生的教争中，新教一人被打伤，数日后死去。循化同知洪彬仅判罚老教半个命价。新教不服，苏四十三和另一新教首领韩二个令尸亲不具领，以示抗议，并于十二月十六日召集草滩坝八工新教开会，令“备器械，将尽杀老教，灭土司”④。四十六年正月十二日（1781年2月24日），苏四十三、韩二个率新教徒千余人攻入清水工河东庄，杀死哈尔户长（总头人）韩三十八等人。苏四十三戴“大红顶”，自称“回王”，韩二个以下皆蓝白顶，立旗号。苏四十三等率众向老教进攻，而“老教亦集众相拒”⑤。
陕甘总督勒尔谨闻讯，即派兰州知府杨士玑，河州协副将新柱带兵前往镇压。三月十八日，新柱到达循化境，对佯装成老教出迎的苏四十三等人说：“新教若不遵法，我当为汝老教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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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四一，乾隆五十四年十月甲戌。
②《兰州纪略》卷六，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丁丑，阿桂·和砷奏。
③④⑤龚景瀚：《循化志》卷八，《回变》。
尽洗之。”①这话使新教群众认清了统治阶级镇压新教的反动政策，加速了新教从教派斗争向反清起义转化的进程。苏四十三等决定立即举行反清起义，当天夜里即率众千余包围新柱的公馆，杀死新柱，次日晨围攻起台堡，中午时攻破，杀知府杨士玑、守备徐登彦、外委陈伏得等，正式举起了武装反抗清王朝统治的旗帜。
三月二十日，苏四十三、韩二个率起义军从起台堡东进，直指河州，“原想杀马来迟子孙，还要灭旧教的人”②。三月二十一日攻占河州，缴获了对起义军极其宝贵的七八十驮火药铅子。不幸的是，韩二个在攻城战斗中中炮牺牲。
统治阶级对撤拉族人民起义极为惊恐。乾隆帝闻讯，即派大学士阿桂为钦差大臣，派户部尚书和坤等率兵驰赴甘肃，同甘肃地方当局相机镇压。与此同时，他又多次谕令利用撒拉族新教、老教两派的矛盾，实行拉一派打一派的策略：“应明切晓谕旧教之人，赦其互相争杀之罪，作为前驱，令其杀贼自效。如此以贼攻贼，伊等本系宿仇，自必踊跃争先，既壮声势，又省兵力，而贼势益分，剿灭自易”③；“新旧教既自相仇杀，必非合伙。或赦一剿一，以分其力”④；“此案办理关键，现在总以帮扶旧教、灭除新教为词，明白晓谕，以安旧回众之心”⑤。甘肃总督勒尔谨一面用计捕获马明心，关押在省城兰州狱中，一面调兵镇压起义。循化厅同知洪彬等调当地撒拉族老教和番寨土兵防守循化城，勒尔谨飞调甘肃固原、凉州（今武威）、甘州（今张掖）、西宁（今属青海）、肃州（今酒泉）等镇清军2000名，并亲率500名督标兵前往镇压。但当他行抵狄道（今甘肃临洮）时，起义军已攻占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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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龚景瀚：《循化志》卷八，《回变》。
②马复才供词，《阿文成公年谱》卷二三。
③《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二七，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壬寅。
④《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二七，乾隆四十六年三月癸卯。
⑤《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三一，乾隆四十六年五月癸巳。
苏四十三等得知马明心被关押在兰州的消息之后，为了救马明心，匆忙地作出了北攻兰州的决策。起义军由小路北上，三月二十四日到达洮河西岸时，渡船早已被清军破坏，在洪济桥、唐家川等处回族和东乡族群众的帮助下得以顺利地渡过洮河，于二十六日进抵兰州，攻占西关，烧断了西关之南的黄河桥。二十七日中午，起义军以西关为基地，开始了攻城战斗。
此时陕甘总督勒尔谨尚滞留狄道，兰州城内仅有督标兵800名。由于从各地征调的清军尚未到达，布政使王廷赞一面飞章入告，请求援兵，一面组织力量防守。他下令将西、南两关厢烧毁，以防起义军利用房舍攻城。起义军先用云梯攻城，城上清军矢石雨下，且推倒女墙，压坏云梯。起义军又背负木板以避矢石，直趋城下，用木驴掘土闉。王廷赞见形势危急，乃施缓兵之计，将马明心押上城头，强令他劝说起义军交械后撤，听候总督处理。马明心坚不从命，并掷头巾于城下，表示了他视死如归，反清到底的决心。王廷赞计不得逞，气急败坏地杀害了马明心。起义军攻城益急，但为清军炮火所阻，只得暂停攻城。
随后，各路清军陆续到达兰州，达一万数千人。起义军强攻不克，遂退据兰州西南的龙尾山、华林山一带坚守。从此，起义军从主动进攻转入与敌相持。
龙尾、华林二山北临黄河，西南有洮河之隔，紧临西关，山高于城，起义军占据山梁，修筑工事，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两山之间有水磨沟，河水可饮，利于长期坚守。清军虽有万余但皆营于城东，各部互相观望，不敢出战。因而只有2000余人的起义军，可任意往来于华林山与西南关一带。起义军作战勇敢，“皆新教死党，素业射猎，精火枪，又负地险”，故不仅多次挫败敌人的进攻，且可主动袭扰敌人，使清军“屡衄挫锐，每夜辄惊扰，枪炮达旦”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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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魏源：《圣武记》，卷七，《国朝甘肃再征叛回记》，第310 - 311页。
清军因多次遭起义军打击，伤亡过多，官兵怯战，作战时“兵不顾将，将不顾兵，一遇‘贼匪’，惶遽退回”①。四月中旬，和坤到达兰州，他企图挽回颓势，立即组织清军向华林山进攻。起义军奋勇还击，凭高下压，势如建瓴。四月十九日一战，又一次粉碎了清军的进犯，毙固原总兵图钦保、游击王三杰等990余人。
四月二十一日，钦差大臣阿桂到达兰州。阿桂曾参与平定准噶尔部、平定回部和平定大小金川的战争，有比较丰富的实战经验。他到兰州后，没有急于向起义军进攻，而是积极进行进攻前的准备：一是对从各地抽调的八旗兵、绿营兵和土兵等申明纪律，实施统一指挥。二是调整部署。设大营于城中，将原驻城中、城东的清军前移，逼近华林山起义军阵地。三是添调劲旅。从四川调曾参加过金川战争善于山地作战的五寨屯练和番兵1000名，从阿拉善旗抽调700名骑兵，“欲候川兵及阿拉善兵到齐，以川兵攀逾险阻，直捣贼巢，以阿拉善兵防其窜逸，乘骑追捕”②。四是安设卡栅，实施围困之计。自西关外沿黄河岸往南直至华林山山梁，安设栅栏营卡，又于山包上安一大营，以照料各卡，并阻断起义军下山之路。为防起义军突围，又于兰州外围驻兵设卡，加强防堵。五是进行政治攻势。鉴于起义军“立誓死守，难于解散”③，令信奉老教的土兵书写“回”字传单广为散发，并在起义军阵地附近插立书写“回”字的布旗，后又令老教土兵阵前喊话，企图动摇起义军的斗志，诱使起义军战士叛变投降。
闰五月初，阿桂所调各部清军均已到齐，总兵力达2万人。在此之前，清军对华林山仅有几次试探性的军事行动，有时仅用火炮进行轰击。由于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完成，阿桂即下令发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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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二九，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壬申。
②《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三〇，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丙戌。
③那彦成：《阿文成公年谱》卷三三。
规模进攻。此时起义军被困于华林山一带，兵员无法补充，经过多次作战伤亡，仅剩千余人，为迎击清军的进攻，遂放弃龙尾山，以便集中兵力守华林山。他们于山前立大卡一座，以土坯碎石砌筑碉房，内安孔穴，卡边挖掘深沟一道，大卡前设小卡四座。闰五月初九日，清军倾巢出动，分四路向华林山猛扑。起义军潜伏沟内，放枪抵御，或从高处放枪抛石，清军的多次攻击均被击退。
阿桂从失败中认识到，起义军人数虽少，但“以逸待劳，居高临下，若力攻仍无把握”①，于是变强攻为计取。闰五月十五日，清军佯为撤兵，而以一部兵力潜至华林山东南山沟内埋伏，又以一部兵力在龙尾山南埋伏策应，阿桂等指挥满汉官兵在龙尾山梁向起义军阵地开炮轰击，随后向华林山发起进攻，并令老教土兵搦战诱敌。中午，清军佯为败退，撤回山梁潜伏。起义军见清军撤退下山，不知是计，便只留少数人守卡，大部回营休息。清军伏兵乘机突出疾驰，直扑大卡。起义军猝不及防，又力寡难敌，大卡终被清军抢占。夜间，起义军几次争夺大卡均未得手，次日黎明，清军又乘起义军困惫疲乏之时，。抢占两个山包，并将起义军大营本布尔庙烧毁。
清军乘胜向起义军进逼，在新占地段前沿安设木城营卡，空缺处则挖掘深壕，使包围圈大为缩小，并切断了起义军去黄河取水之路。为了彻底断绝起义军水源，清军还派人从水磨沟上游泄水断流，并将华林寺后及雷坛二处的水井填塞。起义军陷入严重缺水的境地，营内数百头牲畜干渴而死。闰五月二十九日，起义军已断水数日，清军趁机发动进攻。 500余名起义军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战斗。他们“虽不能如前剽悍，尚于沟内卡上放枪抵御”，“拼命支持，不肯溃散”②。正是凭着这种顽强的精神，起义军又一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六月初一日以后，天不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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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那彦成：《阿文成公年谱）卷二三。
②那彦成：《阿文成公年谱》卷二四。
雨，缺水的困难稍有缓解。
阿桂见断水一法不能解决问题，义令清军挖掘壕沟，直通至起义军阵地前，并沿阵地建一层木栅，距起义军壕沟不过三至五丈。木栅内构筑炮台数座，上架新铸的仿四川劈山炮和从凉州调来的“食子六十两重神炮”，不断向起义军阵地轰击。清军还于第二层木栅外刨挖“人”字形沟三处，与起义军壕沟相距不过数尺，沟上均立木卡，使起义军的处境更加困难。
六月十五日，清军大举进攻。当日清晨，天气浓阴，清军乘机将土袋和柴捆抛入起义军壕沟，随即跳入填浅的壕内，攀附而上，起义军忍着干渴，与敌短兵相接，展开肉搏。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反复争夺。但终因力量悬殊，阵地被清军突破。下午，清军攻入起义军营垒，投掷火箭火弹，起义军帐房及贮存在土窖内的粮食、弹药尽被烧毁。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起义军英勇异常。阿桂等在奏折中说，起义军“虽负伤甚重，苟延残喘，俱尽力抗拒，不肯束手就缚。有中箭五六支尚持石奋击者。于官兵焚烧贼营时，犹复舍死前来抢夺粮食雨水，实属剽狡强悍”①。战斗中，苏四十三及其他几位领导人壮烈牺牲，起义军只得退回华林寺坚守。
起义军原在华林寺周围筑有土墙，南面挖有壕沟一道。清军逼近华林寺立栅，并架炮向寺内轰击。六月十六日，起义军突围不成，遂在沟边建木卡10余处固守。在随后的战斗中，起义军“虽多死伤，不肯溃散”②。七月初五日，清军又一次发起进攻，华林寺殿屋均被击塌，起义军退入尚存的一角及围墙内，放枪掷
石，尽力抵御。第二天，清军继续进攻，起义军与敌人短兵相接，白刃搏斗，最后除67人被俘外，全部壮烈牺牲。
至此，撒拉族人民的反清起义，在经过4个半月的英勇战斗之后，终于失败了。
苏四十三起义失败后，清廷又下令搜捕参加或支持过起义的新教教徒及其家属。据《循化志》记载：“其未赴省及逃亡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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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那彦成：《阿文成公年谱》卷二四。
家属，自三月至八月，为循化兵捕杀一百余名，生获男妇幼孩六百余名。逆党皆正法，妇女遣伊犁给兵丁为奴，男孩遣云南监毙及逃匿深山冻饿死者不在内。凡撒拉十二工，惟查汗大寺、孟达、夕厂三工无新教，其九工新教凡九百七十六户，皆剿尽无余。”①同时，严行禁止新教。阿桂于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向清廷奏称：“现已严饬各属，将新教礼拜寺概行拆毁，如查有私行传习，阳奉阴违者，照邪教律从重办理。”②为了加强对宗教的控制，规定“回民不得复称总掌教、阿洪、阿衡、师父名目，择老成人充乡约，稽查约束。循化掌教改为总练，阿洪改为乡约。新教礼拜寺全毁，旧教嗣后亦不得增建。不许留外来回民学经教经及住居。每年乡约头人具无新教及前项情节甘结一次”③。对撤拉族人民更加以种种限制， “嗣后撒拉尔回人不准复充循化厅、河州衙役及营伍兵丁，亦不准其任意至内地行走，其有往各州县村镇贸易者，由循化同知给与照票，定以限期，事毕即令回巢，将票缴销，不许在各处逗留”④。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清廷增加在陕甘的驻军共12940名，将陕西提督由西安移驻固原，固原总兵移驻河州，改河州协为镇，循化营添设参将一员。
三、田五、张文庆领导的回民起义
统治阶级以为，实行残酷的镇压和严密的控制，就可以消除人民的反抗。但是，与其愿望相反，它却激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和新的反抗。乾隆四十九年四月，在甘肃东部又爆发了田五、张文庆等人领导的回民起义。 ．
田五，又名富，甘肃盐茶厅（今宁夏海原）人，回族，与张文庆、李可魁等人都是马明心的徒弟。苏四十三领导的撒拉族起义失败以后，田五等人愤于统治阶级对新教回民的残酷镇压，欲为马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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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龚景瀚：《循化志》卷八，《回变》。
②④那彦成：《阿文成公年谱》卷二五。
等人报仇，遂积极联络新教群众，在通渭石峰堡、静宁底店山、伏羌（今甘谷）鹿鹿山、隆德潘陇山等处险要秘密修筑堡寨，储备粮草，制备旗帜兵器，等待时机，举行反清起义。乾隆四十九年一、二月间，田五与李可魁、张文庆、哈得成等新教首领约定，于当年五月初五日分率各地新教徒同时起义①。不料事机泄露，田五遂于四月十五日在盐茶厅小山地方率众提前起义，首先攻克离盐茶厅30里的西安州营土堡，补充了部分武器之后，即弃堡向西北转移，进入山区，队伍很快发展到数百人。当月十九日，攻靖远县城不克，即于二十一日撤退。陕甘总督李侍尧、甘肃提督刚塔急调各地清军进行围剿。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两天，起义军与清军多次交仗，因作战失利，多有伤亡，田五也不幸腹部中枪，为避免被清军俘虏，他在马营水自杀身亡。李可魁率起义军余部八九十人与清军周旋，先后在官川、马家堡、马营等地活动，新教群众不断参加，队伍发展到1000余人。起义军利用夜暗，巧妙地摆脱围堵的清军，“翻山而遁”，与通渭县张文庆和大通县（治今青海大通县西北白塔城）马四娃领导的石峰堡起义军会合，五月十一日攻克通渭城。西安副都统明善率八旗兵、绿营兵1200人，由静宁州往石峰堡进剿。起义军按照“将官兵诱至石峰堡内，里外夹攻”②的预定方略，诱敌深入，设伏以待。五月十二日，击毙明善，全歼来犯之敌。随后，起义军先后进攻伏羌、静宁、秦安等地，均未能攻克，乃分据静宁州之底店和通渭之石峰堡等要地，与清军对峙。
回民起义之后，乾隆帝原以为“此案系内地回民，非撤拉尔可比，尚易扑灭”③。不料甘肃当局进剿不力，陕甘总督李侍尧“逗留靖远，借审讯余党为名，不亲赴督剿”④；甘肃提督刚塔等清军将领，也不敢与起义军交锋，仅事尾追，应付了事，以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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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说原定八月十五日起义，见《钦定石峰堡纪略》卷十五。
②《清高宗实录》卷一二〇七，乾隆四十九年五月甲戍。
③ 《清高宗实录》卷一二〇五，乾隆四十九年四月丙午。
④魏源：《圣武记》卷七，《国朝甘肃再征叛回记》，第312页。
清军处处被动。为改变这种情况，乾隆帝先是命尚书福康安带钦差大臣关防前往甘肃，继于五月二十日命阿桂为将军，福康安、海兰察等为参赞大臣，数日之后又将李侍尧、刚塔革职拿问，以福康安为陕甘总督，哈当阿为甘肃提督，并调集阿拉善蒙古兵、四川金川番兵、健锐营火器营京兵、宁夏八旗兵、陕甘绿营兵、撒拉老教土兵等共万余人赴援。
六月上旬，福康安到达隆德。他根据乾隆帝的谕令，采取先进攻起义军的外围据点，然后集中兵力围攻石峰堡的方针，令西安将军傅玉率所部清军赴石峰堡附近石沟庄扎营，以牵制石峰堡起义军，主力则由隆德：静宁分两路向底店山进攻。为对付清军的进攻，起义军在底、店山扎立大营，在相距10余里的潘陇山扎营3处，在周围山梁又设小营10余处。十一日，两路清军同时向起义军发起进攻，起义军英勇抗击，“从山梁压下，势甚凶猛”①。但是，起义军毕竟兵员无多，武器简陋，难以抵挡清军的攻势，而马文熹的投敌更加剧了形势的恶化。马文熹本是武举，参加起义军之前，就暗中与清隆德县当局勾结，这时见形势危急，便公开率众向清军投降，调转枪头，充当清军的帮凶。起义军被迫放弃底店山，撤往石峰堡坚守。
石峰堡在通渭以北60里，本系一无人居住的旧堡，田五、张文庆所以选择这里作为根据地，主要是因为该处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石峰堡因山得名，石峰“本在万山之中，而石峰堡又高踞峰顶，四面有山围绕”②，三面为悬崖峭壁，只有东南地势稍平。乾隆四十八年五月，田五、张文庆为准备起义，将旧堡修葺加固，山顶修土墙1道，高7.5尺，厚4.5尺，南北长53丈，东西宽15.2丈，堡外挖壕3道。六月十五日，福康安率清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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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钦定石峰堡纪略》卷十一，乾隆四十九年六月十八日，福康安奏。
②《钦定石峰堡纪略》卷十二，乾隆四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福康安奏。
逼石峰堡。他认为，从正面进攻，徒增伤亡，故“此时要著，必先扼要放卡，断其水道，并周围刨挖沟壕，使贼尢路窜逸，方能制其死命”①。据此方针，清军在石峰堡周围山梁安营20余处，派兵驻守，各营盘之间设立卡座，刨挖沟壕，将起义军包围起来。二十三日，阿桂抵达军营，他察看了石峰堡周围的形势之后，指示清军阵地前移，缩小包围圈。二十五日，清军抢占了石峰堡西北和东南两处靠近河流的山脚，使起义军无法取水。在逼近起义军阵地之处建立20余个卡座，挖掘深宽各一丈的壕沟一道。三十日，清军分两路从东南和西北山脚发起进攻。起义军虽然已断水数日，但仍在壕内放枪投石，拼死抵御，最终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三十日战后，阿桂等又令清军将壕沟加宽加深，各营卡均加派士兵严守，并用大炮向起义军不断地轰击。起义军困守堡内，水源断绝，干渴难忍，夜间曾派数十人出堡取水，但均被清军发现，无功而返。张文庆鉴于堡内难于继续坚守，决定进行突围。七月初四日，妇女小孩1500余人陆续投出，次日子时，张文庆、杨四娃等与起义军战士一起突围。由于叛徒告密，清军预有准备，起义军冲到壕边时，遭到清军枪箭雨点般的射击，伤亡惨重，偶有“佚围而出夺路奔逃者，官兵四面截杀，贼投崖堕阱无算”②。至寅时，已有1000余起义军牺牲，张文庆亦受箭伤。突围不成，起义军只得退回堡内。黎明时，福康安、海兰察挥军冲入堡内，搜捕起义军将士，张文庆、杨四娃以下700余人被俘，后全部被害。田五、张文庆领导的回民起义失败了。
清统治阶级对起义的残酷镇压，给回族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约有万名起义军将士被杀害，4500余名子女被赏给满洲官员兵丁为奴，许多村庄成为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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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高宗实录》卷一二〇五，乾隆四十九年六月己酉。
② 钱泳：《履园丛话》卷五，《景贤·书会宁令李君守城事》，第131页。
四、起义失败的原因
苏四十三领导的撒拉族起义和田五、张文庆领导的回民起义，都是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它表面上由教派斗争引起，其实是清王朝由兴盛走向衰败的乾隆朝中期阶级矛盾激化的外在表现，是撒拉族、回族群众反对阶级压迫的农民起义。
这两次起义之所以失败，客观上固然是由于双方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但从起义军方面来说，它自身的许多不足和失误，则是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
第一，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两次起义都是从教派斗争开始，起义的领导者始终也没有跳出教派之争的圈子，甚至提出了“杀尽老教”的错误口号，但却没有从政治方面提出自己的斗争目标和口号。这样，就无法争取、团结老教群众和不信教的其他民族人民参加起义，从而孤立了自己。苏四十三起义军盛时只有2000余人，田五、张文庆起义军也只有几千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第二，缺乏通盘的筹划。起义之前，至少在起义之初，起义的领导者应该着眼于战略全局，进行认真而周密的筹划，并制定出大致的行动计划。只有这样，才能应付复杂的情况。苏四十三等起义领导人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行动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攻占河州后，“原想同撒拉尔去攻循化，又想要两路攻狄道、兰州，因闻总督在狄道看守严紧，不敢过去”，在兰州住了两天后，因为“听说马明心已被省城拿去收监”，苏四十三等领导人竟作出了进攻兰州，“要救马明心”①的决定。田五领导的回民起义虽然准备比较充分，但同样存在着这一问题。起义之初，起义军在打喇赤土堡与清军交战后，“纷纷退据南山，既欲回扑盐茶，又欲前往官川”，缺乏计划性。对这一点，乾隆帝当时已经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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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那彦成：《阿文成公年谱》卷二三。
了，他指出：“可见贼匪仓猝纠合，胸无定见。”①
第三，不适当地采取单纯攻城守城的战法。苏四十三起义之后，率领仅千余人的起义军，离开撒拉族、回族比较集中的循化、河州地区，放弃已经攻取的河州城，贸然向省城兰州进军，在战略上已犯了孤军冒进的错误；攻兰州不克，不是及时撤退转移，反而不顾主客观条件，困守华林山，与优势敌人进行阵地战，终为敌人聚歼。田五、张文庆起义，最初曾多次巧妙地运用游击战术，摆脱了清军的围堵，甚至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下，“屡次翻山而遁”②，待清军发现时，“惟见空营一座”，起义军已“不知去向”③。但是后来起义军却退守石峰堡，消极防守，重蹈了苏四十三起义的覆辙。这足以说明，农民起义之初，在兵力、装备等方面都远不如敌人的情况下，只能采取适合自身条件的游击战、运动战战法，而不能与强大的敌人打阵地战。如果不顾主客观条件，长时间地采取攻城或守城的战法，则必败无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