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附图18)
嘉庆元年（1796年）至九年，四川、湖北、陕西三省交界地区爆发了一次反抗清朝统治的农民大起义，起义波及河南、甘肃二省，故又称川楚陕甘豫五省农民大起义。它是鸦片战争前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
一、起义的组织和发动
川楚陕农民起义是由红阳教组织和发动的①，起义的基本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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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川楚陕三省农民起义过程中，红阳教的两个支派起了关键作用。其中，以刘松、刘之协为代表的混元教起了舆论动员的作用，以宋之清、齐林、姚之富为代表的收元教则是起义的组织者和发动者。参见许曾重《刘之协在川楚陕农民起义中作用的考察）、《试论评价王聪儿的几个问题》，分载于《清史论丛》第二、三辑，中华书局1980、1982年版。
员也是红阳教徒。
红阳教属白莲教系统，是在明朝末年由白莲教分化出来的民间秘密宗教组织，创立者是韩春坡。韩春坡，号宏阳，直隶（约今河北）曲周人。他于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自称“一辈红阳教主”①，开宗立红阳教。
乾隆末年，红阳教就在破产农民和无业流民比较集中的川楚陕交界地区广为传播。这里是群山叠嶂、广袤无垠的茂密森林地带，形势异常险阻。其范围包括由豫南到楚西北的南山老林、川楚豫交界地区的巴山老林。自明朝中叶以来，流徙迁入这个地区的贫苦农民，已超过数百万人。他们或为地主、土豪佃耕，或为地方官吏、作坊主做工，身受残酷剥削和种种超经济压迫，生活极不稳定，生命也无保障。于是红阳教支派混元教首领刘松、刘之协和另一支派收元教首领宋之清、齐林等在这一带传教收徒，秘密发展组织。当时，红阳教内广泛流传这样的政治性预言：“弥勒佛转世，现已生在河南无影山张家，要保辅牛八起事”②。牛八即“朱”字。无影山是民间宗教经卷中的地名，这里暗指由齐林、姚之富领导的收元教所在的湖北襄阳地区。“保辅牛八”实际上并非要恢复朱明王朝，而是借以反抗清朝的封建统治。这自然就引起了清廷的恐慌和震惊。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刘松、宋之清、齐林等被官府捕获。接着，地方官吏又“以查拿邪教为名，四处搜求，任听胥役多方勒索”③，弄得民怨沸腾，怨声载道。次年冬天，刘之协、姚之富、张汉朝等红阳教主要首领在湖北襄阳聚会，提出了“官逼民反”的口号，决定分东、中、西三路于次年三月初十日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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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直隶总督方受畴奏。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革命运动》，乾隆五十九年七月二十八日，福康安奏折。
③ 《清仁宗实录》卷七二，嘉庆五年八月乙丑。
举行反清起义。姚之富派人到各地传达起义命令：“来年（嘉庆元年）三月初十日是辰年辰月辰日，同教的人数收缘了”①。他要求教徒们迅速地组织起来，加紧制造兵器，准备起义。后因事泄，各地起义未能按计划同时举行。
二、王聪儿、姚之富起义
（一）襄阳举义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七日，湖北宜都（今枝城市）、枝江（今枝城）、长乐（今五峰）等地红阳教首领张正谟、聂杰人等率众起义，从此揭开了川楚陕三省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各地教徒纷纷响应，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一万多人。他们占据山寨，攻拔县城，惩办贪官。
三月，姚之富、王聪儿、张汉朝、高均德等率众集中于襄阳地区。为了表达对已故襄阳地区红阳教首领齐林的怀念和敬重，姚之富等人推举齐林的妻子王聪儿为总教师。在他们的影响和推动下，起义烽火迅速燃遍襄阳、郧阳（治今郧县）、宜昌、施南（今恩施）、荆州、汉阳、荆门等湖北大部分地区。起义蔓延到陕西、四川、河南等省，当地的红阳教首领徐天德、王登廷、冉天元、王廷诏、苟文明等纷纷率众响应。各路起义军多则数万人，少则数千人，对清朝的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
为了镇压起义，清廷急令湖广总督毕沅、陕甘总督宜绵、四川总督福宁、湖北巡抚惠龄、西安将军恒瑞等率兵围剿，不久又命都统永保总统军务。但是，在最初的半年中，清军的围剿并不顺利，“官兵先后杀贼不下数万，而贼起益炽”②。起义军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势力旺盛。而各地的地主阶级则全力站在官府一边，组织团练乡勇，协助清军镇压起义军。因此，这场以红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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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革命运动》，《陈德本供单》。
②史善长：《舟山毕公年谱》。
名义发动的反清斗争，本质上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大搏斗，是一次真正的农民大起义。
起义一开始，各路起义军因受红阳教内派系繁多、互不统属的影响，大都分散作战，彼此不相联络。他们或固守孤城，或盘踞山寨，消极防御，为清军各个击破提供了条件，以致聂杰人、张正谟、曾士兴、陈德本等部很快即为清军消灭。而襄阳起义军则与其他各路起义军有所不同。
王聪儿、姚之富在起义之初就主动出击。四月初，他们率部猛攻襄阳城，“顷刻间，该府长门、南门、东门蜂屯蚁集，不计其数”，冒着清军密集的炮火和弓箭的射击，“抢取门板遮面直前，用木梯、木板攀城”①。但由于襄阳城高墙厚，清军顽强抵抗，起义军久攻不克。
五月下旬，王聪儿、姚之富从襄阳撤围，挥军南下，进攻湖北重镇钟祥。当时，清守军力量薄弱，而起义军在贫苦农民的支援下，日聚日多，斗志极为旺盛，六月初终于攻克钟祥。起义军的胜利，引起清廷的极度恐慌。在嘉庆帝的再三督令下，永保亲自坐镇指挥，调度各路清军，实行南北夹击，妄图一举歼灭起义军。
为了冲破清军的包围圈，王聪儿、姚之富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即以一支部队佯攻清军粮台，转移永保的注意力，然后率领主力越过山岭，冲破清军拦截，回到襄阳的双沟、王家楼一带。清军尾追不舍，在陈家河（襄阳北）一带遭起义军伏击。双方短兵相搏，清军大败，急忙撤退。嘉庆帝闻讯，大骂永保无能，下令将其逮入京师治罪，而以惠龄总统军务。
这时，姚之富认识到，在敌强己弱的形势下，再与敌人打阵地战无异于飞蛾扑火，遂决定采用流动战术，与清军周旋。他再三告诫部属：“断莫与官兵接仗，遇见时即四散奔走，总要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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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元年四月十九日，毕沅奏折。
不知我们出没才好，……俟官兵赶逐疲乏之时，再拼死上前抗拒，若敌不住，再逃不迟。”①这种“敌进我退，敌疲我打”的战术，保存了襄阳起义军的主力。
嘉庆二年正月，王聪儿、姚之富为了避开清军的围追堵截，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向河南挺进。一路上，起义军“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惟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②，使清军疲于奔命，而又找不到起义军主力。起义军却经常出其不意地袭击清军。王聪儿亲自带领的一支由女教徒组成的起义部队，个个英姿飒爽，战斗力颇强。她本人又能身先士卒，勇敢善战，在马上运用双刀，矫捷如飞，所向无敌，不少清军将士见了惟恐躲避不及。
三月，起义军抵达陕西镇安。为摆脱清军的尾。随追剿，王聪儿、姚之富又决定向四川进军，以便与当地起义军会合。他们沿汉水北岸经洵阳（今旬阳）、安康，直抵紫阳。五月十二日，由紫阳白马石、汉王城等处渡过汉水。5天之后，清军统帅惠龄才率大队兵马赶到，结果贻误了战机。
嘉庆帝闻讯大怒，斥惠龄竞“放贼全数渡江”，“无耻之至”，并说：“兵法有半渡而击者。贼匪于十二日偷渡时，若急蹑贼踪，邀之半渡，可以聚而歼戮。乃坐失机会，实属大错。"他下令革去惠龄的“总统之任”③，而以陕甘总督宜绵代之。
（二）东乡会师
王聪儿、姚之富率领的襄阳起义军顺利地渡过汉水后，即分三路向四川挺进。六月初，又合兵一路，穿越大巴山区，经通江、达州（今达州市）于二十二日进入东乡（今四川宣汉），与四川起义军徐天德、王三槐部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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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卷三一，嘉庆二年二月十四日，惠龄奏折。
②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二，第379页。
③《清仁宗实录》卷十七，嘉庆二年五月己巳。
徐天德、王三槐等人在四川起义后，就把山寨设在悬崖峭壁、深林密箐之间，消极防守，结果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使清军赢得了集结力量、移师入川的时机。在宜绵的亲自督令下，明亮、德楞泰、惠龄等人分率所部清军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向起义军猛扑过来。徐天德、王三槐等率众与清军苦战，屡遭失败，大量减员，情况十分危急。王聪儿、姚之富等人率领襄阳起义军入川，扭转了四川起义军的不利处境，推动了四川反清斗争形势的发展，为其后来成为这场大起义的主要战场奠定了基础。
川楚起义军会师后，“分屯山冈，延亘三十余里”①，起义声势更为壮大。经共同协商，决定按地区分别编为黄、蓝、青、白等号，设掌柜、元帅、先锋、总兵等职。其中，湖北起义军方面，王聪儿、姚之富等称襄阳黄号，高均德等称襄阳白号，张汉朝等称襄阳蓝号；四川起义军方面，徐天德等称达州青号，王三槐等称东乡白号，龙绍周等称太平（今万源）黄号，罗其清、苟文明等称巴州（今巴中）白号，冉文俦、冉天元等称通江蓝号。
东乡会师壮大了起义声势，但也暴露出农民小生产分散、保守、落后的弱点。各路起义军不仅没有建立统一的指挥部，没有~提出统一的斗争纲领和口号，而且彼此猜疑，互相防范，不能团结对敌。会师不久，即以“大家分散便于逃走”②为由，川楚起义军各自为战，互不联系。这就使瞬间出现的大好形势化为乌有。
（三）起义失败
东乡会师以后，王聪儿、姚之富鉴于四川起义军中部分人的不合作态度，认为难以在四川立足，加之一味迁就部下“四川地方生疏，不愿前往，立意总欲渡江回乡”③的安土重迁思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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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二，第381页。
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王三槐供单》。
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恒瑞、庆成奏折。
出了分两个梯队重返湖北的决策。前队由王聪儿、姚之富率领，直趋襄阳，后队由王廷诏等率领，牵制清军主力，保证前队顺利到达目的地。一路上，前有清军明亮部堵截，后有惠龄及恒瑞、庆成等部紧追。但起义军发挥勇敢善战的精神，冲破白帝城清军防线，进入湖北巴东、归州（今秭归）地区，然后趋南漳，欲从南漳回襄阳。由于前有清军重兵堵截，回襄阳之路已被断绝，王聪儿、姚之富又率部西走房县、竹山，旋经竹溪再度进入陕西，并在入陕途中大败清军明亮部，毙护军统领惠伦。嘉庆帝得知起义军又回陕西的消息后，将宜绵革职，改由湖广总督勒保总统军务。
十月，王聪儿、姚之富为了打破清军的围追堵截，决定强渡汉江，伺机奔袭西安。为此，将襄阳各号起义军重新组成四支部队，分别由王聪儿和姚之富、王廷诏和高均德、李全和樊人杰、张汉朝率领。十二月初，王、姚率部向汉中东挺进，以吸引清军主力，而高均德则乘清军不备，趋汉中西，出其不意地强渡汉江，兵锋直指西安。明亮、德楞泰唯恐西安有失，撇下王、姚部，追剿高均德部。这就使王、姚等各部起义军得以顺利渡过汉江，并与高均德部胜利会师。
襄阳起义军渡过汉江以后，王、姚、高部于嘉庆三年二月在镇安、山阳、商州一带，与清军主力明亮、德楞泰、额勒登保部作战，而李全、王廷诏所部则由城固北趋宝鸡，直逼邱县（今眉县）、盩厔（今周至）。随后，李全部的前锋王士奇部经盏厘进至西安城下，迫使陕西巡抚秦承恩龟缩城内，“日久哭泣，目皆肿”①。然而，王士奇部战斗力毕竟有限，且孤军深入，弹药粮草无从接济，以致与清总兵王文雄部激战失利，随即败退。王、姚部在额勒登保所率清军的围攻下，也立脚不住，不得不向湖北方向且战且走，于三月初退到湖北郧西与陕西交界处的三岔河时，被清军和当地地主武装团团围住。王、姚指挥起义军占据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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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昭梿：《啸亭杂录》卷四，《王文雄》，第92页。
梁，居高临下与清军战斗，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终因弹尽援绝，突围未成，全军覆没，王聪儿、姚之富先后跳下悬崖，壮烈牺牲。王聪儿、姚之富牺牲后，襄阳起义军中的王廷诏、李全、高均德等部，在陕西南部及陕西、湖北两省交界处与清军进行过多次战斗，因失利而进入川东北地区，继续坚持反清起义。至此，湖北各地的起义均已先后被镇压下去，只有张汉朝部还在湖北西部活动。此后，四川成了起义的主要战场，四川起义军成为这次起义的主力军。
三、四川起义军的反清起义
（一）起义军的艰苦斗争
四川起义军中队伍繁多，一般来说分为两大支：一支由达州青号徐天德和东乡白号王三槐、冷天禄领导，另一支由通江蓝号冉文俦和巴州白号罗其清领导。
嘉庆三年正月，两支四川起义军由梁山（今梁平）、垫江、渠县四出活动，不久“又复合并一处，以致达州、开县等处道路梗阻，军火、粮饷未能接济”①，引起了清廷的惊恐。为了改变清军在四川的被动局面，嘉庆帝令勒保任四川总督，统一筹划四川军务。
早在嘉庆二年十二月，勒保就认识到，四川清军少而起义军多，“以致有贼之地无兵，有兵之地无贼，并有贼过而兵犹未来，有兵到而贼已先去者”。为此，他提出应通盘筹划，“先从川东进剿，清一路，再进一路”②。通过观察，他选定王三槐为突破口。东乡白号起义军首领王三槐，是一个斗争意志极不坚定的人。自参加起义后，他就幻想通过清廷招抚，谋个一官半职。嘉庆三年七月，勒保派人诱劝王三槐去其军营“谈判”，将其逮捕，解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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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仁宗实录》卷二六，嘉庆三年正月癸未。
②《清仁宗实录》卷二五，嘉庆二年十二月癸亥。
处决。
王三槐死后，东乡白号由冷天禄统率，继续高举反清大旗。十月，勒保以大军围攻东乡白号义军据点安乐坪寨。鉴于寨中盐粮将尽。冷天禄行缓兵之计，诈称请降，麻痹勒保，然后于夜间率军冲出包围圈。但由于损失很大，东乡白号起义军从此一蹶不振。
接着，勒保又把罗其清部当作围剿的主攻目标。当年六月，罗其清和冉文俦两支起义军占据川北大神山，与陕西起义军连营数十里，一时势力大盛。不久，德楞泰、惠龄等遣兵扼住山后的渠河，防止起义军向北撤退，而以主力围攻大神山。经过激烈战斗，清军连破起义军几个营寨，杀死2000人。但由于起义军顽强抵抗，清军始终未能攻占大神山。七月，清军又分三路猛攻大神山，起义军被迫撤至营山县的箕山。德楞泰和惠龄率军前后夹击，起义军又损失4000余人。八月，德楞泰见起义军坚守营寨不出，便派少数清军前往叫骂，而于中途埋伏重兵邀击。罗其清中计，亲自引兵下山迎战，结果大败。这时，高均德、龙绍周等
湖北起义军北走广元，与徐天德、樊人杰、王登廷等部起义军合兵直趋陕西，德楞泰急忙舍弃罗其清、冉文俦部起义军，分兵数路截剿高均德、徐天德部。经过四昼夜的战斗，高、徐起义军损失四五千人，已无路可退，被迫来到箕山。而罗其清部起义军乘清军北追之际，分兵五六千人猛攻营山县城。徐天德也扼住渠县饷道，与罗部形成犄角之势。不久，清军主力到达，罗、徐等部被迫退回箕山。德楞泰遣乡勇严防备隘口，并约诸路清军会剿。九月，罗其清等被迫放弃箕山，与李全、王廷诏等部退据营山附近的大鹏山。
大鹏山广百余里，四周多悬崖峭壁，地形极为险峻。山上有泉水，并有旧建城寨，石墙甚坚固。起义军刚至大鹏山，即遭到额勒登保、德楞泰、惠龄、恒瑞四路清军的围攻。起义军将士毫无畏惧，一面屯聚粮食，分立卡隘，严密防守，一面派兵分劫巴州、渠县运道。由于徐天德、冉文俦率兵攻打大竹、梁山二县，分散了清军的部分兵力。十月，清军架梯猛攻大鹏寨，又四处放火焚烧，使整个山寨成为一片火海。罗其清立脚不住，率部分起义军出走。十一月，额勒登保亲自督军攻寨，用炮轰击，终于攻破大鹏寨。随后，罗其清和逃散的起义军战士均被清军和乡勇搜获。十二月底，冉文俦部在通江被德楞泰、惠龄部击败，冉文俦于突围时牺牲。
（二）清廷战略上的重新部署与进攻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太上皇乾隆帝去世，嘉庆帝亲政，真正掌握了朝廷大权。
此时，起义军虽因罗其清、冉文俦部的覆没，而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挫折，但起义形势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张汉朝部在陕豫交界至陕甘交界的南山地区，坚持抗清斗争；高均德、李全、樊人杰、徐天德等部，在川楚陕交界地区时而独立作战，时而联合行动，使清军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清军统帅勒保陷入一筹莫
展的窘境。乾隆帝自川楚陕三省农民大起义爆发即“寝膳靡宁”①，至咽气时犹拉着嘉庆帝之手，“频望西南，似有遗憾”②。
在嘉庆帝亲政之前，一切“剿捕”事宜均由乾隆帝及其宠臣和坤主持。而各统兵将领“皆以和坤为可恃，只图迎合钻营，并不以军事为重，虚报功级，坐冒空粮，其弊不一而足”③。清军将领平时惟酒肉笙歌自娱，一遇战事则“拥兵自卫，不敢近贼，或命将弁堵剿，将弁亦不向前，惟催督乡勇，乡勇亦不踊跃”④。
当时川楚各地广泛流传这样的歌谣：“贼至兵无影，兵来贼没踪，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贼来不见官兵面，贼去官兵才出现。”⑤这是对清军腐败无能最辛辣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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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仁宗实录》卷三七，嘉庆四年正月癸亥。
②《清仁宗实录》卷三八，嘉庆四年正月戊子。
③《清仁宗实录》卷三七，嘉庆四年正月戊辰。
④张鹏展：《练乡勇核军需疏》，《清经世文编》卷八九，《兵政》，第2203页。
⑤《清史稿》卷三五六，《谷际岐传》。
显然，川楚陕起义形势和战局的发展变化，迫使嘉庆帝在政治和军事上采取相应的措施，重新部署力量。其主要措施有：
第一，惩办权臣。嘉庆帝在乾隆帝大丧之际，果断地处决了大学士、军机大臣和坤，使政治、军事大权操于己手。第二，统一事权。嘉庆帝认为，以往镇压起义之事所以收效不大，还在于“事权不一”，为此“特申明军纪”，授勒保为经略大臣，“赐以印信”①，统一指挥川、陕、楚、豫、甘五省军队，所有各路带兵大臣、各省督抚均听其节制。同时，对作战屡次失利的将领责以“纵贼”之罪，其中督抚、将军如湖北永保、惠龄，河南景安，陕西宜绵、秦承恩，四川英善等人或被处死，或革职充军。第三，增调兵力，除了集中五省兵力之外，又先后抽调京营满兵、蒙古兵、陕甘回兵、苗疆兵、广东兵，以及不计其数的军资、器械。第四，竭力分化瓦解起义军。嘉庆帝亲自撰写了《邪教说》一文，公开申明：凡习教而又奉公守法者不予查拿，聚众犯法者必严加惩办。尤为毒辣的是，嘉庆帝三令五申，要在各起义地区广置寨堡。
川楚陕农民大起义不仅危及清王朝的统治，而且直接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切身利益，从而引起了他们的极大恐慌。各地地主、乡绅纷纷组织乡勇、团练，帮助清军守城和镇压起义军。据载，嘉庆二年仅四川一省的乡勇即达30余万人。同年，襄阳一带地主阶级为卡断王聪儿、姚之富起义军的粮饷和武器供应，开始大修堡寨。嘉庆三年，兰州知府龚景瀚提出“坚壁清野”之法。他说：“为今之计，必行坚壁清野之法，责成地方官巡行乡邑，晓谕居民，团练壮丁，建立堡寨，使百姓自相保聚，并小村入大村，移平处就险处，深沟高垒，积谷练兵，移百姓所有积聚实于其中。贼未至则力农贸易，各安其生；贼既至则闭栅登陴，相与为守。民有所恃而无恐，自不至于逃亡；别选精锐之兵二三千名，以牵制贼势，不与争锋，但尾其后。贼攻则救，贼退则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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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仁宗实录》卷三八，嘉庆四年正月己卯。
使之进不得战，退无所食，不过旬余，非溃则死耳。不战而屈人，策之上者也。”①
勒保任经略大臣以后，采纳了龚景瀚的建议，并会同各省督抚晓谕各州县，设立碉堡，坚壁清野，招募乡勇，建立地主武装团练。随之，各地修筑堡寨，垒起三四米的高墙，墙前挖有深沟，把当地民众强行集中到堡寨里，并行保甲之法。乡勇平时清查起义军的“细作”，战时则登上堡寨高墙抵抗起义军的进攻。此法一经实行，几乎割断了起义军同广大人民的联系，使起义军的兵源、粮饷和武器供给均发生严重困难。不过，清廷的修堡寨和坚壁清野政策，其效力毕竟是有限的，起义军也未被困难吓倒，仍以各种手段打击敌人。嘉庆四年八月，嘉庆帝以勒保“安坐达州，虚糜厚饷，又坚执不必添兵之说，致贼蔓延”②，严旨诘责。随后又以围剿徐天德不力，将勒保革职拿问，改以额勒登保为经略大臣。
当时，各地起义军时分时合，运用游击战术四处打击清军。在激烈的战斗中，高均德牺牲，冉天元毅然挑起指挥重任。冉天元英勇善战，他屯兵苍溪，抗击来犯之敌。十一月，额勒登保指挥清军进攻苍溪。他以杨遇春、穆克登布分左右翼进行包抄。左翼穆克登布恃勇先进，绕出起义军前。起义军抓住机会，以大部队冒死冲突穆克登布后帐，使其腹背受敌。双方短兵相搏，清军副将以下24名军官、兵勇200余人被歼。接着，起义军以全力猛攻额勒登保大营，血战竞夜，安全突围。苍溪之战是起义军处于低潮时期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清军的嚣张气焰。
与此同时，王廷诏等人鉴于难以攻破敌人堡寨，遂率2万名起义军将士由陕西城固、南郑（今汉中市）转移，于略阳抢渡嘉陵江，进入甘肃，与那里的起义军会师。额勒登保急忙移师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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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史列传》卷七四，《龚景瀚传》，第6116页。
②《清史列传）卷二九，《勒保传》，第2206页。
剿，与陕西巡抚台布配合，将甘肃起义军逼回陕西境内。经额勒登保、杨遇春、王文雄等部清军合力围剿，这支起义军后来兵败川北南江，王廷诏被俘。
苍溪之战后，冉天元重整旗鼓，于嘉庆五年正月率领万余名起义军将士由定远（今武胜）渡过嘉陵江，向川西挺进。此举吓坏了清统治者，成都、重庆同时戒严。嘉庆帝以四川总督魁伦防范不力，将其革职留任。魁伦本一介书生，不谙军事，他派悍将朱射斗率3000清兵进击，自率主力殿后。当朱射斗在蓬溪被义军包围时，魁伦拥兵不救，致朱射斗部全军覆灭。
二月，冉天元率部进至梓潼、江油（今江油北），拟北上与甘肃起义军会师。不料，德楞泰此时也率清军赶到江油，于是双方在江油西之马蹄冈大战。冉天元先派一支弱兵前去挑战，而将主力埋伏起来。双方一接仗，挑战的义军且战且走，很快将清军引诱至伏击圈内，伏兵尽起，重创其左、右、前营。德楞泰率中军驰救，内外冲击，鏖战至暮，清军乘夜突围退走，方免覆灭命运。三月，在嘉庆帝的再三督促下，德楞泰率军围攻马蹄冈。冉天元再次设伏迎战：以大队人马屯聚冈内，而以万名起义军埋伏在数十里外的火石垭后。当时，清军四路扑来，德楞泰亲率大队人马直趋马蹄冈，进入起义军伏击圈内方发觉中伏，只得仓促应战。双方鏖战3昼夜，清军又饿又困，数路皆败。德楞泰见大势已去，率数十名亲兵占据山巅，作垂死挣扎。冉天元见状，决定活捉德楞泰。正当冉天元督众登山时，因坐骑中箭而被俘。与此同时，杨遇春率援军和乡勇赶到，战败起义军。冉天元被俘后在成都牺牲，其余部万余人，由张子聪等率领，趁魁伦防范不严，向成都方向进军。嘉庆帝得讯后大为震怒，立即下诏迫令魁伦自尽，而以勒保署四川总督。
马蹄冈大战后，起义军的力量越发削弱了。在清廷的严厉镇压和分化瓦解下，至嘉庆七年二月，徐天德、冷天禄、李全、张汉朝、樊人杰等人均在战斗中相继牺牲，仅剩下苟朝九、王世贵、苟文明等小股义军，在老林中坚持战斗。
（三）起义的最后失败
嘉庆七年（1802年）初，苟文明重整起义军余部，转战陕西、甘肃，与清军周旋。七月，苟文明从老林中兵分三路，向清军发起攻击。他们在林径错杂之处，或遍践足迹，或乱掷衣物，以麻痹和迷惑清军。但清军以投降的义军战士为向导，打乱了起义军的部署，先后俘斩王世贵、苟文明。到当年十月，四川起义军基本上被消灭。十二月，额勒登保以“大功戡定”奏闻皇帝，获得嘉奖。
就在清廷朝野弹冠相庆之际，南山老林中起义军声势又逐渐壮大起来。原来，清廷在“大功戡定”后，为节省军费开支，大量裁撤赖以镇压起义的乡勇，规定每名乡勇仅给银2.5两，收其刀矛，遣送回原籍，由于乡勇多半来自穷苦流民，一经裁撤，无家可归，谋生无路，立刻陷入生活无着的窘境，于是不少人被迫拿起武器，重返老林，和潜藏在那里的苟朝九等起义军残部联合起来，进行游击作战。他们人数虽然不多，活动范围有限，但因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加之熟悉清军号令、作战方法，以及老林路径，因而能“忽陕忽川，忽聚忽散”，即使屡遭围困也能“乘雾溜崖突窜”，“分军遇之则不利，大队趋之则兔脱，仅余二三百贼而三省不得解严”①。嘉庆帝只得再下谕旨，先后令班师回京的德楞泰、额勒登保率军前往镇压。
从嘉庆九年（1804年）春开始，清军和起义军展开多次激战。起义军虽处绝境，但却经常利用有利地形，拼死拒敌，战斗中“竟有带箭四五支，而犹力扑者，其情形殊为凶悍”②。然而，毕竟寡不敌众，经过多半年的战斗，起义军伤亡殆尽。九月，起义军的最后一个重要首领苟朝九被俘牺牲，至此，轰轰烈烈的川楚陕农民大起义终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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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魏源：《圣武记》卷十，《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八，第449页。
②《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续编）卷二三，嘉庆九年正月二十九日，上谕德楞泰。
四、起义失败的原因
川楚陕农民大起义，坚持了10年之久，最后在清廷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从起义军方面来说，第一，这次起义虽然提出了“官逼民反”等口号，但没有拟定出为广大农民群众所迫切需要解决的土地问题的纲领。红阳教在开始传教时，只是以空洞的“富贵”相许诺，起义前有的地区的教首提出了“事成之后，分给地亩”①的诺言，但并未认真执行。第二，这次起义是由民间宗教组织红阳教发动和领导的，教内居统治地位的封建家长制成为起义军的组织原则，以致各支派自编名号，独立活动，不容其他派系干预。这就使起义军始终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不称王，不建号，政治目标很不明确，因此也就缺乏统一的作战计划，出现各行其是的状态。表现在战略战术上，各路起义军互不协调，前后变化也很大。嘉庆元年，湖北首举义旗后，各路起义军便大多转入防御，利用有利地形和清军展开阵地战。至当年秋天，湖北各支起义军在清军全力围剿下，均已先后失败，王聪儿和姚之富被迫率众进行战略转移，次年六月，在东乡与四川起义军会师，但此后各路起义军依然独立活动，互不统属。嘉庆三年三月王、姚牺牲后，余部转入了流动作战。四川起义军的力量强大起来后，一度在嘉陵江以西采取进攻态势，获得一些发展。后因清军全力镇压，也转入了流动作战。直至嘉庆五年春，冉天元等人采用伏击战法，先后在苍溪之战和马蹄冈之战中给了清军很大打击。但马蹄冈之战后，起义军的力量也严重削弱，并分成许多小股，进行“忽南忽北”、“忽分忽合”的流动作战。无论是阵地战，还是流动战，都未能大量歼灭清军的有生力量。况且这种没有可靠根据地的流动作战，本身就是一种“流寇主义”的逃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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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王义供词》。
术，虽能避开清军的一时的打击，却不能根本改变失败的命运。
反观清廷方面，当时清朝政府还能牢牢地控制全国的局势，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调动全国的兵力、物力，对起义军进行围追堵截和分而歼之。特别是它的大修堡寨和坚壁清野政策，割断了起义军和广大人民的联系，使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陷于孤立，而最终归于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