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萨尔浒之战
（见附图1）
（一）战前形势
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标志着他已摆脱了与明朝的臣属关系。后金对明朝，一方面要维护既得利益，继续保持对女真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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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二，丁亥年六月壬午。
部的统治；另一方面，又要冲出旧有的藩篱，扩充实力，从而把战略眼光转向南面的明朝。丁是，双方之间一系列的战争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当时，明朝面临的情况是：经过援朝抗日战争，明军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损耗很大；辽东驻军经多次与叶赫作战，也受到很大削弱。由于明朝政治腐败，官僚侵吞军队粮饷，致使其装备陈旧且得不到补充，士卒缺乏训练，且逃亡甚多。辽东边防军名额10余万，实际不过三四万人，且士气不振，战斗力弱。将领“平日不习战，大都以退缩为得计……累年以来，不修兵具，朽戟钝戈，缓急不足为用，金鼓几于绝响，偶令之截杀，股栗腕战，面孔殊无生色。”①这样的军队，已不堪一击，且分散于北起开原、南至鸭绿江口及辽东、辽西的120多个要点，处于易被各个击破的地位。
蒙古方面，科尔沁部已与后金结盟，喀尔喀蒙古已与蒙古联姻，只有漠南察哈尔部与明朝关系密切。察哈尔部企图借助明朝的力量统一漠南蒙古，明朝也企图以察哈尔部为屏障，遏制后金的扩展。朝鲜因受日本侵略而得到明朝的援助，所以朝鲜李氏王朝与明朝形成了军事同盟关系，而对后金却保持警惕，尽管努尔哈赤曾试探拉拢朝鲜，却未达到目的。
东北地区的天灾成了努尔哈赤起兵反明的契机。据朝鲜《光海君日记》记载：天命初，东北水灾，“胡地尤甚，饥寒已极，老弱填壑，奴酋令去觅食”②。严重的灾荒不仅大大削弱了明朝的战争潜力，也使后金统辖范围内的阶级和民族矛盾更加激化。努尔哈赤抓住这一时机，把女真人的不满情绪引向明朝，并通过战争掠夺以缓和后金的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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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程开祜：《筹辽硕画》卷四；邹之易：《仰陈末议大伸挞伐疏），明万历刻本影印本。
②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四八，丁巳九年（明万历四十五年）二月戊申，第2921页。
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正月十六日，努尔哈赤经过多年准备认为时机已到，便对贝勒大臣说：“吾计已决，今岁必征明矣。”①接着，命将士“治甲胄，修军器，豫畜牧”，“伐木治（制）攻具”②，又颁布战法，制订奖惩规定。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誓师，并发布“七大恨”说：“吾父、
祖于明国禁边，寸土不扰，一草不折，秋毫未犯，彼无故生事于边外，杀吾父、祖。此其一也。虽有祖、父之仇，尚欲修和好，曾立石碑，盟日：‘明国与满洲皆勿越禁边，敢有越者，见之即杀，若见而不杀，殃及于不杀之人。’如此盟言，明国背之，反令兵出边卫叶赫。此其二也。自清河之南，江岸之北，明国人每年窃出边，入吾地侵夺，我以盟言杀其出边之人，彼负前盟，责以擅杀，拘我往谒巡抚使者纲古里、方吉纳二人，挟令吾献十人于边上杀之。此其三也。遣兵出边为叶赫防御，致使我已聘之女转嫁蒙古。此其四也。将吾世守禁边之钗哈（即柴河）、山齐拉（即三岔）、法纳哈（即抚安）三堡耕种田谷，不容收获，遣兵逐之。此其五也。边外叶赫是获罪于天之国，乃偏听其言，遣人责备，书种种不善之语以辱我。此其六也。哈达助叶赫侵吾二次，吾返兵征之，哈达遂为我有，此天与之也。明国又助哈达，必令反国。后叶赫将吾所释之哈达，掳掠数次。夫天下之国互相征伐，合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死于锋刃者使更生，既得之人畜令复返，此理果有之乎？天降大国之君，宜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先因呼伦部（即前九部）会兵侵我，我始兴兵，因合天意，天遂厌呼伦而佑我也。明国助天罪之叶赫，如逆天然。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妄为剖断。此其七也。欺凌至极，实难容忍，故以此七恨兴兵。”③这篇文告，既是女真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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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五，天命三年正月丙子。
②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五，天命三年三月庚申、二月辛卯。
③关于“七大恨”的内容，《满洲实录》、《满文老档》、《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明神宗实录》等所载，文字各异，此据中华书局影印本《满洲实录》卷四。
对明朝民族压迫和民族分裂政策的控诉书，又是努尔哈赤利用女真人的民族情绪进行战争的动员令。
努尔哈赤发起对明战争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抚顺。四月十四日，后金兵分两路：左路军四旗5000人进取马根单（今辽宁抚顺境），作围攻之势；右路军四旗1.5万人为主力，由努尔哈赤亲率，直趋抚顺。
抚顺是建州女真与明朝互市的重要场所，明守军对后金前来突袭毫无准备。四月十五日晨，后金假冒商人的先遣队将抚顺商人和军民诱出城外贸易，接着，后金八旗主力突入城内，里应外合，内外夹击，守将李永芳剃发投降，后金军遂占抚顺。同日，左路后金军占领东州、马根单城寨。明辽东巡抚李国翰急令总兵张承胤赴援。二十一日，张急率广宁镇守张守胤、辽阳副将顾廷相、海州参将蒲世芳、游击梁汝贵等领兵万人至抚顺，立即分三路尾追后金军。努尔哈赤命代善、皇太极三面环攻明军，追击40里，杀总兵、副将、游击、参将及千把总等官50余员，获马9000匹、甲7000副、器械无数，明军“主将兵马，一时俱没”①。
努尔哈赤攻陷抚顺，是起兵35年以来首次与明军正面交战。初战获胜，大大鼓舞了后金八旗军的士气，努尔哈赤决定乘胜扩大战果。五、六月间，后金军再次越过边墙，攻取抚安堡（今辽宁铁岭东南）、花包冲堡（今辽宁铁岭催阵堡区花豹冲）、三岔等大小11堡，招降和攻取了崔三屯及其周围的四堡，掳掠了大批人畜财物。七月二十日，努尔哈赤率兵入鸦鹘关（今辽宁抚顺东南），环攻清河。清河同抚顺一样，是后金通往辽、沈的门户。它地势险隘，城四周为高山，左近沈阳，右邻瑗阳，南枕辽阳，北控宽甸，为辽、沈屏障。后金军冲到城下，将城围得水泄不通。明城守副将邹储贤、张旆率兵6000多人婴城固守。后金军一面竖云梯猛攻，不避锋刃，一面派人到城下劝降，被明军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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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神宗实录》卷五六八，万历四十六年四月丙辰。
绝。城上明军施放火器，滚木、礓石齐下，矢石如雨。八旗兵士，八进八退，最后以板车斜靠墙下，从底下挖城墙。守军与后金兵巷战，邹储贤等先后战死，清河陷落，城中粮食财物尽失。
明军在抚顺、清河连遭惨败，鼓舞了后金八旗将士的士气。九月二十五日，后金军劫掠会安堡，大肆屠杀，将300屯民斩于抚顺关，将留下的一人割去双耳，令其持信送给明朝。信中说：“若以我为逆理，可约定战期，出边，或十日，或半月，攻城搦战。若以我为合理，可纳金帛，以了此事。”①这封咄咄逼人、词令强硬的信函，暗示着明与后金之间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势在难免。
（二）双方的战略决策及战争准备
明朝方面，接到抚顺、清河等城和500多个堡寨失陷的消息后，举朝震惊。万历帝朱翊钧说：“辽左覆军陨将，虏势益张，边事十分危急”，他要求督抚“便宜调度，务期殄灭，以奠封疆”②。朝廷内外十分惊愕，议论纷纭。山海关主事邹之易等相继奏疏，力主出兵讨伐。万历帝接受群臣建策，谕令启用旧将，挑选精兵，筹集兵饷，准备大举。他任命兵部左侍郎杨镐为进攻后金的最高统帅辽东经略，周永春为辽东巡抚，起用原山海关总兵杜松为出关总兵官，征调还乡老将、原四川总兵官刘綎速赴辽东前线。至萨尔浒之战前夕，辽东各路兵马达8.8万余人，另有朝鲜援兵1.3万余人，总计10余万人③。为增加军需，朱翊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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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天命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43页。
② 《明神宗实录》卷五六八，万历四十六年四月丙辰。
③萨尔浒之战明兵参战数字，明清史料记载不一，出入很大：《三朝辽事实录》卷一，万历四十七年正月载主客兵共88550余名；《辽广实录》称9万人；《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三，天命四年三月乙卯称20万人；《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一，《辽左兵端》及《建州私志》中卷皆称10万人；《明神宗实录》卷五七二，万历四十六年七月甲寅及卷五七三，万历四十六年八月乙丑合并计算亦10万人左右，从之。
下令借大工及马价各50万作为军饷，并加派田赋，全国共增加200余万两，万历四十七年时达520万两，称为“辽饷”。又从山西、陕西借调大型火炮300位，送往辽东前线。
明朝经过紧张准备，各路人马齐集，但粮饷未备，士卒逃亡很多，将帅又互相掣肘。朱翊钧“恐师老财匮”①，一再催促杨镐进兵。天命四年（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二月十一日，辽东经略杨镐、蓟辽总督汪可受、辽东巡抚周永春、辽东巡按陈玉庭聚集辽阳演武场，誓师征讨努尔哈赤。议定的作战方针是：分兵四路，约期会师，直捣赫图阿拉，一举消灭后金。兵力部署是：总兵马林为主将，开原兵备道佥事潘宗颜为监军，率兵自开原出靖安堡，进入浑河上游地区，从北面进攻；总兵杜松为主将，兵备副使张铨为监军，率兵由沈阳出抚顺关，入苏子河谷，从西面进攻；总兵李如柏为主将，兵备参议阎鸣泰为监军，率兵自清河出鸦鹘关，从西南面进攻；总兵刘綎为主将，兵备副使康应乾为监军，率明兵及朝鲜兵自宽甸经富察（今辽宁宽甸东北）北上，从东南面进攻。另以一部兵力驻扎辽阳为预备队；以一部驻守广宁（今辽宁北镇），防蒙古贵族骑兵袭扰，保障后方交通。杨镐为诸路总指挥，坐镇沈阳。
明军各路官兵部署就绪后，原定二月二十一日出兵，由于十六日开始降大雪，只好推迟出兵日期。但朝廷大学士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等却一再催杨镐进兵。明军尚未出发，师期早已泄露，作战企图、进军路线、兵力部署等也被后金侦知，陷于被动。
后金方面，努尔哈赤善用汉人为间谍，对明军的行动了如指掌。特别是他正确地分析了形势，针对杨镐分进合击的作战指导，制订了“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②的作战方针。努尔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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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夏燮：《明通鉴》卷七六，万历四十七年正月。
②夏允彝：《幸存录》卷下，《东彝大略》，《明季稗史汇编》本。另见：《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一，《辽左兵端》。
赤又分析说：“我国南路驻防之兵有五百人，其南路兵来，即以此拒之。明使我先见南路有兵者，诱我兵而南也；其由抚顺所西来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战。破此则他路兵不足患矣。"①这就是说，于南路只派500兵士防守，而全部兵力集中在赫图阿拉迎战，从而确定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在作战方向的选择上，明确指出抚顺一路明军为其主力，要集中全力痛歼，这样，其他三路则不难各个击破。后金还连夜打造盔甲、器械，充实军力。在牛毛岭（今辽宁桓仁县西牛毛大山）一带，砍伐树木，设路障，扼守险隘。在吉林崖（即界凡，今辽宁抚顺市东）筑城屯兵，作为牧马歇兵的前进基地。
（三）作战经过
这次作战，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萨尔浒山之战。二月二十九日，拟从西面进攻赫图阿拉的明杜松军大部分渡过浑河，三月初一日即到达萨尔浒地区，而龚念遂则率领未能渡河的明兵退驻斡珲鄂谟（今辽宁抚顺大伙房水库中）。杜松以主力留驻萨尔浒山，自率一部进攻界凡。但当日辰时（7-9时），努尔哈赤已率军离开赫图阿拉，并令大贝勒代善为前锋过扎喀关，按兵等候努尔哈赤。皇太极到达后，立即会同代善等继续前进，下午进抵与杜松军对垒的前沿阵地。努尔哈赤率主力到达后，见杜松军兵力分散，且进攻界凡受挫，遂决定以两旗兵力增援界凡，自率六旗主力进攻萨尔浒。努尔哈赤认为，“此兵破，则界凡之众自丧胆矣”②。于是聚集兵力4.5万人（一说3万），向萨尔浒山出发。萨尔浒明军约1.5万人（一说2万），紧急挖堑立栅，布列火器，准备接战。三月初二日，努尔哈赤下令发起进攻，万箭齐射，铁骑奋力猛冲，越堑破栅，一举攻占萨尔浒山。明兵死伤枕藉，四散溃逃。进攻界凡的明兵得知已失萨尔浒山营，军心动摇，不敢再攻。八旗士卒猛冲下来，皇太极所率右二旗亦渡河前来，将杜松军团团围住。杜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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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六，天命四年三月甲申。
“率官兵奋战数十余阵，欲图聚占山头，以高临下，不意树林复起伏兵，对垒鏖战，天时昏暮，彼此混杀”①。八旗兵奋勇冲杀，大败明兵。杜松面中一矢，落马而死，少数明兵溃逃20多里，皆被后金兵追杀。
第二阶段：尚间崖、斐芬山之战。马林率明军离开开原后，行军速度缓慢。按师期规定，三月初二日应进抵二道关与杜松军会师，可是到初二日中午仍驻三岔口（今辽宁铁岭境内）外的稗子谷，畏葸不前。当他得知杜松军已提前一天到达浑河，才整军向二道关方向前进，但这时杜松军已被全歼。当日夜，马林统兵
至王岭关附近。初三日晨，听说努尔哈赤已转兵向北进攻，急忙率兵万人向尚间崖（今辽宁抚顺县哈达附近）集结：派开原道佥事潘宗颜率数千人趋尚间崖东三里远的斐芬山，与斡珲鄂谟的龚念遂部互为犄角，彼此声援；马林自率主力于尚间崖，依山结成方阵，环营挖三层壕，壕外排列骑兵，骑兵外布枪炮，火器外设骑兵，壕内布列精兵，形成“牛头阵”。
努尔哈赤歼灭杜松军后，即转兵向马林军进攻。他仍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战法，先以骑兵进攻斡珲鄂谟，歼灭龚念遂部。鉴于尚间崖明军防守严密，努尔哈赤命八旗兵“先据山巅，向下冲去”。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各自率兵鼓勇急进，与马林军肉搏，夺占了尚间崖。马林率数骑逃奔，副将以下皆战殁，“死者遍山谷间，血流尚间崖下，河水为之尽赤”②。
努尔哈赤攻下尚间崖后，又率兵驰往斐芬山，攻潘宗颜营。潘宗颜据山为营，檐车为垒，环列火器。努尔哈赤令重甲兵持刀在前，轻甲兵操弓矢在后，另有轻骑兵在远处待机。三月初三日早晨开始，后金军发起攻击，明军居高临下，施放火器。两军对攻，矢如雨下，战斗十分激烈。潘宗颜率军越战越勇，使八旗兵速战速决的计划受挫。努尔哈赤迅速厚集兵力，将斐芬山重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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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神宗实录》卷五八〇，万历四十七年三月甲申。
②《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六，天命四年三月甲申。
围起来。明军拼命厮杀，但无外援，战至中午，潘宗颜精疲力竭，背中一箭而死。时叶赫贝勒金台石、布扬古所率援兵进至开原，闻明兵已败，遂仓皇而逃。至此，明北路马林军亦全军溃败。
第三阶段：阿布达里冈、富察之战。努尔哈赤击败杜松、马林军后，又立即转兵南下，以待刘綎军。总兵刘綎所率宽甸路万余明军，和朝鲜李朝所派都元帅姜宏立、副帅金景瑞率领的万余朝鲜兵，于二月二十五日会师后立即启程，向赫图阿拉方向前进，因道路艰险，军粮不继，日行仅15里，直至三月初四日，才到达宽甸东北的富察一带。此时，刘綎尚不知杜松、马林已败，所以继续北进。
当天，努尔哈赤留4000兵守赫图阿拉，派皇太极等率右翼四旗兵，隐伏在阿布达里冈（今辽宁新宾南）山上的丛林里；阿敏率兵潜伏在冈南谷地，待放过刘綎军一半之后，击其尾部；代善等率左翼四旗兵，在冈隘口前旷野准备正面驰突。
为了诱使刘綎军中伏，努尔哈赤派降人冒充杜松军的“材官”，前往刘綎军告急，催其速进。刘綎误以为杜松军已迫近赫图阿拉。他惟恐杜松独得头功，急命火速进军。当他觉察到自己中计时，部队已进入八旗军设伏的阿布达里冈。后金军3万余骑从密林中杀出。明军企图抢占阿布达里冈结阵，但立即受到代善和皇太极的夹攻。两军激战至酉时（17 -19时），未分胜负。皇太极又佯退至瓦尔喀什南谷，纵兵出击。刘綎紧迫300余里，结果反使自己陷入重围。此役明军被歼万余人，刘綎中矢身亡，其子刘招孙再战，亦力竭而死，明军顷刻大溃。
同日，代善所率八旗兵又移师富察，全力向姜宏立三营兵冲击。朝鲜左右营兵火炮初放，后金铁骑已突入营中。姜宏立急令中军将士死战求生。然而，士卒眼见两营惨败，不敢再战。都元帅姜宏立、副帅金景瑞于三月初五日晨向后金投降。
三月初一日，李如柏军出鸦鹘关后，至初三日仍停滞不前，逗留观望，至虎栏关（鸦鹘关东）即按兵不动。经略杨镐得知杜 松、马林两路败后，才慌忙下令李如柏、刘綎二军回撤。可是刘綎部还未接到命令，即已全军覆没。后金牛录额真武理堪发现李如柏军退兵，令哨骑20名进击。李如柏惊慌万状，明军自相践踏，溃败而逃。
在不到五天的时间内，后金与明朝于萨尔浒等地决战，以后金的胜利和明军的惨败而告结束。这次战役，明军损失重大：总兵刘綎、杜松以下文武将吏亡310余人，士卒亡45870人，失马、骡2.9万余匹①。后金军仅损失2000余人。
（四）双方作战胜败原因
萨尔浒之战，是明与后金争夺辽东的战略性决战，对双方产生深远影响。明军的失败，使其在战略上陷入被动，辽东形势更加危急，而后金则夺取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自此以后，努尔哈赤走上了与朱明王朝争夺全辽和全国政权的征程。后来乾隆皇帝在《太祖皇帝大破明师于萨尔浒山之战事碑文》中说：经此一役，“明之国势益削，我之武烈益扬，遂乃克辽东，取沈阳，王基开，帝业定。”
后金之所以取胜，除政治、社会等原因外，主要是努尔哈赤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巧妙地利用各种有利因素，善于兵，指挥正确。
第一，周密侦察，准确判断敌情。努尔哈赤于战前通过哨探、间谍、商人等渠道，对明军的统帅、兵力部署、行军路线、出师日期等都有准确的了解，并参照天时、地利条件，确定作战方针。他及时掌握明军行动，正确规定基本打击方向。例如，确定首先反击对其威胁最大而又孤立突出的杜松军，然后再实行中间突破，就比较容易地逐次消灭各路明军，使明军分进合击的计划落空。
第二，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后金与明双方兵力对比，后金居劣势，且主要装备弓箭、刀矛等冷兵器，而明军数量多，又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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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一，北图怡府藏本。
备大量火器。在兵力部署上，明军多路对赫图阿拉作向心攻击。努尔哈赤在明军的多路进攻面前，不是被动地作城堡坚守防御，也未分路出击，而是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法，在时间、空间上将兵力集中于主要方向上，使每战都形成绝对优势，保证整个战役的全胜。
第三，扬长避短，速战速决。后金八旗兵利野战，善驰突，机动能力强，而明军善守城，且以火器为长技。作战时，努尔哈赤充分发挥骑兵快速机动能力强的特长，于西路初战取胜后，迅速转移兵力，第二天破马林军，第三天转兵东南，迅速歼灭刘綎军。这样，既弥补了己方兵力不足，又置敌方于被动和猝不及防的地位。为避开明军火炮，还注意利用地形，减少了伤亡。
明军方面，除政治腐败，边备废弛等原因外，作战指挥失措，则是失败的主要原因。
第一，准备不足，急促上阵。明军虽作了几个月的准备，但杨镐并未针对后金军队的作战特点和战略态势制订作战计划，也未考虑己方军队多系临时调集，且长途跋涉，需要休整，更忽视深山密林、天寒地冻、大雪封山等对南方士兵作战不利的天候、地理条件。相反，他却自恃兵力数量优势，凭主观愿望指导作战，结果以全线失败告终。
第二，情况不明，指挥失算。辽东经略杨镐不察敌情，对后金八旗兵作战能力、特点如盲如瞽；远居后方，而不亲临战阵指挥，使机动部队既不能随时策应前线，又不能掩护后退。由于杨镐指挥无能，造成长达数百里的进攻正面上，杜松孤军冒进，马林畏葸不前，李如柏逗留观望，刘綎含怨跋涉，各路参差不齐，首尾不相顾，导致四路分进而不能合击，逐个被击败的后果。
第三，兵力分散，主力突出。明军在数量上虽稍居优势，但四路出击，兵力分散，遂失去优势地位。西路杜松军为抢首功，突出冒进，使自己陷入重围，首战失败。其他诸路也互不协调，纷纷陷入困境，从时间、空间上有利于后金转移兵力，依次被其击败。
二、沈阳、辽阳之战
萨尔浒之战后，努尔哈赤按军功大小向诸贝勒分发战利品，激励女真奴隶主贵族继续对明进行战争，扩大地盘。同后金的勃勃雄心相反，明在辽东的将士则“军气日益灰沮，人心日益惊惶”；开原商贾士民逃窜几半，宽甸、瑗阳等城堡奔溃一空，“辽之为辽，真岌岌乎有不保之势矣！”①京师则一片混乱，事隔两个月，竟不见朝廷有任何举措。
努尔哈赤稍加休整并扩军以后，便挥师进攻开原、铁岭。开原东邻建州，西接蒙古，北界叶赫，是明朝的军事重镇。但守将是刚从萨尔浒败阵回来的总兵马林，攻无能，守无策。守军又腐败不堪，毫无斗志，兵无粮饷，马缺草料。对此，努尔哈赤早已派间谍侦察得清清楚楚。天命四年（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六月初十日，努尔哈赤调集八旗兵4万，以少数兵力佯攻沈阳，牵制明援军，亲率主力从靖安堡入，直抵开原城下，同先期潜入的谍工相配合，不到六天就攻占开原，马林以下皆被杀。七月二十五日，努尔哈赤又统兵五六万人，出三岔儿堡，围攻铁岭。铁岭是沈阳北部的重要城堡，努尔哈赤早已不惜重金收买守城参将丁碧。后金军到后，明援军未到，丁碧即“开门迎敌”，城遂陷。八月，后金军又乘胜攻灭叶赫。至此，后金进军沈阳的道路全部打通。
正值努尔哈赤节节胜利之时，明新任辽东经略熊廷弼来到沈阳。他所面临的情况是：仅存残兵，“身无片甲，手无寸械，随营糜饷，装死扮活，不肯出战”；额兵，“全额已亡”；募兵，多为“游食无赖之徒”，不习弓马；援兵，亦为“弱军赢马，朽甲钝戈，不堪入目”②。至于辽东官将，几经战败，已所剩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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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神宗实录》卷五八〇，万历四十七年三月甲辰。
②熊廷弼：《熊襄愍公集》卷三，万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前经略辽东疏·辽左大势久去疏），退补斋胡氏刊本。
且无不胆战心惊。军器已丧失殆尽，仅存的弓箭也是断背断弦，缺羽少镞，刀钝枪秃，不堪使用。战马仅存万余匹，缺草缺料。因此，军队已毫无战斗力可言。
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1619年）六月，明廷任命熊廷弼接替杨镐为辽东经略，他是明末一位有谋有识、刚直不阿、较有见地的将领。他面对后金崛起、辽东已经残破、在力量对比上明朝已由优势转为劣势的情况，上疏朝廷，陈述整顿辽东防务的意见，指出：“辽左为京师肩背，欲保京师，而辽镇必不可弃。河东为辽镇腹心，欲报（保）辽镇，而河东必不可弃。开原为河东根底，欲保河东，而开原必不可弃。”“然而不守辽沈，必不能保辽镇以保京师；不复开原，必不能保辽沈以保辽镇矣。”①于是，他招集流亡，整肃军令，训练军队，修复城堡，加强防务，使辽东形势有了好转。然而由于明朝政治腐败，熊廷弼却成了“党争”的牺牲品。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朱翊钧死去，朱常洛、朱由校先后袭位。帝位更迭，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派别斗争。熊廷弼刚直不阿，不曲意奉承专权的阉党分子魏忠贤，结果被加上“废群策而雄独智”、“军马不训练，将领不部署”②等莫须有的罪名，被排挤去职，由袁应泰代为辽东经略。
袁应泰虽有治辽之志，并进行过一番整顿，但“用兵非所长，规画颇疏”③。他在招降蒙古人时，使大批间谍混入辽阳、沈阳，埋伏下很大隐患。袁应泰急功近利，一改熊廷弼的积极防御部署为进攻态势。他认为：“抚顺为奴酋出入经由之处，彼可以来，我可以往，是必争之地也。”④其指导思想在仓忙收复抚
顺，而对辽东全局的战守，却无所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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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神宗实录》卷五八三，万历四十七年六月己卯。
② 《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传》。
③ 《明史）卷二五九，《袁应泰传》。
④ 《明熹宗实录》卷五，天启元年正月丙戌。
努尔哈赤看到明廷内部派别斗争激烈，皇位更替频繁，经略易人，军心涣散，边防紊乱，认为再次对明军发起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制造钩梯，备置车营，储备粮糗，准备进攻辽沈。
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1621年）二月十一日，后金数万人分兵八路进攻奉集堡，揭开了沈辽之战的序幕。该堡位于沈阳东南40里，其西南又有虎皮驿，二者成犄角之势；而奉集堡东北距抚顺、西南距辽阳各90里，是后金进攻辽阳、抚顺、马根单的必经之地。努尔哈赤首指奉集堡的目的，一是试探沈阳、辽阳的虚实，二是切断沈阳与辽阳之间的联系。但是，由于明总兵官李秉诚率宣（宣府镇）、大（大同镇）兵声援，未能占领奉集堡。接着，又转攻虎皮驿、王大人屯。八旗兵往来无定，好像要大举的样子，使明军捉摸不定，难作对策。
三月初十日，努尔哈赤率领大军沿浑河而下，水陆并进。次日夜，八旗兵佯渡浑河，明哨探举火传报沈阳，守将贺世贤、尤世功大惊，率兵登城。十二日辰时，八旗兵到达沈阳城下，于城东7里浑河北岸扎营。沈阳城“城外浚壕，伐木为栅，埋伏火炮”①。外壕二道，阔5丈，深2丈，涧底插尖木。壕内侧筑拦马墙一道，间留炮眼，排列战车、火炮。城四周及城上设游兵保卫，可谓异常坚固。
三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令八旗兵竖云梯，布战车攻城，明军极力抵御。贺世贤见后金兵迟迟不再攻城，把努尔哈赤诱战误认为怯弱，遂轻率地出城对阵。努尔哈赤见明兵冲出城外，即命后金兵边战边退。贺世贤离城越来越远，突然被八旗兵重重包围，力战而死。努尔哈赤立即令八旗将士攻城。城上连发铳炮，久而炮身发热，药装入即发。八旗兵乘机冒死挖土填涧，过壕进逼城下。东门守城兵中的蒙古降人临阵叛明，他们砍断桥索，放下吊桥，后金兵蜂拥而入，沈阳城陷。明副总兵尤世功、参将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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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熹宗实录》卷八，天启元年三月乙卯。
卿、张纲以下7万兵民被杀。
沈阳被围时，袁应泰即令总兵官童仲揆、陈策自辽阳黄山率师往援。陈策部北上渡过浑河时，闻沈阳已陷，遂于离沈阳城7里处安营，随即用竹竿、长枪、大刀、利剑等发起进攻，三挫金兵。后金兵用战车抗击，展开激战，陈策战死。这时，各路援军皆先后在城东浑河南北及沈阳城南鏖战。浑河南岸的战斗最为激烈。1万明步兵布置战车枪炮尚未完毕，后金已发兵来攻。总兵李秉诚、朱万良率兵3万赴援，均无功而败。游击周敦吉、石硅，土司秦邦屏渡河营于桥北，副将董仲贵、戚金和都司张名世等率浙兵3000人营于桥南，结阵未就即被金兵击败，副将、把总120余名战死。当时明方评价这次战斗说：“自奴酋发难，我兵率望风先逃，未闻有婴其锋者，独此战以万余人当虏数万，杀数千人，虽力屈而死，至今凛凛有生气。"①
三月十八日，努尔哈赤又统率大军，“旌旗蔽日，漫山塞野，首尾不相见”②，直捣辽阳城。辽阳是辽东重镇，是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明重视镇守辽阳，远远超过沈阳。城周围挖壕，沿壕列火器，环城四面分兵把守。沈阳失陷后，袁应泰又撤各路兵马，并力守辽阳，又引太子河水注入城壕，塞其西闸，内列火器，城四面排兵，以加强城防。
三月十九日，努尔哈赤率军经虎皮驿，渡过辽阳城东南的太子河，包围辽阳并诱明守兵出城。袁应泰令全城军民严守，又督侯世禄、李秉诚、梁仲善、姜弼、朱万良五总兵率兵5万出东门，至5里处设伏迎击后金军。努尔哈赤见明军被诱出城，立即令左翼四旗兵进击，明军发火炮接战。后金军也施放火器，发起冲击，明军溃散。后金军追至鞍山，胜利返回。另一支明兵从西门出战，遇后金兵而退至城外7里处安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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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熹宗实录》卷八，天启元年三月乙卯。
②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天命六年三月十八日，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66页。
三月二十日卯时（5-7时），努尔哈赤对诸贝勒说：“观绕城之水，西有闸门，可令左四固山兵掘之。东有水口，以右固山兵塞之。”①遂率右翼四旗兵布战车于城边，令众兵囊土运石，壅塞水口。明军出东门外安营，列枪炮三层，连发火箭抗击，后金兵受挫。由于城东入水口壅塞，城壕干涸。后金右翼四旗之战
车兵进攻东门，明兵连放枪炮，酣战良久，明兵被迫后撤。后金兵乘胜驱杀，河水尽赤，明总兵梁仲善、朱万良战死。后金左翼四旗兵在莽古尔泰、阿敏率领下，冒炮火夺占小西门桥后又攻西城。城上火箭、火炮齐发，后金兵又竖云梯，列楣车，奋勇突击，同明军肉搏，激战至天亮，夺占西城一面及两角楼。明监军高出、牛维曜、邢慎言等乘乱逃窜，城内人心混乱。
十一日，努尔哈赤下令发起总攻。后金军右翼官兵下马，用草木填内壕，攻城北面。袁应泰、张铨等以东城为依托死守。后金兵奋死夺城，因有内应，傍晚从小西门突入城中。袁应泰见事不可为，于城东北角镇远楼自焚。张铨被俘，参将房承勋等以下俱死于乱军之中。
辽阳之战，是后金与明军的又一次交锋。在三天时间内，后金兵攻下辽阳，“河东十四卫生灵尽为奴属”②。
沈辽之战，10天即决胜负。明军如此惨败，在军事上主要是用将不当，指挥失措。袁应泰看不到后金多骑兵、善野战的特点，轻易出城迎战，企图以野战决胜负，失败成为必然。后金取得全胜，主要在善于捕捉战机，准备周详，将士勇猛，指挥得当。特别是能注意扬长避短，诱敌出城，使明军城防火器失去效力，然后于野战中歼敌。此外，努尔哈赤还善于用计行间，及时掌握敌情，并里应外合，有力地配合了战斗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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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天命六年三月二十日，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67页。
② 《明熹宗实录》卷九，天启元年四月甲戌。
三、广宁之战
（见附图2）
沈辽之战后，后金迁都辽阳，形成与明政权对峙局面。同年七月，努尔哈赤下令实行“计丁授田”，鼓励农耕，为进一步扩大对明战争作准备。八月，在辽阳东太子河北建筑新城（清朝称东京），将明朝统治东北的中心变为后金征服明朝的基地。为了扩大兵源，后金又规定20人当中抽调1人当兵。努尔哈赤积极备战，但一直未轻举妄动，而是窥察明朝动静，俟机而动。
沈、辽失陷，明军大溃退，剩下为数不多的明军，有的逃往辽西，有的逃往沿海岛屿，有的渡海到山东、朝鲜。辽东巡抚王化贞称：“辽沈既陷，河（辽河）西汹汹，一无可恃。”①辽河防线及辽西大片地区一片空虚，后金兵随时有渡河西进的可能。
辽东前线形势使明廷震惊，也引起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更加激烈和表面化，从而导致战略上的分歧。明熹宗朱由校认为：“熊廷弼守辽一载，未有大失，换过袁应泰，一败涂地。”②于是，再次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熊上任后，根据后金缺乏水师，后方不稳，兵力不足，以及八旗兵短于攻坚等情况，于天启元年六月初一日提出了“三方布置策”：第一，陆上以广宁（今辽宁北镇）为设防重点，集中骑步主要兵力，坚城固守；第二，海上以天津为一区，登州府（今山东蓬莱）、莱州府（今山东莱州市）为一区，各置舟师，从海上进行牵制，伺机袭扰辽东半岛沿海地区，从辽东南部打击后金的侧背，使其内顾，并伺机收复辽阳；第三，以山海关为适中之地，屯重兵，设经略，节制广宁、天津、登莱三方，集一事权。八月，他又补充提出：“三方建置，须联络朝鲜。”③从当时情况来看，这是一个比较切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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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熹宗实录》卷一〇，天启元年五月壬寅。
②《明熹宗实录》卷九，天启元年四月癸酉。
③《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附王化贞传》。
际的积极防御性质的正确方针。
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为熹宗所接受，并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驻山海关，经略辽东等处事务。同时，任命王化贞为广宁巡抚，受经略节制。但是，阉党分子王化贞，不听熊廷弼节制。他对抗熊廷弼，实行“画地分守”的方针，将步骑两万沿三岔河（辽河、浑河汇合后至营口入海处一段）120里防线一字摆开，设点防守，平均使用兵力，采取消极被动的防御部署。另外，王化贞还轻信蒙古察哈尔等部可出兵40万助明的无稽之谈。辽东前线经抚不和及设防思想的混乱，下边将士无所适从，影响了作战方针和指挥的统一，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努尔哈赤夺占辽、沈10个月之后，探知明朝辽东“经抚不和，战守无策”①，决计乘机西渡辽河，直指广宁。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十八日，正是河水冰封、人马易渡的好时机，努尔哈赤命多铎等人留守辽阳，自将八旗大军约八九万人，由东昌堡（今辽宁海城市牛庄南）西进。
广宁巡抚王化贞得知后金军西进，仓促布兵防守：令总兵刘渠率兵2万守镇武（今辽宁台安西），总兵祁秉忠领兵1万守间阳（今辽宁北镇西南闾阳驿），分南北两路与广宁相掎角；副总兵罗一贵（一说罗一贯）率兵3000守西平堡；又在镇宁（今辽宁北镇东）驻兵；王化贞自率重兵守广宁，企图以四堡屏障广宁，阻击后金军的进击。
二十日晨，后金5万人马经牛庄渡过三岔河西进。明“防河兵见势不可当，遂走”②。后金兵乘势追击，申时（15 -17时）起包围并猛攻西平堡，其意在引诱广宁周围诸堡明兵前来野战。时各城守军消极自保，不作援应；王化贞蜷缩广宁，不敢出击。在熊廷弼的督促下，王化贞始命各堡守兵驰援西平。努尔哈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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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熹宗实录》卷一八，天启二年正月乙丑。
②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天命七年正月二十日，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72页。
一半兵力围西平，另一半兵力迎击增援的明军。二十一日，努尔哈赤致书西平堡守将罗一贵劝降，遭到拒绝，于是后金兵布战车、云梯，四面攻城。罗一贵率3000兵士凭城固守，三次击退后金进攻，战至中午，矢尽援绝，罗一贵以下将士1万人被杀。明总兵刘渠、祁秉忠、孙得功率兵分别从镇武、闾阳、广宁驰援，至平阳桥（西平堡西北）与后金军遭遇。早为后金收买而心怀“异志”的孙得功投降，刘渠、祁秉忠战死于沙岭（西平堡西北），援兵全部被歼，于是后金兵直指广宁。
广宁城地处医巫闾山西麓，恃三岔河为阻，是辽阳失陷后辽东巡抚王化贞的驻地，城内有守军2万。西平堡失守、平阳桥惨败的消息传到广宁后，城内人心惊恐不安，纷纷奔逃，而王化贞对此全然不知。二十二日，王化贞得沙岭败报后，督将士上城戍守，但军民一片混乱，便狼狈出逃。次日，熊廷弼自山海关率仅有的5000兵士援广宁，行至大凌河（今辽宁锦县），遇王化贞逃回。熊廷弼无能为力，只好掩护军民撤入山海关。二十四日，后金兵占领广宁，进而攻占了河西40多个城堡。
广宁兵败，是明朝政治腐败、用人不当的结果。但许多朝从不同派别的利益出发，上疏咎治熊、王二人罪责。结果熊廷弼被杀，传首九边，王化贞亦被判死刑。
明军遭此惨败，从军事上说，首先是作战指导上的错误造成的。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是积极防御思想，是可以实现的，应当肯定。王化贞画地为守、分兵把口的部署则是消极的、错误的。他对双方力量对比和形势的分析都不符合实际，完全是主观臆想、侥幸取胜的作战指导。而熊廷弼在广宁危在旦夕时，未能及早赴援，与王化贞共同固守；王化贞率师后撤时，熊廷弼非但未严加制止，反做殿后掩护其撤退，应该说是失误。其次，明军士气不振，饷械不足。当时河西明兵虽近10万，但战斗力很差，“人心已去”①。王在晋说：“问兵则曰不精，问器械则曰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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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熹宗实录》卷一五，天启元年十月乙亥。
问鞍马则曰不整，装贫做老只想回乡，便保身躯性命。”①这样的军队，与士气高昂、勇猛善战的八旗兵作战，岂能不败！
后金之所以胜利，除准备充分、将士士气高昂等因素外，主要是：第一，军事指挥上正确地选择进攻时机。明辽东前线经抚不和，作战态势战不像战，守不像守，经略有职无权，巡抚有兵无能，并牵动着朝廷内部互相攻讦、倾轧，致使内外意见相左，指挥不一。努尔哈赤抓住有利时机，适时发起进攻，以小的代价取得大的胜利。其次，寒冬季节对后金兵作战有利。第三，用间成功，里应外合。游击孙得功早为李永芳所策反，伺机叛变。他增援西平堡时，已“潜纳款于太祖”②，当王化贞弃守广宁时，他出城3里跪迎后金兵，使努尔哈赤不战而取广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