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初二日，清军进入北京，夺取了农民军的胜利果实，所控制的地区很快扩展到河北、山东大部。
这时，除清政权之外，在江南有弘光等南明政权，在西安有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在四川有张献忠的大西政权。这几大政治、军事势力之间，矛盾错综复杂，斗争异常尖锐。
一、大顺、大西农民军的战略转变
当李自成率大顺农民军主力撤离北京实行战略退却时，清摄政王多尔衮即命令降清的吴三桂及英王阿济格、豫王多铎等“勿入京”①，立即对农民军兼程穷追。五月初一日，清军过卢沟桥，次日抵庆都（今河北望都），追及大顺军。起义军在庆都、真定（今河北正定）等地，虽进行了英勇抵抗，但接连受挫。五月初二日，过固关，退入山西。吴三桂和阿济格追至固关，勒兵北返，于五月十二日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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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魏源：《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页。
李自成率大顺军主力经平阳（今临汾）、闻喜，于七月初一日渡黄河入陕西韩城，退守西安，兵力又有所恢复。由于东有潼关、黄河天险，加之在太原有陈永福、李若星、南梦云、王安民等据守，在陕北延安、绥德（今清涧北）有李过、郝摇旗等留守，李自成根据当时的形势，制定了南取汉中，西征甘肃，确保关中，并以关中为抗清基地，伺机北伐的战略方针。
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农民军，在获悉李自成攻下北京时，即从湖广转兵四川。六月，张献忠亲率农民军由万县分水陆两路，西克涪州（今涪陵）、绥定（今达县），二十一日下重庆。张献忠留兵驻守，自率大军继续向川西南挺进，相继下泸州、资阳等地，兵锋直指成都。明蜀王朱至澍逃跑未逞，发帑金令士兵守城。八月初七日，大西军发起猛攻。成都城高垣厚，农民军采用地道爆破法于初九日炸开城墙，并在事先派进城内的农民军战士的配合下，一举攻克成都。后分兵四出，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占领了四川大部地区。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建元大顺，改成都为西京，建立起另一农民政权。大西政权建立后，面临着两个敌人：一是眼前“雄据一方”的地主武装叛乱，二是已进入山西、陕西并威胁四川的清军。顺治二年正月，清军攻破潼关，大顺军一再失利，使清军得以向西南地区长驱进犯。于是，农民军在继续与明残余势力斗争的同时，又肩起了抗清的历史任务。
二、弘光政权以农民军为敌及对清军的退让妥协政策
顺治元年五月初二日，即清军进入北京的同一天，麇集在江南的明朝官僚地主集团于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监国。十五日，朱由崧即皇帝位，年号弘光，是为第一个南明政权。弘光政权顽固坚持封建地主阶级立场，视农民军为主要敌人，而对清军却不作任何防范，声称“今日宗社大计”，莫过于“讨‘贼’复仇”①，狂叫农民军推翻明王朝是“三灵共愤，万姓同仇”，鼓动封建官僚地主要“戮力劻勷，助予敌忾”②，企图恢复明王朝对全国的主宰。弘光小朝廷甚至把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打败农民起义军视为明朝的胜利，认为是清军为他们报了“君父之仇”，立即封吴三桂为蓟国公，赏银5万两、米10万担，以奖励其“倡义讨贼，雪耻除凶”③之功。
弘光朝廷当时拥有较强大的兵力，并占据着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总兵左良玉、左梦庚父子率领二三十万大军驻扎武汉；总兵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等四镇，拥有兵力三四十万，驻扎在江淮一带；河北、山东、河南、四川等地与农民军为敌的明朝残余势力和反动地主武装，有的也编入南明军队系统。这上百万的军队，没有抵御清军南下的任何准备，却把矛头对准了农民军。弘光政权以“江北与‘贼’接壤，遂为冲边，议设四镇，分辖其地”④，命高杰驻守泗州（今安徽泗县），管辖徐州、沛县等十四州县，“经理河北、河南开（封）归（德）一带招讨事”，刘泽清驻守淮北，管辖宿迁、海州等十州县，“经理山东一带招讨事”，刘良佐驻守临淮（今安徽风阳东），管辖凤阳、六安等九州县，“经理河南陈、杞一带招讨事”，黄得功驻守庐州，管辖滁州、和州等十州县，“经理光、固一带招讨事”⑤。以上合计兵力12万人。加上楚额兵1万，京营额兵1.5万，总计14.5万人。史可法为督师，驻扬州，居中调度。在西线，又派遣熟悉四川情况的米寿图、王应熊、樊一蘅等入蜀，组织明军残部和地主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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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鼒《小腆纪传》卷十三，《刘宗周传》，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4页。
②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六，顺治元年五月壬寅，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71页。
③ 李天根：《爝火录》卷三。
④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一，《史可法请设四镇》，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6页。
⑤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一，《史可法请设四镇》，第26 - 27页。
向大西军进攻。弘光小朝廷的目的是先稳住形势，然后出师扑灭农民起义，以完成“中兴大业”①。
弘光政权对清军则采取妥协、议和，进而与之联合镇压农民军的政策。六月，清军进驻北京的消息传到江南，这对企图恢复全国统治的弘光小朝廷是个沉重打击，但由于在镇压农民起义方面双方立场一致，所以弘光政权不仅要奖赏吴三桂，而且认为“款清灭寇”②为上策，遂于七月初五日派出兵部侍郎左懋第、左都督陈洪范、太仆寺少卿马绍愉等人为“北使”，同清议和。他们携带黄金1000两，白银10万两，绢1万匹，赴北京酬谢所谓“复仇之义”，并以在“灭贼”之后承认清政权国号，答应山海关外地盘全部归清，每年给清白银10万两为条件，要求“南北同心”，“相约杀贼”③，企图与清军联合进攻农民军。但是，清统治者的最终目标在于夺取全国政权，所以对与南明议和并不感兴趣，只是把金银财物如数收下完事。显然，清王朝对南明所采取的不战不和的态度，只不过是一时的策略，而南明政权却以“江南片席地，俨然自足”④，抱着划地而治和偏安江南一隅的幻想。
三、多尔衮先剿灭农民军，再灭南明，进而统一中国的战略方针
多尔衮率清军进入北京后，即决定以北京为首都，着力推行进取中原，“混一区宇”⑤，进而统一全国的战略方针。当时，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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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一，《史可法请设四镇），第27页。
②李天根：《爝火录》卷四。
③ 陈洪范：《北使记略》，《荆驼逸史》本。《鹿樵纪闻》卷上则称遣使的时间为八月。
④《史可法集》卷二，《请进取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⑤ 《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顺治元年三月十五日《顺治元年致西据明地诸帅书稿》。
治帝年幼，由其叔父多尔衮摄政，掌握朝政。多尔衮是一位有远见的战略家、政治家，是清王朝入关后实际执政的关键人物。他说：“既得中原，势将混一，自此事无可疑。”①多尔衮决意要乘势统一全国，然而，当时一些目光短浅的满洲贵族却无此远大抱负，如英亲王阿济格说：“今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对此，多尔衮引用皇太极的话予以严厉驳斥：“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并说：“况今人心未定，不可弃而东还。”②
在错综复杂而急剧多变的形势下，为了实现统一全国的战略目标，多尔衮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在政策和策略上进行调整。为了收拾人心，令军队驻屯城外，除指定的部分警卫部队外，不准清军官兵随便出入北京；军队不得进入民房，犯者处斩；蠲免“三饷”及一切加派。为了笼络汉族官僚地主及知识分子，他下令为明崇祯帝后发丧，追封崇祯为明庄烈愍皇帝；保留明朝的封建国家机器，优待和重用明朝官吏，“一仍故封，不加改削”③，“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④；宣称“满洲、汉人俱属吾民，原无二视之理”⑤，并遣官祭祀孔子。这些政策和措施，虽然并不彻底，但解除了一批故明官将和地主阶级的疑惧心理，从而得到了他们的广泛支持，为建立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多少缓和了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减少了清军剿灭农民军，消灭南明政权，统一全国的阻力。
北京的形势初步稳定后，多尔衮进一步扫清京畿及河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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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八：仁祖二十三年（清顺治二年）正月庚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739页。
② 同上，仁祖二十二年（明崇祯十七年）八月戊寅，第3735页。
③ 《清世祖实录》卷六，顺治元年七月壬子，中华书局影印本。
④ 《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癸巳。
⑤ 《清世祖实录》卷四四，顺治六年五月壬申。
东、山西等地，以便为武力统一全国作准备，六月中旬，顺天巡抚柳寅东提出：“今日事势，莫急于西贼（指人顺军）。欲图西贼，必须调蒙古以入三边，举大兵以收晋豫，使贼腹背受敌。又须先计扼蜀汉之路，次第定东南之局”①。多尔衮审时度势，采纳了这一建议，从而确定了先西北后东南，集中兵力追剿农民军的战略方针。于是，令清军分兵两路，一路由固山额真巴哈纳、石廷柱率领，进军山东，威逼南明；一路由固山额真叶臣率领，进军山西，攻打大顺军，揭开了继续向西北和中原用兵的战幕。当时，正在向陕西撤退的大顺军和在四川的大西军，各有数十万军队；明朝在江淮以南的军事力量基本未受损失，有数十万之众。因此，清军要在辽阔的中原同诸多对手作战，兵力实感不足。于是，在占领了山东、河北及山西部分地区后，多尔衮便令多铎自山东西向渡黄河，会同阿济格进攻大顺军。多尔衮以农民军为主要打击目标的战略方针，可以使清军集中兵力，避免东西两面作战，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处于主动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