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644年至1664年的20年间，是中国大陆上清朝统治者、大西大顺农民军、南明（包括农民军余部）三大军事政治势力角逐并夺取全国统治权的战争年代。最后，清军取得了彻底胜利，统一了中国大陆，建立起满汉蒙地主阶级对全国的统治。现就作战备方胜败原因及作战得失分析如下。
一、大顺、大西农民军的深刻教训
在推翻明王朝的统治之后，农民军比较及时地改变战略，担负起抗清的历史重任，歼灭大量清军，对阻挡和延缓清军南下的进程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农民军的英勇斗争最终归于失败，其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战略上忽视了清军这个强大敌人的存在。农民军的领袖们，特别是李自成，在与明王朝斗争的过程中，对新兴的清政权的存在和清军力量的强大，一直未予以足够的重视，以致造成战略决策上的失误。他没有考虑和预见到，在消灭北京明王朝后，必然要和清军交战，更没有估计一下自己的力量，能否与明军和清军连续进行两次决战，击败这两大对手。事实上，农民军的军事实力是难以完成这一战略任务的。结果，大顺军自北京撤退时，一溃千里。大西军领袖张献忠也没有高度重视清军这一强大对手的存在，未从中南地区北上抗击清军，而是西逃四川，把力量消耗在与故明地方势力的斗争上。当然，大顺军、大西军在战略退却、战略转移的过程中，已当机立断地把清军看作主要敌人，但这已为时过晚，无法扭转战局的发展。这是农民军在与清军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战争中必然最后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第二，策略上没有及时进行调整，以联合一切抗清力量共同抗清。大顺军在反对明王朝统治乃至攻占北京后，实行过“追银追粮助饷”、“割富济贫”、追赃比饷等政策，没收贵族、官僚、豪绅、地主的财产，政治上实行专政。大西军也曾杀贪官，对反动宗室、官僚地主实行镇压。所有这些，起到了大灭地主阶级反动气焰、鼓舞农民军壮志的作用，是完全必要的。但在清军的大举进攻面前，主要矛盾变化了，农民领袖们却没有迅速调整政策和策略，以减少故明官吏、明军残余和中小地主阶级的敌对情绪，团结和利用一切抗清力量。结果，使农民政权管辖区内本来有抗清倾向的地主、官僚，后来却纷纷倒向清朝一边，从而壮大了敌人，孤立了自己。在对待南明弘光政权问题上，也是如此，一直与其势不两立。当时，一方面清军这个强敌日逼，另一方面江淮以南还有大半个中国，有五六十万军队，如果农民军及时地改变政策，采取灵活策略，利用、团结南明的一切抗清力量，以农民军为主力的早期抗清斗争则可能是另一番情景。但李自成、张献忠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他们的继承者后来实行了联明抗清的政策，但为时已晚。
第三，大顺、大西两大农民军主力未能很好地团结、协同，并肩作战。李自成、张献忠在两军的关系上一直未处理好，直到清军攻下潼关、西安，李自成向河南、湖北撤退时，大顺军和大西军还在争夺汉中，战于川北。这就大大削弱了农民军自身的力量，成为农民军必然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二、南明失败的原因
明朝中央政权被推翻后，在南方相继建立的几个南明政权，延续了近20年，几度出现较好的局面。但是，几个南明小朝廷最终还是一个接一个地覆亡了，其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在政治上，几个南明政权实际上仍然是腐朽的明王朝的继续。几个小朝廷的统治者，无不过着奢侈淫逸、贪婪腐朽的生活。他们虽然以恢复中原，恢复故土相号召，但都没有采取任何减轻人民负担，恢复生产，积蓄力量，长期抗战的积极政策。既不能把人民群众的抗清力量调动起来，也不能形成坚强的领导
核心，更提不出能够动员和鼓舞各阶层人士团结抗清的纲领和口号。几个南明统治集团之间，不是协同配合，互为声援，而是闹出一幕又一幕的互相排斥、互争帝统的丑剧。在其各自内部，又是奸佞当道，派系林立，争权夺利，内讧迭起。朝廷中虽然出现过一些识大体、顾大局的将领，并在抗清斗争中做出过积极的贡献，但是他们往往并不掌握实权，不能掌握和控制形势。因此，南明各政权，虽有一定力量，并一度有所发展，但最终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
第二，在军事上，既没有正确的战略决策，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军事力量。南明各政权中，一些主战的将领曾提出过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性建议，但由于南明小朝廷的反动腐败，都没能实行。相反，一些错误的主张，因为迎合了朝廷苟安妥协、退让逃跑的思想，反而得到了皇帝的采纳。在兵力对比上，清军自西安“转旆东征”时，兵力也不过20万左右，而南明的官军、义军众达五六十万，加上农民军则超过百万。但是，许多将领割地一方，拥兵自保，没有形成统一指挥的军事力量，这就难以取得作战的胜利，反而容易被清军各个击破。
第三，南明各政权对农民军的限制、打击、分化、腐蚀的反动政策，削弱和破坏了抗清联合阵线的力量。弘光政权以农民军为敌，对清统治者退让妥协，到头来被清军所消灭。隆武、永历政权，虽接受了农民军联合抗清的主张，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未能推进这种有利形势的深入发展。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小朝廷出于地主阶级的本性，对农民军怀疑、防范、限制，力图捆绑住农民军的手脚，即使像何腾蛟这样抗清比较坚决的名将，也不肯信任和重用大顺军。有的南明将领，甚至袭击和围堵大顺军，使双方无法继续合作下去。永历政权自两广向云贵转移的过程中，大西军余部已成为抗清联合阵线的主力，但地主、官僚、大小将领不
甘心长期与农民军合作，竟然分化、拉拢和腐蚀农民军领袖，利用农民军内部的裂痕，进行挑拨离间。从而使抗清联合阵线遭到削弱和破坏，导致南明的最后败亡。
三、清军胜利的原因
定鼎中原，完成“一统之业”①，是满族贵族的既定方针。具有远见卓识的摄政王多尔衮，从确立清王朝对全国的统治和维护满汉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制定了联合汉族地主阶级首先镇压农民军，然后消灭南明抗清势力，进而统一全国的军事战略，并贯彻始终，这是清军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而在作战指导上，成功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善于机动和集中兵力。正确地运用机动，不但可以出敌不意和掌握战争主动权，而且可以弥补兵力不足。清军以骑兵为主，进入中原以后，尤其利于大规模机动作战。在入关以后的十几年征战中，清军采取的作战样式基本是快速进攻和追击，很少有防御作战的例子。在实施快速机动作战中，清军作战指导上的第一个特点是集中兵力。每战都是集中兵力，打击一个目标，不冒两面作战的危险。清军在北京立足后，有两个作战对象，一是大顺军，一是南明军队。多尔衮毫不犹豫地先进攻山西、陕西的大顺军，而只以少数兵力沿山东、河北缓慢南进，牵制南明军队，甚至以和谈麻痹南明。待大顺军基本被击溃后，立即集中兵力进攻南明，从而既避免了两面作战，又达到了各个击破的目的。第二个特点是多路进攻，迂回包围。不论是进攻农民军，还是经略山东、河南、江南，进军西南、西北，均取多路进攻部署。对扬州、南昌、福州、广州、桂林、贵阳、昆明等城的攻取，都成功地运用了包围战法。第三个特点是把握有利战机。如占领湖南、两广后，面对云贵有战斗力的几十万农民军，没有轻率冒进，而是待孙可望与李定国自相残杀，永历政权内讧，抗清联合阵线削弱后，才大举西进，将南明最后一个政权彻底消灭。
————————————
① 《清太宗实录》卷六四，崇德八年正月丙午，中华书局影印本。
第二，用政治诱降配合军事打击。满汉地主阶级有着共同的阶级利益。因此，清统治者对农民军和各地义师、广大民众，始终采取军事镇压，乃至残酷屠杀的方针。而对南明则在军事打击的同时，竭力采取政治诱降手段，笼络、招抚汉族地主官僚，以瓦解地主阶级中的抗清力量，打击南明政权。如：弘光政权的主力刘泽清、刘良佐、左梦庚、李成栋等人所率几十万军队不战而降；隆武政权的郑芝龙，在洪承畴的招抚下，打开仙霞岭关卡，让清军顺利进入福建，自己亦率8万明军降清；南方各省的许多地方武装，也绝大多数投降清军，并成为清王朝镇压抗清斗争的武装力量。
第三，重用降清的汉军汉将。清统治者为了弥补八旗兵兵力不足，将大批降清的明军编为“绿营兵”，并由明降将继续指挥，在战斗中打头阵。早年降清的吴三桂、孔有德、尚可喜等都封为王，率军战斗在南半个中国的各个战场，一直充当镇压抗清斗争的急先锋。洪承畴更受到清统治者特别的信任和重用，在北京期间令其主军机要务，指挥镇压大顺农民军；又先后坐镇江南、湖广、云贵，经略南方，破例授予“便宜行事”之权，在清王朝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发挥了满族将领难以起到的作用。没有这些降清的汉军汉将，清统治者是很难打败农民军和南明政权的反抗，统一全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