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土地兼并
南宋王朝的重建，主要是靠一批南迁的文武官员以及地主和商人的支持。这批人被迫抛弃了北方的产业，迁徙到南方。北方损失南方补偿的心态，使他们对土地掠夺达到惊人的地步。因此，南宋土地兼并的剧烈程度是北宋以来所未有的。豪强之家依仗权势强占土地的现象，在南宋极为普遍。长江下游的很多圩田，都被权贵之家所霸占。绍兴府鉴湖地区的农民辛勤开垦的几千顷湖田，全被豪族所占有。甚至有些地区驻防军兵所开垦的荒地，也被将领们划归私人的庄田。南宋占有土地数万亩，收租米数十万斛的大地主为数不少。淮东土豪张拐腿每年所收租谷，达70万斛。南宋初，建康府永丰圩，有圩田约10万亩，收税3万石，先是韩世忠的产业，以后转到秦桧名下。大将张俊广殖田产，分布于十二个县，其家每年收租米60万斛。宋高宗时将领杨存中，在楚州、吴门等地有大批田产。他曾一次献楚州田4万亩充作屯田。当时，兼并土地成为一种风气，官员、豪绅竞相占地。另外，还有大量的寺院地主，漳州的寺田竞占全部土地的七分之六，明州天童寺每年收租多达3.5万石。其他占地数十顷的寺院，在各地比比皆是。
南宋初期，朝廷掌握着一部分官田，包括职田、学田、绝户田、抛荒田以及新辟的圩田等。虽然官田在南宋垦田总额中所占比重很小，但是直到淳熙元年（1174年）总数还有2000万亩。南宋政府可以采取逐步扩大官田的办法，以缓解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然而，恰恰相反，在以皇帝为首的兼并者肆无忌惮的掠夺下，官田迅速减少。掠夺官田的方式多种多样，皇帝以官田赏赐给皇亲国戚和文武官员，有时一次赐田多达10万亩。官府出卖和出租官田，也造成官田数量减少。官府和豪绅勾结之下，大量的官田以合法的名义，通过各种渠道，落入官僚和大地主的手中，“朝籍于官，暮入势家”①。更加促使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
南宋中叶以后，土地兼并激化了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对此，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业已感受到土地兼并所带来的社会危机。宋理宗时，曾任秘书少监兼中书舍人的刘克庄，在一次奏疏中说：“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则开辟以来，未之有也。”③殿中侍御史谢方叔也曾对宋理宗说：“兼并之习日滋，百姓日贫，……今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③土地集中的结果，造成了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二、苛捐杂税
南宋的捐税，除正税之外，还增加了许多苛捐杂税。这些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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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十九之三十二。
②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五十一《备对札子》。
③《宋史》卷一百七十三《食货·农田》。
税大大加重了南宋人民的负担，从而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南宋的赋税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田赋、杂税和徭役。田赋以夏秋两季征收，又称为夏秋二税。夏秋二税所征收的形式和税额似乎与北宋差别不大，但是二税的附加税却大大增加，远比北宋更加繁重。
二税的附加税，以加征“耗米”和“折帛钱”，使农民负担最为沉重。秋税所征“耗米”，往往超过应征秋税的正额，有的甚至是正税的4倍。夏税纳钱，实际缴纳时又折钱为帛绢，所以又称折帛钱。此税数额远比北宋加重，再加上吏胥利用绢价的变动从中获利。因此，折帛钱成为南宋农民的沉重负担。
南宋新增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其中以经总制钱、月桩钱、版帖钱和身丁钱等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最大。
宋高宗绍兴时，经总制钱年收入多达1725万缗。当时，经总制钱给南宋人民带来很大的灾难。叶适曾对经总制钱评论说：“若经总制不除，州县破坏，生民之困未有已也。”①
绍兴十七年（1147年）以前，东南各路每年所征收上缴的月桩钱有453万余贯。宋宁宗时，东南各路所征的月桩钱仍有390多万贯。当时，月桩钱成为农民的沉重负担。参知政事李光曾说过：“诸路月桩最为民间重害，而江东西为甚。”②版帐钱所征收的范围，“殆不可以遍举，亦不能遍知”。③这种“非法妄取”的征税方法，为南宋所新创。身丁钱即人头税，是套在贫民下户和客户头上的枷锁。有的地区，官吏还妄自扩大身丁的范围，把十二三岁的少儿列入丁籍，年逾六十和死亡者不及时除去丁籍，从而使农民大受其害。当时有民谣揭露其弊：“三岁孩儿便识丁，更从阴府役幽魂。”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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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叶适：《水心别集》卷四《经总制钱二》。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十四之七十九。
③《文献通考》卷十九《征榷考·版帐钱》。
④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七《广右钱丁》。
贫苦农民被身丁钱逼迫，“生子往往不举”①，甚至“宁杀子不欲输丁捐”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身丁钱对农民剥削的残酷性可想而知。
南宋苛捐杂税的繁重，本已超过前代，而在赋税管理上又弊病很多。官户、上户虽然拥有大量的田产和人丁，但凭借权势免交和逃避赋税。大量的赋税都直接或间接地落到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的头上。广大农民在承担赋税的同时，还要负担大量繁重的徭役。贫苦农民生活无着，大批人被迫流亡他乡。
南宋初期，军费开支浩大，置专项税收，增加人民负担。还另立名目，进行搜刮，随意科敛。例如，箭杆、翎毛、铁叶、船只以及竹木、麻皮、牛皮、羊皮、筋角等，都可以被列入军需，强行摊派，甚至不管是否产自当地。江西抚州一次要收箭杆200万，翎毛100余万。这些物品在出产州县已经供不应求，非产地州县的农民要花费十倍以上的价钱去收购。于是造成箭杆价格猛涨，买一根箭杆需要几百钱。有的农民因弄不到箭杆、翎毛，而被县官处死。船只是水上作战和运输必不可少的工具，于是船民遭殃，船“或夺充纲运”，人“则籍为水手”。②修城和建筑防御工事，征集砖石、木料、麻皮以及民工等，常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政府往往采取“白著横科”③，即白拿白要。军需成为南宋人民沉重的负担。
三、官兵游寇的屠掠
南宋军队是在北宋溃军基础上组建而成的，军法废弛，军纪涣散，一直是南宋军队所存在的弊病。军队鱼肉百姓，激起民变之事时有发生。像岳飞军队那样军纪严明的实属凤毛麟角。对于南宋军纪败坏，当时朝臣的奏章和史籍中多有反映。如监察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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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吕祖谦：《吕东莱文集》卷一《为张严州作乞免丁钱奏状》。
②《梁溪全集》卷八十五《乞蠲免伤路分人户四年积欠札子》。
③《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五《折估钱》。
韩璜曾于绍兴元年（1131年）正月上书说：“兵将所过纵暴，而唯事诛求。嗷嗷之声，比比皆是，民心散畔，不绝如丝。”①《中兴小纪》也载：“比年大兵所过，恣为剽掠，有甚于贼。”②官兵给百姓带来的危害，甚至不亚于金兵。“自江西至湖南，无问郡县与村落，极目灰烬，所至破残，十室九空。询问所以，皆缘金人未到，而溃败散之兵先之，金人既去，而袭逐之师继至。”③南宋初期，黎民百姓所受的兵燹之灾相当严重。
南宋各地还有许多打着抗金名义的武装集团，这部分武装大多是原宋朝政府召集起来的北方民间抗金武装，北方沦陷后流落到江南。南宋政府对这部分武装力量另眼看待，对首领授予虚衔，在军需方面常采用不供应钱粮，任其自筹粮饷的办法。这些军队本来就成分复杂，纪律败坏，加上南宋政府政策上的失误，逐渐沦为危害地方的武装组织。如曾受宗泽指挥、参加过开封保卫战的张用部，南下后盘踞大别山区，有军兵数万，四处抄掠粮食，所过为之一空，外号张莽荡。活动在淮南一带的原濮州民兵首领王善，由于官府不发放钱粮，沿途掳掠，后王善率部众降金。一部分人不愿降金，在祝友的率领下过江，以掳掠为生，后被宋将刘光世收编。京西游寇桑仲，曾被朝廷任命为襄邓随鄂镇抚使。张浚表示不满说：“举四郡数千里之百姓，委之饿虎之啄。”④百姓生活在游寇的虎口中，其艰难可想而知。
这些武装集团之间也常常为争夺势力范围发生战争。如绍兴元年（1131年）初，曹成、李宏、马友三支军队先后进入汉阳军（今湖北汉阳境），宋安抚使李允文不能提供粮饷，让他们南下觅食。三军进入湖南后，掳掠百姓，相互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当地百姓经他们蹂躏，“类皆裸露”。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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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要录》卷四十一，第759页。
②《中兴小纪》卷十一，绍兴元年十二月丁丑。
④《要录》卷四十二，第765页。
⑤《梁溪全集》卷七十二《乞正李宏擅杀马友典刑奏状》。
在南宋政府的横征暴敛及军队和民间武装的侵扰掳掠之下，广大人民的生活陷入艰难困苦的境地。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终于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