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楚代宋
金灭辽后，采取彻底摧毁辽朝统治机构的做法，把辽土全部纳入了大金的版图。金灭北宋后，没有沿用此法，而是采用了扶植傀儡，以汉人治理汉地的做法。金军进占汴京后，立原北宋宰相张邦昌为大楚皇帝，以统治中原地区。
金对宋占领区采取扶植傀儡的政策，主要是由于军事进展太快，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尚无法直接而有效地在汉地进行统治。金人孙大鼎曾经说过：宋朝“百姓难于政化，故先立张楚”①。面对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汉族地区，女真贵族所熟悉的奴隶制统治方式显得无能为力。女真统治者十分明了，宋朝并没有像辽朝那样到了“辽政不纲，人神共弃”②的境地。辽阔的宋土还远非金朝军力所能控制，即使已占领的中原地区，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也仍然十分激烈。金朝统治者企图扶植张楚代替赵宋，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既可以根除赵宋的影响，又可以缓解汉族人民的反抗情绪，最终完成征服整个宋朝的战略目标。因此，金军占领东京开封，把赵宋宗亲全部押解北上，以防止赵宋东山再起。并“推异姓堪为人主者从军前备礼册命”③，即立一傀儡充当他们的政治代理人。
金朝以异姓取代赵宋的做法，一开始就遇到阻力。留守孙傅、张叔夜上表乞立赵氏帝。金帅大怒，胁迫孙傅等召集百官商议人选。在金军的武力威胁之下，亡宋臣僚“莫敢出声，相视久之，计无所出”。正在为难的时候，尚书员外郎宋齐愈从外而入，百官问宋：金人欲以异姓为人主，意推何人？宋齐愈书写“张邦昌”三字以示，于是众人推定张邦昌为帝。持异议的孙傅、张叔夜、秦桧等人被金军捕至军中。内亲事官等数百人不愿屈节异姓，推统制宣赞舍人吴革为首准备起事。举事前，众人先杀妻子，焚烧居室，抱定必死的决心。当众人行至金水河时，被张邦昌亲信范琼领兵镇压。
张邦昌是永静军东光（今属河北）人，进士出身。宋钦宗时升任太宰。他一贯主张与金朝妥协，坚持割地求和，曾随康王赵构入金营为质。出任河北路割地使期间，宋朝有人上书弹劾说：“邦昌私敌，社稷之贼也。”张邦昌由于与金朝的特殊关系，才有可能当上大楚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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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金国志》卷二十四《宣宗纪》。
②《金史》卷二《太祖纪》，第36页。
③以下引文见《宋史》卷四百七十五《张邦昌传》，第13790页。
金天会四年（1126年）三月七日，张邦昌粉墨登场，国号大楚。以王时雍知枢密院兼权领尚书省，吴开权知枢密院事，莫俦权签书枢密院事，吕好问权门下侍郎，徐秉哲权中书侍郎，李回权尚书省左丞，冯澥尚书右丞。在金朝的武力支持下，楚国统治机构勉强拼凑起来。
金军退走之后，张邦昌遭到东京军民的唾弃，吕好问等官员也劝张邦昌退位，拥立赵构，城外勤王军兵也声称要讨伐张邦昌。张邦昌迫不得已，迎宋哲宗废后孟氏进宫，请孟太后垂帘听政，自己以丞相身份退居资善堂。四月底，张邦昌到南京应天府见赵构请罪。五月，宋高宗即位，以他“知几达变，勋在社稷”①，授为太保，封同安郡王。这个金朝扶植的傀儡政权，仅维持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宣告破产。不久，宋高宗又以僭逆罪，贬张邦昌至潭州处死。金太宗对张邦昌之死非常震怒，决定再次发兵攻宋。在诏书中他仍表示要再立一个像张邦昌那样的“藩辅”②，以资利用。
二、高宗继位、南宋建立
（见附图1）
北宋东京陷落之时，金兵曾大肆搜捕皇室宗亲，依据皇宫内侍邓述开具的诸王、皇孙、后妃名册，命开封府尹徐秉哲“按图索骥”，把留居府邸和藏匿民间的赵氏宗亲一一捕获，前后俘虏3000余人。金军的目的是将赵氏皇族彻底根除。劫后余生的宗王，只有当时不在东京的康王赵构。于是，复兴赵宋王朝的重任就落到了他的肩上。
赵构（宋高宗）是宋徽宗赵佶的第九子，宋钦宗赵桓之弟。靖康元年十一月，在金兵尚未到达东京之前，他奉宋钦宗诏与资政殿学士王云前往金营求和。行至河北磁州时，正逢磁州知州宗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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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卷二十四《高宗纪》，第444页。
②《金史》卷七十七《刘豫传》，第1 760页。
率领军民“缮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义勇”①，积极备战。宗泽劝阻赵构留在磁州；群情激愤的百姓拦遮道路，杀死多次使金的王云，抢走呈金的国书。在这种形势下，赵构无法继续前往金营，只得留居磁州。不久，又移至相州。东京被围后，宋钦宗任命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中山知府陈亨伯为元帅，相州知州汪伯彦与宗泽为副元帅，起河北兵马勤王。于是，赵构在相州开帅府设置官署，以耿延禧、高世则为参议官，张愁为京东转运使，黄潜善为随军应副直徽猷阁，梁扬祖为随军转运使，杨渊等充干办公事，蓝琏等主管机密文字。大元帅府设前军、中军、左军、右军、后军等五军，以刘浩为前军统制、赵俊为中军统制、张琼为左军统制、尚功绪为右军统制、王孝忠为后军统制，陈淬任兵马大元帅府都统制。初期，大元帅府“有兵万人”②。以后，陆续招致多支勤王军，兵力达10万多人。
河北兵马大元帅府的建立，对联络各地分散的军事力量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大元帅府本身也存在着致命的弱点。首先，几位主要军事首脑缺乏军事指挥才能。赵构以亲王身份有一定的号召力，但对于军事却一窍不通，加上曾被作为人质拘羁金营，十分惧怕金军。陈亨伯、汪伯彦均出身文官，对金军一味妥协求和。四位正副元帅中只有宗泽堪当军事领导重任。宗泽是元祐六年进士，虽然也属文官出身，但是为官刚正不阿，胆识过人。金兵攻陷太原后，当时宋朝“官两河者率托故不行”③。宗泽临危受命知磁州，仅率赢卒10余人赶赴磁州，组织当地人民抗击金兵。由于他抗敌有方，被任命为河北义兵都总管。金兵攻磁州，他亲自披甲御敌，打退金兵，杀敌数百人。论才干宗泽当在四位军事首脑之上，而实际地位却居于末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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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卷三百六十《宗泽传》，第11276页。
②《要录》卷一，第20页；《宋史》卷二十四《高宗纪一》，第440页。
③《宋史》卷三百六十《宗泽传》。
大元帅府建立之后，赵构“传檄诸郡兵勤王”①，大造南下入援京师的声势。但是，却带着军队悄悄出相州北门，经临障，过河逃往大名。宗泽从磁州赶到大名，力劝赵构火速发兵援救京师，并提出“引军直趋澶渊，次第进垒，以解京城之围”的方略②。赵构既没有抗击金兵的勇气，又不便反对救援京师。于是采纳汪伯彦等人的建策，派宗泽率所部先行救援京师，实际上是把宗泽排挤出大元帅府。“自是泽不复预府中谋议。”③宗泽走后，赵构继续东逃，先至东平，而后又到济州，离东京越来越远。宗泽带兵1万向东京挺进，途中与金兵接战，多次取得胜利，进至卫南。这时，金军已攻破开封，并押解徽、钦二帝北还。宗泽即率军从滑州，经黎阳，赶回大名，准备渡过黄河，截断金军归路，夺回徽、钦二帝。但是，其他各路“勤王之兵卒无一至者”④，宗泽力薄势单，被迫放弃前谋。
金军退走之后，为赵宋王朝的重建造成绝好的时机。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即位，仍沿用大宋国号，史称南宋，年号建炎，是为宋高宗。⑤宋高宗称帝后，在军政方面采取了几项措施：
第一，任命大臣组建新朝。以黄潜善为中书侍郎兼御营使，汪伯彦同知枢密院事兼御营副使，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范讷为京城留守，杨维忠为殿南都指挥使、建武军节度使，吕好问为尚书右丞，朱胜非为中书舍人，宗泽为龙图阁学士、襄阳知府，姚古为河南知府等等。
第二，处罚靖康时期的主和派。宋高宗即位后，下诏斥责靖康大臣主和误国。诏书中说：“李邦彦等皆靖康主和之臣，或料敌失宜自成懦弱之势，或过听误事复忘备御之方，用起兵端，以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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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会编》卷七十一靖康中帙四十六。
②④《宋史》卷三百六十《宗泽传》。
③《宋史》卷二十四《高宗纪》，第441页。
⑤见《宋史》卷二十四《高宗纪一》。
国。”①对他们分别给予降职、贬官、流放等处罚。
第三，整顿勤王军队和义兵。高宗行在设在应天府后，各路救援东京的勤王兵马纷纷汇集应天府。宋廷对这部分军队加以整顿，分勤王兵为三等：一等为军人，二等是强壮无业之人，三等为老小怯弱不堪出战者。前两等拨归原兵马大元帅府统辖的五军收编，后一等遣散还乡。同时，下令各地，“应募兵勤王人以兵付州县主兵官，听赴行在”。对勤王军整顿的同时，收编抗金义兵，“罢诸盗及民兵之为统制者，简其士马隶五军”。
第四，进行西迁或南迁的准备。宋高宗即位于应天府后，并不打算常驻此地。故都开封迭经战火，金军控扼北部要地，屏障已弱，宋高宗不敢再涉身险地。五月一日登基，五月二十八日即“诏成都、京兆、襄阳、荆南、江宁府、邓、扬二州储资粮，修城垒，以备巡幸”②。企图迁都西南或东南。
从以上四项措施来看，南宋新朝并没有多少新的气象。
在用人问题上，宋高宗最信任的是黄潜善、汪伯彦。黄、汪二人既缺少才干，又忌贤妒能，一心想对金朝屈服退让。当时人对黄、汪早有评论：“中兴之初，黄潜善、汪伯彦首为执政，智者必知二人无进取之意矣。”③在靖康主和问题上，宋钦宗应负首要责任。当时，金军兵临城下，宋朝内部主和与主战两派斗争十分
激烈。宋钦宗以“专主战议，丧师费财”④的罪名，罢免主战派李纲、种师道等人，而支持“坚主割地之议”⑤的太宰李邦彦等主和派，频繁派出使臣去金营求和。宋高宗同样是一个逃跑主义者，所以处罚主和派，也只能草草了事。勤王军队和民兵多是民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抗金武装，宋高宗对此采取统领调京，队伍划归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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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会编》卷一百二炎兴下帙二。
②以上引文见《宋史》卷二十四《高宗纪》，第443～445页。
③《会编》卷一百二引《中兴遗史》。
④《宋史》卷三百五十八《李纲传》，第11250页。
⑤《宋史》卷三百五十二《李邦彦传》第11120页。
统辖以及遣散等措施，实际上是害怕民众心理的反映。其结果是削弱了南宋的军事力量，甚至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使一部分勤王军队成为敌对势力。“放散诸路兵，多有散而为盗贼者”①。都城是立国之本，宋高宗不思还居东京，修复城防，组织抗金，而想西迁和南逃，使新王朝一开始就呈现出软弱的气象。
三、南宋的战略方针
南宋是在金兵撤走之后建立起来的一个虚弱的王朝，如何抵御金军卷土重来是立国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宋高宗一度起用声望很高的主战派李纲为相，希望能出现“使敌国畏服，四方安宁”②的局面。
李纲出任宰相，引起主和派的非议，中丞颜岐五次上奏章反对，理由是：李纲“为金人所恶，不当为相”③。右谏议大夫范宗尹也奏言：李纲“名浮于实，有震主之威”④，不宜为相。汪伯彦、黄潜善等人也反对任用李纲为相。宋高宗屈于当时的抗金形势，坚持起用李纲为相，主和派阻挠李纲任相之举未能得逞。
建炎元年（1127年）六月，李纲任相后向宋高宗提出抗金建国的十项建议，在军事方面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以守为策”战略。李纲认为，“能守而后可战，能战而后可和”⑤。但是，靖康后期守与战条件全部丧失。目前，南宋在军事上处在“欲战则不足，欲和则不可”的局面。当前对金战略方针，“莫若先自治，专以守为策，俟吾政事修，士气振，然后可议大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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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会编》卷一百二炎兴下帙二。
②《宋史》卷三百五十八《李纲传》，第11251页。
③《要录》卷六，第141页。
④《宋史》卷三百六十二《范宗尹传》，第11325页。
⑤以下引文见《宋史》卷三百五十八《李纲传》，第11251页。
第二，加强战备。李纲认为，“敌情狡狯，势必复来”①。当务之急，要加强战备。“沿河、江、淮措置控御，以扼其冲”。
第三，整顿军队。李纲针对宋朝“军政久废，士气怯惰”，提出要整顿军队，提高战斗力，军队的整顿，首先要“一新纪律，信赏必罚”，这样才能鼓舞士气。
李纲执政后，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来实现上述战略构想：1、择帅臣以任方面。李纲推荐宗泽为东京开封府留守，守卫京城。在此之前，宗泽由知襄阳府改任青州知州。在李纲以“绥复旧都，非泽不可”②，力荐之下，宗泽调任东京开封府留守。以杜充为北京大名府留守。河北、河东两路是受金军残破的重灾区。李纲主张在两地分设招抚司与经制司，并举荐“声震河北”的张所任河北西路招抚使③，力主抗金、屡立战功的傅亮为河东路经制副使，负责收复两路沦陷的州县。2、置帅府以守要冲。为阻止金军的再次进犯，积极加强战备。“置沿河、沿淮、沿江帅府十有九，要郡三十九，次要郡三十八，帅守兼都总管，守臣兼钤辖、都监，总置军九十六万七千五百人。别置水军七十七将，造舟江、淮诸路”④。同时，“诏河北、京、陕、淮、湖、江、浙州军县镇募人修筑城壁”⑤。并命各县增加弓手。3、招兵买马加强禁军。李纲认为，目前禁军力量薄弱，不能胜任捍强敌而镇四方的重任。应当“取材于东南，募兵于西北”，若“得十数万人，付之将帅，以时教阅训练，不年岁间皆成精兵，于要害州郡别置营房屯戍，使之更番入卫行在，此最今日之急务”⑥。于是，宋廷下令在陕西、河北、京东西路募兵10万人，在河北西路括买官民马，命京东西路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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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下引文见《宋史》卷三百五十八《李纲传》。
②《宋史》卷三百六十《宗泽传》，第11279页。
③《宋史》卷三百六十三《张所传》，卷三百五十八《李纲传》。
④《宋史》卷二十四《高宗纪一》，第446页。
⑤《宋史》卷二十四《高宗纪二》，第445页。
⑥《会编》卷一百九，《李纲募兵割子》所记：要募兵“十数万”。《中兴纪》卷一作“若得数十万”。
战车，以加强禁军力量。4、组织兵农结合的“忠义巡社”。巡社原为民间自发的抗金组织，特点是兵农合一，有战事则出战，无战事则从事农耕。建炎元年（1127年）七月，同知枢密院事张憨建议，由政府出面组织巡社，“募民联以什伍，而寓兵于农，使合力抗敌”①。李纲采纳了张憨的建议，下令诸路、府、州、军组织巡社，并定名为“忠义巡社”，专隶安抚司。5、立军法以整顿军队。以2500人为一军，官长为统制；军以下编制为部、队、甲、伍；每500人为一部，100人为一队，25人为一甲，5人为一伍。上级官长以牌书写下级官长姓名，伍长书以同伍4人姓名。“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②。并订立受贿乞取、遇敌逃溃、沦为盗贼等惩罚条例。
如果李纲的救国方略能够贯彻实簏，无疑会加速南宋国防体系的建设。遗憾的是，李纲仅做了75天宰相就被罢免。
宋高宗尽管起用抗战派李纲为相，开始也支持和采纳了他的一些军政建议，然而宋高宗是一个昏聩无能的皇帝，他最信用的是一味迎合其意的黄潜善、汪伯彦等人。黄、汪二人主张迁都东南，以图苟安一隅，对李纲的军事部署极力诋毁。李纲派往经营两河的将领张所和傅亮，在工作刚有初步进展就遭到攻击。黄潜善指使河北转运使张益谦上疏说：“自置招抚，河北盗贼愈炽，不若罢之”③。傅亮才引兵出发十几天，黄潜善、汪伯彦就指责“逗留不进，致失机会”④。宋高宗听信谗言，不顾李纲的抗辩，下令招回傅亮。黄潜善、汪伯彦又授意同党弹劾李纲，说：“纲杜绝言路，独擅朝政，士夫侧立不敢仰视，事之大小随意专行。买马之扰，招兵之暴，劝纳之虐。优立赏格，公吏为奸，擅易诏令，巧庇姻亲。”⑤在主和派的围攻之下，李纲罢相。太学生陈东和进士欧阳澈上书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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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卷三百六十三《张愁》，第11347页。
②《宋史》卷三百五十八《李纲传》，第11256页。
③《宋史》卷三百六十三《张所传》，第11348页。
④《会编》卷一百十二引《李纲时政记》。
⑤《会编》卷一百十三炎兴下帙十三。
“李纲不可罢，黄潜善、汪伯彦不可用。”①并请宋高宗亲征金国，迎归徽、钦二帝。宋高宗竟下令将二人斩首示众。李纲苦心经营的军政设施，随后也遭到破坏。抗战派将领张所被贬到岭南，不久病死。河东经制司被撤销后，傅亮也以母病告退。南宋的战略方针从积极抗战转入消极防御。
四、宗泽的抗金部署
南宋建立后，宋廷对北宋旧都东京开封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视。李纲力荐宗泽堪当重任，说：“绥复旧都，非泽不可”②。于是宗泽被任命东京留守，去收拾残局，进行抗金部署。宗泽初到东京，面临的是一派混乱的景象。“京城楼橹尽废，兵民杂居，盗贼纵横，人情汹汹。”宗泽发布命令：“为盗者，赃无轻重，并从军法”。并收编了王善、杨进、王再兴、李贵、王大郎等在开封城周围活动的武装集团。经过整治，局势渐趋稳定，秩序开始恢复。“开封物价市肆，渐同平时”。为防止金兵再次进犯，宗泽对开封城重新规划，城区分为东西南北四区，每区设使管领军兵，并修复城中楼橹，增强防御力量。在郊区建立坚固营垒24所，分设统领守御，统率新募义兵数万人，每日操练，做迎敌准备。在黄河沿岸的16个县境，设置的寨堡，栉比鳞次，称为“联珠寨”。这些寨堡与河北、河东忠义民兵的山寨、水寨遥相呼应。宗泽的积极抗金之举不但得到开封军民的支持，连陕西、京东西诸路宋军与义兵都自愿接受宗泽指挥。宗泽又针对金具有骑兵优势的特点，并造“决胜战车”1200乘，以车制骑（每车55人，1人使车，8人推车，2人扶轮，6人执牌，20人执长枪，18人执神臂弓弩，随枪射远）。开封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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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会编》卷一百十三炎兴下帙十三。
②以下引文见《宗忠简公文集》卷七《遗事》，《宋史》卷三百六十《宗泽传》。
五、中原人民的抗金斗争
金朝的铁骑蹂躏中原，中原人民的抗金武装斗争随之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金朝灭亡北宋之时，尚处在奴隶制发展阶段，掳掠财富和奴隶成为女真贵族的职业和光荣。女真贵族试图在占领区推行奴隶制，使当地封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两河地区“田野三时之务，所至一空，祖宗七世之遗，厥存无几”①。女真贵族的残暴掳掠政策，激起中原人民的强烈反抗，人民自发组织起抗金义军与金军作战。当时活跃在大河南北、太行山东西的抗金队伍，“多者数万，少者亦不下万人”②。他们结扎营寨，阻击金兵，袭击金营，互通消息，相为声援，成为反抗金朝统治的重要力量。起义军中以红巾军、八字军、五马山义军的声势最盛。
（一）红巾军
红巾军最初起自河东地区，参加者头裹红巾为标志，故称为红巾军。以后红巾军发展到河北、山东，其特点是数千人为一支，“蚁聚蜂屯，啸聚林谷”③，占据险要之地，行军打仗“弥冈络阜，旌旗缤纷，鼙鼓震叠”④。尽管金军与宋军作战常常获胜，但红巾军对其“略无所惧”⑤。红巾军不但经常歼灭小股金军，而且敢于与金军主力作战。河东红巾军曾将完颜宗翰率领的金军阻截在太原城下。有一次，完颜宗翰在泽、潞间的大营，也险些被红巾军攻破。金军十分惧怕红巾军，四处围捕，捉不到真正的红巾军就杀平民泄愤，“有举村被害者”⑥。这更加激起人民的反抗，红巾军队伍也越来越壮大，牵制了金军的南下。建炎元年七月，宋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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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会编》卷一百三建炎元年五月六日。
②《宋史》卷三百五十八《李纲传》，第11254页。
③④《金文最》卷二十五引杨丹：《襄垣县修城记》。
⑤⑥熊克：《中兴小纪》卷二，建炎元年十二月。
路奉国使傅男与金军首领会晤时，金方质问：宋派兵过河的缘故？傅秀说：“只恐是红巾啸聚，必非朝廷之意。”①这也可以反映出红巾军的声威。
（二）八字军
八字军是活跃在太行山区的一支抗金队伍，首领名叫王彦，曾被河北招抚使张所任命为都统制，率部众7000渡河抗击金军，一度收复新乡县。②河北招抚司撤销后，王彦与宋廷失去联系，孤军作战。在数万金兵的围攻下，败入共城县（今河南辉县）西的太行山区，继续坚持抗金斗争。战士们都在面部刺上“赤心报国，誓杀金贼”③八字，以示抗金到底的决心。八字军的威名，从此响彻两河。八字军的壮举得到两河人民的响应，义军首领傅选、孟德、刘泽、焦文通等也率领19寨，10余万人归附。八字军声势大振，“绵亘数百里，金鼓之声相闻”④。并、汾、相、卫、怀、泽等地的义军，也接受王彦的领导。八字军与金军接战上百次，斩首和俘获敌人无数，并夺回许多被金军掳走的河南人民。《遗史》 -书有一段描述金军如何惧怕八字军的文字：“金人时锐意中原，特以彦在河朔，兵势张甚，未暇南侵。一日，虏帅召其众酋领，俾以大兵再攻彦垒。首领跪而泣日：‘王都统寨坚如铁石，未易图也。必欲使某将者，愿请死不敢行’。其为虏所畏如此。”⑤八字军的英勇斗争给南侵的金军造成很大的威胁。
（三）五马山义军
五马山义军是南宋初年活跃在两河的一支抗金武装。这支武装以五马山（今河北赞皇境）为根据地，首领马扩、赵邦杰曾仕北宋。马扩原为保州路廉访使，赵邦杰爵为武翼大夫。北宋灭亡后，他们组织义军抗击金军。以后，攻破金人控制的寨堡，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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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会编》卷一百十引《建炎通问录》。
②④见《会编》卷一百十三炎兴下帙十三。
③《宋史》卷三百六十八《王彦传》，第11451页。
⑤《会编》卷一百十四《遗史》。
一个自称信王赵榛（宋高宗之弟）的人，拥立为帅，以号召两河人民抗金，队伍很快发展到数十万人。①
中原人民反抗金朝统治的斗争，为南宋军事力量在中原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极有利的时机。但是，除宗泽等少数将帅主张联合义军抗金外，南宋统治者畏之如虎，并没有抓住这一有利机会，团结、组织、支援义军与金军作战。反而对义军肆意攻击猜疑，诬为盗贼，致使抗金义军或被镇压，或瓦解，或向江南转移，中原人民大规模的抗金斗争迭受挫折。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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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会编》卷一百十五炎兴下帙十五、卷一百十六炎兴下帙十六，《要录》卷十三，第292页。
②《要录》卷十四载：建炎二年三月，宗泽上疏，“今河东、河西自保山寨者不知几千万人，诸处节义大夫不顾其身，而自黥其面，争相救驾者不知几万数也。今陛下以勤王者为盗贼，则保山寨与自黥面者，岂不失其心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