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弃淮守江的战略
自从靖康二年（1127年），金军破东京后，身为兵马大元帅的赵构就企图南逃。他在应天府即位后，仍时刻准备南逃。正如宗泽在建炎元年六月奏割所说：陛下即位四十日之所为，“是欲蹈西晋东迁既覆之辙尔，是欲裂王者一统之绪为偏伯者尔”。①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宋高宗南迁的企图。李纲入朝为相，积极部署抗金，决反对宋高宗与黄潜善、汪伯彦等人的南迁主张，认为南迁“国之存亡，于是焉分”②。宋高宗出于无奈，被迫“收还巡幸东南手诏”③。转而采取分步骤南迁的策略。建炎元年七月诏说：“奉元祐太后（孟太后）如东南，六宫及卫士家属从行。”④先送孟太后过江，自己再伺机南逃。为掩人耳目，信誓旦旦地表示：“朕当与卿等独留中原，训练将士，益聚兵马。虽都城，可守；虽金贼，可战。”⑤宋高宗一面赌咒发誓抗金，一面暗中作南迁的准备。
宋高宗一意南迁，主要是对黄河防线失去了信心。金军铁骑踏进开封，说明黄河并不是可倚恃的天险。因此，尽管宗泽多次上书请“回銮”整治一新的开封，宋高宗仍固执己见，急于逃往淮河以南。
建炎元年八月，李纲罢相；九月，宋高宗即命扬州守臣吕颐浩缮修城池，并派遣徽猷阁待制孟忠厚护送太庙神主赴扬州，做好南迁扬州的准备。宋高宗知道南逃不得人心，将会招致臣民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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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会编》卷一百八炎兴下帙八。
②《宋史》卷三百五十八《李纲传上》，第11258页。
③《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二，宛委别庄本。
④《宋史》卷二十四《高宗纪》，第447页。
⑤《会编》卷一百十一炎兴下帙十一。
对。于是诏告四方：“有敢妄议惑众沮巡幸者，许告而罪之，不告者斩。”①用严酷镇压手段，以实施南逃的计划。
十月，宋高宗乘船南下。次年二月，到达扬州。扬州地处淮南，纵横交错的水系不利于金骑兵行动，又远离金军侵宋基地两河，他才松了一口气。但是，他真正的目的地是长江以南的建康（今江苏南京）。宋高宗放弃黄河流域，逃到淮南，进而渡江南下，以实现弃淮守江的战略。弃淮守江的战略，实际上是放弃长江以北的大片地区。宗泽对朝廷南迁以及将会造成的危害焦急万分，再三敦请宋高宗返还开封，“前后请上还京二十余奏”，②宋高宗置之不理，宗泽忧愤成疾，于建炎二年（1128年）七月疽发背而死。死前一日，长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诗句，并嘱咐部将们完成其未竟事业，继续抗金。在弥留之际，连呼三声“过河！”宗泽死后，杜充被宋高宗任命为东京留守。杜充“尽反泽所为，故河北诸屯豪杰皆散。而杜充又务诛杀，故城下兵又复为盗去”。③开封这一抗金基地很快就被断送。
二、南迁临安
宋高宗逃到扬州，金三路军鞭长莫及，相继北撤。然而，宋高宗把“暂驻淮甸，捍御稍定，即还京阙”④的宣言抛在脑后。所谓暂住淮甸准备南渡是真，还京御敌是假。他对促成扬州之行的黄潜善、汪伯彦感激不尽，一再表示：“事朕同险艰，备知其忠实”，“潜善作左相、伯彦作右相，朕何患国事不济”。⑤而后，又“忘外患，恃江淮为险，无经济远谋。”⑥当时，头脑比较清醒的参赞御营事张浚，曾提醒过黄潜善、汪伯彦，指出：“金人必来攻，而庙堂晏然，殊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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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④《宋史》卷二十四《高宗纪》，第449页。
②《宋史》卷三百六十《宗泽传》，第11284页。
③《会编》卷一百十八炎兴下帙十八。
⑤⑥《会编》卷一百十九炎兴下帙十九。
备”，①是十分危险的。黄、汪二人视为笑谈，不予理睬。就在南宋君臣苟安一时的时候，金军又大举南下进兵了。
宋高宗建炎二年（金太会六年，1128年）七月，金太宗又下诏大举攻宋。十月间，完颜宗翰率金军主力由黎阳渡河，与金军将领完颜宗辅率领的河北金军会师于濮州（今山东鄄城北）城下。
金军围濮州的次日（十月十四日），宋高宗命孟忠厚先把孟太后及六宫皇子送到杭州。他所采取的仍是与早先南迁扬州相似的手法，先安置亲眷南逃，而后自己再脱身往就。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宋高宗听到数千金军骑兵进据离扬州仅100余里的天长军（今安徽天长）时，慌忙带王渊和康履等五六名内侍，从瓜洲（今江苏仪征东）乘小船渡江逃往镇江，再由镇江逃往杭州。宋高宗到达杭州后，升杭州为临安府，以府衙作行宫，以显宁寺充当尚书省衙。当时，随行到杭州的官员不足十分之一。据《维扬巡幸记》记载：“三省六房公吏本千余人，得至者其数不满五十。”②由于缺员甚多，造成“行在职务久而不备”的荒唐局面。
宋高宗逃到临安，迫于朝野舆论压力，下责已诏。但明为责己，实则为自己开脱。仓皇南逃，在这里成为“退保江津以援淮甸”③的战略部署。并发誓以后“屏斥细务，专事兵戎”。④表示要全力抗金，但实际上却积极进行求和准备。他先后派大臣使金，并录用张邦昌亲属以讨好金朝，甚至“罪（李）纲以谢金人”。⑤这一切并没有换得金朝罢兵，反而给南宋内部带来极度混乱。
三、临安卫军政变
自从南宋朝中排斥了抗战派之后，宋高宗把军政大权委付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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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卷三百六十一《张浚传》，第11297～11298页。
②《会编》卷一百二十一《维扬巡幸记》。
③④《会编》卷一百二十二炎兴下帙二十二。
⑤《宋史》卷二十五《高宗纪》，第461页。
黄潜善和汪伯彦，结果使渐有起色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急转直下，接连遭到溃败。
军事上的溃败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当皇帝和高级文武官员从扬州向南奔逃，沿途城乡居民，“扶老挈幼如蜂屯蚁聚”，随之奔窜。混乱之中，“相蹂践而死者不可胜计”。老弱妇幼行动迟缓，金军追到后，“悉被驱虏，不从者杀之”。有的宋朝败兵也趁火打劫，“公行劫虏，什物钱帛填委街衢，无敢阻之”。人们对此境况，“莫不痛心疾首，怨愤之气达于上下”。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军事上的失利，也大大增加了军队与决策者之间的对立情绪，进而发展到部分军兵捉杀当政官员以泄积愤的事件。司农卿黄锷被军兵误认为是黄潜善而处死，少卿史徽、丞范浩、左谏议大夫李处遁、给事中黄哲等朝官，在南逃途中也被宋朝军兵杀死。
宋高宗感到势态严重，到达临安后，下诏罪己，并罢免黄潜善、汪伯彦，试图平息军民怨愤，稳定政局。但是，由于宋高宗继续坚持妥协逃跑的指导思想，新任命的军政要员也是黄、汪之流，且更不孚众望。主政的宰相朱胜非，是一贯主张与金和议的投降派。黄、汪当政时，他曾受黄潜善指使草制攻击李纲。在金军大举进攻面前，他所能提出的退敌办法是：“请尊礼邦昌，录其后以谢敌”。②主管军事的签书枢密院事兼御营司都统制王渊，原是黄潜善、汪伯彦的同伙，对于扬州溃逃负有重大责任。朱、王二人的倒行逆施，造成军队中对当权者不满情绪更加激昂，从少数官兵的不满，发展到“诸将不悦”的严重势态。③于是一场更大规模的事变发生了。
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初五日，临安卫军将官苗傅、刘正彦利用所部官兵对当权者的愤慨，打着“为天下除害”④的旗号，发动了军事政变。他们捕杀了王渊，处死康履等宦官，逼迫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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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下引文见《会编》卷一百二十一炎兴下帙二十一。
②③《宋史》卷三百六十二《朱胜非传》，第11316、11319页。
④《宋史》卷四百七十五《叛臣传上》，第13804页。
宗退位，另立宋高宗三岁的儿子为帝，由孟太后垂帘听政，并宣布改年号为“明受”。
在政变当天，苗傅等组织者曾发布告天下民庶官吏军兵宣言，并“揭榜于市及传檄诸州”，①以昭示他们举兵的原因。宣言原文如下：
统制官苗傅谨申大义播告天下民庶官吏等，迩者大金侵扰淮甸，皆缘奸臣误国，内侍弄权，致数路生灵无罪而就死地，数百万之金帛悉皆遗弃，社稷存亡在于金人之手。今此大臣并内侍等，不务修省，尚循故态，为恶罔俊，致令民庶皇皇未知死所，进退大臣尽出奄宦，赏罚士卒多自私门。金人将至，朝廷安然坐视，又无分毫措置，即日两浙之民遂有淮扬之祸，嗟尔士庶，兴言及此，宁不感伤。朝廷微弱未能明正典刑，天其以予为民除害。凡有大臣，罪恶显著，并内侍等官，并行诛戮。期尔士庶一德一心，共图中兴之业，慎无生疑，以取后患。本为生灵，别无希取，尔等若获安居，傅等一死未晚。
应当说，政变宣言所言皆切中时弊，杀王渊和康履等人，“诚可以快天下之心，纾臣民忿怒之气”②。但是，苗傅、刘正彦“二将忠有余，而学不足”。③缺乏主持国家军政的能力，致使政变后不能有效地控制局势；不吸收有政治头脑的文官合作，也就提不出振奋人心的政治主张；既不与临安城外的其他军队取得联系，又不争取临安居民的支持；一味困守孤城，因而失败不可避免。
在忠于宋高宗的文官吕颐浩及张浚等人的串连和鼓动之下，宋将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军，先后从淮南和江南等地发兵勤王，讨伐临安起事军队。勤王军攻入临安，四月初一日，宋高宗复位，任命吕颐浩为宰相，张浚任知枢密院事。起事军队遭到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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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会编》卷一百二十七炎兴下帙二十七。
②《要录》卷二十一，第432页。
③《宋史》卷三百六十二《朱胜非传》，第11317页。
压，一部分官兵被逮捕处死，苗傅、刘正彦率部众出走东南，被韩世忠追获斩首。①
南宋新立后，所控制的地域相当可观，除江南之外，西北和中原大部地区仍归其掌握之中。但是，由于宋高宗为首的南宋统治集团，排斥李纲的积极抗战方针，以退却逃跑为其指导思想，造成军事部署方面问题重重。既没有防守黄河一线的决心，又没有统一指挥和部署。因此，在金军第一次进攻面前，黄河防线形同虚设，短短的3个月时间，西自秦州（今甘肃天水），东至青州一线的许多要点被金军攻占。所赖宗泽在汴京坚决抗击和各地坚持抗金军民的英勇奋战，才使金军东西联为一气、三路并进的计划未能全部实现，南宋统治者才得以暂时渡过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