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国力增强
南宋新立之时，不断遭到金军攻击，两淮残破，江汉被兵，军锋及于江西、两浙，严重影响了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政治和军事基本上也处于无绪的状态。此时的南宋，民心离散，士气低落，国势不振，在金军的全面进攻下大有天亡之势。
宋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1130年），屡败的南宋出现了转机。原因是深入江南数月的金军，因不适应多水多雨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又不断遭到江南民众的打击，疲惫不堪，被迫北撤，在黄天荡遭宋军截击，金军统帅完颜宗弼等10万大军，险些不能生还。从此，金军不敢也无力渡江。尔后，宋廷结束漂泊流亡，都于临安（今杭州），政权逐渐趋于稳定。南宋立足江南，经济开始逐步恢复和发展，国防力量有所增强，形成较为牢固的淮、汉、长江防线。此后，南宋对金战争，从屡战屡败到胜多败少，战略形势逐渐向有利于南宋方面转化。
南宋在这一时期国力增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业经济开始恢复和发展。金兵北撤后，南宋政府开始重视战区农业生产的恢复。当时，两淮、湖北、京西等地，所受兵火之灾最重。建炎明年（1130年）十二月，宋翰林学士汪藻上书说：“淮南近经兵祸，民去本业，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人，非朝夕可还”。①湖北、京西一带，农业破坏也相当严重，“襄、汉沃壤，荆棘弥望”②。遭受兵火地区，牲畜被杀掠，田园荒芜，农民逃亡，人口锐减。金军北撤后，汪藻即建议朝廷在淮南一带屯田。此后，朝廷积极鼓励流民复业。如绍兴二年（1132年）四月，宋高宗诏“两浙路收买牛具，贷淮东人户”。③绍兴四年（1134年），“贷庐州民钱万缗，以买耕牛”。绍兴五年（1135年）五月，南宋还制订《守令垦田殿最格》，对郡守县令垦田的多寡，实行奖惩制度。于是，这一地区的农业得到恢复，“两淮、荆湖等路民稍复业”④。
江西路的农业，在建炎时也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南宋政府对恢复生产的有功官员进行奖励，如绍兴二年（1132年）七月，宋廷因知兴国军王绚、知永兴县陈升，“率先奉诏诱民垦田，各增一秩”。汉水上游的汉中一带，以兵民结合进行农田垦植，颇有成就。如绍兴初，吴价在梁泉（今陕西凤县东北）、洋州（今陕西洋县）等地进行屯田，岁收谷10万斛，又调兵修褒城（今属陕西），农民有灌渠可恃，归业数万家。两浙地区，沿安吉（今属浙江）、临安、越州（今浙江绍兴）、明州（今浙江宁波）一线，曾遭金兵攻掠。但金军退后，生产很快就得以恢复。福建是重要农业区，在南宋初年破坏较少，这一地区以开发山田为全国瞩目。四川盆地为农业生产的重要地区，金军始终未能染指。绍兴间，经过兴修水利，生产得到很大发展。两广地区，尽管耕作粗放，较之长江流域落后，但南宋初年未经战火破坏，生产也逐年有所发展。湖南以洞庭湖区为主要产粮区。南宋初年，此地曾遭官兵和游寇残破，一度生产无法正常进行。后经钟相、杨幺农民起义对封建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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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要录》卷四十，第749页。
②《宋史》卷三百八十四《汪澈传》。
③④以下引文均见《宋史》卷一百七十三《食货志上一》。
治的打击，生产关系得到一定的调整。因此，农业经济发展较快。据史籍记载：绍兴初期，每年都有商贩从一些州县贩米外销。
总之，南宋初期的十余年间，经过广大农民的辛勤劳作，农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但还不能说是速度很快。直到1141年宋金和议以后，南宋农业经济才有较快的发展。
二是政权趋于稳定。北宋灭亡后，其庞大的官僚体制随之瓦解。南宋重建，在金军的攻击下，行都几迁，政权不稳，机构设置极不健全。金军进攻的势头减弱之后，南宋政权定都于临安，制度逐步健全，中央集权制统治日趋稳定。南宋官僚制度较为精简，省并了原北宋的一些机构。南宋初期，对最高行政机构三省六部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建炎三年（1129年），“议者请并三省（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为一”。①于是三省合一，左、右仆射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正宰相；改门下、中书侍郎为参知政事，为副宰相；废尚书左、右丞。六部中的各部，只设长官或副长官，主持部务；所属司级机构，除户部以事务繁多未减少外，其他五部通过兼领、合并而大量省并。同时，对一些权限较大的监寺进行了省并，“并宗正寺归太常，省太府、司农寺归户部，鸿胪、光禄寺、国子监归礼部，卫尉寺归兵部，太仆寺归驾部，少府、将作、军器监归工部，皆用军兴并省也”②。建炎四年（1130年），“罢御营使及其官属，以其事归（枢）密院”。⑨从而使南宋建立之初设御营使管军的权宜体制，改为枢密院管军的稳定体制。南宋政权的稳定，对南宋社会的恢复和国防力量的增长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是军事力量的增强。南宋建国初期，新组建的军队成分复杂，属正规军人数不过数万，其余多为临时拼凑、没有多少战斗力的军队。在金军大举进攻时，宋军逃亡、降金，甚至沦为寇匪之事时有发生。建炎四年（1130年）以后，南宋的军队在数量、质量以及武器装备等方面都有较大的提高。绍兴三年（1133年）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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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官制一》。
②《要录》卷二十二，第475页。
月，宋高宗曾说：“今有兵仅三十万，当更精择得胜兵二十万，器械悉备，训而行之，可以复中原，威外国”。①说明南宋正规军的数量、质量都有所提高。绍兴四年（1134年），南宋曾统计过东南各军人数，“常御殿前，三卫、班直、宿卫、忠佐、忠锐将兵，神武右军、中军，七万二千八百余人，共支钱二百三十一万余缗；刘光世、韩世忠、岳飞、王躞四军，十二万一千六百余人，共支钱二十八万余缗”。②总计正规军有近20万人。此时，已形成吴玠、岳飞、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等五支实力雄厚的大军。此外，杨沂中和王彦两军也有一定的实力。
南宋军队数量增加的同时，军队武器装备的水平也不断在提高。北宋灭亡后，大批的军器手工业工匠随宋廷南迁临安。于是，南宋以开封迁来的军器手工业为基础，建立了御前军器所，负责管理和制造军器，尤其大力研制发展火药武器。绍兴元年（1131年）以后，南宋军器制造，每年达340多万件，大大提高了作战能力。
南宋国力的增强，为以后挫败金军的进攻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二、金调整战略
金处心积虑地要消灭新建的南宋，为此发动三次大规模的攻宋战争，目的并没有达到。金全面进攻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起决定作用的是金战略指导的失误。
金在占领两河之后，战略形势对其十分有利。此时，金的正确战略部署应当是：进一步控制和巩固两淮地区，使之成为进攻南宋的前进基地，而后采取自北向南逐步推进的方针。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已不是仅仅依赖军事即可一蹴而就，需要的是军事、政治、经济的协调一致。但是，金朝统治者自恃军力强盛，而忽视了政治和经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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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要录》卷六十八，第1155页。
②《要录》卷八十，第1309页。
金初占中原，获得许多城邑、土地和民众。总结历史经验，采取积极可行的办法，以招徕民众，恢复生产，为以后的战争发挥经济潜力和解决兵源问题十分重要。然而“所为经画纷纷然”①，却始终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金太宗后期，也曾遣使分路劝农，以恢复农业生产，但收效甚微。主要原因是金朝统治者不是由封建地主集团所组成，而是由推行奴隶制度的女真奴隶主贵族集团所组成。因此，他们不懂得进一步吸取汉制，对女真奴隶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使之与具有较高文明程度的中原汉族封建经济相适应。由于金对占领区的不断掳掠，甚至变农民为奴隶，破坏了中原地区经济的正常发展。金太宗对此也有所觉察，曾于天会七年（1129年）颁布诏书说：“兵兴以来，良人被略为驱者，听其父母妻子赎之”。②试图改变掳掠汉族百姓为奴的现象，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样金军不仅遇到南宋军民的强烈抵抗，而且也引起其统治区内民众的反对，其军事行动受到牵制，有后顾之忧。
政治和经济不能实行必要的改革，从而限制和影响金朝军事力量的有效发挥。金在漫长战线实旋全线进攻，兵力不敷分配，后援不足，无法从占领区得到必要的补充。攻入两淮后，并未以此为基地，利用河、海、港、湖等作为建设或训练水师的场所，组建起一支强有力的水师。仍保持传统的骑兵远程出击的战术，结果在江、淮水系纵横的环境下，骑兵长技难以发挥。尽管金主帅完颜宗弼领兵一度突入江南，但到处遭到南宋军民的打击，中原和北方的义军乘金军后方空虚，纷纷出击，使金军处处受到严重威胁。北撤途中，又险些被困死于黄天荡。教训是深刻的。
金第三次攻宋失败后，金统治者认识到，单纯依靠军事力量消灭南宋是不可能的。从而不得不调整攻宋的战略部署。尔后，金改全线进攻为重点进攻，在宋金战争的东部战场，暂时采取守势。通过扶植宋朝降官刘豫建立齐国，形成一个以黄河以南到淮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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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史》卷四十六《食货志序》，第1030页。
②《金史》卷四十六《食货志》，第1033页。
斗争。金要巩固在华北的统治和争取在宋金战争中握有主动权，陕西五路在战略上至关重要。而金军在陕西战场上一直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相反，宋廷派张浚在川陕指挥抗金，不少金占的城邑，又纷纷换上宋朝的旗帜。因此，金采取东守西攻的战略，即把东部战场的兵力抽出，集中于陕西方面，以夺取陕西五路，而后进占“天府之国”四川，达到既可剪除南宋一臂，又可凭借四川资源进攻南宋的战略目的。南宋自然不能坐视，加强川陕防御，以阻挡金军西进。于是，金宋两军在西部战场上，又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