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北宋的建立及其平叛斗争第一节 建立前的形势
显德七年（960年），后周禁军将领赵匡胤发动兵变，和平地实现了“太祖代周”，建立了宋朝，史称其为北宋。
北宋建立之前，在中国的大地上，除了有作为中原王朝的后周以外，还在北方地区存有一个由契丹族于五代初年建立的辽朝。辽朝，自其建立起就长期雄踞中国北方，与中原王朝相对立。鉴于这种情况，本节将简要介绍后周和辽朝的概况。
一、后周概况
后周是五代最后一个王朝。它同五代的其他四代一样，也是个短命的王朝，仅历两帝，共存不足9年时间。但是，后周的第二任皇帝周世宗柴荣，则是中国封建帝王中颇有作为的帝王之一。他在5年零6个月（954～959年）的执政时间内，一方面对政治、经济和军事进行改革和整顿，另一方面又三面出师，积极进行统一战争，使后周出现了全面振兴的新形势。具体表现是：
（一）改革经济，社会生产力出现了恢复和发展的形势
周世宗的经济改革是在周太祖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的。其改革的内容相当广泛，其中影响大并初见成效者有以下三项。
一是招抚流亡，保护边民生产。五代时期的军阀混战和特别繁重的赋税剥削，逼得农民死亡逃散者甚众。史称“民馁死者数十万口，流亡不可胜数”①。农民大量流亡，造成大片田地荒芜，这不仅使农民生活苦不堪言，连官府的税收也面临严重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太祖郭威曾采取了“以天下系官庄田仅万计，悉以分赐见佃户充永业”②的革罢营田的措施，缓解了一些矛盾。在此基础上，周世宗进一步规定：“自前及今后有逃户庄田，许人申请承佃，供纳租税。如三周年内，本户来归业者，其桑土不以荒熟并庄田交还一半。五周年内归业者，三分交还一分。应以上承佃户，如是自出力别盖造到屋舍，及栽种到树木园圃，并不在交还之限。”③规定中，还对流落契丹的还乡者，给予一定的优待。这一措施的实施，更有力地促进了逃民返乡生产，从而对恢复生产、增加租税收入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二是打击寺院经济势力。五代时寺院经济的发展，已给国家的财政收入造成了很大困难，也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后汉的司勋员外郎李钦明就曾指出：佛寺精舍“每县不下二十余处”，他们“寺家耕种，又免征税”，而境内僧尼，不下十万，计其衣食，每僧日食米一升，则十万人日需米千石；每僧年需绢五匹，绵五十两，则十万人年需绢五十万匹，绵五百万两。这些僧尼不耕不织，坐费衣食，所以他认为，“聚僧不如聚兵，僧富不如民富”。④鉴于这种情况，后周太祖郭威曾废开封僧尼寺院五十八所。柴荣即位的当年，又大规模抑制寺院经济势力，次年便“废寺院凡三万三百三十六”⑤，同时，对开设戒坛的城市和申请出家的条件作出严格规定，以限制度人为僧尼，禁止私度。采取这样勒令僧尼还俗和限制剃度出家的措施，就使劳动力不致任意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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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八三，齐王天福八年十二月，甲寅。
②《旧五代史》卷一一二《周书·太祖纪》。
③见《五代会要》卷二五《逃户》。
④见《全唐文》卷八五五，《请汰僧人疏》；《册府元龟》卷五四七《谏诤部直谏一四》。
⑤《旧五代史》卷一一五《周书·世宗纪》。
寺院，从而有力地打击了寺院经济势力。这为封建政府争取到较多的能纳税的劳动力，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无疑是有利的。在拆毁佛寺后，柴荣又下诏“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并解释说：“吾闻佛说以身世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其所惜哉？”①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能有这种不畏天命鬼神的精神，应该说是不多见的。
三是均定田租。五代时苛重的赋税剥削本来搞得“百姓不胜其酷，京畿之民，多号泣于路”②。加之在民户逃亡，田地荒芜，或者近河田地，被水冲坏，或为沙碛之地后，农民们仍要按原田亩交纳两税，这样更增加了平民百姓的赋税负担。而一些豪富之家，广占阡陌，但“十分田地，才税二三。致使穷独逋亡，赋税不
办”③。为革除这种田赋十分不均和富豪逃税，以致严重影响国家税收的弊病，柴荣借鉴唐人元稹（曾任唐朝宰相）提出过的办法：除去逃户庄田和河沙侵吞的土地外，将两税税额按现有耕地分配到田亩上。并按元稹的《均田表》，“制素成图”，颁行诸处④。这样既可免去农民所负担的逃户荒田和河水冲坏的田地的租税，也使富豪难于逃避两税，具有某种缓和阶级矛盾的作用。于《均田图》颁行的同年，即显德五年（958年），又派人到诸州检定民租，要求对赋税“须议并行均定，所冀永适重轻”⑤。实行均定田租，减除了农民一些额外负担，而封建国家也可保证了赋税来源，这显然是个利国便民的措施。柴荣均定田赋，连显贵也不许例外。后汉宰相窦贞固，入周后授司徒，致仕居洛阳，但“府县以民视之，课役皆不免”⑥。除此，柴荣还采取了纠正征敛不时和保护贩牛商贾利益，以解决耕牛严重短缺等便民措施，这对恢复和发展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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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五代史》卷一二《周本纪·世宗恭帝》。
②《旧五代史》卷三四《唐书·庄宗纪》。
③《元稹集)卷三八《同州奏均田状》。
④⑤《五代会要》卷二五《租税》。
⑥《资治通鉴》卷二九二，后周显德元年七月，乙未。
也是有利的。
（二）整顿吏治，加强法制，初步形成了由乱到治的政治形势
后周建国之初，勋旧骄恣，方镇肆虐，官吏贪浊，这种形势亟需加以整饬。太祖郭威时曾采取了一些措施，特别在惩治不法方镇方面，成绩更加显著。世宗继位后，踵太祖之法，继续严惩贪官污吏。如，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主管税收，因场官在正额之外，多收取了“耗余”，也被处死。再如，重修永福殿时，内供奉官孙延希克扣工食，虐待役夫，柴荣立斩孙延希，并罢御尉使董延勋等三人官。柴荣整顿吏治，不徇私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的父亲韩伦，曾任陈州行军司马，及其子令坤领陈州时，韩伦改任许州行军司马。韩伦罢职后，又居住宛丘（即陈州）。尽管韩伦与柴荣生父柴守礼有过朝夕往来的亲密关系，但因他“多以不法干郡政，私酤求市利，掊敛民财，公私患之”①而追夺了他在身官爵，流配沙门岛。
五代以来，司法混乱，刑罚酷滥，草菅人命的事几乎到处可见。后晋开运年间，各地官吏恣行残虐，“乃至累朝半生半死”②。后汉王朝的酷刑更是骇人听闻，动辄用刑，百姓一不留神，就可能遭杀身之祸。有时竟“不问罪之轻重，理之所在，但云有犯，便处极刑”。各地官吏对案件故意拖延不办，借以敲诈勒索。在押者往往遭受虐待，而牢狱又异常污秽，故染病身死者并不罕见。为了改变这种滥行酷法的状态，周太祖曾采取“除反逆罪外，并不得籍没家资、诛及骨肉”③等措施，对各地滥杀起了一定的限制作用。周世宗柴荣继承太祖成法，并加以补充。显德二年（955年）敕令诸道，凡在囚犯人而家中无人供食者，每人每日给米二升，监狱看守人员和管理监狱的官员不得减少犯人口粮；要充分供给饮水，扫洒狱内，每五天洗涮枷扭一次；如有疾病者，要规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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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卷二百五十一《韩伦传》。
②《旧五代史》卷一四七《刑法志》。
③《五代会要》卷十《刑法杂录》。
予以医疗①。于是，在押犯人所受虐待有所减轻。为了限制非刑逼供，显德五年（958年），“敕州县自官已下，因公事行责情杖，……致死者，具事由闻奏。”②为了改变官吏久滞不决之弊，显德元年（954年），周世宗命令藩镇州郡，“选明干僚吏，当其诉讼”，并对“狱不滞留，人无枉挠”者，予以适当奖励，以鼓励他们快速、准确地办理案件。③鉴于官吏在处理田宅和婚姻案件时，借用原来起十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日止的规定（这项规定的目的是免得妨碍农事），故意拖延办案时间，从中作弊，以包庇富豪强猾，欺凌贫寒孤弱，周世宗特于显德四年(957年)，诏令此类案件限于十一月一日至二月三十日之内处理。这样，既不碍农事，又防止不法官吏的营私舞弊行为。
五代诸朝都曾编纂过法典，后唐仅存13年，就曾3次编修法典。但由于所据前代法律各不相同，加之其中有因有革，结果有些条文互相抵触，再加上错舛和疑误者，使当时的法律更加混乱。一些贪猾之徒，乘机作弊为奸。为改变这种情况，周太祖时虽然编过名为《大周续编敕》的刑法，但仍以承袭晋汉为主。世宗显德四年（957年），柴荣鉴于“律令则文辞古质，看览者难以详明；格敕则条目繁多，检阅者或有疑误”④，命中书门下删繁存要，制定简明易懂的法典。要求“律令之有难解者，就文训释；格敕之有繁杂者，随理删除；止要谙理省文，兼且直书易会。其中有轻重未当，便于古而不便于今，矛盾相攻，可于此而不可于彼，尽宜改正，毋或牵拘。”⑤编纂成书，由御史台、尚书省四品以上官和两省五品以上官，共同审核，提出可否意见，报中书门下议定。次年编成，别有目录共二十一卷，名为《大周刑统》，颁行全国，与律、疏、令、式通行。《大周刑统》有简要易懂和适应现状之长，为后来宋朝制定法典所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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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五代会要》卷十《刑法杂录》。
③《旧五代史》卷一四七《刑法志》。
④⑤《五代会要》卷九《定格令》。
（三）整饬禁军，裁减冗兵，军队建设出现了“近代无比”的形势
柴荣即位后，便立下了“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①的壮志宏图。但是，作为“开拓天下”的工具——禁军的现状则极不适应。五代时的禁军，由于历代相承，不加淘汰，老弱很多。禁军“骄蹇不用命，实不可用，每遇大敌，不走即降”②。例如，显德元年初，柴荣刚即位，北汉刘崇利用后周国君新立、政局未稳之机，勾结辽军大举南侵，柴荣亲征北汉。两军战于高平，交锋未几，后周居阵之东厢的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樊爱能、步军都指挥使何徽“望贼而遁，东厢骑军乱，步军解甲投贼”③。在这紧急时刻，柴荣自率亲骑，临阵督战，才力挽危局，大败汉兵。
为了解决禁军这种不听指挥、纪律废弛的严重问题，柴荣不待伐北汉的整个战役结束，即在三月二十五日，断然将樊爱能、何徽等“并诸将校七十余人，并伏诛”④。这次整顿军纪，使“悍将骄兵”受到很大震动，长期以来武将所形成的骄横跋扈的气焰受到了严重打击。柴荣回到汴京后，接着对禁军进行了以精选骁勇，淘汰冗弱为主要内容的全面整顿。柴荣对侍臣说：“侍卫兵士，累朝已来，老少相半，强懦不分，盖徇人情，不能选练。……且兵在精不在众”⑤。据此，柴荣下令，在现有禁军中“一一点选精锐者，升在上军，怯懦者任从安便”⑥。又鉴于“骁勇之士，多为外诸侯所占”，确定“召募天下豪杰，不以草泽为阻，进于阙下，躬亲试阅，选武艺超绝及有身首者，分署为殿前诸班”⑦。经过这次
整编，禁军中吸收了大批勇敢善战的农民，淘汰了兵痞，提高了军队的素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出现了“诸军士伍，无不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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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五代史补》，转引《旧五代史》卷一一九，《周世宗纪》显德六年十一月壬寅条注。
②《资治通鉴》卷二九二，后周太祖显德元年十月，己酉。
③④《旧五代史》卷一一四《周书·世宗纪》。
⑤⑥⑦《五代会要》卷十二《京城诸军》。
由是兵甲之盛，近代无比”①的好形势。
（四）西攻后蜀、南征江淮、北伐辽，出现了天下趋向统一的形势
柴荣在整顿禁军的基础上，即把“十年治天下”的宏图付诸实施。显德二年（955年）四月，柴荣命近臣20余人各作《平边策》一篇，研究统一的战略和策略。五月，即发动了夺取后蜀秦（治今甘肃秦安西）、凤（治今陕西凤县东）、阶（治今甘肃武都东）、成（治今甘肃成县）四州的战争。通过对这四州的收复，达到了慑服后蜀，控扼其战略要地和稳定侧后的战略目的。接着，柴荣进攻南唐。从显德二年十一月起，到五年（958年）三月南唐割地求和，进行了先后长达2年零5个月的战争。通过南征江淮，使江淮之间光、黄、蕲、舒、寿、庐、滁、和、濠、泗、楚、海、扬、泰14州②，60县，226574户，皆入后周。后周还得南唐犒军银10万两、绢10万匹、钱10万贯、茶50万斤、米麦20万石③。同时，南唐还岁输贡物10万。柴荣南征江淮，达到了“得众”和“阜财”的预期目的，收到了“取威”和“习兵张势”的重要成果。此外，柴荣还在显德六年（959年）三月，发动了攻辽以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战争，通过北上伐辽，致辽莫州（治今河北任丘市）、瀛州（治今河北河间）、易州（治今河北易县）皆降，关南④悉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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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五代史》卷一一四《周书·世宗纪》。
②光州，治今河南潢川。黄州，治今湖北黄冈。蕲州，治今湖北蕲春北。舒州，治今安徽潜山。寿州，治今安徽寿县。庐州，治今安徽合肥市。滁州，治今安徽滁县。和州，治今安徽和县。濠州，治今安徽凤阳。泗州，治今江苏盱眙西北。楚州，治今江苏淮安市。海州，治今江苏连云港市。扬州，治今江苏扬州市。泰州，治今江苏泰州市。
③《旧五代史》卷一一八《周书·世宗纪》。
④关南：周世宗柴荣收复瓦桥、益津、淤口三关及瀛、莫等州后，北宋时因称这三关以南地区为“关南”。另一说，称高阳关（今河北高阳西旧城）以南为“关南”。约当今河北省白洋淀以东的大清河流域以南至河间市一带。
次北伐，后周兵不血刃地攻下益津（在今河北霸县境）、瓦桥（在今河北雄县境）、淤口（在今河北霸县信安镇）三关①，总计“得州三，县十七，户一万八干三百六十”②。
总之，后周由全面改革而带来的好形势，对北宋后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经济上改变了五代以来的十分残破景象，恢复和发展了生产，这为北宋奠定了物质基础；政治上的由乱到治，使北宋建立伊始便有了个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对禁军的整饬及其素质的提高，不仅为赵匡胤的军事政变提供了方便，还为北宋军制建设和改革提供了历史借鉴；而周世宗的南征北战所扩展的政治区域，奠定了北宋建国之初疆域的基础，并且周世宗所采取的统一方略亦给北宋统一战争以积极的影响。
二、辽朝概况
（一）契丹族的勃兴
契丹族源出鲜卑，是我国古代北方古老的民族之一。在北魏建立以前，契丹和库莫奚（即奚族）同属鲜卑宇文部的一支。东晋建元二年（344年），前燕慕容皝北攻宇文部，宇文部单于逸豆归走死漠北，其残部遂分为契丹和库莫奚两个部落。北魏登国(386～395年)中，契丹和库莫奚相继被北魏所破，于是契丹又同库莫奚分背。就在这时，契丹的名称始见于史籍上③。
契丹族在原始氏族社会中，大体生活了500余年，其间先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早期部族分散活动时期（约39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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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五代史》卷十二，《世宗·恭帝纪》显德六年四月辛丑、癸卯条注（一）：“……世宗下三关，瓦桥、益津以建州及见，淤口关止置寨，故旧史、实录皆阙不书，遂不见其取得时日，今信安军是也。”信安军，即今河北霸县东之信安镇。
②《旧五代史》卷一一九《周书·世宗纪》。
③契丹的名称，始见于《魏书》卷一百《契丹国传》。
年）。大致从北魏后期开始，契丹族已发展成为八个部落（亦称古八部）。八部的名称分别是：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絮部、黎部和吐六于部①。当时，契丹的八部各自独立，分散活动，并未形成部落联盟。但是，到了隋末唐初时，在对外征伐作战中，各兄弟部落的酋长则相与会议，共同行动。即所谓“有征伐，则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合符契。”②二是大贺氏部落联盟时期（628～730年）。在这个阶段中，契丹各部已改变了过去那种各自独立和分散活动状态，形成了稳固的部落联盟。不过，部落联盟长的选举权，只限于大贺氏这一个氏族。因而，“这里显然已经包含着君长世袭制的最初的萌芽”③。当时部落的数目仍然是八个，但部落的名称已各不相同。组成大贺氏部落联盟的八个部落的名称是：达稽部、纥便部、独活部、芬问部、突便部、芮奚部、坠斤部、伏部④。三是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730～907年)。在遥辇氏代替大贺氏不久，即在阻午可汗时，契丹的部族开始了“各有分地”⑤，建立起“分地而居，合族而处”⑥的制度。这不仅说明契丹社会已由氏族部落朝向地区部落进行了转变，而且由于部落居民同地区的土地联系在一起，也促进了契丹社会经济
的发展。当时，联盟中的部落数目虽然还是八个，但这时的八部并不是大贺氏八部的直接继承，而是契丹各部落的重新组合。其八部的名称是：迭刺部、乙室部、品部、楮特部、乌隗部、突吕不部、涅刺部、突举部⑦。
契丹在遥辇氏部落联盟结束以后已步入了阶级社会。在其建国前后，随着对外战争的胜利，又增加了大量新的部族。契丹首领阿保机为巩固其统治，并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对境内的部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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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魏书》卷一百《契丹国传》。
②《隋书》卷八十四《契丹传》。
③蔡美彪：《契丹的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历史研究》1964年第5～6期。
④⑤⑥⑦《辽史》卷三十二《营卫志中》。
进行了新编制。这些新编制的部族，既包括了契丹族，也包括着其他被征服的游牧、渔猎的各族部落。据《辽史》记载，太祖阿保机时期，契丹已有二十部，由于二国舅升帐，“止十八部”①；到圣宗时，已发展和改编成“三十四”部②。值得注意的是，契丹立国后的诸部落，无论是原来的契丹八部，还是后来增加或改编的，它们都不是原始社会中那种氏族部落，而是在皇帝统治下的游牧民族的一级行政组织。
契丹族祖先，“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③。这说明，契丹族初兴，是游牧于潢水（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土河（今内蒙古老哈河）流域一带。后来，由于子孙繁衍，部族渐众，契丹族活动和控制的地区不断扩大。北魏时，契丹“有地数百里”④；隋时，有地“东西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⑤；而到唐末，由于遥辇氏最后一个首领痕德堇“乘中原之故”，蚕食了扶余、室韦、突厥等大片领土，使契丹的疆域激增至“地方二千余里”⑥。不久，阿保机取得了部落联盟长地位，他继续四处征讨，又“尽有奚、霫之地”⑦。阿保机建国后，再连续南掠中原，并东灭渤海。其继承者耶律德光又从后晋手中夺取了燕云十六州。因此，在北宋建立时，契丹的疆域已是东临海，西抵阿尔泰山，北至西伯利亚，南至今河北中部及山西西北部，并拥有人口四百万。
（二）辽朝政治概况
唐王朝灭亡的这年（907年），遥辇氏最后一个可汗痕德堇被罢免，以出生于最强大的迭刺部的“阿保机代之”⑧，后梁末帝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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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辽史》卷三十三《营卫志下》。
③④⑥《辽史》卷三十七《地理一》。
⑤《隋书》卷八十四《契丹传》。
⑦《辽史》卷一《太祖上》。
⑧《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四夷附录一》。
明二年（916年），阿保机称帝建国，国号“契丹”。会同元年(938年)，太宗耶律德光将国号改为“大辽”。统和元年（983年），萧太后又“改大辽为大契丹国”①。咸雍二年(1066年)，道宗耶律洪基再“改国号大辽”②，直至亡国。习惯上，把“契丹”和“大辽”，统称为辽朝。辽王朝先后历9帝，共存210年。
契丹族在中国北方地区建立的这个王朝，疆域辽阔，“幅员万里”。在其统治的重要地区内，辽相继建立“五京”，即是：神册三年(918年)，阿保机建都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称为皇都。次年，阿保机又修葺原渤海故城辽阳（今辽宁辽阳市），建东平郡；天显三年（928年），太宗将东平郡升为南京。会同元年（938年），辽夺取了燕云十六州，太宗遂诏以皇都为上京，改原南京辽阳府为东京，升幽州析津府（今北京市）为南京。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圣宗又在今内蒙古宁城，建中京，府曰大定。重熙十三年（1044年），兴宗升云州（今山西大同市）为西京。因此，《辽史》说：“太宗以皇都为上京，升幽州为南京，改南京为东京，圣宗城中京，兴宗升云州为西京，于是五京备焉”③。辽代的五京，是统驭五道所辖州县和控驭地方的，是各道的政治经济中心，并各有侧重。如南京重点备宋，西京防御西夏、宋，东京控驭女真、备高丽，上京管辖迁入的汉、渤海州县，而中京还可算作治理全国定居人口的政治中心。因此，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辽从其立国，到穆宗应历十年（960年，即宋太祖建隆元年）的半个世纪中，与五代并存；此后，直至辽天祚帝天庆五年(1115年)亡于金的一个半世纪中，又同北宋、西夏相鼎立。辽与五代并存期间，它不断派兵南侵中原，其中最为甚者有：天显十一年（936年），辽太宗亲自将兵攻打后唐，在其帮助下，石敬瑭不久便灭亡了后唐；会同元年（938年），石敬瑭履行事先的承诺，把今河北、山西北部的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朝，使整个华北地区无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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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东都事略》卷一百二十三《辽国传》。
③《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一》。
可守，门户洞开；会同五年（942年），辽太宗又借口石敬瑭的继承者石重贵不够恭顺，发兵攻打后晋，至大同元年（947年），辽太宗攻入了后晋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灭掉了后晋；广顺元年（951年）后周灭后汉，后汉河东节度使刘旻在太原自立，建立北汉，辽又经常派兵支持这一地方割据政权，使之与中原王朝抗衡。如前所述，周世宗虽然曾率兵攻打辽国，企图收复燕云十六州，但仅收回了三州和三关之地，而因病中途撤军。所以在北宋建立之前，辽朝南面的疆界仍在拒马河一线，同后周形成直接军事对峙的局面。
辽朝在阿保机建国后的四五十年中，实行的是奴隶制度。其后，封建制的成分不断增加，以致出现了原有奴隶制和新兴封建制相互矛盾又同时并存的局面。大致经历了太宗、世宗、穆宗三朝皇室内部的激烈斗争，到景宗（969～982年）时，封建制才在辽朝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辽王朝从太宗(926～946年)开始，采取了“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①的统治办法。这种因俗而治的统治，在官制的设置上反映得相当明显。辽在中央政府机构中设置了北、南两套统治机构。统治契丹和其他游牧民族的称为“北面官”，其官员均由契丹贵族担任。在北面官中，有南、北之分，如北宰相府、南宰相府，北大王院、南大王院，“其实所治皆北面之事”②。皆治北面之事的北面官，分为北面朝官、北面御帐官、北面皇族帐官、北面诸帐官和北面军官等，而北面朝官则是辽王朝的主要机构。统治汉人、渤海人的官吏，称“南面官”，以“治汉人州县、租税、军马之事”③。官员的任用多是汉人，也有少数是契丹贵族，但南面官的权力远不及北面官大。南面官的设置，大致沿袭唐制。在朝官中，主要设有汉人枢密院（亦称南枢密院，其下置吏、户、兵、刑、厅五房，兼有尚书省的大部分职能）、尚书省、门下省、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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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辽史》卷四十五《百官志一》。
②《辽史》卷三十四《百官志一》。
台和翰林院等机构；在地方官中（辽的行政区划，虽有道、路、府、州、县等名称，实际是州、县两级），则“冠以节度，承以观察、防御、团练等使，分以刺史、县令”①。
（三）辽朝经济概况
辽朝的社会经济，大致可分为南北两种不同类型。其南部地区，由于居住的主要是汉人和原属渤海国人，过的是“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的定居生活，所以农业在南部经济中起主导作用；其北部地区，由于居住的主要是契丹人和其他的游牧民族，过的是“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的游牧生活②，所以畜牧业在北部经济中占有主要地位。
辽朝的社会经济虽然可分为上述南农北牧的两种类型，但就全境来说，畜牧业仍然占据着首要地位。自契丹建国直至覆亡的200年间，畜牧业始终是他们的主要产业。辽代放牧的牲畜以驼、马、牛、羊为主。羊主要提供皮毛和肉食，而马则是契丹射猎、放牧、交通都不可缺少的工具，更是行军作战的最主要装备。所以，羊和马一向是契丹财富的代表，述律后曾对太宗说：“吾有西楼羊马之富”③；《辽史》也说：“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兵以强”④。由于牲畜，特别是马匹在契丹的民用和军用中都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辽朝十分重视畜牧业的发展。早在阿保机担任迭刺部酋长时，就“因民之利而利之，群牧蓄息，上下给足”⑤。辽建国后，还专门设有管理国家群牧的机构和官职，加强管理，使辽“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⑥。同时，通过对外战争的掠夺和让被征服的各族、属国每年进贡一定数量牲畜等办法，也使契丹的牲畜不断增加。例如辽初，阿保机“伐河东，下代北郡县，获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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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辽史》卷四十八《百官志四》。
②《辽史》卷三十二《营卫志中》。
③《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一，后梁龙德元年十一月。
④《辽史》卷五十九《食货志上》。
⑤⑥《辽史》卷六十《食货志下》。
羊、驼、马十余万”①。再如，辽代中期，辽廷仍然奉行其掠夺政策，在一次讨伐女真中，就“获生口十余万、马二十余万”②。通过国家群牧和对外的掠夺，契丹的牲畜一直保持着相当的数量。即使到了辽末，仍“牧马蕃息多至百万”③。直到辽灭亡前，在西北边地区仍拥有大批的马群。马匹的繁盛，对契丹建设一支强大的骑兵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保障。
契丹很早就有农业。据载，在遥辇氏之初，迭刺部酋长涅里（也是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长）就开始关心“农工之事”④。至遥辇后期，耶律述澜曾“教民种桑麻，习织组”⑤。传说，阿保机的祖父匀德实也很重视农业，“相地利以教民耕”⑥。阿保机在911年平息了诸弟之乱以后，更是“弭兵轻赋，专意于农”⑦。特别是辽朝建立后，由于太祖统一了渤海地区，太宗夺取了燕云十六州这两个农业相当发展的地区，使契丹所辖农业地区就更加扩大。辽历朝统治者都采取了一些保护农业、加强农业的措旋。诸如：发布“劝农桑”、禁“伤禾稼”之类的诏令；对垦荒者给予一定的免除租赋的奖励；年谷不登时，“发仓以贷，田园芜废者，则给牛、种以助之”⑧；把所俘燕、蓟（今天津蓟县一带）的汉人，分散安置于潢水以北适于农耕的地方；让扶余族部分农民迁徙到汉地，与汉人杂居，分地耕种；在边疆地区实行大规模屯田等等。由于这些措施，客观上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趋势，促进了契丹农业的发展。至辽代中期，不仅南部以农业为主的地区“户口丰殖”和“年谷屡稔”，北方地区也逐步完成了半农半牧的转化。到辽后期的道宗清宁间（1055～1064年），中京地区已是“视事半岁，积粟十五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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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辽史》卷六十《食货志下》。
②《辽史》卷十-《圣宗二》。
③《辽史》卷二十四《道宗本纪四》。
④《辽史》卷四十六《百官志二》。
⑤《辽史》卷二《太祖下》。
⑥⑦⑧《辽史》卷五十九《食货志上》。
斛”①。东京道的成、信、遂等50余城，其仓谷不下二三十万石。辽代农业的发展，为其军队的发展和对北宋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质基础。
此外，辽朝的铁冶、铸钱、煮盐、纺织、制瓷等各类手工业也有相当的发展。在手工业中，矿冶、特别是冶铁占有重要的地位。阿保机即位初年，曾率兵南掠“幽、蓟，师还，次山麓，得银、铁矿，命置冶”②。这说明，辽的冶铁开始得是比较早的。后来，由于辽占领了铁矿蕴藏丰富的渤海地区，更促进了冶铁的发
展。鉴于诸坑冶多在渤海地区，所以辽在“东京置户部司”③以总坑冶，并在盛产铁矿的东京道东平县“置采炼者三百户”④，还以渤海俘户在上京道置长乐县，“户四千，内一千户纳铁”⑤，随着渤海人冶炼技术的传入，契丹冶炼锻铸技术亦不断提高，有的工艺达到了当时的先进水平。例如，契丹冶炼的镔铁，就很著名，《金史》记载说：“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⑥。由于镔铁坚硬近于钢，工艺精良的镔铁刀，成为辽每年向宋贺正旦的礼物之一。再如，辽代所制的马鞍，也很讲究，著名的“契丹鞍”，不仅在辽朝，而且在全中国的各民族中，享有盛名，堪称“天下第一”。辽代锻铁制造的兵器，主要有斧、铁矛、箭镞等等。
由此看来，北宋建立前的辽王朝，是个幅员辽阔的强大王朝。当时的辽朝，已不是建国初年的奴隶制国家，而是封建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封建政权。它不仅在农牧业、特别是牧业方面有了快速的发展，而且各类手工业及商业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辽占据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燕云地以后，动辄出兵牧马中原，并频频得手，更加充分证明了它的军队是强大的、有较强战斗力的。
综上所述，北宋建立前所面临的形势，既有因后周的全面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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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辽史》卷五十九《食货志上》。
②③④《辽史》卷六十《食货志下》。
⑤《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一》。
⑥《金史》卷二《太祖》。
兴所带来的有利的一面，也有因其北面辽朝的强大和表现出的咄咄逼人之势而受到军事威胁的不利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