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周政权的突然危机
后周政权的危机，是由周世宗柴荣在北伐途中突然生病开始的。显德六年（959年）三月，柴荣率军北伐，开始进展很顺利，接连攻下益津、瓦桥、淤口三关，致使辽朝君臣恐惧，急撤幽州（今北京市）。辽兵后退，柴荣非常高兴，准备乘胜进军。同年五月初一，柴荣进驻瓦桥关。次日，即召集诸将讨论直接攻取幽州问题。可是，只想在战争中谋得富贵的诸将惧怕辽骑，不愿继续前进，力加劝阻，言称：车驾离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全部土地，这已是很大的功绩了；现在辽骑屯聚幽州北部，我军就不宜再加深入了。柴荣听了诸将议论，很不满意，坚持攻打幽州，并督促先锋都指挥使刘重进先行，占据固安（今河北固安）。不料，柴荣当天患了病，不能挥军北进，不得不放弃攻辽幽州计划，诏命班师。
柴荣因病回师的突然事变，使后周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军中立即为一种唯恐京师有变的情绪笼罩着。五月三十日，柴荣退至澶州（今河南濮阳）。由于车驾滞留不行，加之虽为宰辅近臣也不得向柴荣问疾，于是“中外匈惧”，议论纷纷。周太祖女婿张永德当时为澶州节度使，以至亲缘故，独得进入柴荣卧室内。群臣对张永德说：“天下未定，根本空虚，四方诸侯惟幸京师之有变。今澶、汴相去甚迩，不速归以安人情，顾惮旦夕之劳，而迟回于此，如有不可讳，奈宗庙何？”①由张永德转达的群臣的担心，正
——————————
①《却扫编》卷上。
是柴荣所虑，柴荣遂下令趋驾归京师。
柴荣回到汴梁，预感到将不久于人世。为确保死后帝位不被他人篡夺，便紧张地安排了后事。六月初九，先以皇长子柴宗训为特进左卫上将军，封梁王；以第二子柴宗让为左骁卫上将军，封燕公。接着于六月十五日对人事问题作了重大调整：任命魏仁浦以枢密使兼副相，宰相王溥、范质兼知枢密院事；又任命侍卫都虞候韩通为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加检校太尉、同平章事。鉴于张永德是太祖郭威至亲，且立有军功，所掌殿前诸班又是最精锐的禁军，因而篡夺皇位的危险性最大，于是削去张永德军职，授以检校太尉、同平章事的荣誉头衔。赵匡胤是新从低级军官提升的，资望较浅，夺取帝位的可能性不大，遂让他接替了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的职务。经过调整的班底，是以王溥、范质、魏仁浦为骨干，掌管枢密使，又混合文武大臣在政事堂，使之同掌国政。柴荣原以为有了这样一个既可靠又权力互相制约的领导集团，帝位可保无虞。但事实则与其愿望相反，在其去世不久，郭氏王朝就被赵氏所取代了。
显德六年六月十九日，年仅39岁的周世宗柴荣病死；时年仅7岁的梁王柴宗训继帝位，是为周恭帝。为防有变，恭帝嗣位后，由李重进兼淮南节度使，防南唐；韩通兼天平节度使，防开封东北面；越匡胤兼归德节度使，防开封东面；向拱为西京（洛阳）留守，防开封西面。这样从四方将京城保卫起来，应该说是很周密细致的。然而，年幼的小皇帝并不能亲政，而大权又旁落于文武重臣手中，于是“主少国疑”的政权危机便势所难免了。
二、“陈桥兵变”
北宋代周，是通过兵变实现的。
兵变的发动者赵匡胤，后唐天成二年（927年）出生于洛阳。其父赵弘殷是五代时的中级军官，后唐时曾典禁军，后汉时以功迁为护圣都指挥使，后周时曾任铁骑第一军都指挥使、右厢都指挥和岳州防御使。赵匡胤青年时期曾在后周太祖郭威手下当过东西班行首、滑州副指挥之类的小武官。后周世宗即位后，他跟随世宗南征北伐，立过战功，因而在禁军中的地位不断提高。显德元年高平战后，他升为殿前都虞候；三年，从征江淮时他晋升为殿前都指挥使；六年世宗北伐时，他为水陆都部署；世宗因病回师后他又被擢升为殿前禁军的最高首领——殿前都点检。他凭借手中掌握的军权，乘后周政权突然危机之机，导演了一幕“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闹剧，其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一，越匡胤以镇（今河北正定）、定（今河北定州市）二州的名义，谎报北汉与辽会师大举南侵，要求后周中央政府急速派兵抵御。宰相范质、王溥等不辨虚实，立即派赵匡胤率军出征。次日，殿前副都点检、镇宁军节度使慕容延钊率领前军先发。前军出城时，开封城内就有“策点检为天子”的谣传，引起了全城哄动，“士民恐怖，争为逃匿计”①，但内廷却很平静，对城中的事态变化并无觉察。
正月初三清晨，赵匡胤率大军出发，由于军纪严整，众心才趋安定。当日傍晚，大军驻于开封东北40里的陈桥驿。就在这里，一个“兴王易姓”的兵变，紧张地进行着。
赵匡胤曾亲自参加过郭威的兵变，具有篡立的“经验”。为了掩人耳目，这天晚上，他并没有直接出面去煽动将兵，而是吃酒装醉睡觉去了，把“黄袍加身”的具体事情交给其亲信赵普和赵匡义办理。赵普，字则平，时为归德节度掌书记。《宋史》称他“参谋缔构，厚重有识”。赵匡义，后改名光义，是匡胤的弟弟，时为内殿祗候供奉官都知。《宋史》谀誉他是个“沈谋英断”的人。赵匡胤依靠这样两个懂得文韬武略的人去办理兵变的事，自然是放心的。
兵变是由禁军几个主要将领首先开场。当晚，都押衙李处耘、内殿直都虞候马仁瑀、殿前都虞候李汉超、散员都指挥使王彦异
——————————
①《宋史纪事本末》卷一《太祖代周》。
等，鼓噪而起，煞有介事地说：“主上幼弱，未能亲政。今我辈出死力，为国家破贼，谁则知之，不如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未晚也。”①李处耘立即将诸将所言，告诉了赵普和赵光义，请他俩出主意。赵普建策说：“兴王易姓，虽云天命，实系人心。前军昨已过河，节度使各据方面，京城若乱，不惟外寇愈深，四方必转生变。若能严敕军士，勿令剽劫，都城人心不摇，则四方自然宁谧，诸将亦可长保富贵矣。”②赵普确实“为政颇专”，他的一席话，不仅道出了诸将要“长保富贵”的心愿，更指出了兵变成功必须安定人心这个关键问题，因此他的主张取得了武将们的赞同和支持。为了里应外合，确保兵变成功，。是夜还派遣衙队军使郭延赞速回京师，驰告赵匡胤的心腹、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和殿前都虞候王审琦，使之作好准备。
第二天（正月初四；黎明，参与拥立的将领们直扣赵匡胤的寝门，呼喊说，“诸将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③，并以象征皇帝登极时穿的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赵匡胤则装出一副被迫的样子，并提出条件说：“汝等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拥立者们一齐表示：“惟命是听”④。就这样，一个要当皇帝，一个要富贵的“各得其所”的政治交易达成了。为了争取官僚集团的支持，确保兵变成功，赵匡胤向诸将“约法三章”：一是鉴于五代以来帝王初入京城，皆纵兵大掠，告诫诸将，“勿得复然”。二是对周世宗的遗老遗少及后周一些旧臣，要以礼相待，指出：“少帝及太后，我皆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等毋得辄加凌暴。”三是必须严肃纪律，申令：“事定，当厚赏汝。不然，当族诛汝。”⑤赵匡胤之所以采取这种软硬兼施的办法，一方面是把拥立者都笼络住，使之勿乱行残暴，免得误了当皇帝的大事；另一方面，也是向众人表示，他与五代以来的其他兵变者不同，他将实行的是以文治国和安定民心的政策。
在一切安排妥当之后，身着黄袍的赵匡胤回军开封，进入京
——————————
①②③④⑤《长编》卷一，太祖建隆元年正月，癸卯。
城，“秋毫无所犯”。早朝未退的后周宰执大臣，忽闻有变，都束手无策。只有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从宫殿中惊慌而出，准备率众抵抗，但他行至街道上，为王彦昇发觉，彦昇立即策马急追至韩家，将他一家杀死。其他一切顺利，无骚动和抵抗者。随后，赵匡胤故作姿态地对后周朝臣说：“吾受世宗厚恩，为六军所迫，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若之何？”①王溥、范质在诸将刀光剑影的威逼下不知所为，遂率百官听命。翰林学士承旨陶谷拿一篇事先准备好的禅代诏书，宣布周恭帝退位，赵匡胤正式当了皇帝。因他当初任归德节度使的地方是宋州（治今河南商丘南），故改国号为宋。并将这年（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改元为宋建隆元年。为了与以后南渡的宋朝相区别，史称北宋；而赵匡胤则成了宋朝的开国皇帝，是为宋太祖。
北宋建立之初，仅是继承了后周的疆土。其疆域，东临海，西至河西，南临江，北抵拒马河。其周边南与南唐、吴越、南汉、南平、武平相邻；北与契丹、北汉、定难军交界；西南同后蜀，西同吐蕃、党项接壤。“初有州百一十一，县六百三十八”。
三、定都东京
（一）宋廷的定都与迁都之争
赵匡胤建立北宋后，便因后周之旧，以东京（今河南开封市）作为首都。
东京是我国一座历史名城。春秋时期，是郑国的边陲之地，据说郑庄公在这里建筑了一座存粮的仓城（在今开封市南的古城村，现存古城遗址），取“开拓封疆”之意，名为开封。战国时期，东京是魏国都城，称大梁，又名汴梁。五代时期，除后唐外都在这里建都，后梁称东都，后晋、后汉、后周均称东京。
——————————
①《长编》卷一，太祖建隆元年正月，癸卯。
然而，在北宋领导集团中，对于是否要把开封作为永久性的都城是有争论的：赵匡胤认为，建都长安是上策，安都洛阳是中策，定都开封是下策。所以他一直主张把都城迁到洛阳或长安，说这样做可以“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①；而晋王赵光义等重臣则坚决主张定都东京，于是在宋廷中遂产生了定都和迁都之争，并在太祖朝一直存在着这一争论。只是由于北宋立国之初，朝政的当务之急是平息后周的方镇叛乱，紧接着又进行平灭南方诸割据政权的统一战争，才没使这一争论突出出来。到了太祖末年，北宋不仅平息了后周的方镇叛乱，而且相继平灭了南方诸国，基本实现了全国统一后，这个定都与迁都之争便突出出来，并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
开宝九年（976年）四月中旬，赵匡胤率领满朝重臣“西幸”洛阳。洛阳是赵匡胤的出生地。赵匡胤“乐其风土”，“尝有迁都之意”。开始讨论赵匡胤“西幸”时，朝中大臣已明显地预感到赵匡胤此行的目的是为迁都作准备。因此，起居郎李符当时就上书列举了迁都洛阳有多种困难，如：“京邑凋敝”、“宫阙不完”、“郊庙未修”、“百官不备”、“畿内民困”、“军食不充”、“壁垒未设”、“千乘万骑，盛暑从行”等等②，以期劝告赵匡胤打消其迁都计划。但是赵匡胤对此根本不加理睬。五月初，赵匡胤在洛阳完成了一系列的祭祀和巡视活动后，竟然要继续留住洛阳，准备将此次西行即作迁都之举。由于赵匡胤迁都洛阳的态度坚决，许多近臣的谏言他都听不进去，因而他的胞弟赵光义不得不出面劝说。开始，赵匡胤仍以“据山河之胜”为由，坚持迁都洛阳只是权宜之计，长远来看应当迁都长安。赵光义又“叩头切谏”，并强调说，安天下“在德不在险”，这才使赵匡胤放弃了迁都主张。
（二）赵光义等主张定都东京的军事方面的原因
综观赵光义等的有关言行，他们力主定都东京，反对迁都洛阳或长安，是既有政治上的原因，又有军事上的原因的。就其军
————————
①②《长编》卷十七，太祖开宝九年四月，癸卯。
事上的原因而言，主要是因为东京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具体说来大致有三：
一是认为定都东京，可以“强干弱枝”。东京处于华北平原的南端，是中原的腹心之地。把东京选作都城，不仅便于宋王朝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也极利于从军事上对全国各地的控制和防范。因而赵光义明白指出：定都东京可以“惩唐季五代藩镇之祸，蓄兵京师，以成强干弱枝之势”①。
二是认为定都东京，利于对敌国用兵。自五代以来，随着北面辽王朝的兴盛和不断牧马中原，辽已成了中原王朝的主要作战对象。特别是周世宗从辽朝手中夺回了燕云十六州的瀛、莫、易三州之地以后，东京遂成了一国、乃至“天下之冲要”②之地，它与北部边防线的距离缩短了许多。在当时交通工具极不发达的情况下，这种指挥中心同前线比较靠近的情形，也是很有利的：采取进攻战略，东京这个军政大本营可以利用其地理位置的优势，集中河南诸路精兵，越过黄河径直北上，免掉劳师远征之苦；采取防守战略，由于东京处于黄河下游中间地段，且北拒黄河，既可依托黄河之险，阻止辽兵南下，又可有效地组织东至山东、西到洛阳、南到江淮的人力物力进行有效地防御作战。即使退却，作为汴运中枢的东京，也可以利用汴河与淮河、长江相通联的有利条件，径直撤往纵深深远、幅员广大的江南。东京这种从战略上可攻、可守、可退的优越条件，不仅是关中的长安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就是关外的洛阳也是望尘莫及的。对于这一点，赵光义虽然没有直接说来，但从其后对辽所发动的两次大规模幽州之战的实践来看，他想利用东京这个“冲要”之地，积极开展对辽作战的意图是相当明显的。
三是认为东京具备屯驻重兵的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建立全国战略指挥中心的良好条件。开封周围是河流纵横、陂泽相望的平原
——————————
①《宋史》卷一百七十五《食货上三》。
②《翠微北征录》卷四《屯要》。
沃野，粮产丰富，经过隋、唐时期的发展，特别是五代后周的经营，到北宋，其经济繁荣达到了鼎盛时期。开封的人口，约有50余万，那里的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都很发达，著名的有兵器制造业、造船、绫锦、陶器、印刷、制茶、酿酒等行业。开封还专门设有造船务，以负责制造和修理各种船只。在金明池（在今开封西郊），还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船坞。开封的商业更是店铺林立，市场繁荣。开封这一强大的经济力量，为其屯驻重兵和提供给军队以充足精良的武器装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开封也是全国的交通枢纽，向以“水陆一都会”而著称。《宋史·食货·漕运》中记载：“宋都大梁，有四河可以漕运：曰汴河，曰黄河，曰惠民河，曰广济河，而汴河所漕为多。”汴河，自隋唐以后就是我国南北水运交通干线，是北宋时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而开封正处于汴河的中枢。开封借助这一汴河，往西接黄、渭可直达洛阳、长安；往东南可直通江淮、两浙、荆湖，并联系岭南、川蜀广大地区。宋太宗时参知政事张洎就曾指出，“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①开封的对外交通虽然以水路为主，而陆路交通也很发达，并且对北方和西北地区的交通，主要依靠就是陆路。以开封为轴心的几条主要干线往北可抵辽境，往东可至山东，往西可与西北及西夏、吐蕃、回鹘联系起来，往西南可达今湖北襄阳，往东南可与永城、宿县相通。这种得天独厚的交通条件，不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意义重大，而且军事上的意义也很明显。因此，在迁都的争论中，与赵光义一起力主反对迁都的铁骑左右厢都指挥李怀忠向赵匡胤建议说：“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怎可遽然迁都呢？②
（三）东京的城邑设防
————————————
①《宋史》卷九十三《河渠三》。
②《长编》卷十七，太祖开宝九年四月，癸卯。
东京作为北宋的首都，虽然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毕竟无山川之险，为四战之地。因此，北宋统治者除屯驻重兵外，非常重视东京的城防建设。
东京城分三重，即外城、里城和宫城，而起防御作用的主要是外城。外城也叫国城、新城、罗城。外城原为后周的旧城，是后周柴荣显德三年（956年）发丁夫十万修筑的。“旧城四十八里二百二十三步”，因当地土硷，故“取郑州虎牢关土筑之”①，使之“坚密如铁”②。又因其城的形状犹如卧牛，故俗称卧牛城。外城是东京城市防御的主要屏障，因此北宋统治者在后周的基础上，多次加以修葺。而每次修葺，又都考虑到如何增强其城垣的防御能力。据说，开宝元年（968年），赵匡胤初修东京时，除大其城址外，还“曲而宛，如蚓诎焉”③，目的就是为了增强城垣的抗御能力。起初，负责丈量和设计筑城的工匠所设计的城垣图，是取方直形，但赵匡胤阅后大为不满。他亲自取笔将工匠绘的图抹掉，又令取来大纸，他独自在大纸上作了一个“纡曲纵钭”的大圈，并在旁边批示了“依此修筑故城”六个大字。④后来许多人都认为这种“曲而宛”的城垣不美观，故在神宗修筑京城时，又将城垣改直，成为矩形。北宋末年，东京被金人攻破。其后南宋史学家岳珂还将城破北宋灭亡的原因，归咎为将城改直，说“城既引直，一炮所望一壁，皆不可立，竞以此失守”⑤。
北宋历代统治者，对开封的外城不断进行了增筑、重修和展筑，以增强其设防性质。其中以真宗、神宗和徽宗三朝的修筑规模最大。这三朝先后增筑的防御设施有：在城垣四面作敌楼；增筑瓮城；封筑团敌马面；增筑“拐子城”；浚治濠城等。真宗时修筑外城，还将城扩展到“城周五十里百六十五步，高四丈，广五丈九尺”⑥。
————————
①《汴京遗迹志》卷一。
②《金史》卷一百三十《赤盏合喜传》。
③④⑤《桯史》卷一《汴京故城》。
⑥《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一六。
后来的战争实践表明，这些防御设施都不同程度的在抵御金兵作战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