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见附图3)
一、双方的作战准备和部署
北宋占领荆、湖后,后蜀东、北两面处在北宋的瞰制之下。于是赵匡胤“始谋伐蜀”①,立即部署入蜀作战事宜。乾德元年(963年)四月,任命张晖为凤州团练使兼西面行营巡检壕寨桥道使,令其详细勘察川陕地形,以备由陆路攻蜀。同月,又在开封城南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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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编》卷四,太祖乾德元年四月,庚子。三月平定武平,四月即准备伐蜀。
明门外凿池引蔡水,造楼船百艘,组训水军,号“水虎捷”,并于是年六月,命镇国节度使宋延渥率禁旅数千,习战于新池,赵匡胤亲自数次前往观看,以备由水路溯江入蜀。
这时,后蜀统治者也感到了宋军的威胁。宰相李昊建议孟昶向北宋纳贡,以求偏安自保。但掌握军政大权的知枢密院事王昭远劝服孟昶先发制敌,不可坐而待毙。北宋西临三峡,北控陇右和秦岭各隘;后蜀前所能依恃的要地,有长江三峡和米仓山等。于是,后蜀一方面派兵东屯三峡,并在涪(今四川涪陵)、泸(今四川泸州市)、戎(今四川宜宾市东)等州扩充水军,以为后援。另一方面派人约北汉同时举兵,准备联合攻宋。乾德二年(964年)十月,孟昶派大程官孙遇、军校赵彦韬等出使北汉,约其南下攻宋,并预定蜀军出黄花(今陕西凤县东北)、子午谷(今陕西西安南),与北汉夹击宋军,夺取关中。但是赵彦韬中途叛蜀投宋,向赵匡胤密报了后蜀实情,并绘呈后蜀的山川形势和兵力分布图。赵匡胤正欲伺机攻蜀,得到后蜀约北汉攻宋的密书后,高兴地说:“吾出师有名矣!”①
乾德二年(964年)十一月初二,赵匡胤发兵两路攻蜀:北路以王全斌、崔彦进为正、副都部署,王仁赡为都监,率步骑3万出凤州,沿嘉陵江南下;东路以刘光义②为副都部署,曹彬为都监,率步骑2万出归州(今湖北秭归),溯长江西上③。两路分进合击,会师成都。临行前赵匡胤分别以阵图授予王全斌和刘光义,并对着地图向刘光义指示方略说:蜀军在夔州(今四川奉节东)设有锁江浮梁(即浮桥),上置木栅三重,夹江配置炮具,封锁江面。因此要先夺浮梁,然后水陆夹击,方能取胜。并严令三军“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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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朝事实》卷十七《削平僭伪》。
②刘光义,后因与宋太宗同名,改名为刘廷祚,又避讳作“光毅”。
③宋军的兵力,《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纪事本末》及《续资治通鉴》,均作“合步骑六万”;而《宋会要辑稿》和《宋史》则为合兵五万,现从《辑稿》和《宋史》。
燔荡庐舍,殴略吏民”①,“违者以军法从事”②。
孟昶得知宋师来攻,命王昭远为行营都统,赵崇韬为都监;韩保正(一作韩保贞)、李进为正、副招讨使。王、赵率兵约3万③自成都北上,扼守广远、剑门等关隘;韩、李率部数万驻守兴元(今陕西汉中),以为配合。
二、北路的攻防情况
乾德二年(964年)十二月中旬,北路宋军攻入蜀境,所向皆捷,连拔兴州(今陕西略阳)外围各要点。十二月十九日击败蜀军7000人,进克兴州,得军粮40余万斛。蜀兴州刺史蓝思绾退保西县(今陕西勉县西);蜀军招讨使韩保正听说兴州已破,便放弃兴元,亦退保西县。宋马军都指挥使史延德率先锋军进攻西县,韩保正懦怯不敢迎战,派兵数万依山背城,结阵自固,被史延德击退,宋军又获粮30余万斛。于是崔彦进、史延德与马军都监康延泽等率部乘胜追击,俘韩保正、李进,越过三泉(今陕西勉县西南约百余里),直抵嘉川(今四川广元东北50里)④。蜀军烧绝栈道,退保葭萌(今四川广元西北)⑤。
这时蜀将王昭远、赵崇韬率军屯驻利州(治今四川广元),派兵于大、小漫天寨(分别在利州城北35里、40里)立寨而守。利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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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辑稿》兵七之二五。
②《长编》卷五,太祖乾德二年十一月,甲戌。
③《长编》卷五,太祖乾德二年十一月壬寅条载王昭远出师时语:“当领此二三万雕面恶小儿,取中原如反掌耳。”
④嘉川:《续资治通鉴》作“嘉州抑(在成都西南);《宋史·王全斌传》作“嘉陵”(不详);今从《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按《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八所载,此嘉川为广元东北之嘉川城,非广元东南之嘉川县。
⑤参见《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八,“葭萌城”条。
嘉陵江东岸,群山环绕,形势险峻,是入蜀的“咽喉要路”①。因栈道断绝,宋军被阻,难以直进。王全斌遂率主力由嘉川东南的罗川小路②迂回南进,由副都部署崔彦进率军一部,赶修栈道,进克小漫天寨,然后会攻利州。宋军如计而行,破小漫天寨,蜀军退保大漫天寨。不数日,王、崔两部会师于深度(大、小漫天寨之间嘉陵江渡口),并夺占桥梁。接着王全斌又将兵力分为三部夹攻大漫天寨。蜀军集中精锐奋力抵抗,但被宋军击溃。宋军乘胜拔取蜀军备寨,俘蜀将王审超等。王昭远、赵崇韬又亲自率兵堵截宋军,三战三败,宋军追至利州北。王昭远等弃城渡江退保剑门(今四川剑阁东北),撤退时焚断浮梁。宋军于十二月三十日占领利州,获军粮80万斛。宋军连得大批粮食,避免远途转漕,颇得“因粮于敌”之利。
三、东路的攻战情况
东路宋军的进展也很顺利。十二月下旬刘光义等攻入巫峡,连破三会(今四川巫山东北)、巫山(今四川巫山)数寨,共歼蜀水、步军1.2万余人,杀其将南光海,擒其战棹都指挥使袁德弘,夺得战舰200余艘。刘光义军进抵夔州锁江浮梁30里处,按照赵匡胤“切勿以舟师争胜,当先遣步骑潜击”③两岸蜀军的预定方案,遂舍舟登岸,击败两岸守军,夺取浮梁。接着“牵舟而上”④,进兵至白帝城西的夔州(治今四川奉节)。夔州是“巴蜀之喉吭”⑤,地位十分重要。蜀宁江(治夔州)节度使高彦俦认为:“北军(指宋军)涉险远来,利在速战,当坚壁待之。”⑥但监军武守谦认为敌至城下,不能避战,必须出击。十二月二十九日,武守谦独自行动,率所部千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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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八。
②罗川路,参见《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八,“石亭戍”条。
③⑥《长编》卷五,太祖乾德二年十二月,辛未。
④《宋史》卷二百五十九《刘廷让传》。
⑤《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九。
人出战,大败而归。宋军跟踪追击,突入城内,高彦俦力战不胜,愤愧自杀。宋军占领夔州,打开了由长江入蜀的大门。
四、两路宋军直逼成都,后蜀投降
乾德三年(965年)正月,蜀主孟昶见形势危急,命太子元喆(一作玄喆)为元帅,率兵万余增援剑门。剑门“凭高据险,界山为门”①,是屏障成都的重险。其得失关系重大,孟昶却委之于“素不习武”②的太子。太子载“其爱姬,携乐器、伶人数十以从,蜀人见者皆窃笑”③,置战事于不顾。
此时宋北路军自利州直趋剑门,进占益光(今四川昭化)。宋军见剑门险峻,有人提出以大军由剑门东南的来苏小路进军,绕至剑门之南,断其后路。康延泽分析当时情况,认为蜀军数战数败,士气低落,可急攻而下,主帅不宜自率大军行狭径作此迂远进攻。可派遣一偏将从小路绕到剑门南面,然后与北面进击的大军夹攻剑门蜀军。王全斌采纳了康延泽的意见,分兵一部趋来苏,自率精锐从正面进攻剑门。蜀守军一部见宋军由来苏小路进攻,弃寨而逃;王昭远也处置失当,仅以偏将防守剑门天险,自率大军退守汉原坡(今剑阁东30里)。宋军乘势前后夹攻,迅速攻占剑门,并向汉原坡挺进。蜀将赵崇韬布阵迎战,而“自比诸葛亮”的王昭远畏战,竟“据胡床(可折叠的轻便坐具),不能起”④。未经激战,宋军即击败蜀军,歼其万余人,擒俘都统王昭远,乘胜占领剑州(今四川剑阁)。正月初,蜀太子元喆进至绵州(今四川绵阳),听到剑门已失,仓皇逃回成都。
与此同时,东路宋军自夔州沿江西上。蜀万(今四川万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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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八。
②《十国春秋》卷四十九。
③《新五代史》卷六十四《孟昶传》。
④《长编》卷六,太祖乾德三年正月,甲戌。
施(今湖北恩施)、开(今四川开县)、忠(今四川忠县)、遂(今四川遂宁)等州守军皆献城迎降,刘光义、曹彬等得以率军顺利西进。
正月初,北路宋军直逼成都城下,接着东路也继至。正月初七,孟昶见大势已去,被迫向王全斌投降,后蜀至此灭亡。赵匡胤封孟昶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随即下令减免蜀境租赋,派参知政事吕余庆入成都主政,逐步平息各地骚乱①,巩固了对蜀地的统治。
自王全斌等自开封率军入蜀,至孟昶投降,仅用了66天。宋军之所以能够迅速取得胜利,关键是由于洞悉敌情和地形。后蜀虽有联络北汉夹击宋军的企图,但未能实施,实际处于战守不定状态。宋军乘机先敌行动,迫使后蜀仓促应战,临时部署防御。赵匡胤利用蜀将赵彦韬提供的情报,针对巴蜀有嘉陵江、长江直贯南北、东西的地形特点和蜀军防务上兵力不足的弱点,采取东、北两路沿长江、嘉陵江分进合击的部署是比较恰当的。两路宋军作战中,王全斌和刘光义的指挥也较出色。刘光义在夔州,针对蜀军锁江设防,水强陆弱的情况,适时舍舟登岸,先夺取两岸,然后水陆配合,一举突破蜀军利用浮梁所组织的防御要点,接着沿长江长驱直入。北路主将王全斌善于迂回、夹击,避坚击瑕,迅速地攻占利州。又用奇兵出至敌后,因而能较快地突破剑阁隘险,在东路军的配合下,直逼成都,迫使孟昶投降。
蜀军之所以失败,除政治上不稳外,主要是准备不足,战守无方,将帅无能而自以为能。在防御上,由于处处顾虑宋军突入,北面在米仓山,大小漫天寨分兵立寨;东南沿长江分兵守御,致战线过长,兵力分散。本来,蜀军兵力多于进攻的宋军,前后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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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孟昶投降后,王全斌等人坑杀降卒2.7万人,掠夺财物,引起后蜀军民的强烈反抗,一度聚众10余万,骚乱17州。经两年苦战,加之赵匡胤、吕余庆的一系列政治措施,才得以平息。事后,赵匡胤严明军纪,惩处一大批将领,王全斌被贬官。
入作战的兵力不下10万,相当于宋军北、东两路的2倍,加之地形有利,原可有效地迟滞宋军,阻其深入,然后伺机破敌,由被动转为主动。但孟昶、王昭远、韩保正等人缺乏战略头脑,不懂得守险扼要,重点守备,保持机动兵力,寻机歼敌。东线如能集中兵力于夔州,水陆并重,宋军必难通过,相持日久,犹可寻机击破宋军。但由于分兵散守各城,结果不是被各个击破,就是被迫投降。北线如果坚持屯重兵于剑门和兴元,守可阻止宋军前进,战可乘宋军之隙,或出侧后断宋之归路,使其腹背受敌,疲而歼之。特别是驻守兴元的韩保正,本可牵制宋军南下,威胁宋军的侧后,配合利州、剑门守军的防御,但他竟不战而放弃汉中,这就解除了宋军侧后顾虑,得以集中兵力放手南下。这对北线防御是极其不利的,也对整个防御起了极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