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采取“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①的军事领导体制。实行这种体制，目的是通过管理权限明确而互相制约的划分，使军队的建置、调动和指挥大权都集中于皇帝一人之身。北宋这一军事领导体制，从宋初开始以来②，一直延续到北宋末年。
一、枢密院
北宋沿用五代制度，在中央政府设立枢密院。枢密院的正长官为枢密使和知院事；副长官为同知院事、枢密副使、签书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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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卷一百六十二《职官二》，引知枢密院事李纲语。
②《文献通考》卷五十八《职官十二》载：“建隆元年，以魏仁浦、吴兴（《长编》和《宋史》均作“廷”）祚为枢密使，赵普为副使”。由此可知，从宋建国之初开始，就设置了枢密使和副使。
等。由于宋初官无定制，所以往往有枢密使，则置副使，有知院事，则置同知院事。在枢密院正副长官之下，设有都承旨、副都承旨，负责枢密院的内部事务。此外，还设有编修官，负责有关兵书和军事条例的编纂工作。不过，它是随事设置，并无定员。
枢密院的下设机构称为“房”。宋初有兵、吏、户、礼四房。神宗改制后，“凡房十有二”①，即北面房、河西房、支差房、京房、教阅房、广西房、兵籍房、民兵房、吏房、知杂房、支马房、小吏房。各房的职权，大都与其名称相对应。如：北面房，掌管河北、河东路官兵，及北部边防事务；民兵房，掌管三路保甲、弓箭手等等。但也有的房，其职权范围比其名称所体现的宽泛一些。如“教习房”，除掌管京畿和诸路军的“校习”外，还管理“封桩阙额请给，催督驿递及湖南路边防”。②
枢密院是军事行政机关，职权范围较大，“凡天下兵籍、武官选授及军师卒戍之政令，悉归于枢密院”③；“枢密院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戍马之政令，出纳密命，以佐邦治。凡侍卫诸班直、内外禁兵招募、阅试、迁补、屯戍、赏罚之事，皆掌之”④。
枢密院并不直接统率军队，但在中央政府中具有很高地位。宋初，皇帝直接统辖的中央机构有中书省、三司等六个部门，而枢密院的地位与中书省并驾齐驱，高于其它各个部门，“枢密院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⑤。枢密院的长官（包括使、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签书院事）与副相（即参知政事、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共为“执政”。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执政统称“宰执”，是宋朝最高的行政长官。同时，枢密院的大事都要报皇帝批旨。宰相与枢密院分别朝奏，使枢密院成为皇帝直接控制的一个军事机关。
宋朝既设有兵部，又置枢密院，而枢密院的权力又甚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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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④《宋史》卷一百六十二《职官二》。
③《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四之一。
⑤《文献通考》卷五十八《职官十二》。
是使兵部“名存实亡”①。神宗改制时，朝中有人提议要把枢密院合并到兵部，但神宗未予采纳，说：“祖宗不以兵柄归有司，故专命官以统之，互相维制，何可废也？”②此外，枢密院的长官，重视任用文臣。枢密院长官偶尔任用武臣，往往要遭到非议，说这会引起“四方轻朝廷”③。例如，在枢密院里原来没设同签书院事一职，英宗时才开始任郭逵担当这一新职。为什么本有签书院事职务空着而另设同签书院事呢？除了郭逵资历浅以外，主要因他是武臣。如果任命他为签书院事，就可能升为枢密院事或副使，就会出现“武臣权预国政”的情形，因此“只除同签书”④。不仅枢密院长官要任用文臣，连其下属如都承旨，也是“文武互用”⑤，甚至编修《经武要略》这样具体工作，也认为“岂可令武臣提举？”⑥这说明，宋朝实行的枢密院掌兵制度，是贯彻了“重文轻武”、“以文制武”的思想原则的。
二、三衙
三衙，亦简称三司（殿前司或殿司、马司、步司），是宋朝分掌皇帝三支亲军的最高指挥机关。三衙的全名是：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由于唐代方镇之亲兵称衙（牙）兵，而五代的皇帝们以及宋太祖赵匡胤大都出自方镇，故沿称三司为三衙。
三衙，是在五代初建立的侍卫亲军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成的。“梁太祖始置侍卫马步军”⑦。后唐时，仍置侍卫马步军，但在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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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容斋随笔·续笔》卷十一《兵部名存》。
②《宋史》卷一百六十二，《职官二》。
③《长编》卷一百七十二，仁宗皇祐四年六月，丁亥。
④事见《文献通考》卷五十八《职官十二》。
⑤⑥《挥麈录·前录》卷二。
⑦《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五《兵七》。
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之下，又分设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后周时，另设殿前都指挥使，并分别任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和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于是形成了两司（殿前司和侍卫司）三衙（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的情形。即是说：“殿前都指挥使总殿前诸班，马军都指挥使总侍卫马军，步军都指挥使总侍卫步军，宋朝三衙之职昉于此。”①
宋朝建立之初，统兵机构虽然名义上仍然存在“殿前、侍卫两司”②，但是实质上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侍卫司五个高级职务中（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有三个（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从太祖收兵权开始长期空缺⑧，到真宗初年马步军都虞候又“无复任者”，于是“侍卫之马军、步军遂分为二，与殿前号为三衙”。④
三衙虽为统兵机关，但各衙只设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和都虞候。同时，三衙的长官也很少同时配齐共九员者。三衙的长官还分别称为殿帅、马帅、步帅，合称三帅。三衙分别掌管所属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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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一，显德元年正月，庚寅条注。
②《长编》卷三，建隆三年十一月，甲子。
③赵匡胤受禅前夕，在后周侍卫亲军司中担任五个高级职务的分别是：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副都指挥使韩通，都虞候韩令坤，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赵匡胤即位后，即于建隆元年正月十一日，调任石守信为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张令铎为马步军都虞候；十九日，任命韩令坤为马步军都指挥使。同年秋季，又以韩重贺为马军都指挥使、罗彦环为步军都指挥使。次年闰三月，又任命石守信为马步军都指挥使。这次调整中，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出现了空缺。七月，赵匡胤搞“杯酒释兵权”。至九月，由于石守信被任命为天平军节度使，张令铎被任命为镇州节度使，“皆罢军职”，于是马步军都指挥使、都虞候两职也出现了空缺。只是在雍熙三年七月，太宗因步军都指挥使、静难节度使田重进在幽州之战中有功偶尔任命他为马步军都虞候。
④《群书考索》续集卷四十四。
军。“凡统制、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皆总其政令”①。至于军队的调遣和统兵打仗，一般不是三衙的职权范围。不过，太宗在第二次幽州之战中，曾临时任命三衙的长官为“将帅之官”，负责统兵打仗。如当时任命马军都指挥使米信为幽州西北道都部署，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为定州路都部署。
三衙之间没有统属关系，是相互平行的三司鼎立。目的是使之互相箝制，以便于皇帝集中军队的最高指挥权。由于三衙各司其职、互不相属，所以运作起来很难协调，既妨碍了办事效率，也损伤了各衙的主动负责精神。
三衙的出现，不仅在侍卫司中减少了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三个高级职务的设置，而且在殿前司中也砍掉了“在都指挥使之上”的殿前都点检和副都点检两个高级职务②。这种减少高级职务，任命资浅者统兵，是宋太祖收兵权后对军制的重大调整。其目的，显然是为了防止武将威胁皇权，以巩固赵宋王朝的长治久安。
三、帅臣（率臣）
“宋初革五季之患，召诸镇节度会于京师，赐第以留之，分命朝臣出守列郡”③；加之，宋太祖到宋真宗时，凡出师征战，都要临时委派武将作为统帅，于是就形成了北宋前期的“率臣主兵柄”制度。
“率臣”，有安抚使、经略使、经略安抚使，都部署、副都部署、部署、副部署，都钤辖、钤辖、副钤辖，都监、副都监、监押等名称。后来避宋英宗赵曙的名讳，“改名部署曰总管”。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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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卷一百六十六《职官六》。
②殿前都点检，自建隆二年闰三月“不复除授”；殿前副都点检，自建隆二年九月“亦不复除授”。这两个职务都是“太祖收兵权”中取消的。
③《宋史》卷一百六十七《职官七》。
职权大小不等的各级率臣，是分驻各地中央禁军和当地禁军的“将帅之官”①。其主要职责有三：一是镇戍，主要是镇压各地的农民起义；二是负责禁军的训练、更戍等；三是征战事宜，尤其在边防地区，这一职责更加突出。这些“将帅之官”，临时委任，并无定制，“边境有事，命将讨捕，则旋立总管、钤辖、都监之名，使各将其所部以出。事已，则复初”②。
北宋初，部署、钤辖、都监等有“行营”和“驻泊”的区别。顾名思义，“行营”者一般执行征伐和进攻作战任务，“驻泊”者一般执行镇戍和防御作战任务。有时行营与驻泊二者兼而有之，如宋真宗时，王超就曾担任过“定州路驻泊行营都部署”③。“澶渊之盟”后，“行营之号悉罢”，止为驻泊。这说明，北宋的“守内虚外”军事政策和消极防御军事战略，也反映到军事领导体制中。
如同枢密院一样，帅臣主兵也逐步演变成了文臣主兵。太祖时，诸如部署、钤辖、都监之类，都是专用武将。太宗时，虽然大的征战，如攻打北汉和两次幽州之战等都是使用武将作统兵官；但在镇压四川王小波、李顺起义时，就曾任命文官参知政事赵昌言为川、峡两路都部署，自统兵的宦官王继恩以下“并受节度”④。真宗初年，在同辽军的作战中，虽然也是以武将统兵和镇戍，但到澶渊之盟签订后，任用文臣统管地方军政便逐渐形成了惯例。
在枢密院、三衙、率臣三者之间，没有隶属关系，而是各自独立、互相平行关系：“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⑤；而率臣有统领分驻各地军队作战的指挥权，但又临时委派，“不得专其兵”。由于统兵机构和统兵官分成平列的三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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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五十二《乞罢将官札子》。
②《容斋五笔》卷三《三衙军制》。
③《长编》卷五十二，咸平五年六月，乙亥。
④《长编》卷三十六，淳化五年八月，癸卯。
⑤《范太史集》卷二十六《论曹诵札子》。
互相制约，分别向皇帝负责，于是一方面削弱了臣僚和地方的军权，另一方面也确保了军事大权高度集中于皇帝一人之身。实践证明，北宋实行的这一“彼此相维，不得专制”①的军事领导体制，对于消除“五代割据，干戈相侵”②的弊端，保证社会安定和正常生产秩序，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兵权过分集中于皇帝，也不可避免地束缚了文武臣僚，特别是武将们掌兵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从而影响了军队建设，损害了军队的战斗力。
四、高度集中的领导方式——通信传令制度
为了确保中央、特别是确保皇帝对军事的集中统一领导，北宋认真总结经验，努力摸索，逐步建立起一套适应于这种领导体制的军事通信传令制度。其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在北宋的前期已经产生并逐步完善起来，主要是：
1、军情日报制度。宋朝军事条令规定：“凡行军，主将不以有无事机，并须日一发奏，仍令急递；或事非文字可传者，即差亲信驰奏。”③即是说，只要是军事行动，无论有没有重要军情，军队主将每日都必须向皇帝或朝廷报告一次。
2、急递传送制度。急递传送分为“急脚递”和“马铺递”两种。皇祐元年（1049年），仁宗规定，“马铺每一昼夜行五百里，急脚递四百里”④。可见，马铺递所传送的军事命令或朝廷下发的公文要更紧急一些。
3、凭信制度。北宋军事条令还规定：“凡朝廷问机密事宜及兵甲钱粮文字，不得只凭口宣，须亲见宣敕，方得奏报。”⑤为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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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群书考索》续集卷四十四。
②《曲洧旧闻》卷一。
③⑤《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五《行军约束》。
④《宋会要辑稿》方域十之二十二。
受命者亲见宣敕，不致有误，北宋前期开始建立了凭信制度，其所用的虎符之类的凭信物主要有传信牌、铜符和木楔三种。宋真宗时采用的传信牌，“漆木为牌，长六寸，阔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凿枘令可合，又穿二窍容笔墨，其上施纸札，每临阵则分而持之，或传令则署其言而系军吏之颈，至彼合契，乃署而复命焉。”①宋仁宗初年，不仅有传信牌，还颁行了铜符和木楔。铜符是专用于枢密院令各路总管、钤辖发兵的；木楔则用于各路总管、钤辖“官高者”，令“诸州军城砦”发兵的。②
4、防止失泄密制度。军事通信和传令，具有很强的机密性。为了防止失泄密，北宋真宗时创造了“字验”法。据《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五《字验》记载，这种“字验”法就是：事先“约军中之事略有四十余条”，诸如“请弓”、“请马”、“请退军”、“请固守”、“未见贼”、“贼移营”、“贼进兵”、“将士叛”等等；偏裨将校受命后，再由主将“发以旧诗四十字，不得令字重，每字依次配一条，与大将各收一本”，“使众不能晓也”。“字验”，实际是一种暗语传输，近乎现代的密码传递。它的出现，应该说在军事通信的历史上是个值得重视的成就。
总之，为了保证对军事的集中统一领导，北宋前期建立的各项通信传令制度，较好地体现了准确、迅速和安全保密等特点，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很不简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