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建立后，宋太祖赵匡胤鉴于五代以来，“卫兵虽众，未尝训练”③的现实，即大讲武事，注重禁军的教育训练。如，首议教阅击刺骑射、选天下骁骑集阙廷、亲御近郊阅武等。赵匡胤之后的历朝统治者，亦效仿祖宗的做法，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军队训练，并逐步形成了一套训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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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卷一百九十四《兵八》。
②《宝庆四明志》卷七。
③《玉海》卷一百四十五。
一、训练对象
北宋军队数额很大，但并不是所有军队都是参加训练的。作为制度规定，坚持训练的军队主要是禁军和一部分厢兵。当然，即使是禁军，也并不是全训，而是“禁军月奉五百以上，皆日习武技；三百以下，或给役，或习技”。①
厢兵的训练问题比较复杂。作为役兵的厢兵，原本并不参加作战，亦无训练任务，即不属于参训军队之列。但到宋仁宗庆历时，在广南招收了巡海水军、忠敢、澄海诸军，它们虽然也叫厢军，但“皆予旗鼓训练，备战守之役”②，于是开辟了部分厢兵参训的先例。皇祐中，富弼在京东路招募河北路灾民时，“拔其尤壮者得九指挥，教以武技。虽廪以厢兵，而得禁兵之用”③，并建议将他们加刺“教阅”二字。宋仁宗不准增加刺字，却将马军的名号定为“教阅骑射、威边”，步兵名号定为“教阅壮武、威勇”，从此就产生了教阅厢兵的专称，以与大部分不加训练的厢兵相区别。自嘉祐以后，又在京东西路和其他各路陆续设置教阅厢兵。尽管如此，教阅厢兵在厢兵中的比例是很小的。例如，宋英宗时，“总诸州本城教阅骑军之额四，步军之额六，不教阅骑军之额三十有五，步兵之额一百九十有五。”④当然，实际教阅厢兵可能比上述所举的比例要大些；不过从总体比例上看，仍然是较小的。
北宋所规定的参训军队，实际在人员、时间上并不能真正落实，不赴训练和教阅的情形相当严重。例如，治平二年(1065年)，英宗就曾下诏：“河北战卒三十万一千，陕西四十五万九百并义勇等，委总管司训练，毋得冗占。”⑤这从侧面说明，本应训练的部队，随意让官府改占挪为服杂役的情形很普遍。再如，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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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⑤《宋史》卷一百九十五《兵九》。
②③《宋史》卷一百八十九《兵三》。
④《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六《兵八》。
宗初年，神宗发现：“主兵之官冗占者众，肄习弗时，或误军事。”①还有，“河朔兵有教阅之名而无其实”的情形在别处也不罕见。这种由于冗占而使训练部队不务训练的状况直延续到北宋末年。
二、训练内容
北宋军队的训练内容，大致包括“日习”、指挥信号和刀枪弓弩等项训练。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其训练内容还算比较丰富的。
（一）“日习”训练
“日习”，也称为“日阅”，当为“禁军月奉五百以上”者经常性的训练科目。称之为“日习”或“日阅”，大概同北宋春秋季节举行的“大阅”（即由皇帝或枢密院、三衙主持的大型阅兵）相区别有关。北宋将军队的“日习”作为一种制度规定下来，表明宋廷对这一科目是很重视的。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它是一种基础训练；二是“国朝军制，凡五百人为一指挥……统以一营居之”②，而大阅又不经常进行，所以只好靠“日习”来加强各营（指挥）这一基本战术单位的基础训练。
北宋军事条令规定：“凡诸日习之法，以鼓声为节，骑兵五习，步兵四习，以其坐作进退。”③实际上，这里的“五习”、“四习”，并不是同一科目重复五次、四次，而是“日习”中骑、步所要训练的五项、四项内容。当然，五习习间的进退、击刺动作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但由于每习的编队和动作的顺序都不相同，所以“习”与“习”间就有明显的区别了。
“日习”是一种官能的综合训练，旨在训练士卒的耳、目、手、足、心，以适应作战的需要。也就是说，“教耳，所以审金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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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宋史》卷一百九十五《兵九》。
②《武经总要》前集卷二《日阅法》。
“教目，所以辨旗帜也”；“教手，使屈伸便利，提挈敏急”；“教足，使进退合宜，往来迅疾”；“教心，使庶务恭顺，执事精强”。①
（二）指挥信号的训练
这一训练既是确保部队协调统一和“指挥无失”的重要措施，也是基础训练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这种发号旋令的训练，以达到“阵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别而合之，绝而解之，无犯进退之节，无绝人马之力”②的目的。指挥信号除了“旗”以外，还包括鼓、角、金、钲等。可能因为鼓、角、金、钲在“日习”和“大阅”中已附带进行了训练的缘故，所以北宋很强调“旗”的训练，并专门规定了旗例。《武经总要》前集卷二，对旗例做了这样规定：“凡掉而招（举起）旗，则众皆集。一点（向下微动）卓（直立）旗，则队头集；二点卓旗，则百人将集；三点卓旗，则五百人将集。一点一招，则千人将集。一招而掉，则诚(han，散开)。簸(do，摇动)旗则整齐。掉而指则合。左再挥则左，右再摆则右。偃旗则止，摆而指则开。再掉而指则聚，再掉则散。卷旗则衔枚（防喧哗之物）。卧旗则俯伏，举旗则起。三掉则见敌。左右掉则布阵，再啖(shan，闪烁)则进。招而掩则跪，再招则退，再招再掉则素（空）救援。再啖则发军归。”上述这些规定，不仅指挥员要掌握，士卒更要熟记和遵照执行，是有训练和作战任务部队不可少的训练科目。
（三）技术训练
北宋军队的技术训练，指的是刀、枪、弓、弩等“执兵用刃”的训练。训刀，主要训练“执持便惯”、“形制轻重”、“砍伐勇劣”等内容；训枪，主要训练把握刺击方向、旋转进退以及刺进深度等；训弓，除了训练“张弓架矢，威仪容止”外，主要训练箭速快、射程远、射靶准、穿甲强等；训弩，着重训习系缚弛张的轻利捷敏和命中目标等。
与刀、枪之类的短兵器相比，北宋更加重视弓、弩等长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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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武经总要》前集卷二《日阅法》。
的训练。这是因为，弓弩等长兵器技术更为复杂一点，并且它们可以射坚及远，利于争险守隘、遏冲制突，是对付北方少数民族强大骑兵的有效兵器。因此，北宋历代皇帝都对弓弩训练的内容、标准提过不少要求，作过许多规定。其中，对弓弩的挽强（弓力）、踱硬（穿甲力）、射亲（射中目标）等项所作的规定更为具体。在挽强方面，宋太宗时就曾规定：“弓力有至石三斗，以引强平射者为上等；艰于引满者别为一等；其诸浅软者又为一等。”①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又规定：“营置弓三等，自一石至八斗；弩四等，自二石八斗至二石五斗，以次阅习”②。再如，在射亲方面，宋仁宗和宋神宗两朝，规定得更加详细。仁宗时曾先后提出“诸军以射亲疏为赏罚”，“不习射亲不可以临阵”，“诸军选将校，武艺钧，以射亲为上”等规定和要求。③庆历二年（1042年），仁宗还采纳杨偕的建议，规定教骑兵只教九斗至七斗三等弓，可“划的为五晕（环），去的二十步引满即发，射中者，视晕数给钱为赏。”④元丰元年（1078年），神宗诏立在京校试诸军技艺格，规定：“步射，六发而三中为一等，二中为二等，一中为三等。马射，五发骤马直射三矢、背射二矢，中数、等如步射法。弩射，自六中至二中，床子弩及炮自三中至一中，为及第。并赏银有差。”⑤
为了提高弓弩训练水平，仁宗、神宗两朝，还注重从弓弩射的综合情况上考评训练成绩。例如仁宗时，根据韩琦所制定的训练格规定：“射亲入第四至第七等，量先给赐；入第三等已上及挽强、踱硬中格，悉引对亲阅；等数多者，其正副指挥使亦第赐金帛。”⑥再如，神宗时颁行的诸军技艺格规定：“弓弩坠落，或纵矢不及堋，或挽弓破体，或局而不张，或矢不满，或弩踱不上牙，或护不发，或身倒足落，并为不合格。”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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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七《兵九》。
②③④⑤⑥⑦《宋史》卷一百九十五《兵九》。
三、训练时间
北宋前期太祖、太宗各朝，就将“大阅”（亦称大教）安排在八九月份进行。之后，禁军的教阅逐步形成了“毋过两时”（春、秋两季）的制度。北宋对军队训练时间作出这一规定，可能出于既不影响农业生产，又对训练有利的双重考虑。例如，庆历六年（1046年），仁宗曾下诏：“诸军夏三月毋教弓弩，止习短兵”①。三月已是农忙季节，如实际操作和教习弓弩之类的抛射兵器，自然要影响农田耕作，而只习短兵则可避免这一不良影响。再如，元丰二年（1079年），神宗命令河东、陕西诸路：“旧制，马军自十月一日驰射野战，至谷雨日止。塞上地凉，自今教起八月，止五月一日”②。神宗此诏，显然是考虑到在寒冷季节训练马军效果不好，才把训练的开始时间提前两个月，截止时间错后一个月的。
为使训练时节适宜，宋哲宗也曾作过训练时间要避暑避寒的规定。元祐六年（1091年），三衙向枢密院提出，要求近伏70天内停止诸军教阅，哲宗遂下诏：“今后入伏，遣中侍传宣诸军住教。”③
四、训练方法与措施
（一）“披甲”与“兼习”
北宋在军训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徒手训练或一人仅掌一件兵器的专一训练不符合实战的要求，因此不断改进训练方法。例如，仁宗就曾先后三次诏命改进训练方法，提高训练难度：康定元年（1040年）指示说：“教士不衽带金革，缓急不足以应敌。自今诸军各予铠甲十、马甲五，令迭披带”；庆历二年（1 042年）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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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宋史》卷一百九十五《兵九》。
下诏：骑兵要佩劈阵刀，训练时可以用木杆代替之；庆历四年，再次下诏说：“骑兵带甲射不能发矢者，夺所乘马与本营艺优士卒。”①“兼习”，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对同类兵器的兼习，如枪手兼习“标”（标枪）、弩手兼习神臂弓等；另一方面则指有些长短兵械的相互代替。元丰元年（1078年），贾逵、燕达所推荐的“东南队法”，就有“以弩手代小排（盾牌）”的做法。
（二）训练的“分等”与奖优罚劣
“分等”训练，并按训练成绩优劣予以相应的奖惩制度，早在宋初就开始实行了。仁宗时并州知州明镐说：“臣近籍诸营武艺之卒，使带甲试充奇兵外，为三等，庶几主将悉知军中武技强弱，临敌可用”②。实际上，分等训练除了便于将帅了解军中武技强弱外，还体现了训练的循序渐进的原则。范仲淹就曾建议：“以带甲射一石充奇兵，余自九斗至七斗为三等，射力及等即升之。”③这就是
说，分等训练还有达到一等，再升一等，逐步增加训练难度、提高训练档次的好处。因此，仁宗把范仲淹的建议即“诏著为令”。奖优罚劣的目的，正如王安石所言：“训练简阅有不如诏者罚之，而赏其能者。赏不遗贱，罚不避贵，则法行而将吏加劝，士卒无不奋励矣。”④奖励方式有赏钱、赏物、免役、补阶级多种。有时则采取几种奖励并施的办法。如，仁宗采纳韩琦的意见，对春秋季大阅中实行了“武技出众者优给赏物，免本营他役，候阶级缺，如旧制选补”⑤的奖励办法。至于惩罚，大体亦有罚役、降低兵种等级等形式。例如，元丰年间就曾有“马军教习不成，请降步军；又不成，降厢军”⑥的规定。
五、训练官的设置
设置专职的训练官吏，是北宋一个有特点的保证教育训练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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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⑤⑥《宋史》卷一百九十五《兵九》。
实的举措。据《却扫编》卷上载，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副使时，将郝延路兵分成六将以后，就“每指挥选少壮勇健者二十五人，先教之以弓弩、短兵，俟其技精，则补为教头，每人却俾分教十人，以次相授”。“教头”，就是专司训练之军官或军吏，范仲淹是宝元三年（1040年）与韩琦任陕西经略副使的。这说明，“教头”这一专职训练官吏，至少在宋仁宗中期就开始设置了。
宋神宗时，为了加强训练，提高军队战斗力，设置了各种等级的训练官。如指使、巡教使臣、教头、都教头、训练官等。这些训练官在当时设置得比较普遍。不仅在马、步军中设置了训练官，在水军中也有设置。如在广西，熙宁八年（1075年），刘彝代沈起为广西经略使时，就曾“点集土丁为保伍，授以阵图，使岁时肄习；继命指使因督盐运之海滨集舟师，寓教水战。”①
训练官吏，其职责是专管训练的。但也有是负责考核军士武技的。如熙宁五年（1072年），宋神宗下诏：“在京殿前马步诸军巡教使臣，并以春秋分行校试。射命中者第赐银碟，兵房置籍考校，以多少定殿最。”②所谓“定殿最”就是考评训练成绩优劣的。看来，巡教使臣，已是教官兼考官了。
这些训练官有的是中央选派的，有的是从地方选拔的。但无论中央选派的，还是从地方选拔的，其地位都很低，其中有的并不是军官，而是军吏或武艺出众的军士。例如，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枢密院提议，在“陕西、河东选三班使臣及士人任殿侍者，以为河北诸路指使，教习骑军。”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