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法规，是维护军队高度集中统一，加强军队战斗力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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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编》卷二百七十一，神宗熙宁八年十二月，丁酉。
②③《宋史》卷一百九十五《兵九》。
要手段，是驾驭军队的有力武器。历代统治者，为了使军队成为得心应手的统治工具，无不重视军事法规的建设。北宋王朝的统治者们，当然也是如此。作为专门的军事法规，在北宋时期虽然还不完整，但据史籍所载，有关军事方面的法律如敕、令、格、条等则是不少的。这里对其中有代表性的《阶级之法》、《宋刑统一擅兴律》和《武经总要·罚条》分别作一介绍。
一、阶级之法
“阶级之法”是宋太祖赵匡胤亲自制定的。其内容，体现于宋朝的《斗讼敕》之中，该敕规定：“诸军厢都指挥使至长行，一阶一级全归伏事之仪（虽非本辖，但临时差管辖亦是）。敢有违犯者，上军当行处斩，下军及厢军徒三年，下军配千里，厢军配五百里。即因应对举止，偶致违忤（谓情非故有陵犯者），各减二等，上军配五百里（死罪，会降者配，准此），下军及军厢[厢军]配邻州，以上禁军应配者配本城。诸事不干己辄论告者，杖一百，进状，徒二年（并令众三日）。诸军论告本辖人，仍降配，所告之事各不得受理（告二事以上听理，应告之事，其不干己之罪仍坐）。诸军告本辖人再犯，余三犯，各情重者，徒二年，配邻州本城。”①上述所引，已不是宋初原来的阶级之法，而是经过后世补充修订过的“阶级之法”。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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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五之一三。
②《宋史》卷一百八十九《兵三》载：“大中祥符元年诏：应诸道州、军、监厢军及本城指挥，自都指挥使已下至长行，对本辖人员有犯阶级者，并于禁军斩罪上减等，……”。由是可知，厢军实行“阶级之法”，是在真宗大中祥符时期才开始的。而上述所引的“阶级之法”有好几处已提到了对厢军违阶级者的处罚，这说明现在见到的“阶级之法”是经过修订了的。还有，据《宋会要辑稿》刑法七之一。至一二记载：宋仁宗时，曾认为“禁军料钱三百犯阶级者斩，刑名大重”，故改为下军（即军料钱三百的兵士），为刺配千里。这也说明，现在见到的“阶级之法”是经过后世修改了的。
从经过后世修改补充的“阶级之法”中，可以清楚看出：它既确立了从“诸军厢都指挥使至长行”的绝对隶属关系，又规定了下级“违犯”、“违忤”和“论告”上级的各种刑罚。也就是说，它不仅建立了“一阶一级”等级森严的“伏事之仪”，还规定了违反这一封建秩序要受到的惩罚，真可谓封建社会中较为完备的一项军事法规。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讲的“违犯”，指的是明显的或故犯，而“违忤”则是轻微或无意的违犯。二者虽在量刑上稍有区别，但都是非常重的刑罚。还要指出，这里的“论告”，也并不单指“诬告”，而是所有的“上告”。即是说，按照阶级法的规定，将校、节级可以凌辱兵士，而兵士只要稍有冒犯，即行处死或流放，连上告也将被判刑。可见，“阶级之法”原来是阶级压迫之法，并且是极为残酷的法律。
赵匡胤登极之后，首先要制定一个“阶级之法”，是有其深刻的阶级和社会根源的。自五代迄宋初，社会上一直存在着地主同农民之间的尖锐对立、军队中也存在着官兵之间的尖锐对立。为了巩固地主阶级及其代表的各级军官的统治地位，宋王朝建立之初，不仅需要一部反映封建统治者利益的行政法规，还需要有个反映军官特权的军事法规。尤为重要的是，从晚唐至五代以来所出现的“藩镇跋扈，威侮朝廷，士卒骄横，侵逼主帅，下陵上替（废止），无复纲纪”①局面，更给赵匡胤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为了维护赵宋王朝的长治久安，改变以往“犯上作乱”的积习，也很需要这一在军队中巩固封建等级制度的军事法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阶级之法”应运而生，并成为终宋一代的最重要的军法。直到北宋后期，枢密院仍将宋太祖制定的这一“一阶一级全归状事之仪”的阶级条法“以匣藏之”②，作为百年不易的重要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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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三十二《言阶级札子》。
②《画墁录》。
二、《宋刑统·擅兴律》
《宋刑统》是宋代一部基本的、较为系统的成文法典。它是在宋初法律条文比较混乱的情况下产生的。因为宋初，“用唐律令格式外，又有元和删定格后敕，太和新编后敕，开成详定刑法总要格敕，后唐同光刑律统类，清泰编敕，天福编敕，周广顺续编敕，显德刑统皆参用焉。”①为了改变这种法令繁多而易混乱的状况，建隆四年（963年）二月，工部尚书、判大理寺窦仪上言，认为“周《刑统》科条繁浩，或有未明，请别加详定。”②太祖于是命令窦仪等人修定。窦仪等人“参酌轻重”，“纲欲自密而疏，文务从微而显。”③“凡削出令或宣敕一百九条，增入制十五条，又录律内‘余条准此’者凡四十四条，附于名例之次，并目录成三十卷。别取旧削出格令宣敕及后来续降要用者，凡一百六条，为编敕四卷，其厘革一司一务一州一县之类，不在焉。”④经过中书门下裁酌，太祖批准后，在七月将重定的《刑统》三十卷和《编敕》四卷，一同刊板模印。
经过重新详定的《宋刑统》，是部综合性的刑法。它由“名例律”、“卫禁律”、“职制律”、“户婚律”、“厩库律”、“擅兴律”、“贼盗律”、“斗讼律”、“诈伪律”、“杂律”、“捕亡律”、“断狱律”等十二篇组成。各个“律”中又分为若干个门类。其中“卫禁”、“擅兴”、“捕亡”等律都有关于军事和军队管理方面的律条。例如，“卫禁律”所列的九门中，就有“宿卫人冒名自代”、“宿卫人被奏劾先收兵仗”、“宿卫人不依职掌次第”、“宿卫人上番不到”等四门是对禁中卫士的立法。再如，“捕亡律”中的“征人防人逃亡”一门，也作了诸如“诸征名已定，及从军征讨而亡者，一日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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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④《宋会要辑稿》刑法一之一。
③《宋刑统·进刑统表》。
年，一日加一等，十五日绞”；“诸宿卫人在直而亡者，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等规定。至于“擅兴律”，更是一篇比较集中反映军事内容的法规。
“擅兴律”共设“九门”计24个律条，即：擅发兵（2条）、给发兵符（3条）、大集校阅（4条）、主将不固守城（3条）、巧诈避·征役（2条）、出给戎仗（2条）、兴造料请工（3条）、私有禁兵器（1条）、役功力采取不任用（4条）。其基本精神是强调服从命令、严格按规定、制度行事。例如，在“擅发兵”中规定：“诸擅发兵十人以上，徒一年，百人徒一年半，百人加一等，千人绞”。军队调发事关重大，有着严格的规定和权限，越权或不按规定程序的调发，都是擅自行动，都要根据所调兵量的多寡及其违制调发的具体情况加以处罚。再如，在“大集校阅”中又规定：“诸大集校阅而违期不到者，杖一百，三日加一等，主帅犯者加二等。即差发从行而违期者，各减一等。”大集教阅，是个大的军事演习活动，其时间规定很严格，如果违反了统一的规定时间，实际上也是一种擅自行动。另外，在有些律条中，看来并非违反了当时当事的什么具体规定，但由于作战不积极和某些渎职行为，也被视为“擅兴”，并且加以相应的处罚。例如，“主将不固守城”这一门中就规定：“诸主将守城为贼所攻，不固守而弃去，及守备不设，为贼所掩覆者斩。”可见，“擅兴律”中的“擅兴”具有很宽泛的内容。它是惩处有关军事活动中各种自作主张、违反规章制度和失 ，职行为的军事法规。
《宋刑统》虽是在唐、五代法律的基础上经过修定而成的，但它仍不失为宋代一部重要法律。从其“擅兴律”来看，它与宋太祖亲自制定的“阶级之法”一样，具有鲜明的特色。如果说“阶级之法”的基本精神，在于明确各阶级（主要是军官与兵）之间的绝对隶属关系，而“擅兴律”则更强调各军事机关和军官在从事军事活动中，必须服从反映最高统治者意志的命令、指示和规定，否则就是“擅兴”，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有这样一部明文法规，对于维护宋王朝军队的集中统一、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在宋代敕、律并行的情况下，《刑统》中所不能包容者，还有《编敕》作为补充。如太祖时与《刑统》同时颁行的《编敕》四卷；太宗时的《太平兴国编敕》、《淳化编敕》；真宗时曾对太祖时的《编敕》所进行的修定等等。这就使宋朝的法律，包括其中的军事法规更加充实和完善。
三、《武经总要·罚条》
《武经总要》是宋代官方编修的重要军事著作。它由曾公亮、丁度等奉敕编撰，于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编成，仁宗皇帝亲自为之作序，遂刊行于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武经总要》其“前集备一朝之制度，后集具历代之得失，有足考证者。”而“罚条”，就是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制度，载于该书的前集第十四卷中。“罚条”，当是保存下来的北宋前期最为完备的一部军事法规。它共有律条72条，计约2万余字。“罚条”内容相当广泛，诸如行军宿营、侦察报警、作战行动、军器保管、戒赌匿奸、争功敛财、避役自伤等，几乎无所不包。但是“罚条”所言，多属行军作战方面，尚不能将北宋前期所有的军事法规包括无遗。
从“罚条”所载的律条来看，北宋在用兵行师之际，军法是很严的。如：“临阵非主将命，辄离队先入者斩”；“贼军去阵尚远，弓弩乱射者斩”；“临阵闻鼓声，合发弓弩而不发，或虽发而箭不尽，及抛弃余箭者斩”；“临阵弓弩已注箭而回顾者斩”；“失旗鼓旌节者全队斩，或为贼所取者亦全队斩”；“战阵失主将者亲兵并斩，或临阵擅离主将左右者并科违制之罪”；“军中有火，除救火人外，皆严备，若辄离本职掌部队等处者斩”；“贪争财物资畜，而不赴杀贼者斩”；“破贼后，因争俘虏相伤者斩”；“战罢收军须徐缓而行，辄走者斩”，如此等等。同时，即使同一违制行为，对战时与平时在处罚的轻重方面也有明显区别。如：“下营误不如法，主者杖一百，在贼庭者斩”。再如：“临阵或在贼境非应得传言而辄高声者斩；非临阵在贼境者杖一百”。还有，“自相窃盗者，不计物多少，并斩”，但不是出军临阵，则“自从常法”；“博戏赌钱物者斩”，但不是出军临阵，则“咱依常法”。诸如这类律条还不止这些，但其基本精神都是战时严于平时，这也体现了军事法规与一般行政法规的不只肯点。
历代王朝的法律、法规都是有继承关系的，作为军法的“罚条”亦不例外，它与宋初产生的“阶级之法”和《宋刑统·擅兴律》在立条和基本思想上都是一脉相承的。如前所述，“阶级之法”旨在强调“一阶一级全归伏事之仪”，以显示阶级的区别和等级间的不平等。而“罚条”也同样贯穿这一主旨。它不仅规定，“犯阶级于理不顺者斩”，还规定“军中奔车走马者斩”；但“自指挥使以下并须步入营寨，违者杖一百”。这就是说，同样军中奔车走马，士卒犯了要处死，而军官犯了则仅杖一百就可以了。至于“罚条”与“擅兴律”之间继承关系就更加明显了。这里仅举三例：其一，关于擅发兵，“擅兴律”规定，“诸擅发兵十人以上，徒一年……”；“罚条”规定，“边塞有警急，及探得贼中事机不取主将节度而擅发兵者斩”。其二，关于兵符勘合，“擅兴律”规定，“诸应给发兵符而不给，应下发兵符而不下，若下符违式，及不以符合从事，或符不合不速以闻，各徒二年……”；“罚条”规定，“不候铜符木契与宣命文牒相勘合而辄发兵者斩；得符契不发及不即发者斩；……虽得符契，不依次第及宣命文牒相副而辄发者亦斩”。其三，关于违犯军期，“擅兴律”规定，“诸大集校而违期不到者，杖一百，三日加一等，……” “罚条”规定，“克日会战或计会军事后期者斩；如大雨雪及水火力不能赴者不坐。”从上述所举各例中，我们可以看出，“罚条”吸收了“擅兴律”的某些律条的内容，并根据战场的需要加以补充，尤其因为战时而在量刑上明显地加重了。
“罚条”并不是对前人军法的简单重复和量刑加重，而是有其自身的特色。尤其它对战场群众纪律和对战俘纪律的规定，与历代军法相比较确有明显的发展和进步。例如，它规定，“破贼先虏掠者，或入贼境擅虏掠者，并斩”。它还规定，“入贼境军士，擅发冢墓、焚庐舍，杀老幼及妇女，践禾稼、伐树木者斩。如主将有命令蹂践贼地禾稼、伐树木或烧荡庐舍者不坐。”再如，它明确规定，“贼军弃仗来降而辄杀者斩。”这些规定，虽然在主观上是想维持军队统一纪律，但在客观上确实能收到收买人心，瓦解敌军的作用，是有积极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