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是“崇用军事”的高度军事化的国家。它不仅建有当时很强大的骑兵，而且还在兵役、征发、通信指挥及南下攻宋等方面都建有统一的制度或形成某些固定的作法，现分述如下：
一、兵役制度
辽的社会组织为军政合一，其兵制规定：“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从军的兵士有正军和家丁之分，正军是直接参加战斗的兵士，家丁是由奴隶和部曲组成的后勤人员。每正军一名，除配备战马三匹外，还要配备“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但家丁不能充当正军。同时，军队的武器装备，则军士自行筹备。国家规定：“人铁甲九事，马鞯辔（衬托马鞍的垫子和马缰绳），马甲皮铁，视其力；弓四，箭四百，长短枪、钅骨钅朵、斧钺、小旗、键锥、火刀石、马盂、杪一斗、粆袋、搭钅毛伞各一，縻马绳二百尺，皆自备。”①此外，辽朝前期还规定：“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②。中期，随着疆域和作战地区相对稳定，“打草谷”的办法，在有些地区逐渐被屯田戍兵代之。例如《辽史》称，统和( 983～1012)中，“当时沿边各置屯田戍兵，易田积谷以给军饷”③。
除了主要实行上述的征兵制外，为了扩大兵源、增强实力，辽还采取了如下两种补充办法：一是常常改编降军和收编俘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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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辽史》卷三十四《兵卫志上》。
③《辽史》卷五十八《食货志上》。
会同九年（946年）十二月，后晋将领杜重威、李守贞、张彦泽等率所部20万众向辽投降。辽太宗遂“立马受之”，并“分降卒之半付重威，半以隶赵延寿”①。二是募兵。辽在其最后两个皇帝道宗和天祚帝时期，就曾有过范围不同、规模不等的募兵。如，天庆六年（1116年）春，“天祚募渤海武勇马军高永昌等二千人，屯白草峪，备女真”②。但是，募兵还仅是临时性措施，并没形成制度。
二、征发和通信传令制度
（一）征发制度
辽每有大的军事行动，皇帝先要率文武大臣“以青牛白马癸告天地、日神，惟不拜月，分命近臣告太祖以下诸陵及木叶山神”③。癸告天地和祖先后，即发诏各道征兵。
诸道接到皇帝征兵的诏书，立即开始行动：集结丁户、清点人数，核实军籍，“自十将以上，次第点集军马、器仗”，做好出发前的各项准备。对于北大王院、南大王院、奚王府属军和东京的渤海军、南京的汉军等重兵的征发，除了要见到出征的诏书外，还要由朝廷命将持“调发军马”的金鱼等前往调动，方可发军。
征发制度中最后一项，是关于命将和军队编组方面的规定：在皇帝亲点将校后，“又选勋戚大臣，充行营兵马都统、副都统、都监各一人”；“又选诸军兵马尤精锐者三万人为护驾军，又选骁勇三千人为先锋军，又选剽悍百人之上为远探拦子军，以上各有将领”；“又于诸军每部，量众寡，抽十人或五人，合为一队，别立将领，以备勾取兵马，腾递公事”④。所谓拦子军，《辽史》解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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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辽史》卷四《太宗下》。
②《宋会要辑稿》蕃夷二之三二。
③《辽史》卷三十四《兵卫志上》。
④《辽史》卷一百一十六《国语解》。
“居先锋前二十余里，侦候敌人动静”，与现今的侦察兵类似。所谓“勾取兵马，腾递公事”，就是进行通信联络，传达上级的指令。
（二）通信传令制度
在辽军的行动中，除临时组成的“勾取兵马、腾递公事”人员专门负责通信传令任务以外，在阵前担当侦察的拦子军，也担负重要的通报敌情的任务。拦子军在侦察时，遇到小股敌人则就地擒之；若遇到大股敌人，便“飞报先锋，齐力攻击”；如果遇到大敌，还要直接“走报主帅”①。在特殊情况下，所有战士均要参加传递信息。如“若阵南获胜，阵北失利，主将在中，无以知之，则以本国四方山川为号，声以相闻，得相救应”②。
辽军的通信传令工具，主要是马匹。此外，还有角、鼓等。如，宿营时，要“以吹角为号”；再如，“每军行，鼓三伐，不问昼夜，大众齐发”③，等等。
辽军的通信传令，早就建有凭信制度。其凭信物，主要有两种：一是金鱼符，二是银牌。辽有金鱼符七枚，其制式为：“黄金铸，长六寸，各有字号，每鱼左右判合之”。发兵时，以左半先授守将，使者执右半，大小、长短、字号合同，然后发兵。事后，金鱼符归于内府保管。④辽还有银牌二百面，其制式为：“长尺，刻以国字，文曰‘宜速’，又曰‘敕走马牌”’。传达军命时，皇帝将银牌亲自授给使者。银牌所至，如同皇帝亲临一样，没有敢于违抗者。使者回来后，皇帝亲自收回银牌，交由牌印郎君收掌。⑤
三、辽军攻宋中的一些制度
自公元960年北宋的建立，至公元1004年宋辽签订了“澶渊之盟”的几十年间，辽朝经常派兵南下攻打北宋。由于“南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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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辽史》卷三十四《兵卫志上》。
④⑤《辽史》卷五十七《仪卫志三》。
次数多，延续的时间长，亦形成了某些固定的作法和制度。其主要方面有：
一是在用兵的时间上，辽规定：“南伐”“出兵不过九月，还师不过十二月”。皇帝亲征是这样，皇帝不亲征，由重臣统兵亦然。若春以正月，秋以九月出兵，则“不命都统，止遗骑兵六万，不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林木，但于界外三百里内，耗荡生聚，不令种养而已”。①
二是在进军路线上，辽规定：南下攻宋的集兵地点，一般应在鸳鸯泊（今河北张北县西北的安国里淖）。进军时并取居庸关、曹王峪（当为曹家寨，即今密云的高岭）、白马口（当为白马关，在今怀柔北）、古北口、松亭关（在今河北迁安西北，当为今太平寨）、榆关（今山海关）等路。大军将至平州（今河北卢龙）、幽州（今北京市）境，即“遣使分道催发”。到达北宋边界时，即分三路向南进发。一路取广信军（今河北徐水）、一路取雄州（今河北雄县）、一路取霸州（今河北霸县）。“至宋北京（即今河北大名）。三路兵皆会，以议攻取。及退亦然。”重臣统兵时，亦要“三路往返，北京会兵”。②
三是在遇到城池的处置上，辽军的主要作法是：各路军马遇到县镇，一般要“即时攻击”；遇到大的州城，“必先料其虚实、可攻次第而后进兵”；对于当道州城，且防守坚固，不可及时攻取者，则“引兵过之”，但要“围射鼓噪，诈为攻击”，以防止敌军出城阻击；对于敌人闭城固守，并且前无阻路的情况，则可引兵前进，但要“分兵抄截”，以使随处州城隔绝不通，孤立无援。此外，对于所过大小州城，在夜间，每城都要“以骑兵百人去城门左右百余步，被甲执兵，立马以待”。如果城内兵出，又力不能战，则“驰还勾集众兵与战”③。
四是在对付敌阵的方法上，首先要“料其阵势小大，山川形势，往回道路，救援捷径，漕运所出，各有以制之”。然后，阵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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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辽史》卷三十四《兵卫志上》。
四面，列骑为队。每队五、七百人，十队为一道，十道当一面，并各有主帅。最后，发起攻击。当最先一队冲向敌阵得胜，则诸队齐进；若未获胜，则退回，第二队继续攻击。“诸道皆然”。经过更退迭进，敌阵仍然未被攻破，则不行强攻，暂停二三日，待敌困惫；同时，“令打草谷家丁马施双帚，因风疾驰，扬尘敌阵”，在敌目不相睹时，最后战胜之①。
五是其他一些基本作法和规定有：皇帝亲征，“留亲王一人在幽州，权知军国大事”；若是皇帝不亲征，“重臣统兵不下十五万众”；“未遇大敌，不乘战马”，以保存战马的体力，待到靠近敌师时，则“乘新羁马”；还要“成列不战，退则乘之”，以及“多伏兵断粮道”等等。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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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辽史》卷三十四《兵卫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