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君子馆之战
宋太宗雍熙三年（辽圣宗统和四年，986年）七月，第二次幽州之战刚结束不久，辽就从这年九月开始，积极准备大举攻宋。九月二十一日，辽圣宗耶律隆绪和萧太后到达山后儒州（治今北京市延庆县），亲自部署“大军南征”①。首先安排有关将领先赴本军修缮兵甲器械，同时了解沿边宋朝民情。十月初，他们到达山后以后，又诏命诸军作好南行准备，并命令守边诸军加强沿边侦察，还向拒马河以南附近诸州张榜，宣示辽军准备南征。圣宗和萧太后十月二十日到达南京（今北京），即向京官、僧道和耆老赏赐财物，以安抚人心，稳定内部。十一月初八，圣宗和萧太后又对行将南征的将校大加犒劳，以为他们壮行。经过两个月的积极准备，至十一月初，各项准备工作大体就绪。其部署和战略决策是：由耶律隆绪和萧太后亲率“数万”②大军出征，分东、西两个方向向宋发动进攻。东面，即河北方面为主攻方向，由于越耶律休哥为先锋都部署；西面，即山西方面为助攻方向，由北院大王蒲奴宁与节度使蒲打里共决山西五州军事。河北方面亦分东西路，西路由圣宗总领，以休哥为前线指挥，向满城、望都（均河北今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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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辽史》卷十一《圣宗二》。
②据《宋史》卷二百五十九《刘廷让传》载：“是冬，契丹数万骑来侵”。
攻；东路由萧太后总领，以南院大王留宁为前线指挥，向瀛州（今河北河间）进发。从尔后的作战过程来看，其目的是乘第二次幽州之战战胜之威，一方面对宋前两次大规模攻辽进行报复；另一方面从政治上军事上进一步打击和削弱宋王朝，使其彻底丧失收复幽蓟十六州的信心和能力。
宋遭第二次幽州之战的惨败以后，实际上再无力对辽发动战略性的进攻。因此，战后便在沿边作了防御部署。其河北方面的部署是：都部署田重进守定州（治今河北正定）、兵马都部署刘廷让守瀛州；都部署杨重进守高阳关（今河北高阳之东）；都部署李继隆守沧州（治今河北沧州东南）。此外，在沿边的关隘要塞也部署了一定数量的守城部队。在山西方面，则由给事中、代州知州张齐贤与都部署、并州知州潘美共同负责防务。
（一）河北方面的作战——君子馆之战（参见附图9）
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986年）十一月十二日，圣宗与萧太后从南京出发到达狭底埚（今北京城西南十里处）的辽兵营地中，进一步落实和部署临战前的准备。当日，萧太后亲自检阅了辎重兵甲。二十一日，又命设置诸部都监，以约束各部各守营位，不准相互错乱混杂。二十七日，诏命驸马都尉萧继远、林牙谋鲁姑等，加强沿边警戒，严防间谍，绝不可走漏大军即将行动的消息。战前一切准备停当之后，二十八日，西路军首先发起进攻，辽圣宗率军顺利推进至唐兴县（今河北清苑与阳高之间）。次日，楮特部节度使卢补古、都监耶律盼在泰州（治今河北满城以西）先与宋军交锋，卢补古等临阵脱逃，辽军首战失利。为了稳定部队，圣宗立即将卢补古等的脱逃之罪诏谕全军，并及时更换了泰州守将，于是全军肃然如初。接着诏命郎君拽剌双骨里率少量骑兵部队，前出侦察宋军行动。双骨里在望都与宋先锋、知雄州（治今河北雄县）贺令图所部相遇。宋军一战即溃，辽军捉获宋军士卒9人，缴获甲马11匹。辽军虽获小胜，圣宗仍大加赏赐，以激励军队勇敢杀敌立功。在西路军向前推进的同时，东路辽军也向拒马河一线集结，并不时有些试探性的进攻。
对辽军将要大举南攻，宋军一开始就已有所闻，便相应地加强了戒备。但是，守备近20天，除了沿边常有轻骑进扰以及益津关（在今河北霸县境）以东小有战斗外，各地均无战事。对此，身居开封幽宫的宋太宗赵光义甚为焦虑，一直不了解辽军准备从何地突入。于是，作出了主动出击、寻求辽军主力作战的战略决策：命令驻守定州的田重进为先锋，率军北上，攻取辽岐沟关；命令驻守瀛州的刘廷让部为主力，准备适时北进；又命令守益津关的李敬源部从益津关后退，与刘廷让及驻守高阳关之杨重进等会合。这一战略决策，企图是让刘廷让等诸路大军汇合一起，并力北上，以为先锋田重进的后援。
据此，十二月初四，田重进奉诏由定州北上，初五攻陷了岐沟关，斩杀守城辽军千余人。之后，派轻骑四出侦探辽军踪迹，侦知辽军主力屯驻固安（今河北固安）、瓦桥关（今河北雄县）、保州（今河北保定）、益津关一带，企图选定有利目标，集中攻取。于是，田重进一面领兵把守岐沟关，一面与定州方面取得联系。同时，通报各军集结兵力准备大战。这时，李敬源已退出益津关南行至君子馆（今河北河间西北）；刘廷让部也紧急北上，准备与李敬源汇合。另外，刘廷让还约驻守沧州的李继隆以精兵继后，以为增援，并声言攻取幽州。
辽于越耶律休哥看到诸路宋军业已出动，遂先派诸军控扼险要，以阻止刘廷让北进；然后亲率主力趋望都（今河北望都）以攻宋贺令图所部。休哥利用诈降计谋，将贺令图引至望都，当场活捉了贺令图。休哥攻陷了望都并活捉了贺令图后，即迅速转移其主力向君子馆方面，从而会合东路军集中攻打集结于君子馆之宋军。十二月初八，辽数万大军开始进攻君子馆。这时辽太后萧绰和南院大王留宁所率东路大军亦快速赶到，“合势进讨”①。于是一场大规模的重兵集团对重兵集团的决战开始了。当时，正值北风凛烈，天气异常寒冷。宋刘廷让、李敬源、杨重进诸军，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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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辽史》卷十一《圣宗二》。
皮衣，而棉服单薄不能挡御奇寒，冻得手足麻木，无法张满弓弩。辽军乘势展开围攻战，不多时，宋刘廷让等军遂被围数重。在这危急时刻，李继隆竟然不往救援，却率领部队退保乐寿（今河北献县）。刘廷让等待援不至，战不能胜，突围不能出，陷入绝境。遂于初十日晚，遭到全军覆没的惨败，“死者数万人”①，李敬源、杨重进当场战死，刘廷让仅带数骑突围，幸免于难。辽军在君子馆获得大胜后，继续向南略地攻城。二十二日攻陷了邢州（治今河北邢台）、次日又陷深州（今河北深县南），同时还攻破了德州（治今山东陵县）。次年正月，又纵兵大掠，攻破了束城（今河北河间东北之束城）、文安（今河北文安），于正月初五开始撤军。至此，河北方向的君子馆之战即以宋军彻底失败而告终。
君子馆之战是宋辽间继两次幽州之战后一次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作战，其作战之激烈、伤亡人数之众多，又有前两次幽州之战所不及者。北宋经此惨败，其河北军队的有生力量消耗殆尽，不仅彻底丧失了收复幽蓟十六州的能力，而且就连河北的防务，也因“河朔戍兵”，自此再“无斗志”而大成问题，以致辽兵后来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牧马中原。辽军在君子馆之战中，虽然大获全胜，达到了预期的战略目标，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伤亡人数当与宋军大体相当。前线指挥耶律休哥与留宁均负重伤，而国舅详隐大将挞烈哥和宫使萧打里当场战殁。辽军经过此战，士气也严重受挫，一提攻宋，人人胆颤心寒。
宋军按其实力来看，并非不能与辽军相抗衡，其所以招致如此严重的失败，除了有客观原因外，就其主观指导而言，主要是犯了临时改变战略方针的错误。战前，宋军的防御方针是依托军事重镇进行分区防御。这种防御作战，应是当敌集中兵力攻击我一点时，我其他各点以兵相救；当敌分兵诸点齐攻时，我则各自为战。从而疲惫消耗或迟滞敌人，使之丧失进攻能力。然后再适时发起反攻，一举歼灭来犯之敌。然而，自以为懂得军事，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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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宋史)卷二百五十九《刘廷让传》。
上知之甚少的宋太宗赵光义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不明敌从何处突入的情况下，贸然决定改变原来的防御战略为进攻战略。这势必遇到难以解决的两个问题：一是要把军队调离原来所依托的重镇和要塞，将其置于野外，这就使自己的兵力全部暴露给敌人，恰好给长于野战，但尚未选定主要攻击目标的辽军造成了选择有利目标、在野战中歼敌的良好机会。二是战略协同问题。在古代通信条件很差的情况下，要把分散于各要点部队集中起来并能协调一致动作的本身就已非常困难，再把本为担负防御任务的军队突然改变为进攻，就更加难以协同了。因此，前锋部队前出辽境，而后续主力部队尚在机动集结之中，前后脱节，无法协同一致，达到预期的战略目标。此外，贺令图为邀功请赏，利令智昏，不经请示擅自受降，中了休哥诈降之计；李继隆不听指挥进援，擅自退保乐寿也是造成宋军失败的一个原因。这也证明：战略决策的正确与否关乎战争的成败；同时，也证明，凡事都有个“度”，中央集中兵权是对的，但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将从中御”，束缚将帅的指挥，其结果必然适得其反。
辽军在此战中获胜，主观指导正确是个重要原因。辽以较短的时间进行了较周密的准备，并且很注意根据作战中的具体情况采取了赏罚严明等措施，从而稳定了部队，鼓舞了士气，这都为辽军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更主要的是，辽以大军压向宋境时并未急于发起大规模进攻，而是采取了以压促变的策略，这是辽军获胜关键所在。由于大兵压境，而又迟迟不发起大规模进攻，于是迫使宋太宗慌了手脚，采取了主动出击，以寻求同敌主力作战的行动，从而调动了宋军，达到了在野外和运动中一举大规模歼敌的理想目的。当然，辽军在指挥上亦有不足之处。如能发挥骑兵速度快、机动性强这一优势，采取分割包围，那么自己的损失可能要小些。这种大规模的围歼战，如果不是遇到当时极为特殊的天候条件，其结果则很难预测，即使获胜，也将付出更为高昂的代价。
（二）山西方面的作战——代州之战（参见附图10）
辽军在进攻望都、君子馆的同时，辽山后诸军由北院大王蒲奴宁统率自胡谷寨（今山西繁峙西）进攻代州（洽今山西代县）。宋代州知州张齐贤一面遣神卫都指挥马正率所部列阵于州城南门外待敌；一面派信使与潘美联络，约他率军北上与之会合。当辽军前锋攻到代州城下时，马正所部寡不敌众，而城中的副都部署马汉斌又畏懦不前，龟缩在城中不敢出城应战，情况十分危急。张齐贤急选厢军2000人，出于马正之右投入战斗。厢军人人作战勇敢、斗志旺盛，有效地打击了辽军，使辽军前锋稍退。
正在辽军准备再次对代州发起攻击时，张齐贤得知派往并州（治今山西太原）的信使在返回途中被辽军捉获，张齐贤约兵消息尽已泄露。而潘美所派的回信使又报告说：潘美在率军出并州城北上途中，接到太宗密诏，因宋军在君子馆之战中遭到失败，特命潘美之军不得离开并州，故潘美奉诏折回了并州。张齐贤冷静地分析了这种前后变化了的情况，断定辽军“知（潘）美之来，而不知（潘）美之退”①。于是决定利用敌人不明真相，而欺骗敌人的策略，首先封锁了潘美军已折回并州的消息。同时，作出如下部署：乘午夜黑暗，发疑兵200，使其每人带一面旗帜、背负一捆柴草，部署在离州城西南30里处；在土磴砦（今山西代县崞阳镇西北）设伏兵2000人。待辽兵涌贯来攻时，疑兵遍植旗帜，点燃柴草，火光冲天。辽军在黑暗中见熊熊火光中旗帜林立，都以为宋并州大军赶来，便慌恐退逃。当辽军退至土磴砦时，伏兵突起，猛力拼杀，辽军大败。此战，宋军捉获辽北院大王之手一人，帐前舍利一人，同时斩杀辽军数百人，并缴获马匹2000及众多的武器装具。
代州之战是一次规模不大的作战，但从宋张齐贤的指挥来看则是相当出色的。首先，他准确地作出了一系列正确判断：敌“知美之来，不知美之退”；敌见潘美大军赶到，必惊慌退逃；而敌退逃时又必过土磴砦。其次，基于上述判断，他才定下了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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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卷二百六十五《张齐贤传》。
作出了封锁潘美军退回并州的消息、设置疑兵、伏兵等一系列的正确部署。正是由于判断正确、部署得当，从而顺利地达到了退敌和伏击敌人的目的，取得了胜利。然而，代州之战毕竟是君子馆整个战役中的次要方向的作战，尽管获得成功，也是局部的胜利。由于君子馆战略全局性的失败，代州之战胜利的意义和影响则是相当有限的。
二、易州诸战
（一）唐河之战
君子馆战后，辽军仍然不时南下攻宋。宋端拱元年（辽统和六年，988年）九月，辽帝耶律隆绪率军南进，当月攻下了涿州（治今河北涿州）。十月，先后攻破了狼山寨（今河北易县西南），打败了益津关（今河北霸县）的宋军，进至到长城口（今河北徐水西北）时，又击败了来援的定州守将李兴。十一月，辽军攻长城口，宋军突围，被辽军歼灭殆尽。辽军乘胜攻陷满城（今河北满城）、祁州（今河北安国）、新乐（今河北新乐），进至唐河（水名，源出山西浑源县，流经河北唐县，谓唐河）北。宋守军采用监军袁继忠积极出击的建议，由都部署李继隆等率精兵出击，战败辽军，追至漕河（今河北徐水县南、保定市间）而回。
（二）易州之战
宋端拱二年（辽统和七年，989年）春正月，辽诸军再次南攻。是月二十一日进攻易州（今河北易县）城，宋满城守军出师来援，被辽军击退，指挥使5人被俘。次日辽军开始攻易州城，辽军骑将夏仙寿首先登城，城遂破。宋刺史刘墀投降，其他守城将士突围南逃。辽军追歼突围的宋军后占领了易州。
（三）徐河之战
同年七月，宋威虏军（今河北徐水县西南之遂城）粮馈不继，宋太宗命令定州都部署李继隆发镇（州）、定（州）骑兵万余人，护送数千乘运粮车前往运粮。辽侦知后，遂派耶律休哥率精骑8万，绕道南来邀击粮车，以行夺粮。辽军南下时，正遇上沿边巡逻的宋北面缘边都检使尹继伦所率步骑千余人。辽军为了及时截击粮车，虽遇宋军但不击而过。对此，尹继伦深感辽军“蔑视我尔”，并预感到：此次辽军夺粮行动如果成功，返回时必乘胜袭击我；如果不成功，也将泄怒于我。因此，如其被动挨打，还不如乘其前趋而对我无防备之机，“卷甲衔枚袭其后”①，从而战而胜之。于是命令军中秣马，乘夜率众持短兵器偷随辽军之后。行数十里，到达徐河（流经今河北满城、徐水境）时，天还未明，但已追上了辽军，而辽军距宋护粮车大军只有四五里远。于是，尹继伦率军列阵于城（当为今徐水县城）北。正当辽军开始吃早饭时，尹继伦指挥军队突然发起进攻，一举斩杀辽将一人，辽军遂惊乱不已’，四处逃窜，自相践踏而死者甚众。这时李继隆与镇州副都部署范廷召，也及时赶到投入战斗。辽军败北，李继隆等率宋军追敌过徐河十余里，俘获甚众。与此同时，定州副都部署孔守正又与辽兵战于漕河，也获得了胜利，并斩杀了辽将大盈等以下数百人。此后，辽军在数年中未大举南攻。
三、宋的战略转变
攻辽以收复幽蓟十六州，既是宋王朝早定的国策，又是其重要的军事战略。因此，太祖赵匡胤建宋伊始，便从物力、财力及其购买军马等方面作了多方面的准备。但是赵匡胤由于致力于整顿内部和统一南方战争，对攻辽收复幽蓟的战略计划并未付诸实施就去世了。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将太祖未来得及实施的攻辽
计划付诸实施，先后两次倾国之力发动了幽州之战。尽管两次大规模的北伐均以惨败而告终，但是由于幽蓟十六州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宋朝统治者从主观上并未放弃攻取幽蓟，以恢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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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编》卷三十，太宗端拱二年七月，戊子。
原王朝旧土的计划。于是才有君子馆之战那种面对辽大举进攻的情况下，仍倾河北三镇重兵主动出击之举。经过以上三次大规模的实力上的较量，宋王朝从太祖整军以来之精锐部队基本消耗殆尽，其攻取幽蓟的进攻战略不得不转为对辽的防御战略。
这一战略上的重大转变开始于宋太宗雍熙四年（公元987年）四月。当时，太宗鉴于“契丹频岁入寇”，又准备“大发兵攻辽”。可是，由于君子馆之战损失惨重，精兵锐卒所剩无几，而要大发兵攻辽，没有足够的军队。因此，赵光义便遣使往河南、河北诸州招募军队，如河南四十余郡，还采取了八丁取一的办法。此举，引起了群臣的非议。诸如东京转运使李潍清、宰相李畸、开封尹陈王赵元僖都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括集素习农桑的河南百姓从军，一是妨碍了“农作之务”，使“天下不耕矣”；二是所集都是一些素不知武的乡兵，这样兵再多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三是势必造成农民“逃避为盗”，“人情动摇”，还得用兵加以“剪除”的被动局面，因此坚决要求停止这一举动。赵光义考虑上述意见确有道理，为了维护宋王朝的统治，在权衡利弊之后，赵光义采纳了群臣的意见，停止了这次对河南诸州的征募活动，并开始考虑战略转变问题。从此以后，北宋就放弃了以武力收复幽蓟的打算，将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
宋的防御战略在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初，基本形成了。在“停罢”募兵活动后，太宗先后两次让文臣武将献安边策和备边策。一次在雍熙四年四月，一次在端拱二年正月。先后献策的有殿中侍御史赵孚、直馆史温仲舒、户部郎中张洎、直史馆王禹倡、知制诰田锡、吏部尚书宋琪等。其中张洎的意见，则对为什么要转为战略防御和如何进行战略防御，说的最清楚，也最有代表性。他认为：“缮修城垒，依凭险阻，训戎聚谷，分屯塞下，来则备御，去则勿追，策之上也。偃革橐弓，卑辞厚礼，降王姬而通其好，输国货以结其心，虽屈万乘之尊，暂息三边之伐，策之次也。练兵选将，长驱深入，拥戈铤而四战，决胜负于一时，策之下也。……倘后日之战复有杀将覆军之祸，赵、魏、镇、定，畴能守之，人心一摇，天下之事去矣！”①已经丧失战胜辽朝信心并时时担心内部统治不稳的宋太宗，采纳了张洎等固守的防御战略思想。
当时北宋的防御战略的要点大致有三：一是聚兵戍垒，三镇分峙。即增兵屯戍于镇州（治今河北正定）、定州（治今河北定州）和高阳关（今河北高阳之东）三路，每镇聚兵十万人。鉴于三镇靠太行山右麓，为辽兵大举南下必由之路，这样部署兵力，是期望一处有警，其他两处均可救援。二是“来则备御，去则勿
追”。三是浚隍筑垒，广创新寨。据此，在知雄州何承矩的首创下，宋在河北中部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东至泥姑海口（塘沽附近）的东西900里，南北六七十里的地区，利用原有河水塘泊，加以疏通，筑堤蓄水，设寨28，立铺1 25，进行戍守，用以阻止辽骑南攻。
宋太宗根据文臣武将建策所制定的防御战略，应该说还是切合实际的。首先，在河北西部地区，因无险可守可恃，而采用聚兵戍垒，三镇分峙的办法，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重点守备的积极防御思想。其次，在河北东部地区利用河水塘泊聚集的地形，筑堤蓄水，广置稻田，并在沿边地势稍高处设寨立铺，也是防止骑
兵的一种办法。再次，宋经过两次幽州之战和君子馆之战的先后三次惨败，河北诸军再无斗志，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来则备御，去则勿追”的方针也较合适。如果不顾实际情况，一味深入敌境追击敌人，也是不利的。但是，宋太宗的防御战略收效甚微。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这一防御战略的本身，而是在于宋朝统治者是以消极的态度对待防止辽军进攻的。例如，来则备御，去则勿追，而实际上连备御也没有做到。君子馆战后，宋太宗就不断告戒边将“不得妄生边事”；唐河之战时，他又下诏书曰：“坚壁清野，勿与战”。这种畏敌如虎、消极厌战的思想，实际上便变成一种消极防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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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辑稿》蕃夷一之十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