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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西夏的建立及其军制第一节 西夏王国的建立

作者:冯东礼 当前章节:15227 字 更新时间:2026-6-13 09:50

公元9世纪末期,在我国的西北地区出现了一个夏州地方政权,后来发展成为割据性的西夏王国。从公元1038年建国,到公元1227年为蒙古所灭,先后与辽、北宋、金、南宋政权鼎峙,屹立于西北地区达190年之久。

一、活动在西北地区的党项羌

西夏是以党项羌为主体的多民族王国,本名大夏,宋人称为西夏。党项羌是我国古代活动于广大西北地区的羌族中较晚兴起的一支,南北朝末期才初露头角。他们居住的中心,起初在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河曲一带地方。《隋书·党项传》中曾对党项羌的早期活动有过记载:“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织氂牛尾及羊古羊历毛以为屋,服裘褐,披毡以为上饰。俗尚武力,无法令,各为生业,有战阵则相屯聚;无徭赋,不相往来。牧养氂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穑。”公元6世纪末,隋文帝统一中国,结束了几百年的纷乱局面。开皇四年(584年)党项羌有千余家“归化”隋朝,次年他们的大首领拓跋宁丛率领部落到旭州(今甘肃临潭县境),请求定居下来,隋政府给予大将军的官号。后来曾一度起兵反叛,被打败后又纷纷降附。到唐朝初年,活动范围扩展到“东距松州,西叶护,南舂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浑”①,其中心转移到青海附近。他们按照从氏族中分化出来的家族结成部落,各自分立,不相统属。当时党项羌中的著名族姓,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米擒氏、拓跋氏等八族。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盛,在党项羌中起着主要的领导作用。贞观三年(629年),党项羌的首领之一细封步赖率领部落归附唐朝,唐在其居住区设立轨州,授予刺史官职。其他党项部落闻风归附,唐又设崌、奉、岩、远等4州。而另一名党项族首领拓跋赤辞,因与吐谷浑王室通婚,在唐大将李靖率军攻打吐谷浑时,协助吐谷浑与唐军作战,兵败后请降。唐就其原住居区,分设32个羁縻州,任命归附的部族首领作刺史,以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受松州都督府节制。

安史之乱后,吐蕃乘机夺取河西、陇右数十州及西域的领地。党项部落有很多散居在灵(今宁夏灵武)、盐(今宁夏盐池)和庆州(今甘肃庆阳),由于住地和吐蕃邻接,不断同吐蕃联合骚扰唐朝。唐政府为了隔离和拆散他们之间的联系,便把党项羌部落迁到银州(今陕西米脂)以北、夏州(今陕西靖边)以东地区,将原设在陕西的静边州都督府由庆州移置银州。绥州(今陕西绥德)、延州(今陕西延安)一带,也连续迁徙来了大批党项羌人。当时把居住在庆州一带的党项部落叫东山部落,居住在夏州一带的叫平夏部落。后来建立西夏政权的拓跋氏就是平夏部落中最显赫的大族。

二、党项羌拓跋氏政权的形成

 唐初,党项羌的大首领拓跋赤辞和侄儿思太降唐。思太死后,他的职位由儿子守寂承袭,被唐玄宗封为西平公。安史之乱中,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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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党项传》。

寂因战功被唐擢为容州刺史、领天柱军使,后赠灵州都督。他的孙子拓跋乾晖曾任银州刺史。到乾晖的孙子拓跋思恭时,又占据了宥州(今陕西靖边东)。这说明唐中叶以后,随着中央统治力量的削弱,拓跋氏凭借党项羌部落势力,开始在陕北地区建立起地方割据政权。

 拓跋思恭占据宥州后不久,唐王朝就爆发了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拓跋思恭率领蕃汉合编的队伍,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战争。唐僖宗为嘉奖其战功,升任他为夏州节度使,赐姓李,封夏国公,夏州地区获得了“定难军”的称号,统辖夏、绥、银、宥4州地方,夏州李氏因而成为名副其实的藩镇。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纷争不已,政权更迭频繁。夏州李氏偏居西北,采取了“保全实力”的方略,乘机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尽量避免卷入中原混战的漩涡。从公元907~960年,在50余年中对先后统治中原的梁、唐、晋、汉、周各政权,以及盘据在河东的北汉政权,名义上保持了“臣属”关系。而这些政权由于本身的根基不稳,内顾不暇,也就习惯地承认了李氏享有的一切特权。拓跋思恭死后,由其弟思谏继位。思谏死后,又由思恭之孙彝昌继立。公元910年彝昌为部将所杀,他的族父蕃部指挥使仁福继位定难军节度使,投靠后梁太祖朱温,受封为朔方王。李存勖灭梁建后唐后,李氏又转而归附后唐。公元933年仁福死,子彝超继为“留后”。“先是河西诸镇皆言仁福连结契丹,尝约虏使,朝廷以虏势力方盛,恐与仁福往来,若使深入河西,可以南侵关辅,为社稷之忧,无有控制之术。会仁福死,欲移其嗣别镇。”①后唐早就害怕李氏与契丹勾结,威胁自己统治,明宗李嗣源于是决定乘其新丧之机兼并夏州,因而发布了彝超同彰武节度使安从进对调的命令,并派员率领5万大军前往接收夏州地区。彝超一面示弱求和:“夏州贫瘠,非有珍宝蓄积,可以充朝廷贡赋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不欲失之。蕞尔孤城,胜之不武,何足烦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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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册府元龟·外臣部·备御》七。

劳费如此?幸为表闻。若许其自新,或使之征伐,愿为众先。”①一面召集各部族骑兵万余人,准备抗击唐兵,保卫夏州。唐军围攻夏州百余日,久攻不下。由于士兵厌战,士气低沉,粮运艰难,唐军被迫撤围退走。经此一役,夏州李氏获得了唐军遗弃的大批武器装备,增强了实力,在西北各族特别是在党项羌中的地位和威望大为提高,中原各政权再也不敢对其小视了。

彝超死后,兄彝殷继掌夏州政权。公元944年曾率兵从麟州(今陕西神木北)渡过黄河,帮助晋军进攻契丹。公元949年后汉政府将静边划归定难军,李氏辖区增为5州。这时中原地区战乱频仍,彝殷独立倾向日益明显,中原各政权被迫用加官晋爵的办法,求其不致公开决裂,来维系那种表面上的隶属关系。

三、宋初“以夷制夷”和夏辽联合抗宋

 公元960年,宋王朝建立。7年之后彝殷死去,宋廷追封其为夏王,他的儿子光睿继位。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宋太宗亲征北汉,光睿子继筠派银州刺史李光远和绥州刺史李光宪率领蕃、汉军队,向太原地区进迫,侧翼牵制北汉军队,协助宋军进攻。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继筠死,其弟继捧袭职。时家族内部争权夺利,纷争激烈。“太平兴国六年秋八月,银州刺史李光远袭夏州不克。初,继筠卒,子幼不得嗣。继捧以季弟袭职;失礼诸父,宗族多不协。光远素暴悍,与弟光顺等率兵袭夏州。继捧侦知,伏兵以待,光远兵至,入伏败死。”②太平兴国七年五月,“绥州刺史、西京作坊使李光文,继捧之从父也,表言继捧不当承袭,请遣使与偕至夏州,谕继捧令入朝。”③继捧在无力解决内部纷争的情况下,于太平兴国七年(982)年率领族人到开封朝见宋太宗,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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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七八,后唐明宗长兴四年七月,庚辰。

②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三。

③《长编》卷二三,太宗太平兴国七年五月,癸巳。

献出银、夏、绥、宥4州8县地方,愿意留居京师。夏州李氏地方割据政权的存在,一直是中原各王朝的心病,只是力有不逮,处理起来十分棘手,才不得不承认这一现实。这次继捧亲至开封朝见,并主动献出所辖土地,自是太宗求之不得的事情。太宗不劳而获夏州之地,因此喜出望外。龙颜大悦之余,便授予继捧彰德军节度使,并以汝州团练使曹光实为5州都巡检使,派员至夏州接收土地。

但当宋政府派使前往夏州发遣李氏族人赴京时,继捧族弟继迁、继冲等人却表示反对:“吾祖宗服食兹土,逾三百年,父子兄弟,列居州郡,雄视一方,今诏宗族尽入京师,死生束缚之,李氏将不血食矣!”①其时继迁以定难都知蕃落使的身份居银州,闻宋使至,即诈言乳母死,出葬郊外,遂率数十人逃往夏州东北300里的地斤泽(今内蒙伊克昭盟巴彦淖尔),集合部众,起兵反抗。宋知夏州尹宪和都巡检使曹光实侦察到继迁的踪迹,潜师而进,乘其不备,发起夜袭。宋军斩获继迁部众500人,焚烧400多帐,俘虏继迁母妻及牛羊万计,继迁与继冲遁走逃脱。

由于李氏长期占据陕西、河套地区,在党项羌中具有一定的威望和号召力,所以继迁失败不久,又在夏州以北的黄羊坪招聚羌众,并利用与豪族大姓通婚的方式,同野利氏各族建立反宋联盟。加上宋朝边境官吏对羌民进行残暴的压迫和剥削,激化了民族矛盾,引起了广大羌族人民的怨恨和反抗。怀抱强烈野心的继

迁便利用蕃部人民这种反压迫的心理和要求,加紧煽动,号召团结对宋,争取恢复“故土”,因而获得了党项羌的响应和支持,声势日益壮大,不断南下骚扰,对宋边境造成极大威胁。雍熙元年(984年)九月,因屡次用兵失利,赵普建议实行“以夷制夷”策略,对拓跋氏内部进行分化瓦解,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宋太宗于是“用宰相赵普计,欲委继捧以边事,令图之。因召赴阙,赐姓赵氏,更名保忠”②,任用继捧为夏州刺史,定难节度使,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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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戴锡章:《西夏纪》卷一。

②《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

旧领5州,以招讨继迁。继捧至镇后,上言继迁悔过归款,太宗乃以继迁为银州刺史、西南巡检使。继迁本无降意,于是藉此机会入寇。雍熙二年二月,继迁派人向曹光实诈降,曹光实信以为真,欲专其功,不与人谋便前往受降。而继迁先设伏兵,待曹光实率数百骑赶到时,伏兵齐出,斩杀曹光实,遂一举攻下银州,自称定难军留后。

雍熙三年二月,宋军大举北伐辽朝,继迁利用这个机会,实施联辽反宋,称臣于契丹。契丹授其为“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宥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①。这年冬,继迁为巩固双方联盟,向辽求婚。辽因为与宋争战正酣,企图利用继迁侵扰宋边,牵制宋军,逼使宋东西两面作战,乃将宗室耶律襄的女儿封义成公主许嫁。双方抗宋联盟的结成和巩固,使继迁更加有恃无恐,大肆入侵宋境,与辽东西互应,夹击宋军。次年,继迁攻占夏州,宋知夏州安守中率兵3万与战,大败而逃。

宋以李继捧镇夏州,未能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李继迁侵扰依旧,宋廷中于是有人怀疑李继捧与李继迁暗中互有往来,便徙继捧为崇信军节度使,其弟光宪为道州防御使,以削弱分散其势力。又数次诏谕继迁。端拱元年(988年)五月,时宋正值歧沟关、君子馆等战役大败之后,太宗接受赵普的建议,复继捧为定难节度使,原所管夏、银等5州钱帛刍粟田园等并赐之,使图谋继迁。继迁连年纳贡于辽,辽加封其为夏国王。淳化二年(991年)七月,李继迁攻夏州,李继捧迎战于夏州北面的安庆泽,遭到失败,遂向宋朝求救,宋遣翟守素率兵往援。继迁听到消息,即奉表归顺。宋此时屡为辽所败,辽患日益严重,为避免两面作战,对继迁极尽笼络之能事,授予继迁银州观察使,赐姓名赵保吉;以继冲为绥州团练使,赐名保宁;子德明为管内藩落使行军司马。

 李继迁之所以与宋虚伪周旋,若即若离,目的在于通过互市,取得经济上的利益。宋政府看清了他的这一企图,为迫使他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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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辽史》卷十一《圣宗纪二》。

便对他实行经济封锁。淳化四年,宋转运副使郑仁宝建议禁绝盐池。因为继迁控制下的党项羌人,生活在“银夏之北,千里不毛”的沙漠地带,畜牧是其主要产业,平时生活所需的粮食,要靠当地天然的池盐来同宋边民交换。如果禁断这种边境交易,“绝青盐使不入汉界,禁粒粮使不及羌夷”,那么肯定会给继迁的统治造成困难。但是由于宋政治的腐败,经济封锁实施的结果,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招来了对自身的不利。外则“戎人乏食,相率寇边”,内则“关陇民无盐以食,境上骚扰”。到后来北宋政府不得不取消禁令。淳化五年(994年)继迁胁迫绥州居民迁移平夏,并在沿边围攻堡砦,大肆掳掠,之后转攻灵州。这时继捧也转变态度,与继迁相约合作,又暗通契丹。宋政府任命马步军都指挥使李继隆为河西兵马都部署,尚食使尹继伦为都监,率兵进讨。李继隆由绥州入抚宁县,进拔夏州,将李继捧逮捕回朝,并下令毁废夏州城,把居民迁移到绥、夏等州。而李继迁一面遣使朝贡,献马谢罪,一面向灵州等地发起进攻。至道二年(996年),宋政府派军护送粮草40万接济灵州,继迁邀击于浦洛河(今宁夏吴忠市南),宋兵溃败,粮草尽为继迁所得。宋太宗为了彻底消灭继迁势力,亲自部署5路出兵,李继隆出环州,丁罕出庆州,范廷召出延州,张守恩出麟州,打算会师平夏,一举将李继迁消灭。但由于补给困难,各部步调不一,缺乏协同,加上李继迁灵活机动,避免同宋军主力决战,结果宋军疲于奔命,无功而还。

至道三年(997年),宋太宗去世,宋真宗继位。李继迁遣使求和,真宗授予他定难军节度使称号,让他据有李氏旧地。这一决定使已归属宋版图的夏、银、绥、宥等州,再次落入夏州李氏的手中,事实上承认了李继迁独霸西北一方的局面。但继迁在同宋的争战中清楚地看到了宋统治者的软弱无能,已不肯满足于“故土”的恢复,而要在恢复“故土”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张其割据势力。

李继迁把扩张的矛头首先指向灵州。灵州位于夏州的西侧,倚负贺兰山,带引黄河,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唐宋时期西北边疆上著名的军事重镇。在灵州的西面,是我国古代通往西域的要道河西走廊,当时这一地区主要散居着回鹘部落。在灵州的西南,则是吐蕃部落分布地区。因此灵州成为汉、回鹘、吐蕃和党项各族争夺的焦点。继迁固有必争之势,而宋也有不能不守的苦衷。但这一地区自唐末以来经历了长时期的战乱,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力物力受到极大损耗。宋要保有灵州这一战略据点,必须依靠内地后勤补给。而其时“关西老幼,疲苦转饷”,无力支援灵州。于是宋廷中有些人如杨亿、李沆、王旦、张齐贤等人主张干脆予以放弃。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灵州“地方千里,表里山河,水深土厚,草木茂盛,真牧放耕战之地”,一旦放弃不守,将会使继迁得地坐大,更加难以制服。其次,“自环庆至灵武仅千里,西域、北庭剖分为二,故其地隘,其势弱,而不能为中国之大患”。如果放弃灵州,就等于自撤藩篱,造成“合而为一”的严重形势,对宋边形成更加严重的威胁。另外,宋所需要的大量马匹,向来仰给于河西地区,一旦继迁占领灵州;那么宋军的战马补给必会发生严重困难①。因此,极力反对放弃灵州。正当宋廷上下议论纷纷、举棋不定的时候,继迁已作好了准备,向灵州展开了猛烈的攻势。宋朝派出的6万增援部队尚未赶到,灵州就已陷落了。继迁认为此地“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若缮城浚濠,练兵积粟,一旦纵横四出,关中莫将知所备”②。于是改灵州为西平府,‘作为自己的都城。

 李继迁攻陷灵州之后,又于咸平五年六月率领2万骑兵攻宋之麟州,欲尽取宋河西之地。宋调发并、代、石、都等州兵增援,同时派兵8000,加强环庆、泾原两路守备力量。继迁进攻麟州,遭到宋军的顽强抵抗,久攻不下,损失惨重,被迫撤走。灵州陷落后,陕西耸动的局面,才暂告安定。宋真宗为了北拒辽军,西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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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编》卷四四,真宗咸平二年六月,丁巳。

②《西夏书事》卷七。

继迁,派通晓军事的文臣钱若水为并代经略使,加强并州方面的防御力量。继迁看到无隙可乘,便回军西向,将进攻的重点转向河西,发动了对臣服于宋王朝的河西诸部族的攻击。

四、争夺河西地区

所谓河西地区,据《宋史·夏国传》记载,包括黄河以西的9个州郡:“河西之州九:曰兴(今宁夏银川)、曰定(今宁夏平罗县东南)、曰怀(今银川东南)、曰永(今宁夏永宁)、曰凉(今甘肃武威)、曰甘(今甘肃张掖)、曰肃(今甘肃敦煌东)。”也就是说,其主体部分为今甘肃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以及玉门关、阳关等地,还包括今宁夏的银川、平罗、永宁等地。河西地形险要,“黑山峙其东北,黄河遗其西南,地方二千余里,川无蛇虺,泽无虎兕,诚羌戎之都会,屯守之要区也”①。自汉武帝开发西域,在河西设置郡县以来,便成为中原王朝向西发展的战略基地,也是西北少数民族割据称雄的必争之地。从军事上看,占据了河西,西可以进取中亚,北可以阻止蒙古草原上游牧民族与西南诸民族的联合,解除对中原王朝的威胁。河西宜牧宜农,是重要的屯田畜牧之地,中原王朝的重要装备物资战马,主要从此地获得。另外,河西还是东西方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因此,历代王朝无不把河西当作经略西域、御卫边疆,发展商贸的重要地区看待。

 公元8世纪中叶,唐王朝爆发了安史之乱,唐政府将河西守军东调入卫京师,致使河西守备空虚,吐蕃乘机攻陷河西。后汉人张仪潮率沙州人民起义,收复河西,建立归义军政权。但张仪潮逝后不久,河西又为甘州回鹘和吐蕃诸部族瓜分。甘州回鹘的势力范围包括甘、肃、瓜、沙等州,吐蕃部族则控制了凉州(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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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西夏书事》卷十二。

甘肃武威)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另外,活动于青海东部河湟流域的各吐着部落联盟唃厮啰政权,其居地虽不属河西范围,但它的存在,对宋夏争夺河西走廊也有着重大影响。唃厮啰政权统治的范围,“有汉陇西、南安、金城三郡之地,东西二千余里。”①李德明击败西凉吐蕃联盟后,其势力开始强大。到甘州回鹘被夏政权击破后,唃厮啰便成为河西东部抗夏的主要力量。控制河西地区,对宋王朝有着重大的意义。这是因为,在宋朝的北方和西北,有强大的辽政权和党项政权,由于民族、地理上的原因,契丹、党项都很有可能联合河西的回鹘、吐蕃等部族共同威胁中原。河西诸部臣服于契丹党项,就会对宋造成西、北两面夹击之势,使宋顾此失彼难以应付。如臣服于宋,则可以与宋形成犄角之势,从

南、西两个方向夹击契丹和党项。“澶渊之盟”后,党项成为宋的主要威胁,河西的向背在宋夏对抗中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宋真宗曾说:“继迁常在地斤三山之东,每来寇边,及官军出,则已遁去。使(西凉)六谷部族近塞捍御,与官军合势,亦国家之利。”②张齐贤也认为:“蕃部中族盛兵众可以牵制继迁者,唯西凉而已。”因此建议与其结成联盟,“俾犄角攻讨”③。此外,宋为保证战马的来源,也必须控制河西。河西是宋朝初期战马的主要来源地。“冀之北土,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之后,无匹马南来,咸取足于西戎。”假如党项控制河西,“则未知中国战马从何而来”④。

 从党项来说,能否占据河西,同样具有极重要的军事经济意义。李继迁占领灵州之后,对宋时和时叛,玩弄两面手法,而把战略进攻的重点转向河西。李继迁企图控制河西,有两个目的,一是夏政权初建,所占“灵、夏、绥、银,地不产五谷”⑤。粮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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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梦溪笔谈》卷二十五。

②《宋史》卷四九二《吐蕃》。

③《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八《安边御寇唃厮啰》。

④《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四《西夏叛服》。

⑤《宋史》卷三二五《刘平传》。

源紧张,民困财乏,而河西地区“物产丰饶,畜牧甲天下”。占领河西,无异于得到一个取之不尽的粮食物资基地。二是从军事上看,河西诸部皆臣于宋,且拥有相当实力,不占领河西,就不能解除后顾之忧,摆脱河西诸部的掣肘。因此,从李继迁开始,即着力经略河西。李继迁死后,其子李德明继续执行这一政策,与宋订立和约,对河西“毕世经营,精神全注于此”①。李元昊也以“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然后长驱南牧”②为己任,不遗余力地进攻河西。李氏三代之所以如此重视河西,“盖平夏以绥宥为首,灵州为腰腹,西凉为尾。有灵州则绥宥之势张,得西凉则灵州之根固”③。正因为宋和党项都认识到了河西的重要地位,因此在河西诸蕃部控制权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争夺。

 其实,早在宋初,河西诸割据政权已经同宋王朝保持着友好的臣属关系。随着西夏势力日益强大,河西诸部受到的威胁也日益严重,因此迫切希望同宋联合,共同抗夏,而宋王朝为了实现牵制西夏的目的,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支持这三个部落联盟的抗夏斗争。在政治上尊重和承认河西各部族首领的统治权力,授之以官职,待之以礼遇;在经济上,对河西诸部族实行优惠政策;在军事上与河西诸部结成联盟,共同抗夏。宋在军事上联合河西诸部以制夏的方针,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至道二年(996年)“蕃部频为继迁侵略”,遣使请求宋派将帅统领众蕃部以抵御李继迁,太宗于是派丁惟清知西凉府事,这是宋联吐蕃以制夏的开始。咸平元年,李继迁暂时归顺,但宋廷中有见识的大臣看到了夏对宋的潜在威胁,认为“若以契丹比议,(继迁)为患更深”,因此建议“多命人使西入甘、凉,厚结其心,为我声援,如有动静,使其侵掩,令彼有后顾之忧,乃可制其轻动”④。咸平四年,李继迁又向宋发动了进攻,攻破定州、永州及清远军,并开始进围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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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西夏书事》卷十一。

②③《西夏书事》卷七。

④《长编》卷四三,真宗咸平元年十二月。

对宋威胁日益严重,张齐贤上疏言:“以今日西鄙事势言之,穷讨则不足,防遏则有余,其计无他,在激励自来与继迁有仇蕃部,招诱远处大族首领,咯之以官爵,诱之以财货,推恩信以导其诚,述利害以激其志。若山西蕃部响应,远处族帐倾心,则凶丑之势减矣。”“若缘边兵得及五万余,更诱蕃部,逾十数万,但彼出则我归,东备则西击,使其奔命不暇,矧更能外侵哉?”指出:“苟朝廷信使得达潘罗支,则泥埋族、西南远蕃不难招辑。西蕃既已禀命,缘边兵势自雄,则郫、延、环、庆之浅蕃,原、渭、镇戎之熟户,自然齐心讨贼,竭力圣朝。”①吴淑也建议:“臣谓宜通西域之地,以助灵武之势,可以掩其不意,以诛黠寇;宜遣使喻秦陇以西诸戎,结其欢心,令为前驱指导,斯不难矣。夫蕃戎靡不贪慕财贿,国家诚不爱重币珍玩以略之,爵赏荣耀以诱之,则西戎宜其为用矣。古人云:‘以蛮夷伐蛮夷”计之上者也。宜示之以中国强盛,喻之以中国富厚,待之以至诚,临之以威重,夷落岂敢不从服哉。”②对这些“所谓断匈奴之右臂”的建议,真宗“甚嘉纳之”,正式确立联蕃制夏的方针,并开始付诸实施。

 宋联蕃制夏政策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对于减轻夏对宋军事压力及延缓夏对河西的进攻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西凉诸蕃部在潘罗支时势力一度强大,兵力盛时多达六七万人,在牵制李继迁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潘死后,张齐贤曾感叹“向使潘罗支尚在,则德明未足为虞”③。李德明击败西凉吐蕃联盟后,唃厮啰“有胜兵六、七万,与赵德明抗”,后来又屡次击败李元昊,“自元昊拒命,终不敢深入关中者,以唃厮啰等族不附,虑为后患也。”④但是,宋同河西诸蕃部之间只是结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对河西诸部族的支持与控制并不十分得力。这是因为,由于宋朝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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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编》卷四九,咸平四年十月,丁未。

②《长编》卷五〇,咸平四年十一月,辛巳。

③《宋史》卷二六五《张齐贤传》。

④《宋史》卷二九五《孙甫传》。

治者在思想上始终成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因而对河西诸部没有给予充分的信任和强有力的支持。如咸平二年,潘罗支为配合宋军进攻李继迁,遣使请示出师日期,真宗以极不信任的口吻说:“朕看盟会图,颇记吐蕃反覆狼子野心之事。”①咸平四年,在朝议授潘罗支官爵时,张齐贤主张授以“招讨使”之号,群臣共同反对,认为“招讨使之号不可假于外来”,对于张齐贤提出的联蕃制夏的具体方针,也“多为沮挠”②。由于认为“蕃夷难以为信”,因此对河西诸部多次提出的联合击夏的建议,宋廷多是敷衍应付,很少采取实际行动,因而挫伤了河西诸部抗夏的积极性。真宗末年以后,由于形势的变化,宋更是基本上放弃了对河西的控制与支持。“澶渊之盟”后,宋真宗“姑务羁縻,以缓争战”,与李德明订立了和约。于是,德明对河西诸部“侵掠无虚日”,宋不愿因河西问题而打破与李德明的暂时和平,因此,不仅没有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反而“录德明誓表,令渭州遣人至西凉府,晓喻诸蕃转告甘、沙首领”③,“以德明归款,谕河西诸蕃各守疆界”④,从而束缚了河西诸蕃的手脚,使夏更加毫无顾忌地加紧了对河西的进攻。宋仁宗继位之初,由于苟安于表面的和平及宋军马需求量的下降,基本上放弃了对河西的支持与控制,“元昊第见朝廷比年与西域诸戎不通朝贡,乃得以利略邻境,固其巢穴,无肘腋之患,跳梁猖獗,彼得以肆而不顾矣”⑤。宋廷的姑息放纵,助长了夏的气焰,最终导致河西地区为夏所吞并。

 针对宋初对河西诸蕃部的笼络和支持,夏自感难以用政治、经济手段使河西诸部投向自己,于是采取军事征服。自李继迁占领灵州以后,即将战略重点西移,重点进攻西凉府潘罗支吐蕃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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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卷四九二《吐蕃》。

②《宋史》卷二六五《张齐贤传》。

③《西夏纪事本末》卷七。

④《宋史》卷七《真宗纪二》。

⑤《宋史》卷二九一《吴育传》。

解决西凉对夏的直接威胁。咸平六年(1003年),夏“境内日窘,抄掠鲜获”,李继迁为攻下粮草皆盛的凉州、消灭潘罗支,遂调集大军,声言将攻宋环、庆两州,并散布“六谷众盛,难以加兵,不复进取”①,使西凉吐蕃放松戒备,而后“潜移兵”突然袭击,迅速攻下西凉府,杀府事丁惟清。潘罗支在诈降的同时,暗集诸蕃部数万人,大败夏军,李继迁中箭负伤,不久死去。次年,夏实施反间计杀害潘罗支,并乘西凉大乱,人心未定,“率兵复攻西凉取之”②。李德明继位后,自知国力尚弱,与宋订立和约,以便集中力量进攻威胁其后方的甘州回鹘。祥符元年三月,派兵攻甘州,结果中伏大败而归。次年四月,又派精骑2万攻甘州,又遭突袭而大败。十二月,李德明亲征,也因形势不利退回。屡征甘州失利,李德明决定断绝回鹘与宋的联系以困之,“回鹘贡路悉为阻绝”③。但甘州回鹘愈战愈强,祥符九年十一月,甘州回鹘攻下夏统治的凉州,势力东抵黄河岸边,使李德明几乎丧失在河西的立足之地。天圣四年六月,李德明与辽联兵攻击甘州回鹘,“三日不克”,后辽军因国内发生叛乱先撤,李德明势单力孤,只得收兵。天圣六年,李德明派遣儿子李元昊率军突袭甘州,一举成功,灭亡甘州政权,并夺回回鹘控制的凉州。从此李德明“恃其形势,制驭西蕃,灵夏之右臂成矣”④。李德明攻灭回鹘后不久即死去,李元昊继位。元昊“欲南侵,恐唃厮啰制其后”⑤,于是将进攻的重点指向威胁其控制河西的唃厮啰政权。明道二年(1033年)七月,派大将苏奴儿率兵2.5万进攻,结果全军覆没。景祐二年十一月,元昊包围唃厮啰政治中心青唐城(今西宁),唃厮啰大将安子罗率10万大军将夏军反包围,李元昊率军转战200多天,士兵饿死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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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西夏书事》卷七。

②《西夏书事》卷八。

③《西夏书事》卷十。

④《西夏书事》卷十一。

⑤《宋史》卷四九二《吐蕃》。

数,败军而还。此后,“厮啰数以奇计破夏兵,元昊遂不敢窥其境”①。从此,李元昊在河西采取了保境自守的方针,巩固对所占河西地区的控制,景祐三年(1036年)七月,取瓜、沙、肃州。十月,“尽破兰州诸羌”,同时“绝吐蕃与中国相通路”。而唃厮啰亦避免与其大战,宋朝知其“不足与夏人抗,但欲解散其谋,使不与结合而已,故终不能大有功”②。元昊企图征服唃厮啰的目的虽未达到,但却全部控制了东到黄河、西达瓜沙的整个河西地区,削弱了唃厮啰政权,进一步解除了后顾之忧。

  夏历经三代,大约用了30多年的时间,最终占领河西地区。此地的得失,对宋夏影响巨大,其意义非同寻常。对夏而言,首先,扩大了版图,增加了财源,奠定了其立国的基础。元昊占领河西后,领土增加数倍,“东尽黄河(今山西、陕西交界处),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③,“方二万余里”④。同时,“元昊自先世并吞西土三十余年,聚中国所赐赀财无算”⑤,且河西水草繁茂,物产丰富,使夏拥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完成了建国准备。夏立国后,河西作为西夏的军事、经济基地,一直支撑西夏长达190年之久。其次,解除了夏后顾之忧,改变了宋夏战争态势。在夏占领河西以前,宋夏战争的规模有限,除了攻占灵州之役规模较大外,夏对宋的战争大多是掠夺骚乱性的。这除了党项政权国力尚弱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河西诸部的掣肘。元昊占领河西后,“则控制伊西,平吞漠北,从此用兵中原,无后顾忧矣”⑥,因而开始了对宋的大规模进攻。对宋而言,河西的失陷,使宋失去了牵制夏的有力力量,使自己陷于孤军作战的境地。虽然唃厮啰吐蕃部仍不时对西夏进行骚扰,但“终不能有大功”,实际上的作用有限。另外,宋失去河西,使西域地区军马的来源基本断绝,影响了宋军队特别是骑兵的建设与发展,影响宋军的战斗力,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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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宋变》卷四九二《吐蕃》。

③⑤⑥ 《西夏书事》卷十二。

④《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下》。

接导致了宋在后来的宋夏战争中处于劣势。

五、西夏王国的建立

李继迁死后,他的儿子李德明继承了他的统治。景德元年(1004年),宋辽订立“澶渊之盟”。为了缓和对外矛盾,巩固内部统治,宋廷大力贯彻“姑务羁縻,以缓争战”①的政策,迫不及待地招抚德明。次年,宋正式向德明提出了媾和条件:以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封西平王;颁赐金、帛、缗钱各4万,茶2万斤;允许夏人进入内地贸易,撤销青盐内输的禁令。同时要求德明归还灵州,居地限于平夏范围,派遣子弟宿卫京城即遣送亲属作人质,送还被俘虏的宋朝官吏和兵民,解散军队等。

德明因新立未固,加上连年对宋战争也给党项族造成很多困难,人畜死亡严重,在此形势下,表示愿意与宋和好。除了不同意归还灵州和送子弟作人质外,基本上同意了宋朝提出的条件,宋朝也对允许夏人进入内地贸易和撤销青盐内输的禁令作了保留,次年双方订立了和约。

 和约的订立,对于德明稳定自己的统治,加强对新占领地区的控制,起了不小的作用。在此后20多年的时间中,德明一方面保境息民,注意发展生产,使西夏的农业区出现了“有耕无战,禾黍如云”②的繁荣景象;一方面又利用各种手段,从宋朝得到优厚的经济利益。如派往宋境的使者商人,川流不息,他们在道途中同宋朝人民私下交易,卖不掉的货物还要宋官府代为收购。常在边境私设榷场,或派人在沿边一带贩卖违禁物品,进行走私活动,甚至在内地打造成批的武器,带回西夏。德明在位的29年中,东和宋辽,内求生息,实力日益雄厚,为后来西夏王国的正式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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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编》卷六三,真宗景德三年五月,庚申。

②《范文正公集》卷十《答赵元昊书》。

奠定了根基。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德明大兴土木,营造宫室,他认为怀远镇(今宁夏银川市)“西北有贺兰之固,黄河绕其东南,西平为其障蔽,形势利便”①,于是将其改称兴州,作为西夏新的国都。这样,德明虽没有公开称帝建国,但其在发号施令,任命官吏,建立礼乐制度等方面,已俨然与独立王国无异。

天圣九年(1031年)德明死去,儿子元昊继立。元昊从小就抱负远大,志向不凡,博学多才,尤其爱好攻读法律和兵书。成年之后,经常参与制定内外方略,对德明臣属于宋极为不满,多次劝说德明改变这一政策。德明认为:“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元昊却说:“衣皮毛,事畜牧,蕃姓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②宋天圣六年(1028年),25岁的元昊因“气势英迈,诸蕃誉服”被立为太子。次年德明为元昊向契丹求婚,两年后契丹兴宗将兴平公主嫁与元昊,又封他为夏国公,从而加强了同契丹的政治联盟,为取得契丹援助大举攻宋创造了条件。

元昊继位后,加快了称帝建国的进程。他首先改变了过去德明恭顺宋王朝的做法。当宋朝派使者前来为他授爵时,尽管宋诏书中盛赞他“器怀英达,义节坚明,孝恭尽于事帝,恩信长于御众”③,但他根本不把宋王朝放在眼里,对使者先是不予接见,后虽勉强接受诏书,态度却十分傲慢冷淡。甚至当着使者的面对属下说:“先王大错,有国如此,而乃臣属于人”④,公开宣布要改变对宋的臣属关系,要与宋平起平坐。以后宋朝屡次遣使前来,元昊均摆出一副帝王的架势接待,有时甚至故意指使在宋使驻地附近冶炼兵器,公开向宋示威。但宋使懦弱无能,回朝后对上述情况“秘不敢言”,使元昊更加骄横不驯。

 为了彻底摆脱宋朝的控制和影响,把自己的政权建立得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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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西夏书事》卷十。

②《西夏纪》卷五。

③④《西夏纪》卷六。

巩固和具有充分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元昊在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习尚的基础上,吸取汉族王朝及祖父辈的统治经验,在统治区大张旗鼓地推行社会改革。在继位的第二年,即宣布废除唐封李姓,宋封赵姓,以元魏王室的后裔自居,改号嵬名氏,自称吾祖,意即尊己为“青天子”,而把宋朝皇帝视为“黄天子”,不仅要同宋王朝分庭抗礼,甚至大有凌驾于宋朝之上之势。同时废除宋朝年号,擅自改号“显道”,后又改为“开运”、“广运”。明道二年(1033年),元昊下令秃发,推行党项族的传统发式,并亲自带头,强迫西夏人在3日内一律秃发,违者处死。把兴州升为兴庆府,扩建宫城殿宇,准备以此作为立国后的国都。为了扩大统治基础,元昊注意调和境内各民族的矛盾,尤其重视联络和团结汉族上层人士,为此建立汉和党项两套官职,设中书省和枢密院,分掌文武两班,规定“自中书令、枢密、宰相、御史、大夫、侍中、太尉以下,皆命蕃、汉人为之”①。又颁行新制蕃字,即西夏文字,规定夏国文书一律用新制蕃字,汉字只限于同宋朝往来的文书。在礼仪方面,认为德明在世时遵依的宋制为“缛节繁音”,而党项族“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②。因此,大力推行党项族的礼仪风俗。元昊在各个领域的改革,遭到了党项守旧贵族的激烈反对。宋景祐元年(1034年)以贵族山喜为首的元昊母亲卫慕氏的族人,阴谋暗杀元昊发动叛乱,元昊及时察觉了他们的图谋,并采取断然措施,把山喜族人全部沉溺于河中,同时毒死母亲卫慕氏,粉碎了贵族的反对和叛乱,使原定的各项改革措施得以继续深入推行。

 元昊在大力整顿内部的同时,积极向外扩张势力。景祐元年正月,元昊率兵攻略宋府州(今陕西府谷)。七月,攻略环州(今甘肃环县)、庆州(今甘肃庆阳)。十月,再次攻掠环、庆。这几次进攻虽然规模不大,但却让他进一步看清了宋王朝的腐败和虚弱,“上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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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上》。

②《西夏纪》卷六。

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朽腐,城郭隳颓”①,从而更加坚定了攻宋的决心。景祐二年,元昊为扫除西部近邻对自己攻宋的牵制,派军2.5万人进攻吐蕃大首领唃厮啰,在失利之后,亲自率军出征,先攻打猫牛城。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元昊诈称议和,待其城门大开,乘机攻入城内。接着乘胜进攻青唐(今青海西宁)、宗哥(西宁东)等城。唃厮啰部将安子罗领兵10万,企图切断元昊后路,元昊率军苦战200余天,将安子罗击败。但在回师经过宗哥河时,遭到唃厮啰的袭击,损失惨重。元昊认真总结了此次作战的经验教训,认为唃厮啰之所以有力量同自己抗衡,是因其背后有宋朝的支持,因此决定暂不与唃厮啰直接交锋,改变打击目标,于景祐三年十二月,发兵攻占瓜州(今甘肃安西县东南)、沙州(今甘肃敦煌县西)、肃(今甘肃酒泉),不久进据兰州。元昊通过这一系列军事行动,占领了河西走廊,切断了吐蕃与宋朝的联系。

 元昊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使正式立国称帝的条件已经成熟。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上表宋朝,借口派人到五台山供佛,侦察了解宋河东路虚实。并同各部落首领歃血为盟,相约大举向宋进攻。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元昊于这年十月筑坛受册,称始文英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国号大夏,又称邦尼定国或白上国,改元天授礼法延祚,追封祖父继迁为神武皇帝,庙号太祖;父亲德明为光圣皇帝,庙号太宗。任命了文武官员,以野利仁荣、嵬名守全、张陟、张降、杨廓、张文显等人为中书、枢密、侍中,专主谋议;以杨守素、钟鼎臣等人受纳诸司,主文书;以野利遇乞、野利旺荣等人分驻12监军司,主兵马。同时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祭祖活动。西夏国至此正式宣告成立,其统治区东据黄河,西至玉门,南临萧关,北抵大漠,共辖18州。次年正月,元昊上表宋廷,宣称受西北各族拥戴,正位皇帝,国号大夏,要求宋朝正式予以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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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编》卷二〇四,治平二年正月,癸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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