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在得知元昊称帝建国的消息后，大为恼怒，多次召集群臣商议对策。有人主张讨伐，有人认为应该承认，众说纷纭，议而不决。直到六月间，仁宗才决定绝和问罪，下诏削夺元昊一切官爵，撤销所赐皇姓，停止贸易往来，对西夏进行经济封锁，并在边境张贴布告，募人捕杀元昊。声称凡活捉元昊或将其斩首者，授予定难军节度使官职；凡是元昊属下人员率众归降者，给予优待和重用。就在盲目轻敌、妄自尊大的宋王朝虚张声势时，元昊早已做好了战争准备。他在称帝前后，即整编军队，训练兵马，巩固边防，铲除异党及确定了攻宋方略，同时还通过使者、商人以及重金收买宋朝官员等手段，刺探宋朝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因此对宋朝“山川之险夷，国用之虚实，莫不周知”①。然而，腐败无能的宋王朝对这一切都茫然不知，自以为大军一到，元昊不是兵败被杀就是束手就擒。于是，宋夏一交兵，元昊就牢牢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置宋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在此后5年左右的战争中，西夏虽也有局部的失利，但在战略上以及一些关键性的战役中，都是处于优势，连战皆捷，打得宋军损兵折将，一败涂地。
在夏宋早期战争中，延州、好水川、定川寨三战是最为重大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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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西夏纪事本末》卷十。
一、延州之战
(参见附图13)
延州（今陕西延安），是宋朝防御西夏的军事重镇。宋在延州以北地区筑有金明寨、塞门寨、安远寨等36个据点，常年屯驻重兵戍卫。当时任此地宋军最高指挥官的范雍，懦弱无能，胆小怕事。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元昊声言即将发兵进攻延州，范雍闻之惊惧怯战。接着，元昊指使手下向范雍诈降，表示愿意改过归顺，范雍信以为真，疏于戒备。元昊在麻痹宋军的同时，将矛头指向了金明寨。
金明寨（今安塞东南）地处延州西北100里，世守此地的李士彬，有兵10万，号称“铁壁相公”。元昊在称帝之后，曾遣使劝诱李士彬投降，被士彬处死。元昊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派人装扮成边民诈降，李士彬起初尚较谨慎，主张把降民迁徙南方。但范雍却说：“讨而擒之，孰若招而致之？”①李士彬根据范雍的指示，遂把降民编入军中。元昊见李士彬中计，便陆续派遣大批人员而来，全被李士彬编入各寨。为了进一步麻痹李士彬，元昊告知部将，凡与李士彬部遭遇，都要不战而退，并到处散布“吾士卒闻铁壁相公，胆坠于地”②的谣言。李士彬听说后更是志骄意满，目中无人。与此同时，元昊又根据李士彬待下严酷，部众怨恨在心的情况，暗中收买其部下作为内应。此后，元昊继续采用懈敌之法，声称要攻金明寨，李士彬闻讯严兵以待，却不见西夏军队进攻。李士彬于是以为元昊不过是虚张声势，便解甲归寝。元昊乘其无备，率兵数万乘隙从土门（今安寨西北）突入，明攻保安军（今志丹），暗袭金明寨。范雍得知消息，急令都延、环庆副都部署刘平自庆州（今甘肃庆阳）至保安军，与郫延副都部署石元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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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西夏纪》卷七。
合军趋土门，阻遏夏军。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十八日晨，夏军骤至，突然攻城，里应外合，生擒李士彬父子，顺利攻占金明寨。
元昊在夺取金明寨之后，一面派兵进围延州，一面亲率精兵在宋救援延州的必经之地三川口（今陕西安塞县东）西设伏待机。范雍闻元昊来攻，急令部将刘平、石元孙、黄德和、万俟政、郭遵等各率所部万余人回援延州。刘平一向轻敌，接到命令后对劝说他谨慎从事的建议置之不理，匆忙率部昼夜倍道兼行，从土门引军至保安，经万安寨（今志丹东南）趋延州，途中与郦延都监黄德和、巡检万俟政、郭遵等会师东进。在三川口进入元昊预设的伏击圈，陷入重围。元昊在劝降遭到拒绝后，挥军从四面合击，把宋军分割为二，活捉刘平、石元孙等宋军数员将领，获得大胜。然后围攻延州，因天降大雪，久攻不克，元昊撤军解围。
元昊从延州撤围后，继续扩大战果，攻克塞门寨，生俘寨主高延德。接着攻破安远寨。然后挥师西去，攻掠泾原路，在三川寨（今宁夏固原县城西北）等地，先后斩杀宋将杨保吉，击败刘继宗，重伤王琏等人。
二、好水川之战
(参见附图14)
三川口战役的失利，给宋朝以极大的震动。宋廷接连下诏撤换守边大将，招募有勇有谋之士和熟知西夏军情者提供攻夏计策；另派人前往吐蕃，诏唃厮啰从侧后出兵助战，牵制西夏；同时诏令远离西夏的潼关严加守备。宋朝对陕西边帅的人选几经调整，最终以夏竦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韩琦、范仲淹分别主持泾原路、郦延路防务，协助夏竦。范仲淹又以延州诸寨多失守，请以延州守御自任。到任后，大阅州兵，得到1.8万人，分给6将统领，日夜训练。同时修筑城寨，招集流亡，使延州在遭受兵革之灾后，很快得到恢复。八月，范仲淹率军收复塞门寨，修复金明堡。
宋廷为报三川口失利之仇，急欲向西夏发起进攻。但范仲淹则持异议，主张先巩固防务，然后进取绥、宥，占领茶山、横山，认为只有控制这一线攻守皆宜的地带，才能伺机反攻。
庆历元年（1041年）春，正当宋廷在攻守问题上议而未决时，元昊再次向宋朝发动进攻。为了麻痹懈怠宋军，达成进攻的突然性，派遣曾被自己俘虏的原塞门寨主高延德带信至延州，向范仲淹请和。然后倾国入寇，集中兵力向泾原路展开进攻。二月，元昊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逼近怀远（今宁夏隆德东南）。韩琦招募勇士1.8万人，命大将任福率领，自怀远趋得胜寨（今宁夏西吉东）至羊牧隆城（今西吉兴隆西北）侧击元昊，并令镇戎军（今固原）守军常鼎部协同进击。元昊侦知任福骄傲轻敌，便决定诱敌深入至预定战场，设伏破敌。任福率朱观、武英所部增援怀远，以桑怿为先锋，自率轻骑数千到达捺龙川（今宁夏隆德东南），恰遇常鼎部与夏军战于张义堡（今固原张易）南。元昊看到任福已被诱前来，即命令部队故意丢弃辎重和武器，佯作败逃。桑怿率军追击，任福也随之跟进至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北），朱观、武英等后续部队到达好水川南的笼洛川（今什字路河）时，元昊已率精兵10万屯于川口。次日，任福与桑怿循好水川西行，突遇夏大军循川南行，出六盘山疾趋宋军侧后，距羊牧隆城（今宁夏
西吉东南）5里结阵，以绝宋军后路。至此，任福等始知中计陷入夏军包围之中，于是突围。元昊挥军从四面合击，宋军大败，任福父子及桑怿战死。元昊在击败宋先锋军后，乃集中兵力进攻朱观等军。战斗发起后，宋将王琏自羊牧隆城率兵4500人赶来投入战斗。经过激战，武英、王珪先后战死，将校士卒死者1万余人，只有朱观率残兵1000余人逃脱。宋军遭到夏宋开战以来最惨重的失败。
三、定川寨之战
(参见附图15)。
宋经好水川之战的沉重打击，被迫改弦易辙，下令“陕西诸路总管司严边备，毋辄入贼界，至则御之”①，从此对夏完全改取守势，再也不敢轻言向西夏发动进攻了。同时，将陕西划分为郎延、环庆、泾原、秦风四路，以庞籍知延州，范仲淹知庆州，王沿知渭州，韩琦知秦州，各兼本路经略安抚招讨使，以防备抵御西夏的进攻。
元昊在好水川之战获得空前大捷后，企图乘胜向东攻取宋孤悬于河外的丰（今陕西府谷北）、麟（今陕西神木北）、府（今陕西府谷）3州，同宋以黄河为界。庆历元年（1041年）七月，元昊调兵东向进攻麟、府2州，因久攻不克，伤亡惨重，遂转而进攻丰州。宋知州王庆余等战死，丰州失陷。元昊于是派兵据琉璃堡，以断绝宋麟、府2州之间的联系。宋部延都钤辖张亢率兵夜袭琉璃堡，大破夏军，元昊弃堡退走。
庆历二年（1042年）九月，元昊声言进攻宋镇戎军。知宋泾原路经略安抚招讨使王沿命泾原副都部署葛怀敏率兵抵御。葛怀敏分兵4路，向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前进。元昊继续沿用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把宋军主力吸引至定川寨，然后用重兵加以包围，并毁桥断路，切断定川水源。葛怀敏知道中计，遂决定向镇戎军转移。当行至长城壕（固原西北与隆德接界处）时，壕路被切断。夏兵四面猛攻，葛怀敏以下16员将领皆战死，所部9400人全部覆没。接着，夏军乘胜长驱直抵渭州，横扫六七百里，尔后凯旋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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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卷十一《仁宗纪三》。
四、简评
宋军在同西夏初期的三次交锋中，一败再败，不是偶然的。首先是盲目轻敌，思想麻痹。北宋统一南方之后，契丹是主要敌人，而对西夏的崛起，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警惕，认为“党项号为小蕃，非是劲敌，诚如鸡肋，若得出山布阵，止劳一战，便可荡除”①。澶渊之盟后，宋真宗又实行贯彻“姑务羁縻，以缓争战”的方针，对西夏姑息放纵，直至元昊建国称号、对宋的威胁迫在眉睫时，仍认为“元昊，小丑也，旋即诛灭矣”②。朝廷盲目轻敌，前方将领亦刚愎自用。延州之战，起初比较谨慎的李士彬，在边帅范雍轻敌思想指导下，盲目行动，结果中敌诈降之计，而遭重创；好水川之战，大将任福仍不引别人的教训为己戒，再犯轻敌错误，陷入敌之包围圈，导致更加惨重的失败。
其次是战略方针的消极保守。宋虽然力图阻止西夏坐大，并在战争开始时实施了一些进攻，但在战略的总体态势和军事部署上，却表现出一种消极防御。宋在与西夏接壤的漫长边境上，多处修筑堡寨堑壕，处处屯兵布防，造成了“备多力分”的被动局面。正如韩琦、范仲淹等人所言：“陕西西路之兵几三十万，非不多也。然分守城塞，故每路战兵大率不过二万余人，坐食刍粮，不敢轻动，盖不知贼入果犯何路？其务常如寇至”③。
第三，将帅指挥无方，也是宋军屡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如范雍“好谋而少成”④，葛怀敏“猾懦不知兵”⑤等等。夏竦、韩琦、范仲淹虽为一时名臣，但他们都是文人主兵，从未领兵打过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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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编》卷三五，太宗淳化五年正月，甲寅。
②《宋史》卷二九一，《吴育传》。
③《长编》卷一四九，庆历四年五月，壬戌。
④《宋史》卷二八八《范雍传》。
⑤《宋史》卷二八九《葛怀敏传》。
“未经行阵”，“不识偏伍”，因此老成持重有余，“兵不厌诈”不足。
反观西夏，其所以能在三战中均以捷闻，首先在于善于集中兵力，出其不意攻敌一点。夏军能够根据宋全面设防、力分势屈的情况，利用自己骑兵的快速机动，进行运动战，攻其一点，力争速战速决。其“种落散居，衣食自给，忽尔点集，并攻一路，故众动号十万”①。这是它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神宗时有人就曾对此进行了总结：“其患在于虏兵常合而我兵常分也。六路兵无虑二十万，而二十三州、二百余寨，分屯保戍，则是我兵虽多，而散在处处也。贼之来也，大则六监军、衙头一时俱发，小则随处寇掠，边城一面受敌，则所与角战者无几，而城寨之兵又各有所守，不可会集，多寡不敌，则乞师告急，求兵才至，贼又己去。今贼常以合兵击我散兵，而我常以不敌之众当其锋，此庆历之失也。”②其次，善于进行游击战，灵活机动，利则战，不利则走。这又是夏军获胜的一个原因。夏人“逐水草畜牧，无定居，便于战斗。利则进，不利则走”。“彼闻兵势大，或不来接战，且谋远遁”，宋军“欲进则人马乏食，欲守则地无坚垒”③，进退失据。元昊宣布独立时，宋臣多请大举伐夏，范仲淹独持异议，他反对的理由便是“缘大军之行，粮车甲乘，动弥百里，虏骑轻捷，邀击前后，乘风扬沙，一日数出，进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饮，沙漠无所获，此所以无功而有患也。”再次，采用了坚壁清野，诱敌深入，多立虚寨和埋设伏兵的战法。继三川口宋将刘平、石元孙等步入元昊预设的伏击圈后，又引诱葛怀忠等宋军主力至定川寨，一举聚而歼之。这说明，夏军这种虚虚实实，进进退退，以“请君入瓮”的战法，在实践中获得了很大成功。此外，从将帅的能力上看，西夏也比宋朝高出一筹。元昊自幼熟读兵书，加上长于戎马之中，久经战争考验，使得他精于韬略，长于用兵。“元昊结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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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范文正公政府奏议·三·陕西政策》。
②《宋文鉴》卷五三。
③《武经总要后集·方略》。
兵，凡二十年，无能折其强者”①。这些，都远非宋军将领可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