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北宋神宗时期的军事改革第一节 神宗军事改革的历史背景
一、改革的历史背景
北宋王朝建立之后，经过80年的发展，至宋仁宗统治时期，出现了内忧外患交织，积贫积弱并存的严重问题。从内忧上来看，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激化。宋仁宗庆历年间，农民起义和士兵哗变此伏彼起，接连不断，“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似一火”①。从外患上看，由于民族矛盾相当突出，宋同西夏、辽的关系都很紧张。西夏元昊正式称帝后，不断向宋发起进攻，并接连打败驻守陕西各路的宋军。宋把陕西方面的军队增加到将近40万人，又派去名重一时的大臣范仲淹和韩琦坐镇指挥，却依旧无法制止西夏的侵扰。辽也趁火打劫，乘机要挟，于庆历二年（1042年）陈兵幽燕，进行恫吓，要宋朝交出周世宗时收复的瓦桥关以南10县土地。宋朝无计可施，只得用“屈己增币”的办法换取辽放弃对土地的要求。为了应付不断的内忧和外患，宋统治者大量扩充军队，带来了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
这种贫与弱、忧与患问题的形成，与北宋前期以来所实行的军事政策不无关系。不容否认，宋太祖赵匡胤开创的一整套军事制度，对于清除唐末五代以来武夫犯上作乱的恶习，维护赵宋王朝的统治，确曾起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赵匡胤的继承者们，把这套制度推向了极端，因而使制度本身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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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〇〇《再论置兵御贼札子》。
有的一些消极方面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有了恶性发展，甚至本来是积极的制度，亦走向了反面。例如，基于防范武将犯上作乱的高度集权的军事领导体制严重束缚了将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再如，“兵无专主”的更戍制度，也严重影响了部队的管理和训练。
同时，基于“守内虚外”、“强干弱枝”指导思想的消极防御战略和兵力部署，又削弱了国防。宋太宗即位以后，由于两次大举北伐幽州遭到惨败，内部矛盾尖锐，急忙调整内外政策：“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①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北宋政府在防御外敌入侵上，往往单纯依靠在同辽接壤的边境地区开挖塘泺，在同夏接壤的地区修筑堡寨和堑壕，以构成一条漫长的防线。而在兵力部署上，则把防卫京城作为重点。驻扎在京城的，全部是禁兵中的精锐部队殿前司军。而驻防各地的，则是两侍卫司的部队，其战斗力较之驻守京城的部队，明显低下。同时，驻开封的部队也大大超过地方任何一路（包括同辽夏相邻的边境地区）的部队。这种守内虚外的兵力部署，也造成了边防空虚，守备薄弱，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特别是为了应付内外战争和“凶年饥岁”大量招兵的制度，致使北宋军队的员额自太祖晚期开始一再膨胀，数量急剧增加。至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以后，军队员额猛增到125.9万人，其中仅禁军马步兵就达到82.6万人。而宋朝军队实行的是募兵制，所需俸禄甚多，除正式俸禄外，还有各种各样固定或临时的补助。赡养这样一支数量庞大的常备军，每年要耗去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大部分，仁宗宝元时，富弼曾说：“自来天下财货所入，十中八、九赡军。”②庆历以后，曾任三司使的张方平，屡次上奏说：“约计天下财利出入之籍，知天下之所以困，本于兵。”③另一位曾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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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编》卷三十二，淳化二年八月，丁亥。
②《长编》卷一二四，宝元二年九月，丁巳。
③《乐全集》卷二三《再上国计事》。
司使的蔡襄，在对仁宗末和英宗初的财政情况作了具体的统计之后认为：“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部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待不困？”“今天下大患者在兵，禁军约七十万，厢军约五十万，积兵之多，仰天子之食，五代而上，上至秦汉无有也，祖宗以来无有也。”①这种冗兵耗食的严重情况，不仅直接造成了国家的财政危机，还由此引发了连锁反应，造成了政治危机。统治者为解决财政危机，千方百计地加紧搜刮民脂民膏，广大民众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被迫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同时，宋政府虽然花费了巨额的经费养兵，但这些钱又大多落入各级贪官污吏的腰包之中，广大士兵同样处于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引起了他们的严重不满。因此，社会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农民起义和士兵反抗不断发生，此伏彼起，大有星火燎原之势。
二、改革呼声的高涨和改革军政的初步尝试
面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严峻局势，统治集团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能再照老样子继续因循苟且下去，他们都在考虑如何摆脱社会危机，以加强赵宋王朝的统治。
早在咸平三年（1000年），王禹偁就针对时弊，上疏言事，提出了“改辙更张，因时立法”②的要求。到仁宗时，一部分地位较低的官员，看到宋社会潜伏着的种种危机，不断向宋仁宗发出了要求改革的呼声，指出如果“朝廷自守弊法，不肯更张”，将导致十分危险的后果③。在这股要求改革的浪潮中涌现出的代表人物是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年），是北宋中期较有影响的政治家，他素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志，十分关心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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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蔡忠惠公集》卷十八《国论要目·强兵》。
②《宋史》卷二九三《王禹偁传》。
③《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一七。
的长治久安问题，自步入仕途之后，敢于“言朝政得失”，提出了一些兴利除弊的建议。后来，又主持了陕西方面的防务，比较有效地阻止了西夏的进攻，从而名重一时，在士大夫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但由于同当权者政见不合，屡遭排斥和打击。庆历之初，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尖锐激烈，给宋廷以极大的震撼，多年沉闷的政治空气开始变得活跃起来。宋仁宗在改革呼声的推动下，也“遂欲更天下弊事”①。于是，因循守旧的官僚吕夷简被罢去宰相职务，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支持范仲淹的韩琦、富弼担任了枢密副使，欧阳修、蔡襄等人任谏官。在这一班朝臣中，名士云集，士大夫交口称誉，宋仁宗也对他们礼遇有加，希望他们能够拿出一个可使天下太平的方案来。
在一片改革呼声中上台的范仲淹，综合他多年的改革建议并加以发挥，于庆历三年九月写成了一篇《上十事疏》，呈献给宋仁宗，作为改革的基本方案。其中包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存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宋仁宗接受了范仲淹的大部分建议，从庆历三年九月到庆历四年，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诏令，宣布对官僚选拔和升迁制度进行改革。主要内容有：“臣僚非有勋德善状，不得非时进秩”，“凡有善政异绩，或劝农桑获美利、鞠刑狱雪冤枉，典物务能革大弊、省钱谷数多，准事大小迁官升任”；奖励那些有“经国济民”之才的官员，淘汰那些“非才、贪浊、老懦”的官员；对各级官僚子弟靠“恩荫”做官的特权，进行一些限制。规定“自今臣僚毋得以奏荐恩泽及所授命，为亲属乞赐科名，及转官升陟入通判以上差遣。其亲属尝降官降差遣，亦毋得乞以恩泽牵复”。宋仁宗还接受富弼的建议，“选官置局”，把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典故、法令编纂成书，作为“模范”参照实行，希图达到“颓纲稍振，敝法渐除”的目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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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编》卷一四〇，庆历三年三月，癸巳。
②以上见《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传》，《长编》卷一四三至一五三有关部分。
这就是所谓的“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所进行的改革是有限的，其主旨只在于整顿腐败的官僚机构。即使是如此，但由于它多少触犯了官僚、权贵的一些既得利益，由此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那些受到限制的皇亲国戚和大官僚以及被撤职的官员结合在一起，“相与腾口”①，攻击范仲淹交结朋党，制造范仲淹阴谋废掉宋仁宗一类危言耸听的谣言，进行恶意中伤。范仲淹和富弼等人被迫离开朝廷，已经宣布的改革法令，也被相继取消，新政仅实行一年多时间，便中途夭折了。
庆历新政失败了，但赵宋王朝的统治危机并未解除，且在继续恶性发展。因而士大夫的改革要求，并未因新政的失败而低沉下来。相反地，随着危机的不断加深，士大夫改变现状的要求愈益强烈，所谓“祖宗以来，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于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缓，委靡不振，当时士大夫亦自多厌之，多有文字论列”②。“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③。在士大夫纷纷要求改革的同时，一些官员身体力行，在个别的、局部的地区，相继实行了一些革除积弊的改革措施。
如李参任陕西转运使时，看到当地由于戍兵过多而造成的严重粮荒，便亲自“审订其阙，令民自隐度麦粟之赢，先贷以钱，俟谷熟还之官，号青苗钱”④。实行数年，官仓存有余粮，农民亦减少了高利贷的威胁。再如对差役的改革，李复圭在任两浙路转运使时，因“浙民以给衙前役多破产”，于是“悉罢遣归农，令出钱助长召人承募，民便之”⑤。知明州事钱公辅见应衙前役的乡户贫民，“竭产不足以偿费”，乃“取酒场官卖收钱，视牙前轻重而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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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二〇《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
②《元城语录》卷上。
③《龙川先生文集》卷一一《铨选资格》。
④《宋史》卷三三〇，《李参传》。
⑤《宋史》卷二九一《李复圭传》。
以钱，悉免乡户，人皆便之”①。到江南一带“体量安抚”的韩绛，在朝廷上极言差役之弊，并“创为五则以均衙前役”②。越州通判张诜亦“科别人户，籍其当役者，以差人钱为雇人充”③，改变了当地衙前役。英宗治平年间，司马光由此而提出了募役法的主张。
在军事方面，针对募兵制在实行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弊端，很早以来就有人提出了以民兵代替募兵的主张，企图恢复过去寓兵于农的征兵制。宋初曾以“伍保法”把农民编制起来，但到后来逐渐废弛。宋仁宗时“伍保法”又在局部地区得以恢复。如吴育知蔡州时，“按令为民立伍保而简其法，民便安之，盗贼为息”④。燕度在陈留县，“又行伍保法以察盗”⑤。针对兵不识将，将不专兵的状况，范仲淹在防御西夏时，将郎延路兵1.8万人配隶6将，平时负责训练，战时轮番出战。而部署、钤辖、都监等，各按官阶，服从约束并掌握相应的职权。经过这番改革，“约束既定，总领不贰，劳逸又均，人乐为用”⑥。针对骑兵落后、马匹缺乏的状况，宋真宗时知秦州曹玮便试办了民户养马，以补充官马的不足。宋祁在仁宗时提出，不仅在河北、陕西、河东产马之地可以让民户养马，就是在京东、京西、淮北不产马地区也可以养马。只有这样，“朝廷缓急，差可济用”⑦。叶清臣也提出“赋马于河北、河东、陕西、京东西五路，上户一马，中户二户一马”，这样就能“坐致战马二十万匹”⑧。
总之，在变法酝酿的过程中，士大夫的改革要求给后来的变法做了思想上舆论上的准备，而个别的局部的改革又从实践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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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编》卷一九一，嘉祐五年二月，乙亥。
②《琬琰集删存》卷一《韩献肃公绛忠弼之碑》。
③《宋史》卷三三一《张诜传》。
④《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三二，《吴育墓志铭》。
⑤《宋史》卷二九八《燕度传》。
⑥徐度：《却扫编》卷一。
⑦《景文集》卷二九《又论京东西淮北州军民间养马法》。
⑧《宋史》卷二九五《叶清臣传》。
后来的变法奠定了基础。
三、改革的指导思想
长期以来士大夫要求改革的浪潮，以及个别的局部的改革，为后来的变法准备好了条件。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庸碌怯懦的宋仁宗病死，宋英宗继位。宋英宗“有性气，要改作”①，“志在有为”，继位不久，即向执政大臣提出了“积弊甚众，何以裁救”的问题②。但垂帘听政“权同处分军国事”的仁宗曹皇后却坚持“祖宗法度不宜轻改”③，加上英宗本人体弱多病，在位期间没有来得及进行任何“改作”就于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去世。继承皇位的是他20岁的儿子赵顼，即宋神宗。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宋神宗，比起英宗来，“性气越紧，尤欲更新之”④。他在即位之前，就希望能够改变赵宋王朝积贫积弱的面貌。即位以后，这一改革的愿望更加强烈。
为了使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神宗十分重视选好改革人才、建立起领导改革的机构。在选人问题上，他开始把希望寄托在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一班元老重臣身上，试图得到他们的支持。这些人在仁宗时曾积极要求变革，并参与了庆历新政的推行。但随着他们政治地位的提高，已经变成了“以一切坚守，无所施为为是”的守旧派人物⑤。从他们那里，宋神宗得到的自然是满心的失望。但是，这并未沮丧他对改革的决心。他于是便把视线转向要求改革的士大夫，在他们中间找到了曾经大声疾呼变法，并在士大夫中享有很高声望的王安石。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江西临川人。庆历二年（1042年）中进士，开始登上政治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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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④《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自熙宁至靖康用人》。
②《长编》卷二〇一，治平元年五月。
③《宋史》卷二四二《慈圣光献曹皇后传》。
⑤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八。
舞台。他曾长期担任地方官，对当时社会有较多的了解，对宋王朝统治所面临的危机也有较为深刻的认识。早在嘉裙三年(1058年)他就向宋仁宗上奏了长达万言的《言事书》，系统申述了“变更天下之弊法”的主张。但这个《言事书》送到宋仁宗那里后却如石沉大海，王安石本人也没有受到重视。但是在这期间，王安石却以异乎当时士大夫流俗的“德行”及其渊博的才学，在士大夫中获得到了极高的声誉，以致“当时天下之论，以金陵（指王安石）不作执政为屈”①，“天下盛推王安石，以为必可致太平”②，“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也”③。
宋神宗还在当太子的时候，就“素闻王安石有重名”④。他即位后，立即起用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允许他可以“越次入对”，直接向皇帝陈述政见。熙宁二年（1069年），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并按王安石的建议创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主持变法的机构，由王安石亲自负责，开始实行变法。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又任命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领导变法全面展开。
神宗进行改革、实行变法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为了富国强兵，即所谓“修吾政刑，使将吏称职，财谷富，兵强而已”⑤。在实现这一总的目标方面，宋神宗和王安石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如何实现富国强兵即实现富国强兵的方法、步骤以及富国与强兵的先后次序方面，宋神宗和王安石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王安石认为：“天命陛下为四海神民主，当使四夷即叙。今乃称契丹为叔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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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元城语录》卷上。
②韩琦：《安阳集》附载《忠献韩魏王别录》。
③《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〇《与王介甫第一书》。
④《长编》卷三五三，元丰八年三月，戊戌。
⑤《长编》卷二百二十，熙宁四年二月，庚午。
母，契丹主为叔父，更岁与数十万钱帛，此乃臣之所耻。”①王安石迫切希望改变这种军事上的积弱状况，但是他认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未暇理财而先举事，则事难济。臣固尝论天下事如弈棋，以下子先后当否为胜负。”②王安石认识到，强大的军力是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基础的，国不富则军不强。宋中期以后，军事上积弱，财政上积贫。积贫问题不解决，强兵就成了一句空话。同时，宋朝庞大而冗滥的军队也是造成国家财政危机的一大根源。主张把整军和理财结合起来，“唯当省冗费，理财谷，为经久之计而已”。若要从根本上解决积贫积弱的问题，既要整军，更应理财；既要节流，更应开源。即把理财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而强调理财要“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③。“苟能摧制兼并，理财则合与须与，不患无财”④。王安石还坚信，只要采取各种措施，“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增加社会财富，国家就可富足，军事就可强盛。
宋神宗虽然也希望国富兵强，但他更多的考虑的是如何摆脱积弱状况。早在即位之前，他就对国家衰弱不振、对辽、夏一再退让妥协的局面悲痛不已、愤愤不满。在即位以后，他发誓以武开边，恢复汉唐故地，建立一番丰功伟业，这从富弼“陛下即位之始，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的对话中可以得到证明。从他同王安石的对话中，也可以得到确证。王安石认为“国之大政在兵农”，神宗说：“先措置得兵，乃及农。缘治农事须财，兵不省，财无由足。”王安石说：“农亦不可以为在兵事之后。前代兴王知不废农事，乃能并天下。兴农事自不费国财，但因民所利而利之，财亦因民财而用也。”⑤由此可见，宋神宗改革的主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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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编》卷二百三十七，熙宁五年八月，甲申。
②③《长编》卷二二〇，熙宁四年二月，庚午。
④《长编》卷二六二，熙宁八年四月，甲申。
⑤《长编》卷二百十三，熙宁三年七月，丙申。
的，是为了改变积弱的状况，即将军事摆在优先考虑的位置。
改革是一项极其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北宋中期的社会弊端丛生，要改变这种状况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成效也不可能立即显现。由于宋神宗对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加上守旧派对王安石推行的变法措施的不断攻击，使宋神宗发生了动摇。因此，在王安石罢相之后，宋神宗亲自主持变法：“神宗尽得荆公许多伎俩，又何用它？到元丰年间，事皆自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备左右趋承耳。” ①同时，由于宋神宗推行改革只是为了急于求得对外战争的胜利，因此，在元丰年间改革的重点也由王安石执政的理财而转向强兵。所谓“元丰之政多异于熙宁，则先志固已变而行之”③。这样，改革的方向和内容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向着单纯加强军事力量的道路前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