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时推行的改革，涉及到军队建设的方方面面，包括精减整编，加强训练、选拔和培养将才、改善武器装备等等。具体说来，有以下方面的内容。
一、省兵并营
熙宁元年（1068年），神宗下诏：“诸路监司察州兵招简不如法者，按之。不任禁军者降厢军，不任厢军者免为民。”③按照原来的规定，“兵至六十一，始免，犹不即许也”。宋神宗为此下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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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子语类》卷一三〇。
②《宋宰辅编年录》卷一〇《章惇左仆射条》。
③《宋史》卷一九四《兵志八》。
笔手诏，规定士兵“五十以上愿为民者，听之”，将退伍年龄提前了10年以上，从而使大量老弱士兵被裁减。
与此同时，按照马军一营300、步军一营400的编制，进行合并。在合并中，有的军营被撤销建制，有的军营规模缩小。经过并营，陕西马步军由327营减为270营，其他各地由545营合并为355营。
熙宁四年（1071年）十二月，又按照合并禁军的办法开始裁并厢兵，规定每指挥不得超过500人。至熙宁八年（1075年），并营工作告二段落。禁军人数共56.8688万人，厢兵人数为22. 7627万人，全国军队共额为79,6万余人。与宋英宗治平年间相较，减少了36万多人，而比宋仁宗庆历年间减少了45万多人。元丰年间，军队员额虽有增加，也仅为80多万。
上述改革措施，使“免为民者甚众，冗兵由此大省”。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名存而实缺”的现象，且“部伍整肃”，军队数量减少，不仅没有影响军队战斗力，反而使军队战斗力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冗兵的大量减少，节省了大量财政开支，在并营过程中，宋神宗看到军官队伍的减少，高兴地对辅臣言：“乃者销并军营，计减军校十将以下三千余。除二节赐予及慊从廪给外，计一岁所省为钱四十五万缗、米四十万石、绸绢二十万疋、布三万端、马藁二百万柬。庶事若此，邦财岂可胜用哉！”①如果按照蔡襄所估计的每名厢兵年开支3000缗计算，那么经裁减后，到熙宁年间的军费开支至少比英宗治平年间减省810万缗，而比庆历年间至少减少1350万缗。
二、将兵法
为了提高军队的素质，宋神宗加强整编后军队的训练，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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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献通考·兵考五》。
要措施就是废除更戍法，推行将兵法。由更戍法的频繁引起的士兵过度劳扰，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兵将分离、训练缺乏、指挥不力，是宋军队建设的一个严重问题，将兵法就是针对这些弊端而采取的改革措施。
将兵法取代更戍法经历了一个过程，最早可追溯到宋仁宗时期。当时，文彦博说：“庆历初，陕西四路之兵，逐路始分数将，每将马步兵不下三、二千人，各自训练，务要精熟。兼得兵将相谙，使唤之际，尽知人人所能，则鲜败事。”①范仲淹也“首分郎延路兵以为六将，将各三千余人，选路分都监及驻泊都监等六人，各监教一将兵马。又选使臣、指挥使十二人，分隶六将，专掌教阅”②。这些改革只是局部的。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宋神宗下令缩小更戍法的范围，规定凡是差往他路的“畸零守把兵士”，都“拨还本处”，如在开封府界的河北、京东、京西、淮南等路戍兵，各还本路；在陕西路的京东、京西、河北、河东、开封府界的戍兵，也各还本地等等。其他各种更戍，则以相邻诸路互相调动，调往士兵也以一个指挥为单位，不再派遣“不成队伍”的零散士兵了。这样，诸路“互换差拨，络绎道路”的士兵大为减少，并在一定程度上集中起来。这一措施的实行，不仅为并营的进行提供了方便，同时也给将兵法的推行铺平了道路。
与此同时，曾在范仲淹手下任职的渭州知州兼泾原路经略安抚使蔡挺在所辖泾、渭、仪、原4州内，进行军制改革。他“举籍禁兵，悉还府”③，以“五伍为队，五队为陈”，加强训练，“队中人马皆强弱相兼，强者立姓名，为奇兵，隐于队中，遇用奇，则另为队出战”。在阵之上设将，“泾原路内外凡七将，又泾、仪州左、右策应将，每将皆马步军备十陈，分左、右各第一至第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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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三七。
②《却扫编》卷上。
③《宋史》卷三二八《蔡挺传》。
阅一陈”①。这样实际上就打乱了禁军原有的编制，以25人为队，125人为阵，2500人为将。蔡挺还将4州义勇（即民兵）1.5万人“分五番，番三千人”，“依诸军结陈、队，分隶诸将”，“与正兵相参战守”②。蔡挺担任枢密副使后，又将泾原路的改革稍加变更，推广各地，这就是将兵法。熙宁五年（1072年），宋神宗“以泾原路蔡挺衙教阵队于崇政殿引见，仍颁其法于诸路”③。但当时只是在某些地区设将。熙宁七年（1074年）在王安石一度罢相期间，蔡挺提出了一个实施方案，先以开封府界各县、河北、京东和京西的部分禁兵创置37将。蔡挺病退之后，宋廷又在其他地区陆续推广将兵法。这样，总计在各路至少设有143将④。
将在这时已经不是原来的军官的称谓，而成为军队的一级编制单位，其所辖兵力也不相等，少者几千人，多至1万余人。当时每将一般设正将和副将各一人作为统兵官，兵额少的只设单将。在将之下，又有队、部的编制。部和队的编制在汉唐时就已产生。宋神宗“善李靖结队法”，颁“新定结队法”，派宦官李宪交付郎延路经略安抚使赵离，“俾讲求，推及诸路”。所谓“新定结队法”，其实与李靖兵法规定的大同小异，也是3人1小队，9人1中队，50人1大队。同时规定，“选壮勇善枪者一人为旗头”，设“左、右慊”两人，“选勇悍者一人为引战，又选军校一人，执刀在后为拥队”⑤。这5人都是队的头目。宋神宗推行将兵法时，每将“各以所将兵多寡，置部将、队将、押队使臣各有差”⑥。熙宁八年（1075年），宋神宗规定“每二十队差押队一名”，则每名押队须统管1000人。当时还设立“将、副、押队使臣禁出谒及见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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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东都事略·蔡挺传》。
②《长编》卷二一三，熙宁三年七月。
③《长编》卷二三三，熙宁五年五月。
④参见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⑤《长编》卷二五七，熙宁七年十月，癸巳。
⑥《宋史》卷一八八《兵志二》。
客”的专法。由此可见，押队使臣事实上是正、副将的助手。
将兵法实行之后，在将与队之间，还有部一级编制单位，部将是部的统兵官。蔡延庆任泾原路经略安抚使时，参照与交趾作战时的“安南九军法”，将本路“正兵、弓箭手人马团为九将，合百队，分四部，为左、右、前、后”①，每将分左部、右部、前部、后部，每部辖25队1250人。后来，各部左、右、前、后的番号由数字取代。但在行师用兵之际，又往往抽调各地的军队，临时组编成军。在同交趾作战时，因军队来自陕西、河东、河北、京西等路，故以原来备将为单位，编组为“诸将九军”，即“安南九军法”，9军的番号为中军、左第一军、左第二军、右第一军、右第二军、前第一军、前第二军、后第一军和后第二军。而各军统兵官仍是原来的正将和副将。不久，“安南九军法”又改为5军。如宦官李宪上报陕西军功时，有秦凤路和熙河路混合编组的5军将官名单。在此后的军事行动中，军的编制兵额也屡有变更。如种谔曾以“郧延兵五万四千，畿内七将兵三万九千，分为七军”，出塞攻击西夏②。永乐之战时，郧延路兵又编成“蕃汉十余军”。军的统兵官往往就是正将和副将，到宋哲宗时，又出现统制、统领等临时差遣任军的指挥官，并逐渐成为定制。由此可见，自实行将兵法后，禁兵的编制由原来的厢、军、营、都4级，逐渐演变为将、部、队3级，最后在将之上设军，形成了新的4级编制。
宋神宗在推行将兵法之后，为加强部队的训练，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普遍设置诸如指使、巡教使臣、教头、都教头、训练官之类的军官和军吏，专门负责军队的训练事宜。熙宁元年(1068年)，枢密院提议，在“陕西、河东选三班使臣及士人任殿侍者，以为河北诸路指使，教可骑军”。翌年，又“选置指使巡教诸军，殿前司四人，马步军司各三人”③。元丰时，又令殿前司和侍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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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编》卷二九七，元丰二年三月，癸未。
②《长编》卷三一六，元丰四年九月，乙巳。
③《宋史》卷一九五《兵志九》。
军司“各举散直二人为指使”，至于各地军中，也都设置使司，以加强训练。熙宁五年（1072年），宋神宗下诏：“在京殿前、马、步诸军巡教使臣并以春秋分行校试，射命中者第赐银揲，兵房置籍考校，以多少定殿最。”①熙宁三年（1070年），“亓赞引呈所教排手”，宋神宗“观其进退轻便，不畏矢石，诚为利器”，使命令各“步人指挥”抽调军士，如法教阅，“仍留广捷排手二人为教头”②，以后军中遍置教头。元丰时，又刨置都教头，命“殿前、步军司见在营兵各置都教头，指教弩手五指挥，弓手十指挥，枪刀标排手五指挥，各选一人武艺高强者奏差”③。当时从中央派遣教头，到各地禁兵中训练士兵。如“开封府界、京东、西将下兵，每十人取一人，令所差去教头习马射”。“在京弓箭手步人总五十八指挥”，开始派“二十人充教头”，因“分教不给”，不得不增加教头名额④。此外，各将还遍设训练官，宋神宗时，曾普查京东、京西路的训练状况，“比较”“诸将、副押队、训练官、军员、教头赏罚”⑤。
三、设武学
将官素质的低下，是宋军事上积弱不振的一个重要原因。宋曾延用唐代的武举制度，选拔军事人才，但效果甚微。庆历三年（1043年）五月，宋廷为提高将官素质，改变军事人才缺乏的局面，曾“置武学于武成王庙，以太常丞阮逸为武学教授”⑥，但这一举措却遭到了某些臣僚的反对，他们认为“古名将如诸葛亮、羊祐、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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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卷一九五《兵志九》。
②《长编》卷二一四，熙宁三年八月，甲子。
③《长编》卷二九八，元丰二年五月，乙酉。
④《长编》卷二九五，元丰元年十二月，戊申。
⑤《长编》卷三四八，元丰七年八月，癸巳。
⑥《长编》卷一四一，庆历三年五月，丁亥。
预、裴度等，岂尝专学孙吴？立学无谓，故亟罢之”①。这样，武学在建立数月之后即行废罢。宋神宗在推行军事改革的过程中，为选拔和培养人才，把设立武学作为一项重要的改革措施，付诸实施。
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枢密院言仁宗时尝建武学，既而中辍，乞复之”。宋神宗因而“诏于武成王庙置武学，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凡使臣未参班并门荫、草泽人，许如京朝官保任试验人才弓马，应试武举合格者方许入学，给常膳，习诸家兵法。教授官纂次历代用兵成败及前世忠义之节足以训者讲释之。愿试阵队者，量给兵伍隶习，在学及三年，则具艺业保明考试，等第推恩，未及格者逾年再试。凡试中三班使臣，与三路巡检、监押、寨主；白身与经略司教押军队，准备差使，三年无遗阙与亲民或巡检。如至大使臣，有大两省或本路钤辖以上三人保举堪将领者，并与兼诸卫将军，外任回，归环卫班。仍遣兵部郎中韩缜判学，内藏库副使郭固同判。赐食本钱万缗”②。这个诏令明确规定，武学由兵部主管，并由枢密院选调有军事才能的文武官员组成教授队伍，武学生员的生活费用由国家负担，学员来源于未授职的使臣，荫补的官将子弟及有一定军事知识和技能的平民，经有关官员推荐考试合格，以及武举合格者才能取得入学资格。武学学制3年，经考试合格者，按成绩好坏和入学前的资历实授官职。如入学前已得到低级官阶者，毕业后一般授予巡检、寨主等中级职务，其余分配在各路经略司任初级武官。同时规定，所有武学生员必须先到边远地区任职一段时间，如果在职3年无差错，依例升迁。表现优异者并得到了3位官员举荐，可提拔为统兵将领，并兼带中央16卫将军官阶。俟外任期满，再回朝归环卫官班。毕业考试成绩不合格者，则留武学继续学习，待来年再试。
同年闰七月，宋神宗再次下诏，比照当时的三舍法，对武学作了进一步的规定；“武学生员以百人为额，遇科场前一年委枢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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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编》卷一四二，庆历三年八月，戊午。
②《长编》卷二三四，熙宁五年六月，乙亥。
院降宣，命武臣路分都监及文臣转运判官以上，各奏举堪应武举者一人。其被举人遇生员阙，愿入学者听，仍免试。生员及应举者不过二百人，春秋各一试，步射以一石三斗，马射以八斗，或弓八斗，矢弓发中的；或别习武伎副之策略，虽弓力不及、学业卓然者，并为优等，补上舍，以三十人为额。三班使臣无赃罪及私罪情轻，仕族或草泽人无违负亦听入学，量试马射以六斗，步射以九斗，策一道，《孙》、《吴》、《六韬》义十道，以五通为合格。春秋试内舍生，马步射、马战应格，对策精通，士行可称者上枢密院；虽不应而晓术数，知阵法，智略可用，或累试策优等，悉取旨补上舍；武艺又进者，枢密院审察人材，旋加试用。”①这个诏令明确规定武学生员限额为100人，同时在科考前一年从全国各地另选取100人，以便在武学生员缺额时，从中遴选递补。并将武学划分为上舍、内舍、外舍。初入武学的生员为外舍生，每年春秋各考试一次，合格者晋升为内舍生。内舍生考试成绩合格者晋升为上舍生。上舍生学行卓异，可直接补官。反之，如果各科成绩多次居于下等，那么则由上舍生降为内舍生，内舍生降为外舍生，直至解除学籍。
武学的课程有军事理论，主要是诸家兵法。武学建立之后，需要有一套军事理论教材。同时，武举考试也需要有一套规范的教科书。为此，宋神宗于熙宁八年（1075年）下令枢密院，组织力量校理存世兵书，并特别强调：“唐李靖兵法，世无完书，杂见《通典》，离析论舛；又官号物名与今称谓不同，武人将佐多不能通其意。令枢密院检详官与王震、曾收、王白、郭逢源等校正，分类解释，令今可行。”元丰三年（1080年）夏季，又下诏给国子监，命令他们组织人力“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等书，镂版行之”。主持这次校书工作的是司业朱服，参与其事的有武学博士何去非等人。这一工作持续了3年多，直到元丰六年始告完成，宋神宗随之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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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编》卷二三六，熙宁五年闰七月，壬子。
颁行，号称《武经七书》，“立之学官，亦以之试士”。
当时的武学除了学习军事理论（各家兵书）外，还要学习军事历史（主要是历代战例），从前人指挥战争的得失成败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还有军事学术如布阵、战法及个人武艺等；武学还以“前世忠义之节”为标准，对生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陶冶生员的道德情操，培养生员忠君报国的精神。同时，为提高生员的实际带兵能力和作战指挥能力，给生员配属了一定数目的部队，供他们在实施布阵攻防等实兵演习中使用，使生员能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和提高。
四、保甲法
宋实行募兵制，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因此，很久以来，就有许多人极力主张废除募兵制，恢复过去寓兵于农的征兵制。为此，宋神宗时大力推行保甲法。
宋代阶级矛盾激化，民众反抗不断，即使是首都开封附近，也是“寇盗充斥，劫掠公行”①。整顿封建统治秩序，镇压人民的反抗，是推行保甲法的目的之一。熙宁三年（1070年），曾任开封府曹官的赵子几指出，近年来之所以“寇盗充斥，劫掠公行”，就是由于“专于觉察奸伪，止绝寇盗”的保伍法废弛不张。因此，必须恢复原来“什伍其民”的制度，“各立首领，使相部勒管辖”，才能达到使“富者逸居而不虞寇劫”的目的。认为如果“规模施设推及天下，将为万世长安之计”。熙宁三年十二月，宋廷颁布了由司农寺根据他的奏议制订的《畿县保甲条制》。其内容是：10家为1保，设保长1人；50家为1大保，设大保长1人；10大保为1都保，设都副保正各1人。至熙宁十一年又改为主客户每5家组成1小保，5小保为1大保，10大保为一都保。保长由所谓“有心力”的人担任。大保长、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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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辑稿》兵二之六。
副保正，则更明确规定由家财最富者担任。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可以置备弓箭，进行训练，每大保每夜轮差5人在保内“巡警”。如果同保内有所谓犯“窃盗、杀人、谋杀、放火”等事，“知而不告”的，按“伍保法”论罪。还规定“居停强盗三人以上，经三日，同保内邻人虽不知情，亦科不觉察之罪”；对“外来行止不明之人，并须觉察，收捕送官”①。保甲法首先在开封府地区实行，随即推广于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等5路，最后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施，全部保甲总数达到693万人。
此外，宋廷推行保甲法的目的还要使之逐渐替代募兵制，并以此节省大量军费开支。对此，王安石说得非常明确：“今所以为保甲，足以除盗；然非特除盗也，固可渐习其为兵。既人人能射，又为旗鼓变其耳目，渐与约免税、上番，代巡检下兵士……然后使与募兵相参，则可消募兵骄志，省养兵财费，事渐可以复古。此宗庙长久计，非小事也。”②为了达到保甲“与募兵相参”的目的，宋神宗采取了“上番”和“教阅”的两项措旋。
上番是全国性的。熙宁五年（1072年），宋廷先后发布了两道命令，规定主户保丁轮流到各地巡检司上番。“十日一更，疾故者次番代之”，“每五十人轮大保长二，都、副保正一统领之”③。保甲上番的任务，是在巡检管辖下，“教习武艺”，“出入巡警”。在保甲上番后，巡检司下原有的军士大部裁撤，只留下少量军士供役使。接着，宋廷又令“尉司上番保丁如巡检司法”④，县尉司下的弓手也作同样处置。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各地上番的时间并不统一，如陕西地区是“旬上”，即10天为一期，而“河北、河东等路义勇保甲令于巡检、县尉下上番”，“其上番人并半月一易”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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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编》卷二一八，熙宁三年十二月，乙丑。
②《长编》卷二二一，熙宁四年三月，丁未。
③《长编》卷二三五，熙宁五年七月，壬午。
④《宋史》卷一九二《兵志六》。
⑤《长编》卷二七四，熙宁九年四月，庚戌。
后来，宋廷还对保甲上番进行一项重要修订，即“诸路五亩以下保甲，更不轮差赴县尉、巡检司，仍免教阅”①。
保甲在各地巡检司和县尉司上番，仅限于维护地方治安，并未作正规军使用。由于上番时间短暂，加上各地保甲上番的数量和规模不等，实施状况不一，事实上也很难进行高质量的军事训练。因此，宋廷更加重视的，还是保甲的教阅。
早在熙宁四年，开封府已规定农隙之时，“保丁肆习武事”，经过校试以后，武艺高强者可以升官或免除部分税役。熙宁八年，又令河北、河东、陕西5路农闲时操练，每年十月至次年一月，义勇保甲分批往州县参加教阅，每期“教阅一月”。后又将河北与河东的冬教时间改为每年十一月至次年二月。上番推行于全国，而教阅仅限于开封府界和北方的河北、河东和陕西地区。
元丰时，宋廷又将陕西、河东和河北“五路义勇并排为保甲”，并实行“团教”和“集教”。集教是将大保长集中教阅，如对开封府界的大保长进行集教时，共派“禁军教头二百七十，都教头三十，使臣十”，共设置教场11所，“大保长凡二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一色事艺，置教头一”。待到“大保长艺成，乃立团教法，以大保长为教头，教保丁焉”③。“凡一都保相近者分为五团，即本团都，副保正所居空地聚教之”③。据元丰四年（1081年）统计，开封与5路参加教阅的保丁、大小保长和都副保正达69万多人。宋廷还专设提举保甲司，负责保甲的教阅事宜。
五、保马法
战马的匮乏是影响宋军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宋朝的军马，原是依靠政府的牧监饲养的，但牧监养马产生了不少严重问题。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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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编》卷二八一，熙宁十年三月，丁未。
②《长编》卷三〇一，元丰二年十一月，癸巳。
③《宋史》卷一九二《兵志六》。
先是占地很多，花费巨大。如河北牧监一马占草地115亩，广平监的五六千匹马，占有邢、沼、赵3州良田1.5万多顷。包拯曾言，漳河南北良田，被水淹没毁坏的有十分之六，其余四分当的三分又被牧监占有。据叶清臣估计，监牧马仅三四万匹，占田达9万顷，年支100万缗。其次是养马成本很高，但所养马匹又多不能用，每“驱至边境，未战而冻死者十八九”①。据当时的报告说，河南北12监，从熙宁二年至五年，每年出马1 640匹，但可供骑兵用的只有264匹。“余仅足配邮传，而两监牧吏卒杂费及所占地租为缗钱五十三万九干有奇，计所出马为钱三万六干四百余缗而已”，还不到成本的十分之一，亏损达50万缗以上。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不少人曾提出民户养马的办法。熙宁初年，群牧使李师中再度提出废除“河南北监牧，省国费而养马于民”的建议②。这个建议在保甲初步编排就绪之后，才被付诸实施。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宋神宗下诏：许可开封府界诸县保甲自愿投名养马，马由官府供给，年不过3000匹。熙宁六年八月，曾布拟成保马法条例，自开封府界推行于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5路。其主要条目是：
五路义勇保甲愿养马者，每户1匹，富户可养2匹，马匹由监牧配给，或官府给钱自买；开封地区总路不超过3000匹。五路不超过5000匹；养马诸户，三等以上每10户为1保，四、五等每10户为1社。保户独自养马，马死则由养马户独自赔偿。社户养马死掉，则由同社诸户共同均摊，按半价赔偿；开封府的养马户免除每年的“体时草二百五十束，加给以钱布”，五路养马户则免除每年的折变和沿纳钱；每年检查一次马的肥瘠，保甲除乘马“袭逐盗贼外”③，乘骑不得超过300里。
元丰三年（1080年）春，宋神宗又颁行一种新的保马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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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祁：《景文集》卷二九，《论复河北广平两监澶郓两监》。
②《宋史》卷三三二《李师中传》。
③《宋史》卷一九八《兵志十二》。
定城镇坊廓户的家产及3000缗，乡村户的家产达到5000缗，养马1匹。家产增加1倍，增加养马1匹，最多可养马3匹。由于马是由物力户（富户）承养，因此称为物力户养马法，简称户马法，实行于开封、京东、京西、河北、陕西、河东诸路。元丰七年春，又于京东、京西实行另一种新的养马法，规定每一都保养马50匹，称为都保养马法。
这些措旄的推行，节省了官府的大量开支，“官养一马，以中价率之，为钱二十七干。募民牧养，可省杂费八万多缗”①。同时马匹的死亡率降低，根据熙宁五、六两年的情况，“官马死倍于保甲马”，且“保甲有马，则可习骑战，平时可使袭逐盗贼”②，进一步加强了保甲制度。
六、军器监
宋初以来，贮藏的武器已大都败坏不堪，弓箭“十损四五”，不堪战用。因此同西夏战争爆发后，宋仁宗只好下令催逼州县赶制各种武器。当时管理军器制造的是三司胄案，由于三司所管事物繁杂，无暇顾及胄案工作，而主管胄案的官员又不断调动，加上不懂得这项工作，因此这个机构仅能“谨簿帐”而已。制作武器的州军，只求足数应付，一味蒙蔽欺骗，官员们不是“选占善工，家为治具”，就是“借役民工，以资奸侵”③，以至盔甲用纸缝就，难以抵挡流矢；制成的武器，经不住日晒雨淋就已焦脆朽烂。如王安石的儿子王雱所言：“盖今天下岁课弓弩甲胄之类，入充武库之积以千万数，而无坚完轻利真可为武备者。臣尝观于州将作院，至有兵匠乏缺而拘市人以备役。所作之器，但形质既具，则精窳之实一切无所问。武库吏亦惟计多寡之数以藏，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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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卷一九八《兵志十二》。
②《长编》卷二六二，熙宁八年四月，癸未。
③《乐全集》卷一三《武备论兵器篇》。
有责其实用者。故所积虽多，大抵敝恶不可复举。”因此他建议：“莫若更制其法度，敛数州之所作而聚以为一处，若今钱监之比。而每监择知工事之臣，使专于其职。且募天下之良工，散为匠师于诸监，而朝廷亦当内置工官以总制其事。然后察其精窳之实而重为赏罚，则人人各求胜，不饰而皆精矣。”①宋神宗采纳了这项建议，并于熙宁六年（1073年）六月设立军器监。
军器监设于开封，设判军器监和同判军器监各一员，掌管本监政务，其下置有监丞、主簿和勾当公事等属员；出产各种军器制作材料的州，都设有都作院，分别制作各种武器；军器监派员至各处都作院，指示制作的“法式”即规格和标准，按制作质量的优劣分为三等，作为各路都作院官员升降的依据；凡是懂得军器制作技术的，无论是身分如何，都可向军器监提出建议以供采择。除此以外，军器监还直接管理一个规模甚大的作坊，这就是东西作坊或称东西广备作。这个大作坊由10个部分组成：即火药作、青窑作、猛火油作、金火作、大小木作、大小炉作、麻作和窑子作。全作坊有5000工匠和3700名军匠，和御前军器所同为当时制作武器的最大作坊。
军器监及各类作坊的工匠，大都是招募而来，自官府取得雇值，养活自己及家人。王安石认为：“饩廪称事所以来百工”，“凡使人从事，须其情愿，乃可长久”，因而对工匠不要“靳惜”雇值②。由于相对提高了工匠的待遇，工匠所得能维持生活，因此激发了工匠的工作热情。同时，军器监对各作坊的生产，在“日程其功，月阅其课”③之外，还互相比较，评其优劣，而“计其劳与罪孰多”，以此升降主管官员。为了进一步提高武器制作质量，“神宗留意军器，设监以侍臣董之。前后讲究制度，无不精致，卒著为式，合一百一十卷。盖所谓辨材一卷，军器七十四卷，什物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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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编》卷二四五，熙宁六年六月，己亥。
②《长编》卷二六二，熙宁八年四月，己丑。
③吕陶：《净德集》卷四，《奏乞罢军器监冗作状》。
一卷，杂物四卷，添修及制造弓弩式一十卷。”①工匠们对各种武器制作的“法式”都必须熟记于心，所谓“皆有制度作用之法，俾名诵其文而禁其传”。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武器制作有了显著改善，不仅质量有所提高，武器的制作“无不精致”，且数量也大为增加。在十几年之后，军器监贮存了大量精良的武器，所谓“戈矛弧矢甲胄刀剑之类，皆极完具；等数之积，殆不可胜计。苟有灵旗之伐，可足数十年之用”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