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北宋的农民起义及其他武装反抗第一节 北宋初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
一、起义的背景
王小波、李顺起义，是北宋初年爆发于四川的一次农民大起义。这次起义之所以爆发，是当时社会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
四川地区素称“天府之国”，土质肥沃，物产丰富，但在北宋初年，农民所受的苦难也特别深重，从而使四川成为阶级斗争浪潮的巨大漩涡，农民起义的斗争中心。从安史之乱开始，经黄巢起义，到五代更替，中原地区战争连绵，而四川地区却因其偏处西南，东有三峡之险，北有剑门之固，避免了中原军阀的侵扰和黄巢农民起义军的冲击，环境一直比较安宁，因而几百年来一直是地主官僚的避风港，陕西和中原的官僚地主纷纷逃到那里，史称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①，他们在那里重新建立起安乐窝。也正因为如此，那里的土地兼并特别严重，无地农民在四川民户中所占的比例，比其他地区大得多。一家地主有几十户、几百户甚至上千户的佃农为其耕种。这些佃农称为“旁户”，他们世代相承，“素役属豪家”②，对地主有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地主不仅像对待奴隶一样奴役这些旁户，还要逼迫这些旁户代交一切赋税和官府的各种临时摊派。旁户的地位与农奴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四川地区的阶级矛盾一直很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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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后梁太祖开平元年九月，辛丑。
②《宋太宗实录》卷七八。
后蜀时，孟昶加深对人民的榨取，府库中积存了大量财富。乾德三年（965年）宋灭蜀后，设置“日进”纲，组织水陆两支运输队伍，用10多年的时间，把后蜀府库中的宝货、钱币、布帛、粮食等，全部运走。北宋政府不仅运走了后蜀府库中贮存的全部财货，而且把后蜀的各种征收全都继承下来，并使之合法化。四川人民在后蜀统治时期的各种负担，北宋初年一点也没有减轻。
川陕地区二税的征收，较其他地区也更为沉重。北宋政府规定，四川的二税不收本色，一律折为绢帛缴纳，从而加重了人民负担，另外豪族地主还往往与官吏相勾结，上下其手，千方百计隐漏赋税。“今州县城郭之内，则兼并之家侵削贫民，田亩之间，则豪猾之吏隐漏租赋，虚上逃账。”①其所隐漏的赋税，便转嫁到小农身上，导致赋役负担极不平均。
四川盆地物产丰富，盛产稻谷、茶叶、丝麻、布帛、绫锦等，有所谓“罗纨、锦绮等物甲天下”②之称，特别是蜀锦，更是闻名全国。对蜀锦，宋廷更是攫取不已。由于四川的纺织业非常发达，这里的农民除耕作外，大多从事家庭纺织业。为了搜刮更多的绢帛布匹，宋政府规定：“成都除常赋之外，又置博易（买）务，诸郡课民织作，禁商旅不得私市，日进上供，又倍常数。”③强迫民户按规定的数量织造布帛交给官府，而民户不得“私市物帛”，由官府垄断布帛的交易，官吏则乘机敲诈勒索。博买务的设立，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
四川又是当时著名的产茶区之一，许多农民以种茶为生。宋太宗淳化年间，为了掠夺更多的赋税，对茶叶实行官府专卖。“今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种茶，赋税一例科折，役钱一例均出，自来采茶货卖，以充衣食。”④茶农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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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编》卷三四，淳化四年二月，戊子。
②《宋史》卷二七六《樊知古传》。
③《太平治迹统类》卷三《太宗平李顺》。
④《净德集》卷一《奏具置场买茶旋行出卖远方不便事状》。
缴纳税役钱帛后，才可以出卖茶叶。同时，“禁其出境”，不准私自贩运到外地，必须卖给官府的茶场或政府准许的大茶商。政府对茶商购销茶叶的数量、地点、时间、运输路线等，都有严格规定，不得违犯。茶场和茶商在收购茶叶时，都压低茶价，茶农深受其害，许多茶农因此破产，大量中小茶贩失业。
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激化了阶级矛盾，加上天灾不断，民不聊生。淳化四年，两川大旱，“民饥，吏失救恤”①，官府“赋敛急迫”，逼得“农民失业，不能自存”②。灾难沉重的农民忍无可忍，“一方忿恨兴，千里攘臂跃”③。农民不断掀起反抗斗争。乾德三年王全斌等率军灭蜀后，“日夜饮宴，不恤军务，纵部下掠子女、夺财货，蜀人苦之”④。王全斌还克扣原蜀兵的粮饷，甚至屠杀降兵，终于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全师雄率领原蜀降兵在绵州（今绵阳）发动兵变，发展至10多万人。三月，“两川贼群起”⑤。开宝六年（973年）在果州（今南充）、合州（今合川）、渝州（今重庆）、涪州（今涪陵）等州县，也发生了农民起义。淳化三年（992年）在荣州（今荣县）、戎州（今宜宾）、资州（今资中）、富顺监（今富顺）等地，又发生了武装反抗。这些起义和武装反抗，为后来王小波起义准备了条件，最终演变成了王小波大规模农民起义。
二、起义的爆发和大蜀政权的建立
王小波是川西永康军（今灌县灌口镇）青城县（灌县南）人，这里是当时四川著名的产茶区，失业农民较多。王小波串连了部分贫苦农民，于淳化四年（993年）二月二十八日，发动了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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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安阳集》卷五〇《故枢密直学士礼部尚书赠左仆射张公神道碑铭》。
②《东都事略》卷四二《石普传》。
③《乖崖先生文集》卷二《悼蜀四十韵并序》。
④《长编》卷六，乾德三年正月，丁酉。
⑤《宋史》卷二《太祖纪二》。
起义。
起义一开始，王小波即在当时复杂的社会矛盾中，紧紧抓住贫富不均的问题，鼓动群众，宣传起义。他大声疾呼：“吾疾贫富不均，吾与汝均之！”①这一带有纲领性的口号，道出了农民的心愿，因而得到了农民的热烈拥护，“贫者附之益众”，农民起义队伍迅速扩大，“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人”②，起义军很快攻占了青城县城。
起义军攻占青城后，挥兵南下，攻克了蜀州（今崇庆）、邛州（今邛崃）的一些地方，并向眉州彭山县（今彭山）发起进攻。彭山县令齐元振是被朝廷表彰为“清白强干”的官员，其实却是极端贪暴，无恶不作。起义军攻克彭山县后，把齐元振平日搜刮的财富分给贫苦农民，还把他的肚皮剖开，装上他平时贪赃所得的钱币，以示惩罚。这一行动，为受压迫的农民大大地出了一口气，起义军声势大振。
同年十二月，王小波率军从彭山北上，猛攻成都西南的交通重镇江原县（崇庆县东南），与西川宋军主力展开激战。当时，驻守江原的是宋西川都巡检使张玘。张玘打开城门，引诱起义军入伏。起义军不幸中计，王小波陷在城内，形势危急。王小波妻弟李顺得知消息，率领援兵赶到，冲进城中，同官军展开激烈巷战。在战斗中，王小波中箭负伤，继续指挥战斗，终于攻克江原，击毙张玘，王小波也因伤势过重而牺牲。
王小波牺牲后，起义军推举李顺为首领。江原大捷使成都周围各州县的宋廷官员慌作一团，不敢出战。李顺乘胜进军，“所向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③。四川各地农民纷纷起来响应。蜀州、邛州等许多州县，都迅速被起义军攻占。淳化五年（994年）正月，起义军抢占新津江口，大败宋军，杀掉巡检使郭名能。接着数万起义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了川西平原最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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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隆平集》卷二十《妖寇》。
②③《梦溪笔谈》卷二五《杂志》二。
庶的几个县，直逼成都。
成都府是宋川峡路的首府，时任成都知府的吴元载，因对蓬勃发展的农民起义束手无策，被撤职，宋廷派郭载知成都府，并以梓州（今三台）知州樊知古为西川转运使，协同郭载共同镇压起义军。成都府虽城高池深，但防守的兵力却有限，只有监军宿翰以及梓州都巡检使卢斌率领前来增援的少量部队。起义军乘吴元载和郭载交接时向成都发起了猛攻，一月十六日，农民起义军攻克了成都府，郭载同樊知古、卢斌狼狈逃往梓州，宿翰逃到剑门。
起义军攻克成都后，为巩固已取得的胜利，在成都建立政权，称为“大蜀”，李顺自称大蜀王，改元“应运”，并逐步建立了政权机构，任命了中书令、枢密使、仪鸾使、军帅等中央官员以及知州、刺史等地方官，起义军的脸上刺字为“应运雄军”，还铸造了自己的货币“应运元宝”和“应运通宝”。
大蜀政权努力贯彻“均贫富”的纲领。“悉召乡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录用材能，存抚良善，号令严明，所至一无所犯”①。同时，分兵四出，扩大战果。以杨广率军向川北发展，很快攻占绵州（今绵阳）、阆州（今苍溪）、巴州（今巴中）、剑州（今剑阁）等地；另以一部向东进攻，攻克遂州（今遂宁）、合州（今合川）、广安军（今广安）、渠州（今渠县）、达州（今达县）等地。北宋官军溃不成军，只能龟缩固守梓州、眉州等少数几座城池。起义军很快占领了川峡路的大部分地区，“北抵剑阁，南距巫峡”②，都在起义军的控制之下。在李顺的领导下，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农民军便取得了巨大胜利，农民起义进入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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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梦溪笔谈》卷二五《杂志》二。
②《长编》卷三五，淳化五年正月，己巳。
三、宋廷的全力镇压和起义军的失败
四川农民起义的消息传到宋廷，宋太宗即于淳化五年正月，任命亲信宦官王继恩为西川招安使，让他统率各路官军镇压起义军。淳化五年二月一日，宋廷接到农民军攻占成都府的报告，举朝震动，宋太宗惊骇地说：“岂料贼势猖炽如此！”为镇压起义，又命雷有终、裴庄并为峡路随军运转使，刘锡、周渭为陕府西至西川随军转运使，兵分两路，一路由马步军都军头王杲领兵趋剑门，一路以崇仪使带御器械尹元领兵由峡路入川，从北面、东面向起义军反扑。两路大军都由王继恩节制，“军事委其制置，不从中覆，管内诸州系囚，非十恶正赃，悉得以便宜决遣”①，宋太宗给王继恩以全权处置的权力，要求其对起义军“尽加杀戮，不得存留”②。在下令进行军事镇压和血腥屠杀的同时，宋太宗还采取政治欺骗手段，宣布参加起义者“有本非同恶，受制凶徒，先被胁从，今能归顺者，并释其罪，倍与安存”③，企图以此分化瓦解起义军队伍。
起义军一部分在杨广率领下攻占剑州后，即北攻剑门关（四川剑阁县东北）。剑门关位于崇山峻岭之中，只有栈道一线可通，是川峡路的北方门户，为由陕入川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只要控制了剑门关，既进可北攻陕西，又退可守卫川峡，因此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驻
守剑门关的官军数量不多，得知起义军前来进攻的消息，军心动摇，许多人主张弃关逃跑，只是在都监上官正下令对“有议北归者枭首，有不用命者支解”的情况下，才稳住了阵脚。农民军进攻剑门关，本来是一个十分正确的决策，可惜投入的兵力过少，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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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卷四六六《王继恩传》。
②《宋朝事实》卷十七《削平僭伪》。
③《宋大诏令集》卷二一七《贷胁从人罪诏》。
有几千人，因此久攻不下。恰在这时，从成都溃败的官军宿翰、郭延睿部赶到这里，农民军腹背受敌，受到两面夹击，死伤甚多，结果失利。此战的失利，对整个起义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使农民军失去了控制川北天然屏障的机会，为后来宋军大批入川敞开了大门，“自是阁道无壅，王师得以长驱而入”。
在起义军进攻剑门之时，李顺还于淳化五年二月派相贵率领起义军20万人东攻梓州。梓州位于四川盆地中部，是宋剑南东川节度使所在地，它的周围有凤凰山、牛头山、三台山等天然屏障，涪江、罗江绕城而过，易守而难攻。在起义军尚未前来进攻时，宋知梓州张雍便“谋为城守计，训练城中兵，得三千余，又募强勇千余，令官属分主之，辇绵州金帛以实帑藏，销铜钟为箭镝，伐木为竿，纫布为索，守械悉备”①。从成都府败退的卢斌也率残部来到梓州，因此，梓州城虽守军不多，但城池坚固，守备完善。相贵率领农民军进抵梓州后，首先攻占了凤凰山、牛头山等几个制高点。起义军看到梓州城高池深，难以强攻，便企图诱敌出城加以歼灭，但此计被张雍识破，未能如愿。随后，起义军将梓州团团围住，发起强攻，遭到守城官兵的猛烈反击，起义军损失惨重。于是起义军又集中攻城器械，准备攻城之西北角。张雍暗中派出敢死队100多人，潜出城外，将起义军攻城器具全部烧毁。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攻守双方均已精疲力竭。恰在这时，宋将石知颐率领的援军赶至，农民军遭到内外夹击，损失数万人，被迫撤退。此战，农民军以20万兵力屯兵坚城之下长达80天，不仅消耗了自身的力量，更为严重的是贻误了战机，使起义军不能抽出兵力进攻剑门关和向外发展，从而给整个战局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由于起义军未攻克剑门，王继恩得以顺利从栈道长驱入川。王继恩率军过剑门后没有直攻成都，而是先在川北各州围剿起义军，野蛮屠杀起义军和广大民众。他分兵两路，一路为主力，由他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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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编》卷三六，淳化五年五月，己巳。
自率领，进攻川北重镇剑州。农民军虽然全力防守，但因力量相差悬殊，剑州失守。四月十八日，王继恩进攻绵州，于次日攻克绵州。另一路宋军由曹习统领，自葭萌（今广元境）南攻阆州，农民军主动放弃青山镇，以万余众依险而阵守老溪。四月十二，曹习发起进攻，农民军英勇战斗，3000多人牺牲，余众投江而死，老溪失守。不久，巴州（今巴中）也被官军攻占，起义军5000人大部分牺牲。王继恩在占领剑州、阆州、绵州、巴州等川北重要城市后，集中兵力进攻大蜀政权所在地成都府。此时，在成都的起义军有10万人，在兵力上处于劣势。加上城内粮食和守城器械不足，周围的一些州县，或被官军攻占，或被官军包围，成都已成为一座孤城，形势对起义军极为不利。五月六日，王继恩对成都发起总攻。起义军在优势的官兵面前，虽然英勇抵抗，但最终未能粉碎官军的进攻，成都被攻破，李顺下落不明①，许多起义军将领被俘后英勇就义。官军进入成都后，“杀人如戏谑”，进行野蛮的大屠杀，农民军3万多人和许多无辜百姓被害，王继恩还“纵卒剽掠子女玉帛”，成都人民又一次遭到空前浩劫。
东路官军在雷有终、裴庄、尹元率领下，沿江西上，经夔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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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李顺下落，各种史书记载不同。《宋史·太宗纪》云，淳化五年五月，“丙子，磔李顺党八人于凤翔市”；《隆平集》卷十二云：“擒顺献首，余党招捕无遗”；《宋会要辑稿》兵十四云：“斩获贼首李顺首级”；《宋朝事实》卷十七云：“获顺及伪官甚众”；《东都事略》卷三云：“李顺之党并伏诛”；《全蜀艺文志》卷四十五刘锡《至道圣德颂》云：“李顺力屈势穷，藏于群寇，乱兵所害，横尸莫知，既免载于槛车，亦幸逃于枭首”；《梦溪笔谈》卷二十五云：“王师破贼，枭李顺……至景祐中，有人告李顺尚在广州，巡检使臣陈文琏扑得之，乃真李顺也，年已七十余，推验明白，囚赴阙，覆按皆实。朝廷以平蜀将士功赏已行，不愿暴其事，但斩顺赏文琏二官”；《老学庵笔记》卷九：“城破矣，顺忽饭城中僧数千人以祈福，又度其童子亦数千人，皆就府治削发，衣僧衣。晡后，分东西门两门出，出尽，顺亦不知所在，盖自髡而遁矣……明日，王师入城，扑得一髯士，状颇类顺，遂诛之，而实非也……蜀人又谓顺逃至荆渚，入一僧寺。”
向川东进攻，攻占新宁（今开江），农民军退守梁山（今梁平）、广安军（今广安县）、果州（今南充）、渠州（今渠县）一带。官军在占领广安军、果州后，向合州发动进攻。六月十三日，合州失守。至此，川东大部分州县，相继被官军占据。
成都陷落后，起义军分成两支，一支由中书令吴蕴率领，活动在眉州一带，是川西起义军的重要力量；一支由张余率领，组织了向川东的进军，连克嘉州（今乐山）、戎（今宜宾）、泸州、渝州、涪州、忠（今忠县）、万州（今万县）、开州（今开县）等8州，兵锋直指夔州城下，计划东出三峡。但在攻打夔州时失利，损失惨重，张余于八月间退回嘉州。
是年九月，宋太宗任命张泳知益州（成都府）。同时任命亲信宦官卫绍钦为同招安使，让他们协助王继恩围剿各地起义军。这时，各地的地主分子也纷纷组织武装，向起义军进行反扑。十一月，王继恩派兵进攻眉州一带的起义军，吴蕴战死，眉、陵（今仁寿）、简（今简阳）等州的起义军先后失败。然后，官军又南下围攻起义军坚守的最后一个重要据点嘉州。十二月，在斗争的紧要关头，大蜀嘉州知州王文操叛变投敌，张余孤军无援，于至道元年（995年）二月被俘遇害。
起义军大部虽被镇压，但余波未尽。各地溃散的起义军，退入山区，继续战斗。淳化五年九月，宋军攻破雅州（今雅安）后，起义军将领何承禄率众“走云南”①。另有一部分起义军转移到川黔交界的黔水，活动在云、贵、川交界地区。至道二年五月，张余部下王鸬鹚又重举义旗，自称“邛南王”②，隐蔽在丛山密林中的起义军，纷纷响应，集结到“邛南王”的大旗下，向邛州、蜀州地区发动了进攻。宋廷急忙任命石普为“西川提举捉贼使”，调集军队围剿，不久，起义被镇压下去，轰轰烈烈的王小波、李顺起义，至此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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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卷二七二《曹克明传》。
②《长编》卷三九，至道二年五月，己未。
四、起义失败的原因
王小波、李顺起义，一度发展到数十万人，斗争范围波及川峡路的大部分地区，但很快就遭到镇压而告失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说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从政治上讲，起义军犯了保守主义和地方主义错误。淳化四年初，在江淮、陕西、两浙，“比岁旱灾，民多转徙”，农民反抗和骚动事件层出不穷。同年秋，中原又发生水灾，陈（今河南淮阳）、颍（今安徽阜阳）、宋（今河南商丘）等州，也出现了“盗贼群起，商旅不行”的局面。在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影响和鼓舞下，秦陇地区赵包“聚徒数千，将趋剑阁以附之”①，“峡路诸漕卒数千人聚江陵……谋变以应蜀寇”②。在这种形势下，作为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支起义军，如果能加强与其他小股起义的联系，进一步向秦陇和川东地区发展，势必在中原地区燃起农民反抗的烈火，给宋朝的统治造成严重的威胁。十分遗憾的是，王小波、李顺等人，缺乏更加宏大的战略目标和深远的战略眼光，没有担负起联络、号召各地起义力量打击共同敌人的任务。他们的目光只局限于川峡一路，没有主动与川峡以外的起义联系，从而限制了自身的发展，在政治上失去了对全国广大农民的影响和号召力，难以取得全国人民的支持。因此，当遭到宋政府的全力镇压时，只能独自为战，缺乏外援，最终难免失败。其次，北宋统治者在进行血腥镇压的同时，还玩弄“招抚”的欺骗手段，引诱起义军中的不坚定分子，从内部分化瓦解起义队伍。宋太宗一再下诏“罪己”，表示对起义群众“并释其罪，许令归业”③等等。这样，当形势发生逆转时，那些投机钻营混入起义队伍的不坚定分子，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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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卷二七七《郑文宝传》。
②《宋史》卷二六八《张逊传》。
③《宋大诏令集》卷二一七《许剑南峡路群盗陈首诏》。
发生了动摇。淳化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当嘉州被官兵包围时，嘉州知州王文操临阵投敌，把嘉州拱手送给了敌人。至道元年二月，起义军将领勾重荣等人，也背叛起义军，向宋廷摇尾乞怜。这些起义军内部不坚定分子的叛变，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加速了起义的失败。
除了政治上的失误外，军事上的失误则是起义失败的直接原因。贫苦茶农出身的李顺，缺乏足够的作战指挥才能。在攻占成都后，对川北的剑门关和川东的夔门两地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没有派出优势兵力和得力将领迅速占领两地，这是他在作战指挥上犯的第一个致命错误。剑门关和夔门，是由陕南下入川和溯江西上入川的两个重要门户，形势险要，易守难攻。只要控制了这两个战略要地，就等于关闭了入川的大门，使自己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李顺只派杨广率领数千人前去攻取剑门关，由于兵力不足，攻取剑门失败，北方门户大开。对夔门，起义军也未能攻占，川东的大门也为敌人所有。这样，官军得以从北、东两面源源不断地入川，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逆转，起义军由优势变成劣势，一着失误，导致全盘皆输。
用主要力量长期围攻梓州、眉州，是李顺作战指挥上又一致命错误。梓州和眉州的战略地位不如剑门和夔门，且城池坚固，守备完善，起义军又缺乏攻城器具和攻坚作战的经验。在这种形势下，李顺却舍重就轻，扬短避长，用20万兵力围攻梓州达80天，用10万兵力围攻眉州达100天，结果不仅未能攻下两城，反而使自己顿兵坚城之下，旷日持久，导致师老兵疲，消耗了自身的力量，失去了消灭敌人和向外发展的有利时机，为宋廷调兵遣将大举入川提供了时间。在官军大量入川后，起义军本应集中力量，伺机歼灭敌人，但是却依旧分兵驻守所攻占的城市，从而分散了力量，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最后被官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