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宋中期社会矛盾的激化
北宋建立后，为了巩固统治，建立了一套十分庞大的官僚机构，机构叠床架屋，官员多如牛毛。太宗以后，由于科举取士人数不断扩大，导致官员数量日益增多。加上“恩荫”泛滥，皇室、后妃姻亲以及五六品以上的官僚子孙，都可以通过三年一次的大礼、圣节、致仕、改元等机会得到“恩荫”为官，因此，文武官员的数量越来越多。“宋开国时，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真宗咸平四年，有司言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所减者如此，未减者可知也。”①至北宋中期，官员冗滥的程度已达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北宋官员的数量多，待遇也很优厚。官员俸禄成为政府财政上沉重的负担，庆历年间欧阳修指出：“方今天下凋残，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滥者多。”②
北宋建立后，实行募兵制。为了防范农民的反抗，在灾荒之年大量招募饥民为兵，导致军队数量急剧膨胀。北宋立国之初，只有军队20多万人，太宗时达到66万多人，真宗时达到91万多人，至仁宗时猛增到125万多人，相当于北宋初年的6倍。但由于军政腐败，致使军队中老弱疾患者大量存在，如当时的“陕西之兵，厢、禁军凡二十五万，其间老弱、病患、伎巧占破，数乃过半”③。赡养这样一支数目庞大而冗滥的常备军，需要巨大的军费开支，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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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廿二史札记》卷二五《宋冗官冗费》。
②《欧阳文忠公集》卷九七《再论按察官吏状》。
③《长编》卷一九六，嘉祐七年二月，癸卯。
宗时，任三司使的张方平曾指出：“约计天下财利出入之籍，知天下之所以困，本于兵。”①
景德元年（1004年）辽兵南下，宋真宗懦弱怕战，在极为有利的形势下，不惜以大量银绢为代价同辽签订了屈辱的城下之盟。事后，为了粉饰太平，欺骗人民，“镇服四海，夸示外国”，他同宰相王钦若等人一起编造了所谓“天书”降临和“符瑞”出现的弥天谎言。随后，宋真宗又率领文武官员倾朝出动，东到泰山，西到汾阳，大搞所谓的“封禅”大典，沿途大吃大喝，随意赏赐，肆意挥霍。当时一些官员对此提出了批评：“读造祥瑞，假话鬼神，才毕东封，便议西幸，轻劳圣驾，虐害饥民。”②但真宗对此置若罔闻，依旧我行我素。为了存放所谓的“天书”，不惜竭尽国库积蓄，大兴土木，下诏修建玉清昭应宫，每天役使三四万民工，集中各地的奇珍异宝，用了5年多的时间才得以完工。由于真宗的提倡，全国各地的大小官员纷纷进献各种各样的“祥瑞”，宋真宗一一笑纳，并重加赏赐。
宋真宗曾得意地说：“三教之设，其旨一也，大抵皆劝人为善，惟达识者能总贯之。”③认为宗教“有裨政治”。经过统治者“总贯”的结果，不仅儒家学说被披上一层宗教外衣备受推崇，佛教和道教也更加发展。真宗时，全国佛寺达到2.5万多所，僧徒增加到近40万人，尼姑达6万多人。仁宗时佛寺又增加到近4万所，僧尼达到50多万人，使大量劳动力脱离了生产，成为坐衣待食的寄生者。统治者还下令各州县兴建道观，每年都要用大量开支，设所谓的“斋醮”念经祈福。“道场斋醮，无有虚日，且百司供亿，至不可赀计。”④
元昊公开称帝后，宋夏战争爆发。由于战争连年，耗费了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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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乐全集》卷二三《再上国计事》。
②《长编》卷七四，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癸酉。
③《长编》卷八一，大中祥符六年十一月，庚戌。
④《宋史》卷二八四《宋祁传》。
朝巨大的财物，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今天下自西陲用兵以来，国帑虚竭，民间十室九空……天下之民皆厌赋役之烦，不聊其生，至有父子夫妇携手赴井而死者。”①
为维持巨额的冗官俸禄和赏赐，庞大的军费开支，统治者的大兴土木和各种其他挥霍，以及由于给辽的岁币，北宋统治阶级根据“量国用而取之民”的方针，“一切临民而取之”③，大量增加赋税的名目和税额。宋政府除了通过“支移”、“折变”等手段“重率暴敛”③外，还扩大了商税、盐税和酒税。为了应付庞大的财政开支，解决财政危机，宋政府千方百计增加多种苛捐杂税，上至土地房屋买卖，下至家畜牛羊猪鸭，甚至连兄弟分家，也要收税。与此同时，地主官僚的土地兼并也在以疯狂的速度进行着。至仁宗时，出现了“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④的局面。
朝廷的赋税掠夺，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和残酷压榨，逼使自耕农民大量破产，逃亡他乡，致使北宋中期的流民所在皆是。加上连年灾荒，饥民的队伍越来越大。农民“出田掘野荠”充饥，“饿倒只向田中埋”，被迫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惨不忍睹的记载，在北宋中期史不绝书。王小波、李顺起义失败后小规模的农民起义持续不断，到宋仁宗统治时期更加蓬勃发展。统治者虽然严加防范和镇压，把饥民中身强力壮者编入军队，一时防止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发生。但是却带来了更加严重的社会危机。一经灾荒，留在土地上的只是些老弱，社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统治者因冗兵增多，又反过来加紧对农民的掠夺，把农民逼入苦难的深渊，必然激起农民激烈的反抗。破产农民被召入军队，备受将官的压榨，使得军队内部的矛盾也非常尖锐，下层士兵反抗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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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编》卷一五六，庆历四年六月，丁未。
②《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五九《原弊》。
③《包拯集》卷一《论冗官财用等》。
④《宋史》卷一七三《食货上一》。
的斗争一直不断爆发。
二、北宋中期的士兵暴动和农民起义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小规模农民起义和下层士兵起义，此伏彼起，互相呼应，“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似一火”①，“处处蜂起”，已有“遍满天下”之势。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下列几起。
（一）沂州王伦起义
庆历年间，京东路沂州（今山东临沂市）一带发生自然灾害，农业歉收，饥民无以生存，被迫起而反抗，很快发展成为农民起义。庆历三年（1043年）五月，巡检使朱进率领驻守沂州的“捉贼虎翼军”前往镇压。虎翼卒大多出身于贫苦农民，他们痛恨北宋政府的腐朽统治，同情起义的农民，不愿镇压农民起义，因此推举王伦为首领，杀死巡检使朱进，发动了武装起义。王伦起义后，向北进攻，进入青州（今山东青州市）境内。京东安抚使、知青州陈执中命令京东都提举巡检使傅永吉率兵围剿。由于京东路毗邻北宋京畿地区，朝廷在此驻有重兵。王伦看到在这一地区难以发展，于是挥兵南下，经密州（今山东诸城）、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进入江淮地区。
王伦起事时，只有四五十人，进入江淮地区后，由于沿途小股农民起义军参加，人数增加到二三百人。他们渡过淮水，经楚州（今江苏淮安）、泗州（今江苏盱眙）、高邮军（今江苏高邮）至扬州，逼近长江，“所过巡检、县尉，皆畏避不敢出”②，“横行淮海，如履无人”③，“历数千里，若蹈无人地”④。有些地方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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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百《再论置兵御贼札子》。
②《宋会要辑稿》兵十之十四。
③《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九八《论沂州军贼王伦事宜札子》。
④《乐全集》卷二一《论州郡武备事二道》。
“宁是畏贼，不畏朝法”，他们打开城门，迎接起义军进城，还设宴招待，仓库内的兵器、衣甲、粮食等，任由起义军取用。王伦为了号召群众，乃“置官称，著黄衣，改年号”①，部众“皆面刺天降圣捷指挥”，所经之处开仓济贫，受到贫苦农民的拥护和欢迎。
王伦起义军虽然人数不多，但影响很大，使统治集团深为恐慌，一面严密封锁起义消息，以免引起更大规模的起义，“江淮州县频有奏报，朝廷不欲人知，召进奏官等于枢密院，奏状不令漏泄，指挥甚严”②。一面下令加紧镇压，同时还用招谕起义军内部叛徒、招募流氓罪犯打入王伦队伍等方法，企图从内部瓦解起义队伍。
王伦率军渡过淮水南下后，傅永吉也率官军尾随追击到淮南。起义军在扬州山光寺南被官军击败，后经真州（今江苏仪征）至和州，又遭傅永吉等部的围攻，再次战败。王伦率余部西走，在历阳县（今安徽和县）又遭地主武装张矩的袭击，被俘遇害，起义失败。
（二）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农民战争
庆历三年，陕西和关中发生饥荒，“属岁大饥，群盗啸聚”③，小股农民起义军遍布陕南各地。同年八月，各支分散的小股起义军逐渐会聚在“商虢之郊”，他们推举张海、郭邈山、党君子、范三、李铁枪等人为首领，开始联合起来共同作战。
在此之前，张海、郭邈山等人已同官府进行了长期斗争，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如当时欧阳修在一份奏章中所说：“臣闻张海是李宗火内恶贼，郭邈山在商山已及十年，其骁勇凶奸，不比王伦偶起之贼，纵使官兵追及，亦其胜负未知，天下之忧，恐自此始。”④各支起义军联合起来后，力量更加强大，他们驰骋于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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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编》卷一四五，庆历三年十一月。
②《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九八奏议集二《论谏院宜知外事札子》。
③《韩魏公集》卷十二《家传》。
④《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百奏议集四《论京西贼事札子》。
河以南至汉水流域的广大地区，向陕西、河南、河北交界的襄、邓、唐、汝、随、均、房、金、商、虢等10余州发起了强大的攻势，在幅员数千里的广大地区内，到处打击官府，杀戮贪官污吏，剥夺地主财物，“散钱帛与其党及贫民”①，深得农民的拥护。“入州入县，如入无人之境”②，“京西十余郡，幅员数千里，官吏逃窜”③，“以至江淮州县，无不震惊”④。各地州县官员不敢抵抗，纷纷弃城而逃，或望风迎降。如起义军攻金州（今陕西安康）时，知州王茂先在无人守城的情况下，弃城逃跑，“放贼入城”。起义军攻打邓州（今河南邓县）的顺阳县时，知县李正“用鼓乐迎贼入县饮宴，留贼宿于县厅，恣其劫掠”⑤。
张海、郭邈山起义后，宋朝廷十分恐慌，深怕农民军打到京城。八月二十六日，乃派曹元喆、张宏、黎逐等率领禁军前去镇压。九月一日，仁宗下诏“置开封府诸县巡检各一员，又分东西二路，置提举捉贼各一员”⑥，以加强京城周围的防务。九月二十九日，又下诏令诸路提点刑狱司，“专管勾巡检盗贼公事”，全力以赴镇压农民起义。面对官军的围攻，张海等“尽有甲兵，日行一二百里”，采取流动作战，使官军疲于奔命。在官军连连败北之后，宋政府将京西划分成4个军事区，有陈州（管蔡、许、颍、汝4州）、河阳（管郑、滑2州）、邓州（管唐、随2州及光化、信阳2军）、襄州（管郢、均、房、金4州），以资政殿大学士知河南府范雍兼都大提举京西四路诸州军兵甲巡检贼盗公事，总领军务，统一指挥镇压起义军。任命韩琦宣抚陕西，调集西北善于山地作战的官军，从四面包围起义军。官军经过一番调整，力量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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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编》卷一四三，庆历三年九月，丁丑。
②《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百《再论置兵御贼札子》。
③④《包孝肃奏议》卷二《论李用和捉获张海乞依赏格酬奖》。
⑤《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〇一《论京西官吏非人乞黜按察使陈洎等札子》。
⑥《宋会要辑稿》兵十一之十九。
在官军的四面围追堵截下，十二月间，张海等在商山战斗中不幸牺牲，所部损失极大，起义失败，余部分散作战，继续坚持斗争。
（三）光化军邵兴领导的士兵暴动
在张海、郭邈山起义的同时，爆发了邵兴领导的光化军士兵暴动。光化军（今湖北老河口）是京西路的军事重镇，这里驻扎的是宣毅军，由知光化军韩纲兼任统帅。韩纲平时“酷虐士兵”，引起士兵的不满。庆历三年九月，张海、郭邈山率起义军打到光化军一带时，韩纲下令宣毅士兵守城。城内地主富商为了让士兵尽力守城，“献蒸葫酒肉以享甲士。纲以饼肉之半犒士，及赐酒人一卮，而斥卖其余，欲以其钱市兵器为守御备，军士营远者，或不时得饮食，而纲所给饼，常至日旰，燥硬不可食”①。平时受尽压榨的士兵怒不可遏，拒绝食用干饼，纷纷把干饼扔进韩纲的院子。韩纲下令把扔饼者关进监狱，并“追捕其党”，扬言要严加惩处，引起群情激愤。下层军官邵兴看到时机已经成熟，带领300名宣毅士兵占领了兵器库，宣布起义。韩纲得知消息，慌忙“自宅后逾城逃出”，其他官员也纷纷逃走，邵兴不战而占领了光化军城。
邵兴起义后，附近的贫苦农民热烈响应，起义队伍很快扩大到1000多人。他们离开光化军北上，连败官军。杀死商州（今陕西商县）巡检使，在商州贴出榜文，号召商州铸钱监的重役配兵（实际为罪犯充当的工匠）2000人参加起义，因官府事先有备，这项计划未能实现。永兴东路都巡检使上官珙率军前来镇压，在商淤被起义军全歼。后来邵兴率部转入兴州、洋州（今陕西洋县）一带，多次打败官军。邵兴的胜利，使北宋政府极为恐慌，派去大批禁军，围剿起义军。邵兴为避开官军主力，率部众由洋州城北循山西去。十月二十九日，在清水为李方率领的虎翼军击败，邵兴牺牲，起义群众全部被杀害。
（四）荆湖南路瑶汉人民起义
宋代，在荆湖南路及两广交界的桂阳监及衡、道、郴、连、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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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涑水纪闻》卷十一。
韶诸州的广袤千余里的山区里，散居着瑶族人民。“蛮瑶者，居山谷间，其山自衡州常宁县属于桂阳、郴、连、贺、韶四州，环纡千余里，蛮居其中，不事赋役，谓之瑶人。”①但在仁宗庆历年间，荆湖南路的封建剥削突然加重，阶级矛盾迅速尖锐起来。转运使王逵“心同蛇蝎”，为了升官发财，百般讨好皇帝，在常赋之外，“非理率配人户钱物上供”，一年内竟配数十年的物品，强令百姓交纳。弄得一路之民，逃移死亡的不知其数，原来住在山下的居民，纷纷上山，逃入瑶族居住区避难。原来的瑶族民众大部不向官府交纳赋税，但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宋政府对瑶族实行榷盐法，食盐的生产和销售由政府控制。由于政府专卖的官盐价高质劣，于是出现很多盐贩。宋政府为了禁止私盐，经常派出官军盘查、追捕，甚至杀害瑶民，引起瑶民的愤慨。江西吉州（今吉安市）人黄捉鬼兄弟数人，组织了一批瑶民进行贩盐活动，庆历三年八月，在一次同官军的对抗中，“杀官军，逃匿峒中”，揭开了武装反抗的序幕。
起义开始后，知衡州陈执方竭力离间汉瑶人民的关系，采用“招安”手段瓦解起义。黄捉鬼兄弟受到欺骗，接受招安，结果被杀害。陈执方为了破坏汉瑶人民的团结，强迫山下汉民迁往别处，去山20里禁止耕种，并放火烧掉农民的房屋，终于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抗。九月一日，山上山下的5000多人联合起义，推举唐和、盘知谅等人为首领，在桂阳监蓝山县华阴峒举行起义。起义军首战告捷，打败前来镇压的官军，击毙巡检李延祚、潭州都监张克明，引起了宋廷的极大震动。宋廷急忙连下诏书，调兵遣将，镇压起义。十月一日，仁宗派右谏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刘沆知潭州，率兵前往镇压。十月十四日，又任命杨畋为荆湖南路提点刑狱公事，调集大军前往围剿起义军。
起义军面对大队官军，凭借山区有利的地形，英勇战斗，在丛山峻岭中同官军周旋。“若官兵守于东，则彼出于西。若官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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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编》卷一四三，庆历三年九月，乙丑。
于南，则彼出于北。四面尽守，则用兵太多，分兵而邀之，则兵寡易败。”①官军处处受阻，“久之不克”。杨畋亲临指挥，在孤浆峒前同起义军展开激战。但官军“士卒多畏慑，及战孤浆峒，前军却，大兵悉溃，畋踣岩下，藉浅草，得不死”②。官军一败涂地，杨畋躲在石岩下的草窝里才侥幸逃脱性命。庆历四年（1044年）正月二十四日，宋仁宗任命周陵为荆湖南路转运按察使，三月三日又任命王丝为荆湖南路体量安抚使，让他们全力镇压起义。同时还定下“杀一人头，赏钱十千”的赏格，企图以血腥的屠杀消灭起义军。官军不敢同起义军交战，为了邀功领赏，大肆屠杀平民，“近山之民皆杀之”，甚至“以杀尽为期”③。结果适得其反，导致农民纷纷起而反抗，参加起义军，所谓“平人惊惧，尽起为盗”，“常宁一县，殆无平民”④。起义的人数更多，范围更加扩大了。
庆历五年(1045)三月二十七日，宋仁宗“诏荆湖南路安抚、转运、提点刑狱司，应蛮事申覆不及者，听便宜从事”⑤，给以机动指挥全权，让他们放手镇压起义。于是，杨畋等调集大军，兵分8路围剿起义军。起义军初战失利，遭受很大损失，一度被官军攻下6个瑶峒。他们随即化整为零，分成小股活动。同年冬，起义军又会合到一起，在华阴峒隘口同官军展开激战，大败官军，击毙宋将胡元等人。杨畋、刘沆因作战失败被贬官。
刘沆、杨畋被贬官后，刘夔继任荆湖南路安抚使知潭州。他看到官军进山处处险阻，地形不利，加上多染瘴疫，死亡甚多，而起义军出没溪峒，涉险越阻，如履平地，官军人数虽多，却无用武之地。于是，改变策略，以招安为主进行诱降，同时辅之以军事进攻。庆历六年（1046年）五月六日。唐和率领的起义军在银江源同官军展开激战，结果失败，主要根据地被官军占领。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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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编》卷一四七，庆历四年三月，甲戌。
②⑤《长编纪事本末》卷四八。
③《武溪集·余襄公奏议》卷上《论荆湖盗》。
④《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〇五《论湖南蛮贼可招不可杀札子》。
桂阳知监宋守信上疏朝廷：“瑶贼唐和啸聚千余众，为盗五六年，朝廷不许穷讨，以致未能平殄。今衡州监酒黄士元颇知溪洞事，欲选取战士二千，引路土丁二百，优给钱帛，不以远近，使逐捕之。仍令本路钤辖亓簧等合力以前，其贼势既穷，必有投降之心。”①这一建议被宋廷采纳。于是，黄士元在当地土人的带领下，率军深入溪峒，攻破起义军的石垓、铃景二峒，起义军遭受很大损失，被迫转入郴州（今湖南郴县）的黄莽山，后又转战至广东的韶州（今韶关）、英州（今英德）等地，“依山自保”②，坚持斗争。这时，宋廷重新起用杨畋为湖南钤辖，与广东、广西的两路官军联合围剿，并大肆展开诱降活动。起义军在岭南同官军激战15次，庆历七年（1047年）五月十三日，唐和、盘知谅、房承映等起义军首领在官府的诱降下，率领残部投降，前后坚持战斗长达6年之久的汉瑶人民的联合起义，至此宣告失败。
（五）贝州王则起义
发生在庆历年间的上述反抗斗争，虽然都被镇压下去，但广大民众和下层士兵的反抗依旧不断，庆历七年（1047年）十一月，在河北贝州（今清河）又爆发了以贫苦农民出身的下层军官王则所领导的起义。
王则原籍涿州，幼年家境极端贫困，因饥荒流浪到贝州为人牧羊，后应募入伍，逐渐成为宣毅军中的一名低级军官。当时河北一带连年发生灾荒，而赋役不减，人民生活困苦，阶级矛盾尖锐。贝州的驻军，多数出身于破产农民，他们对北宋的统治也极为不满。在这种形势下，弥勒教在民间广泛流传。弥勒教教义宣
称“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③，意谓宋王朝腐朽黑暗的统治行将结束，一个新王朝将起而代之，到那时社会上就会无水火、刀兵、怨贼、饥馑、毒害之难，人民就会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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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辑稿》兵十之八至九。
②《长编》卷一五九，庆历六年十一月，癸未。
③《长编》卷一六一，庆历七年十一月，戊戌。
种教义给受苦受难的民众以无限希望，于是信奉弥勒教的农民和士兵越来越多。王则便利用弥勒教组织、宣传和动员民众，联络河北、山东大片地区的下层士兵，准备推翻宋朝的统治。在进行了长期的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之后，王则觉得起义时机已经成熟，便以弥勒教徒、州吏张峦和卜吉为谋主，分别派人约会河北、京东一带徒众，准备于庆历八年（1048年）元旦同时发动起义。他们的计划是先控制澶州浮桥，占领北京（今大名），然后向外发展。为此，派教徒潘方净潜入北京，劝说宋北京留守贾昌朝献城投降。不料此计未能成功，贾昌朝立即逮捕了潘方净，并令高阳关路总管王信、大名府路钤辖郝质、真定府路钤辖孟元等率军向贝州集结，企图将起义扼杀在摇篮之中。王则得知起义消息已经泄漏，乃决定于庆历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冬至日这天提前起义。
十一月二十八日，贝州知州张得一带领属官前往天庆观进香，城内无备。王则利用这一天赐良机，率领士兵教徒打开军械库，将武器分发给徒众，宣布起义。起义军活捉了张得一，击败了兵马都监田斌的抵抗，镇压了民愤极大的贝州通判董元亨、司理王奖、节度判官李浩等贪官污吏，顺利占领贝州城。起义军还打开贝州监狱，释放全部人犯，并打开仓库，把粮食全部分给贫苦农民。城里的群众纷纷起来支持起义军，年12以上、70以下的男子，都面刺“义军破赵得胜”的字样，表示了推翻赵宋王朝统治夺取胜利的决心。在占领贝州城后，王则自称“东平郡王”，国号“安阳”，年号“得胜”，以张峦为宰相，卜吉为枢密使，正式建立起政权机构。
十二月一日，贝州起义的消息传到开封，宋仁宗急令澶、孟、定诸州及真定府官军严加防守，又从各地征调禁军10万，令“中书、枢密院，亟择将领往扑灭之”。十二月二日，宋廷派麦允言、王凯等率兵前往贝州镇压起义，但他们多次攻城，均被起义军击败。十二月十日，宋仁宗又任命知开封府明镐为河北体量安抚使，督率诸军，紧紧包围了贝州城。官军在多次强攻失败后，改变战术，在城外修筑距闻，以便俯瞰城内，自上而下进攻。起义军针锋相对，亦在“城上设战棚，与官军相当，名日‘喜相逢”’①，在距闉将成时，起义军采用火攻将其全部焚烧。官军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佯攻城北，而暗中在城南挖掘地道，通向城内。城内的地主分子汪文庆等与官军相勾结，企图内外夹攻，将数百官军引入城内，但被起义军及时发觉，全部被歼。
庆历八年正月八日，宋廷又任命参知政事文彦博为河北宣抚使，前往贝州督战。闰正月一日，官军暗中挖掘的地道通入城中，大批官军乘黑夜通过地道潜入城内，内外夹攻，王则率众力战，因寡不敌众，失败被俘，壮烈就义。王则起事时联络的河北、京东徒众，都因联系中断，未能及时响应，宋廷在镇压王则起义后，在各州以“大索妖党”为名，残酷镇压民众，无辜被杀者不可胜数。
（六）士兵暴动和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
北宋中期的士兵起义是广大民众反抗北宋腐败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或响应农民起义，参加农民起义军，或吸收农民参加起义队伍，从而使士兵起义和农民起义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是北宋中期阶级斗争的一大特色。这些起义攻州县，杀官吏，把矛头直指北宋政权，给了北宋政权和整个地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
庆历年间的士兵和农民起义，“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遍及全国各地，但规模都比较小，坚持斗争的时间也比较短，没有形成很大的规模，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北宋的统治，究其原因，除了北宋兵权的高度集中和统治者的全力镇压外，还与士兵和农民起义自身所固有的局限性和弱点密不可分。这一时期的士兵和农民起义，除了极个别能够置官设署、建立政权、有明确的斗争目标外，绝大部分不能反映时代的要求，不能提出符合广大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口号和纲领，不能在斗争中逐步实现群众的政治经济要求，其成熟的程度远远不如宋初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关于这一点，时人欧阳修在其奏章《论募人人贼以坏其党札子》中，作了颇为深刻允当的阐述：“京西盗贼，日近转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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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编》卷一六二，庆历八年正月，乙亥。
处纵横，不知火数。所患者数无御备，不易枝梧。然独幸虽猖狂，未有谋画。若使其得一晓事之人，教以计策，不掠妇女，不杀人民，开官府之物以振贫穷，招愁怨之人而为党与……若凶徒渐多而不暴虐，则难以常贼待之，可为国家忧矣。以此思之，贼众虽多，尚可力破。”
在这里，欧阳修站在统治集团的立场，指出了士兵起义的几个弱点：一是“未有谋画”，既缺乏反映人民群众愿望的政治纲领，也没有正确的军事方针；二是起义军不能“开官库之物以振贫穷”，满足和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三是起义士兵仍沿袭了反动军队压迫掠夺人民的恶习，不能做到“不掠妇女，不杀人民”，
“不暴虐”。正是由于这些弱点，决定了士兵起义不能很好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团结一致去推翻宋朝的统治。其结果必然是“贼众虽多，尚可力破”，很快就被北宋政府镇压和扑灭。
三、侬智高的反叛及其被平定
在今天的广西以及广西、云南与越南交界的地区，居住着壮（僮）族的祖先，北宋时被称作西原蛮或广源蛮，有时也泛称为溪峒蛮。唐朝曾在壮族地区先后建立过许多羁縻州县。宋朝继承了唐朝这一做法，把岭南地区划分为广南东、西两路。在壮族最集中的广南西路的左、右河流域和柳州地区，设置了羁縻州、县、峒80多处，由当地的部落酋长做知州、知县、知峒，称为“土官”。峒是壮族的基层单位，意思是位于四周高山险峰中的平地，是壮族聚居的村落，这些羁縻州、县不必向宋廷缴纳赋税和呈报户口，但需要承担一定的封建义务。
11世纪时，居住邕州（今南宁）左、右江流域的羁縻州的壮族，以韦、黄、周、依4姓人数最多。其中，侬氏世居于广源州，也是邕州所管的羁縻州之一，但由于地处郁江上游，群山绵亘，“峭绝深阻”①，距邕州较远，成为宋朝统治的薄弱地区。宋初以来，由于交趾逐渐强盛，不断向北蚕食，俘虏了广源州酋长侬全福，全福因而致死。11世纪40年代，侬全福的儿子侬智高，为了反对交趾的暴政，积极领导当地群众开展反对交趾的斗争，与其母亲一起发兵攻占了傥犹州（今云南文山附近），建立了“大历国”。交趾出兵镇压，侬智高反对交趾的压迫和利诱，其斗争是正义的，代表了当地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不久，侬智高兵败被俘。交趾试图笼络侬智高，命其知广源州，以便为其蚕食中国领土服务。但侬
智高怨恨交趾，又袭据安德州（今广西靖西），建立“南天国”。侬智高多次派使者向北宋政府贡献金银和驯象等物，上表要求宋廷正式授予他邕桂节度使之职，却遭到宋廷的拒绝。侬智高为抵御交趾的侵犯和威胁，仍多次遣使到邕州，请求宋朝保护与进行互市贸易，也都遭到拒绝。侬智高于是与广州进士黄炜、黄师宓等共谋反宋，企图“拔邕州，据广州以自王”，进行反叛和割据活动。
皇祐四年（1052年）四月，侬智高率兵5000攻破右江上游重镇横山寨（今田东县平马镇），正式扯起了反宋的大旗②。随即又攻陷了广南西路西南的政治、军事中心邕州，杀死知州陈珙和广西都监张立，建立“大南国”，自称仁惠皇帝，改元启历，设置官属，黄师宓以下官吏，“皆称中国官名”。不久，又沿郁江东下，向宋发动了大举进攻。
当时，宋广南州县无备，官吏畏儒，猝遇战事，不知所措，守将多弃城而逃。同时，广南地区官吏贪浊的现象较之其他地区更为严重，加之“赋取日重，科敛日烦”③，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因此，当侬智高初起之时，宋官军缺乏民众的支持，一再溃败。侬智高连破横、贵、龚、浔、藤、梧、封、康、端9州，接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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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卷四九五《广源州》。
②关于依智高反宋性质，史学界看法不一。或认为是反对民族压迫、农民起义，应予肯定；有的则持完全相反的意见，分歧颇大。
③《嘉祐集》卷四《衡论上·重远》。
兵直攻广州，引起宋廷极大震动。但在战争过程中，侬智高军队烧杀抢劫，无恶不作。这种野蛮行径，使他很快大失人心，遭到了各地人民的强烈反对。因此，围攻广州57天未能攻克，只得回兵西上，在攻破贺、昭、宾三州后，退回邕州。
侬智高反宋的消息传到宋廷，仁宗惶惶不安，立即派遣张忠、蒋偕南下平叛。由于两人“皆轻敌败死，军声大沮”①。宋廷又派杨畋、曹修等率军前往，依旧失利。仁宗接着任命秦州知府孙沔为广南安抚使、石全彬为副使，加派桂州知府余靖率军与杨畋、孙沔等合军平息侬智高，结果也是负多胜少。在这种情况下，名将狄青主动请缨出征：“臣起行伍，非战伐无以报国。愿得蕃落骑数百，益以禁兵，羁贼首致阙下”②。宋仁宗于是任命他为宣徽南院使、宣抚荆湖南北路、经制广南盗贼事，统率岭南诸军，全面负责征讨事宜。正当宋廷组织部署平叛之时，交趾企图混水摸鱼，向宋廷表示愿意出兵协助镇压侬智高，“余靖言其可信，具万人粮于邕、钦待之。诏以缗钱三万赐交趾为兵费，许贼平厚赏之”。狄青表示反对，认为“假兵于外以除内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而横蹂二广，力不能讨，乃假兵蛮夷，蛮夷贪得忘义，因而启乱，何以御之？请罢交趾助兵”③，这一建议被朝廷采纳。
狄青领命之后，认真总结了以前征讨侬智高失利的教训，认为屡遭惨败的原因在于“比者军制不立，又自广州之败，赏罚不明”④，要取得胜利，必须“立军制，明赏罚”。因此，他在领兵南下到达潭州后，“遂立行伍，明约束，军行止皆成列”。“军人有夺道旅菜一把者，立斩之以徇，于是一军肃然，无敢出声气，万余人行，未尝闻声”⑤。皇祐五年（1053年）正月初三，狄青率部抵达宾州（今宾阳）。广西钤辖陈曙贪图立功，在狄青赶到前线之前，以8000步兵攻侬智高，结果大败于昆仑关，殿直袁用等临阵脱逃。狄青抵宾州后，会合孙沔、余靖及两广军队，然后召集所有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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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宋史》卷二九〇《狄青传》。
④⑤《元丰类稿》卷五十二。
陈述军纪对于作战的重要性：“令之不齐，兵所以败。”为整肃军纪，将陈曙和其他将校30人按军法斩首示众。“沔、靖相顾愕眙，诸将股栗”①。于是军中人人奋励，有死战之心。
狄青抵达宾州之后，并没有急于向邕州发起进攻，这是因为，邕州在唐代时为邕管经略使岭南西道节度使治所，五代时曾为建武军节度使治所，经过历代的经营，城池坚固，守备完善，城东北20余里处是归仁铺，再约100里是昆仑关。此关为邕州的天然屏障，居高临下，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是宋军进攻邕州的必经之地。昆仑关距宾州约90里，狄青劳师远征，利在速战。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夺取昆仑关，否则，如不能尽快夺占昆仑关，老师关下，势必造成极大的被动。因此，狄青决定出其不意迅速占领这一要地。
为此，元宵节时，狄青下令军中就地休整，大宴将士3天，并要宾州准备10天的粮秣，摆出一副不急于进攻的姿态，以欺骗麻痹侬智高。侬军间谍将这一情况密报上去，侬军果然中计，放松了戒备。正月十五日晚，风雨交加，伸手不见五指，狄青亲率先锋部队在神不知鬼不觉中直趋昆仑关，经过大半夜急行军抵达关下。由于敌军毫无戒备，宋军很轻松地夺取了昆仑关。狄青高兴地说：“贼不知守此，无能为也。彼谓夜半风雨吾不敢来。吾来，所以出其不意也。”③
早在狄青受命南下之时，就有人向狄青献计，认为侬智高之所以屡战屡胜，只不过是充分发挥了其所长，利用了有利地形而已。如果能诱其离开险地而在平地布阵作战，则其优势尽失。“步兵利险，骑兵利平地，蛮人不知骑兵，而又以为中国之骑不能到也。可挟骑士以往，诱使平地，使步军为正以击其前，骑兵为奇以持其后，蔑不胜已。”这一建议同狄青的想法不谋而合。宋军攻克昆仑关后，侬智高天险已失，形势对宋军有利。狄青于是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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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卷二九〇《狄青传》。
②《宋名臣言行录》卷八《狄青》。
宋军乘胜向邕州进发。侬智高发觉后，于仓惶之中率领所有军队前来迎战。正月十八日，两军对阵于归仁铺。
侬智高的精锐部队名叫“标牌军”，屡败宋军。宋军闻之色变。狄青南下前，翰林学士曾公亮曾问他，“标牌军”十分厉害，不知该如何应付？狄青回答说：“此易耳。标牌，步兵也，当骑兵则不能施矣。”①为了对付“标牌军”，狄青在战前作了充分的准备，让每个士兵持长刀或利斧，相互配合以制敌。同时，根据侬智高军的阵势，决定采取正兵接敌、奇兵决胜、避其锋锐、后发制人的作战方略，先令骑兵绕至敌后，再将其余军队分成左、中、右三路，贾逵率兵一部攻敌左翼，孙节率兵一部攻敌右翼，狄青与孙沔、余靖率主力攻敌正面，并下令不服从命令者一律处斩。
第二天黎明，狄青下令向侬智高军发起攻击。由于侬军以大盾作掩护，宋军的弓箭难以中敌，攻击未能奏效。不久，“标牌军”进行反击，猛攻宋军左、右两路，宋军将士顽强拚杀，损伤很大，右路将领孙节战死，左路贾逵被侬军层层包围，力战方得杀出重围，抢占附近一处高地，然后向下冲入敌阵，将侬军截为两段。此时狄青见全线出击的时机已经成熟，指挥骑兵猛击“标牌军”后背，宋中路及左、右翼也奋勇反击。侬军腹背受敌，阵势大乱。狄青挥军奋力冲杀，依军纷纷败逃。日暮时，侬智高见大势已去，只好逃回邕州，令人点火烧城，然后仓惶逃往大理。宋军乘胜追击50余里，斩首数千级。侬军黄师宓、侬建中、侬智中等将领共57人被击毙。第二天，狄青按兵入城，喧嚣一时的侬智高之乱至此终于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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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元丰类稿》卷五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