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宋末年的腐朽统治
（一）政治统治黑暗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年仅10岁的哲宗即位，从此北宋统治集团便陷入不断的纷争之中，不仅原守旧、变法两派官员之间，就是两派内部也是尔虞我诈，争斗激烈。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哲宗死，其弟赵估即位为帝，是为徽宗。为平息统治集团内部愈演愈烈的争斗，徽宗在刚执政时，曾采取了对两派并用以求政局安定的做法，但由于两派的冲突无法调和，保守派又不得人心，便转而打出“上述父兄之志”的旗号，把年号改为“崇宁”，表示要继续推行熙宁新法，并起用另一个投机分子蔡京。从此，宋徽宗和蔡京一伙，组成了一个极端腐朽的统治集团，开始了长达20多年最黑暗的统治。
宋徽宗在位期间，先后信用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勐、李彦等人，时人称为“六贼”。“六贼”不仅自己窃居要职，他们的党羽和子孙一个个也都成为高官，如“蔡京拜相数年，子六人孙四人同时为执政、从官”，以至连1 0多岁的小孩也因“任子”法而成为高官，可谓“尚嬉竹马，已获荷囊；未应娶妇，已得任子”①。不仅如此，他们还公然接受贿赂，卖官鬻爵，甚至还有定价。所谓“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②。蔡京等人的家门，简直成了出卖官爵的市场，官吏数目因此大增，在徽宗即位七八年以后，名额比以前增多10倍。神宗元丰年间每月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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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献通考·选举考七》。
②《曲洧旧闻》卷十。
的官俸和兵饷为36万贯，到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已剧增到120万贯了。
宋徽宗和蔡京一伙，打着“绍述”宋神宗新法的旗号，其实是把推行新政作为一根大棒，以打击那些不对他们阿谀奉承，不同他们狼狈为奸的朝臣。在宋徽宗支持下，蔡京把所有“背己者”统统都扣上“元祐党人”的帽子，把王安石变法时期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称为“奸党”，刻石于文德殿门，各地也树立“奸党碑”；又将神宗和哲宗当政时期的反对派300多人列为“邪等”。凡是他们要打击的人，不管是新党还是旧党，一律依照“元祐党籍”处罪。有些根本不是旧党的人，也被列入“元祐党籍”之中。所有列入“元祐党籍”的人，不仅失去了任职的权利，连他们的子弟也不准在京居住和擅自前往京城。由此可见，这时的所谓新法，实际上已成为蔡京集团排斥异己、打击和迫害反对他们的新旧党人的工具。
为了给自己的腐朽统治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宋徽宗一伙把道教作为巩固统治的重要工具。他们胡诌什么“天有九霄，而神霄为最高”，“神霄玉清府长生大帝君”是“上帝之长子”，宋徽宗是长生大帝君降生，蔡京等宠臣都是神霄玉清府中的官员，降生到世间来辅佐宋徽宗统治天下。于是，宋徽宗自封为“教主道君皇帝”，下令在京城修建上清宝篆宫，在全国各地修建神霄万寿宫。同时立道学，设道官，置道阶，终日装神弄鬼，朝廷上下一派乌烟瘴气。
宋王朝在徽宗、蔡京集团的统治下，封建秩序被破坏无遗，政治上一片黑暗，已经不能进行正常有效的统治了。
（二）经济剥削残酷
以宋徽宗为首的统治集团，不仅在政治上极端腐败，在生活上也极其骄奢淫逸、腐朽糜烂。他们只知道花天酒地，纸醉金迷，恣意享乐，挥霍无度。蔡京为献媚取宠，提倡“丰亨豫大之说”，制造皇帝“当享天下”的舆论，认为“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①。于是制作礼乐，大兴土木，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凡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举动，无不一一兴办。并且公然发布诏令，说什么“当丰亨豫大极盛之时”，群臣不得反对，不得持“裁损之计”，还把这条禁令“榜朝堂，刻石尚书省”②，在宋徽宗统治的20年中，先后奴役大批民夫，兴建了“明堂”、“保和殿”、“延福宫”、“万寿山”等规模宏大的工程。其中运四方花竹奇石、经20多年才建成的“万岁山”，更是极尽工艺之巧，周围10多里的范围内，山林茂密，千岩万壑，麋鹿成群，楼观台殿，不可胜计。
为了满足这样穷奢极欲的需求，他们特地在苏州设立了应奉局和苏杭造作局，任命苏州大商人朱动主管其事。朱劭在徽宗、蔡京集团的支持和指使下，强取豪夺，看到人家有一石一木稍显奇异的，应奉局官员便率领士兵直入其家，用黄封帕蒙在上面充公，并要这家人看护，稍有不慎，就加以“大不恭”的罪名，乘机敲诈勒索。运走的时候，推倒墙壁，拆毁房屋，逼得人家倾家荡产。应奉局曾经取一块高达4丈的太湖石，载在船上运往东京，使用役夫达数千人之多，沿途拆毁桥梁、城墙、水门等，以便通过。运送这些花石竹木的纲船，称为“花石纲”。花石纲船在运河上一艘接着一艘，络绎不绝，日夜不停，以至运河容纳不下，“则取道于海，每遇风涛，则人船皆没，枉死无算”③。运送大量物资所耗费的物力财力人力，简直无法计算。
北方的李彦不甘落后，置局汝州，“发物供奉，大抵类朱劭”，逼得农民“殚财靡刍，力竭饿死，或自缢辕轭间”④。朱勖、李彦等千方百计搜刮到的花石竹木，并非专供皇家苑囿之用，蔡京等六贼及其党羽，无不建筑了规模巨大的宅院，其中的花石竹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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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
②《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八《诏丰豫盛时毋为裁损计》。
③《青溪寇轨》附《容斋逸史》。
④《宋史》卷四六八《杨戬传》。
是由朱动、李彦等从各地搜刮来的。当时有人气愤地指出，花石竹木“今不以充苑囿，而入诸臣之家，民力之奉，将安所涯？”①
由于统治集团的肆意挥霍，导致财政入不敷出。因此，不断增加赋税，巧立名目，千方百计增加剥削量，对人民变本加厉进行掠夺。尤其恶劣的是，宋徽宗及蔡京一伙，把熙宁变法中一些理财措施，变成了赤裸裸的掠夺民脂民膏的手段。如方田均税法本来是为了平均赋税负担的，这时却变成了加重剥削贫下户的手段，各地官吏都在“旧管税额之外，增出税数，号为蹙剩，其多有一邑之间及数万者”②。
除了增加各种名目的赋税外，宋徽宗还设立了“西城括田所”，由宦官杨戬主持，把京东西、淮西北、河东、河北等地区的“废堤弃堰、荒山退滩及大河淤流之处”，都强括为“公田”，勒令农民租种。租额定下后，即使是遇到涝灾根本无法耕种时，租额也不得减少。杨戬死后，继任者李彦更加残酷，凡是看中的民间良田，便指为荒地，强令原业主承租，谁敢反对，就用重刑，因而“致死者千万”③。西城括田所设置10年之后，所强夺的民田达到343万多亩，许多农民被剥夺了土地而破产流亡。
在朝廷以括公田的名义对民田大肆掠夺的同时，官僚、豪绅和大地主也依仗权势兼并了大量的田园第宅。如朱勐在苏州时，“百姓田园号为膏腴者，必竭力攘取”，所兼并的田产“跨连郡邑，岁收租课十余万石，甲第名园几半吴郡”④。后来被抄家时，没收的土地达30万亩。宰相蔡京霸占的田地至少有50多万亩。因宋徽宗推崇道教而骄横一时的各地宫观道士，也都倚势兼并大量土地。同时，各地官吏和地主还互相勾结，把赋税大量转嫁到农民头上，使农民破家荡产，大量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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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浮溪集》卷二十四《张根行状》。
②《文献通考·田赋考五》。
③《宋史》卷四六八《杨戬传》。
④《玉照新志》卷三。
灾难深重的下层贫民，对宋徽宗及六贼为首的腐败统治和残酷剥削恨之入骨，他们发出了“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①的愤怒呼声，强烈要求推翻赵宋王朝的腐朽统治。南北各地的人民纷纷拿起武器，进行斗争。从大观二年(1108年)起，在河东、河北、京东、江西、广东等地，都先后发生了小规模农民起义。“人不堪命，遂皆去而为盗，胡马未南牧，河北蜂起，游宦、商贾已不可行”②。宣和年间，农民革命斗争终于汇成了新的浪潮，爆发了震撼京东和东南的宋江起义和方腊起义。
二、方腊起义
（一）起义的准备与爆发
北宋末年，灾难深重的两浙地区，贫苦农民不堪忍受赵宋王朝的剥削，纷纷从宗教中寻找寄托和安慰，因而信奉摩尼教的人数迅猛增加，使摩尼教在组织和鼓动农民起义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摩尼教也称明教，是公元前3世纪由波斯人摩尼创立的，唐时传入中国，武宗时遭到打击和禁止。但依然在民间秘密流传。北宋时，在东南地区流传的“吃菜事魔”教，就是摩尼教的一支。
摩尼教教义的核心是“二宗三际”说，“二宗”是指光明和黑暗，它们是永远对立的。而“三际”是指初际、中际和后际，意思是过去、现在和未来。教义认为当时是黑暗侵入了光明的领域，光明正在同黑暗作斗争。将来（后际），光明必将战胜黑暗，到达“明界”（即未来世界），人们将获得光明与幸福。由于摩尼教对光明的崇拜，所以摩尼教又称为明教。本来，摩尼教的教义就是一种非常含蓄的说教，各个阶级都可以作出符合本阶级利益的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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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能改斋漫录》卷十二《打破筒泼了菜》。
②《挥麈录·后录》卷二。
解释。到了北宋末年，摩尼教的教义为起义农民所利用，成为反抗封建地主阶级黑暗统治的思想武器。
两浙地区的摩尼教是由福建传入的。各地的乡村教徒，建立屋宇，号称斋堂，作为集会之所，仅温州地区就有斋堂40多所。这时的摩尼教已完全中国化，教徒并不尊奉摩尼，而是以汉代著名的黄巾起义领袖张角为教祖。与当时的正统宗教佛、道完全不同，摩尼教的教徒们也读佛教的《金刚经》，但把其中的“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故意读成“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以此揭露“佛法平等”的骗人鬼话，这实质上是表示对赵宋王朝统治的强烈不满，希望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明教的信奉者，互相之间亲切地称作“一家”，不管是否相识，都可以到处饮食和居住。教法规定，信教的人不吃肉，不喝酒，提倡素食，不事神佛祖先，不会宾客，死则从俭以葬。明教首领称为魔王，辅佐的主要助手称魔翁、魔母。对于最贫苦的信徒，“众率财以助，积微以至于小康”①。这种俭朴的生活是与贫苦农民的经济地位相一致的。平等互助，达到小康人家的地位，则反映了小农的经济愿望。正因为如此，明教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官吏文书中称明教为“吃菜事魔”，是根据教徒的这些特点而给予的蔑称，并非明教徒们自己的称呼。
在明教流传的过程中，宋王朝采取了严厉而又野蛮的镇压政策。信奉者一旦被官府发觉，家庭中其他人即使不知情，也要被流放远方，所有财产，一半奖给告发者，另一半由官府没收。因此，信教者只好“夜聚晓散”，进行秘密活动。但是，压迫愈甚，反抗愈烈，宋王朝严禁明教的结果，反而使信奉者日益增多。当方腊起义爆发时，教徒们纷纷参加起义，著名的明教首领仇道人（裘日新）、吕师囊、郑魔王等人，更是组织了数以万计的教徒和农民起兵响应。
方腊起义的发源地是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统治集团肆无忌惮的搜刮，已经使东南地区的人民无法生活下去。而政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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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鸡肋编》卷上。
年（1116年），这里又发生了大水灾。人祸天灾交加，致使“饿莩盈路”。但官府不顾人民的死活，依然强制征购农民的粮食。造作局和应奉局的搜刮更给这里各阶层人民造成严重的灾难，甚至许多中小地主也因遭花石纲之扰而破产，睦州原先由官府按丁支给民户一定数量的食盐，民户纳钱绢。蔡京改变盐法，“从此官司更不支给丁盐，徒令纳绢”①，“丁盐钱绢”于是成为睦州地区人民不堪忍受的又一种横赋。因此，睦州地区各阶层人民同宋朝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尤其尖锐。方腊于是决定利用当地人民对赵宋政权的反抗情绪，秘密联络群众，组织队伍，准备武装起义。
方腊的家乡帮源洞②，位于青溪县西北70里的山谷中，周围群山环抱，山峦起伏，地势险要，盛产漆楮竹木。同东南其他地区一样，这里也遭到了花石纲的极大骚扰。家有漆园的方腊，多次被造作局“酷取”，他和帮源洞的人民一起，在宋王朝的残酷剥削下，终于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宣和二年（1120年）十月，帮源里正、大地主方有常发觉了方腊的活动，把方腊关押在自己的谷仓内，并派人向官府告发了方腊准备起义的计划。方腊设法逃出后，方有常带领全家慌忙逃往歙县（今属安徽）七贤村。十月九日，方腊率领数百名贫苦农民，斩木为兵，前往七贤村杀掉方有常一家40余口，点燃了起义的烈火，然后率众返回帮源，召集群众，举行誓师大会。
方腊慷慨陈辞，鼓动起义。他把统治者和官府比喻成“父兄”，把受官府压榨的民众比喻为“子弟”：“天下国家，本同一理。今有子弟耕绩，终岁劳苦，少有粟帛，父兄悉取而靡荡之。稍不如意，则鞭笞酷虐，至死弗恤，于汝甘乎？”一席话便把长期蕴藏在贫苦农民心头的怒火点燃起来。方腊又鼓动说：那些统治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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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吕太史文集》卷三《为张严州作乞免丁钱奏状》。
②关于方腊的籍贯和出身，史学界看法不一。一种意见认为他是睦州青溪县人，出身是“家有漆园之饶”的地主。另一种意见认为他是歙县人，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后来为“佣工”。
“靡荡之余，又悉举而奉之仇雠。仇雠赖我之资，益以富实，反见侵侮，则使子弟应之。子弟力弗能支，则谴责无所不至。然岁奉仇雠之物，初不以侵侮废也。于汝甘乎？”从而揭露了北宋统治者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反动本质。接着控诉了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吾济所赖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无锱铼遗”，统治者在“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糜费之外，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二虏得此，益轻中国，岁岁侵扰不已，朝廷奉之不敢废，宰相以为安边之长策也。独吾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最后，方腊向参加誓师的群众描述了起义的光明前景：“三十年来，元老旧臣贬死殆尽，当轴者皆龌龊奸佞之徒，但知以声色、土木淫蛊上心耳，朝廷大政事，一切弗恤也。在外监司、牧守，亦皆贪鄙成风，不以地方为意。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近岁花石之扰，尤所弗堪。诸君若能仗义而起，四方必闻风响应，旬日之间，万众可集。守臣闻之，固将招徕商议，未便申奏。我以计縻之，延滞一两月，江南列郡可一鼓下也。朝廷得报，亦未能决策发兵，计其迁延集议，亦须月余。调习兵食，非半年不可。是我起兵，已首尾期月（年）矣。此时当已大定，无足虑也。况西北二虏，岁币百万，朝廷军国经费千万，多出东南。我既据有江表，必将酷取于中原，中原不堪，必生内变。”在这种情况下，“我但画江而守，轻徭薄赋，以宽民力，四方孰不敛衽而来朝？十年之间，终当混一矣。”①
这篇动员起义的誓词，不仅揭露了统治阶级残酷压榨剥削农民的罪行，号召广大人民起来推翻这个腐朽没落的政权，更重要的是指出了起义后的战略方针，成为讨伐赵宋王朝的战斗檄文，充满了必胜的信念，鼓舞着广大起义农民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一场席卷东南、震撼宋王朝统治的农民大起义，就这样爆发了。
（二）起义的迅猛发展(参见附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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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青溪寇轨》附《容斋逸史》。
起义烈火一经点燃，便迅速得到两浙地区广大贫苦农民的热烈响应，大批农民纷纷拿起武器，参加起义军。使起义队伍如星火燎原，迅猛发展，在短短的几天之内，起义队伍就扩大到1 0万人以上。为了便于领导起义军进行反抗斗争，十一月一日，方腊自称为“圣公”，以方肥为宰相，又“置偏裨将，以巾饰为别，自红巾而上，凡六等”①，并改元“永乐”，初步建立起了一个农民政权。
方腊起义的消息很快传到县城，青溪知县陈光十分恐慌，立即向上司报告求援。负责此地治安的两浙路提点刑狱张苑，急忙将这一消息上报宋廷。当时的宰相王黼认为他是大惊小怪，斥责他为“张皇生事”。新任睦州通判叶居中在赴任途中，得知方腊起义的消息，加速赶往睦州。他同张苑企图招降起义军，结果没有成功。两浙路制置使陈建派兵马都监蔡遵，颜坦率领装备精良的5000名官兵杀向青溪，企图一举扑灭起义。在起义群众“无甲胄”、“少器械”的情况下，方腊决定利用官军麻痹轻敌、速战速决的心理，据险坚守，诱敌深入，在息坑一带设伏歼敌的方针。息坑背山面水，上有悬崖峭壁，下有滔滔东流的新安江，只有一条小路可通，地势险要，是设伏歼敌的理想地域。蔡遵、颜坦率领宋军到达离息坑不远的威坪镇（在淳安县西北新安江北岸），尚未安营扎寨，即遭到起义军的攻击。但当官军反击时，起义军则佯败后撤，引诱敌人。官军不知是计，随后尾追。当官军全部进入伏击圈后，方腊一声令下，起义军伏兵四处，杀向官兵。经过激战，全歼官军。击毙蔡遵和颜坦。起义军初战获胜后，士气高涨，于是乘胜向青溪城进发，知县陈光弃城逃走。起义军采用火攻，官军“弓矢不及施，器杖不及用，束手受戮”②，十一月二十九日，起义军一举攻克了青溪县城。
方腊占领青溪后，随即率军2万进攻睦州（今浙江建德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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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方勺：《泊宅编》卷五。
②《梁溪全集》卷一〇八，《上王太宰论方寇书》。
睦州地处新安江与富春江会合处，是通往杭州的门户，“山川宏伟，水陆险峨，据临安之上游，当衢、歙之冲要”①，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浙江的重镇。攻下睦州，对于起义军以后的发展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当起义军前来进攻时，知州张徽言弃城而逃，通判叶居中率兵2500人进行抵抗，被起义军击败。叶居中率领残兵败将“闭关自守”，起义军发起强攻。十二月二日，起义军攻克睦州城，处死叶居中等人。睦州所属的寿昌、分水、桐庐、遂安等县的宋朝官兵，闻风而逃，这些县城相继被起义军占领。
方腊占领睦州后，把矛头指向了歙州，歙州地处睦州西北，是江南东路的重镇。还在方腊起义时，歙州知州曾孝蕴就组织地方武装，分兵据守在与睦州接壤的地区。由于宋政府对刚爆发的方腊起义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也没有料到会发展的如此迅猛。因此，把曾孝蕴调到青州任知州，以镇压宋江农民起义军。在方腊攻下睦州后，江东帅哥派遣东南第三将郭师中率部进驻歙州，协同代理知府毛粟、县尉洪造守城。起义军首先击败郭师中部官军，击毙郭师中。毛粟、洪造仍想负隅顽抗，城内民众奋起响应起义，将他们处死，打开城门，迎接起义军进城，起义军顺利占领歙州，歙州所属的黟县、婺源、祁门、绩溪等县，都被起义军占领。
起义军的下一个目标是杭州。杭州是两浙路的首府。两浙路是北宋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国用所恃，全仗于此”，是宋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区之一。因此，杭州是东南重镇。为确保这一地区的安全，宋政府在此派驻有重兵。方腊亲率主力，于十二月二十九日进抵杭州城下。杭州知州赵霆，弃城逃命。制置使陈建、廉访使赵约率军抵抗。起义军发起猛攻，登上城头，迅速攻占杭州城，全歼守军，杀死陈建、赵约。
方腊起义及其迅猛发展，极大地鼓舞了两浙地区的民众，他们纷纷行动起来，向当地官府发动进攻。石生在苏州起义，陆行儿在归安（今江苏吴兴）起义。台州（今浙江临海）仙居人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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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读史方舆纪要·浙江严州府》。
囊起兵攻占仙居县城，温州乐清县也有俞道安起义。在越州（今浙江绍兴）有仇道人起义，处州（今浙江丽水）霍成富也起兵响应，兰溪县灵山人朱言、吴邦也在处州起义。许多起义队伍打着方腊的旗号，向宋王朝发起猛烈的进攻，他们到处“劫富室，杀官吏”，焚烧官府、孔庙、学宫和佛道寺观。湖州、秀州、常州、平江府“管下诸县乡村”，更有许多农民“结集徒众，窥伺州县”①，准备方腊大军一到，即起而响应。那些平日鱼肉人民的地主、“官吏狼狈丧魂沮魄，弃城而遁者不可胜数”②。这时农民起义的形势，正如朱熹所说的那样：“方腊之乱，愚民望风响应，其间聚党劫掠者，皆假窃方腊之名字，人人曰：‘方腊来矣！’所至瓦解。”③
方腊攻克杭州后，分兵两路，一路由大将方七佛率领6万人北上，宣和三年（1121年）正月十九日攻占崇德，随后进围秀州（今浙江嘉兴）；另一路主力由方腊亲自统率，南下婺州（今浙江金华）。在顺利攻占婺州后，西攻衢州（今浙江衢县），杀死知州彭汝方，占领州城。然后东攻处州，很快攻占松阳、缙云、青田等县，完成了对处州的包围。处州城高池深，又有2万多宋军把守，起义军采取正面佯攻和背后偷袭的战术，于二月三十日攻克处州。另外，攻占婺源的一支起义军也由东向南进攻，攻占开化、常山、江山等县，一直打到信州（今江西上饶）城下。
在3个月的时间里，起义军就攻占了睦州、歙州、杭州、婺州、衢州、处州等6座州城60多个县，势力深入到苏州、湖州、秀州、越州、温州、台州、宣州、信州等广大地区，队伍扩大到上百万人。农民军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出现了对起义军极为有利的大好形势。
（三）宋倾全力镇压起义
方腊起义爆发后，浙西提刑张苑立即上报朝廷，被宰相王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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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辑稿》兵十二之二十二。
②《拼榈文集》卷十四《上刘延康》。
③《朱子语类》卷一三三《盗贼》。
指斥为“张皇生事”。于是两浙地方官员不敢再上奏朝廷，偶有奏至，也被王黼扣压，因此，朝中对方腊起义一无所知。直到宣和二年十二月初睦州失守，方腊起义的消息才传到宋廷，引起朝野震恐。二十一日，宋徽宗任命亲信宦官知枢密院事童贯为并、淮、荆、浙等路宣抚使，谭稹为制置使，王禀为统制，并调原驻淮东的东南第一将和原驻荆湖北路的东南第七将，以及驻于京畿的第四将等官员南下镇压方腊起义军，并将其中没有作战经验的将领撤换，士兵也改派“曾经陕西出戍人”。本来集中在京师附近准备同金联合攻辽的“陕西六路汉、蕃精兵”15万人马，也暂时放弃攻辽而同时南下。其中，“辛兴宗、杨惟忠统熙河兵，刘镇统泾原兵，杨可世、赵明统环庆兵，黄迪统部延兵，马公直统秦凤兵，翼景统河东兵，刘延庆都统制诸路军马”①，这是镇压方腊起义的官军主力。宋徽宗亲自为童贯饯行：“东南事尽付太傅，必有紧急，不得已，可径作御笔行下。”②赋予他全权处理镇压起义军的大权。这时，方腊起义军面对的，已不再是江浙的地方军队，而是有作战经验的几十万正规军了。
宋廷在组织力量进行武力镇压的同时，在政治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徽宗下诏说：“二浙安于承平，不见兵革，垂二百年。属者狂寇窃发，凭恃山险，然念无知之人，或被胁从，两州吏民，或为诖误，或因逃亡败衄军卒，情有可矜”，因此许诺“应干前项人及凶贼眷属，并见在贼中徒伴，如能束身自归，或告言动息，捕致贼党，并特与免罪，一切不问，内稍有功绩，即优与推赏”③。童贯到江南后，即命部属董耘作“手诏”，称为“御笔”，说什么原来收买花石纲等物，“皆系御前预行支降钱物，令依私价和买”，而且“累降指挥，严立法禁，不得少有抑配。意为奉行之人，遵承约束，皆知事上恤民之义”。谁料“赃私之吏，借以为名，率多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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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辑稿》兵十之十六。
②《三朝北盟会编》卷五十二，引《中兴姓氏奸邪录》。
③《宋会要辑稿》兵十之十六、十七。
缘为奸，驯致骚扰，达于闻听”，从而把宋徽宗、蔡京一伙的罪过推得一干二净。接着又宣布从今以后“一切废置”，“若尔后尚敢以贡奉为名，因缘科扰”，就要“以违御笔”论处①。还宣布罢免朱勐父子弟侄的官职，企图以此欺骗人民，瓦解起义队伍。
宣和三年（1121年）正月中旬，宋廷命令官军首先抢占江宁、镇江，以防止起义军占据长江天险。下旬以后，宋朝大批禁军陆续向两浙扑来，两浙各地的地主分子也纷纷组织地方武装，配合宋军向起义军发动进攻，形势急转直下，逐步向不利于起义军的方向转化。童贯率领的宋军过河以后，即兵分两路，东路军由王禀率领从苏州南下，指向秀州；西路军由刘镇率领从宣州南下，指向歙州，企图东西两路夹攻睦州。
宣和三年一月二十八日，王禀东路军到达秀州。时方七佛正率军进攻秀州，秀州统军王子武据城顽抗。王禀赶到后，内外夹击，起义军失利，9000将士壮烈牺牲，不得不向杭州撤退。二月七日，童贯率宋军主力到达杭州，守卫杭州的起义军有方腊率领的6万人，加上刚从秀州撤回的方七佛部2万人。双方在杭州城下展开激战，起义军遭受重大损失，牺牲将士2万人。二月十八日，杭州陷落，部分起义军突围，经富阳转到了青溪。王禀占领杭州后，沿富春江西进，先后占领富阳、新城等县。三月二十七日攻占睦州。
刘镇率领的西路宋军，于三月十三日攻占歙州。三月十六日，刘镇、杨可世在歙州潘村遭到八大王率领的1万多起义军的阻击，“复有万众冲后军”，战斗异常激烈，激战至半夜，起义军先胜败。三月底，宋政府增派刘光世率郎延兵、张思正率河东兵、姚平仲率泾原兵，先后到达江南。四月二日，刘光世部直攻衢州，郑魔王率领起义军1万多人出城迎战，结果郑魔王兵败被俘，起义军2300人英勇牺牲。四月七日，刘光世在占领衙州后，东攻婺州。十七日，刘光世率兵抵达婺州城下，农民军2万多人出城迎战，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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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花石纲》。
果起义军战败，4000多人伤亡，婺州失守。衢州、婺州的陷落，使青溪县失去了南部屏障。在粮尽援绝的情况下，起义军不得不于四月十九日放弃青溪，退回帮源洞，进行最后的抵抗。
（四）最后失败及其原因
帮源，是方腊起义的发源地，这是山峦环绕，地形复杂，方腊打算利用有利的地形同官军周旋，以便保存力量，待机再起。但是，当地的恶霸地主方庚、方世雄等人，“投身军前，为之向导”，在他们的引导下，东西两路宋军很快包围了帮源。
起义军退入帮源后，分兵守卫帮源外围各要点。其中北山口是进山的主要通道，方腊亲自率兵守卫。宋军多次强攻均未能得手，转而向帮源南面的门岭发动进攻。门岭“崖壁峭拔，险径危侧”，由于地形险要，方腊只派了少量的兵力把守此地。刘镇率精锐官军“从间道掩击”，偷袭门岭，起义军600多人牺牲，门岭失守，官军进入帮源。四月二十四日晨，刘镇率领西路军向东进攻，同时约定“纵火为号”，东路官军“王禀、辛兴宗、杨惟忠、黄迪，望燎烟而进，与刘镇合兵”①，20多万起义军在腹背受敌的不利形势下，从早晨一直转战至深夜，“流血丹地”，1万多将士壮烈牺牲，帮源失陷，方腊率部分起义军转移到帮源东北隅的岩洞中，继续指挥起义军抗击官军。二十六日，当时还是一位低级军官的韩世忠率领一股官军直扑方腊所在的石洞，起义军在八大王率领下节节抵抗，不少将士英勇牺牲，方腊、方肥和起义军将领39人被俘，被押往东京（今河南开封），八月二十四日，方腊英勇就义，大规模农民起义失败。
宋军攻占帮源后，童贯又分兵镇压两浙地区的其他各支起义军，吕师囊、仇道人、俞道安等各支起义军，也都先后被镇压下去。
方腊起义是北宋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这次起义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宋王朝的腐朽统治，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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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辑稿》兵十之十八。
在南宋及宋末元初，统治阶级一再惊呼方腊起义的影响在不断扩大，要求统治者采取有效措施，“阴消异时窃发之患”①。方腊的名字，一直使地主阶级胆战心惊。而镇压了这次起义的北宋统治者，却由于自己的倒行逆施，面临着彻底覆亡的命运。
方腊起义爆发后，迅猛发展，起义队伍曾达到上百万人，形势一度大好。但坚持斗争不到一年便失败了。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对起义后的战略形势缺乏正确的判断，导致了战略方针的失误。方腊起义之初，曾估计宋政府一定会花费不少时间商议对策。但实际情况却出乎方腊的意料，原来宋政府为了联金灭辽，早已作好了兵力和后勤补给上的准备，因而大批官军南下远比预料的快得多。参加起义的太学生吕将曾建议方腊集中兵力“直据金陵，因传檄尽下东南郡县，收其税赋，先立根本，徐议攻取之计，可以为百世之业”②。攻取金陵，控扼长江，这样进则可北上取中原，退则可凭借长江天险保有东南。起义军的军师陈箍桶，提出了更为积极的主张：挥兵北上，“长驱渡江”，夺取中原。但方腊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拒绝了他们积极而正确的建议，没有首先进攻金陵，抢占长江天险，阻止官军过江，只派偏师方七佛北攻秀州，而把起义军的主力转向南方，进攻婺、衢诸州。这一战略上的失着，使官军得以乘虚而入，迅速渡过长江，起义军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二是没有把众多的起义队伍统一地组织起来，互相协同，配合作战。方腊起义后，诸多的农民起义队伍遍布两浙地区，其中有些还使用方腊“永乐”年号，表示拥护方腊，但在实际斗争中，却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和指挥，各自为战，缺乏支援和配合，结果被官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
三是起义军虽人数众多，但缺乏应有的训练和装备。方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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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渭南文集》卷五《条对状》。
②《独醒杂志》卷七。
义军的大部分成员是农民，平时缺乏应有的军事训练，起义之时又大都是揭竿而起，斩木为兵，“贼徒虽多，全少器械，惟以人众为援”①。这样，当与数量较少的地方军队作战时，尚可凭借人数的优势弥补其他方面的不足。但一旦面对训练有素而又装备精良的大量正规部队时，训练缺乏和装备不足的缺点便暴露无遗了。这也是起义军最后失利的重要原因。
三、宋江及其他起义军
（一）宋江起义
方腊起义前后，早已有一支起义军驰骋在北方的黄淮平原上，这就是宋江领导的起义军。
宋江起义于河北，被称为“河北剧贼”。早在宣和元年（1119年）十二月，即已引起宋廷的注意。宋徽宗为此下诏：“京东东路盗贼窃发，令东西路提刑督捕之”②。十二月二十日又下诏“招抚山东盗宋江”③。但宋江未接受招安，转战于京东各地，出没于青（今山东青州）、济、（今山东巨野）、濮（今山东鄄城）、郓（今山东东平）等州之间。他们打出“劫富济贫”的旗号，杀贪官，除恶霸，把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因而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他们武艺高超，作战勇敢，常以少胜众，屡败官军。次年冬，宋廷曾调歙州知州曾孝蕴为青州知州，负责镇压起义军。但未及到任，即因方腊起义的迅猛发展，改任曾孝蕴为睦州、杭州知州，参与镇压方腊起义。这时，宋江在郓州地区活动，横扫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传说宋江起义军在梁山泊活动，可能就是在这个时期，但时间不长。知亳州（今安徽亳县）侯蒙认为“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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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辑稿》兵十之十八。
②《宋史》卷二二《徽宗纪四》。
③《皇宋十朝纲要·徽宗纪》。
人”，因此上书宋廷，要求招降宋江：“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自赎，或足以平东南之乱。”①宋徽宗于是任命侯蒙知东平府，负责招降宋江，但由于侯蒙未及赴任即病死，这项计划未能实现。
宋江起义在京东地区有了较大发展，他们“啸聚亡命，剽掠山东，一路州县大震，吏多避匿”。不久移军南下，但在途中经沂州时，由于麻痹大意，遭到知州蒋园军队的袭击，猝不及防，损失不小，乃“北走龟蒙间”②。后来，宋江起义军进入江苏地区，“时承平日久，郡县无备，河北剧贼宋江者，肆行莫之御，既转掠京东、径趋沭阳”③，遭县尉王师心部邀击，宋江失败退走。宣和三年二月，宋江起义军进入淮阳军（今江苏邳县南），宋廷“遣将讨扑，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④。张叔夜接到命令后，即“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掳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江乃降”⑤。
宋江投降后，宋廷对起义军将领都授以官职，进行笼络。但宋江投降并非出于本意，而是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在投降之后不久，再次举起义旗，重新起义。大约在宣和四年（1122年）夏季，折可存在参与镇压方腊起义回到开封后，又“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⑥，起义被镇压下去。
宋江起义始终人数不多，规模不大，但战斗力极强，又活跃在离首都不远的河北、京东和淮南地区，因此影响颇大，亦给宋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其事迹经民间传说、戏剧和小说的传播，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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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东都事略》卷十《徽宗皇帝二》。
②《毗陵集》卷十二《左中奉大夫充秘阁修撰蒋公墓志铭》。
③《文定集》卷二十三《显谟阁学士王公墓志铭》。
④《宋史》卷二二《徽宗纪四》。
⑤《宋史》卷三五三《张叔夜传》。
⑥见1939年陕西府谷出土的《折可存墓志铭》，转引自《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
江之名不胫而走，成为妇孺皆知的人物。
（二）高托山等领导的起义
宣和四年(1122年)春，方腊、宋江起义被镇压以后，宋按原先同金达成的灭辽协议，开始发兵攻辽。为此，“括天下丁夫，计口出算，得钱六千二百万缗”①，以充军用。灭辽以后，丁夫钱不免，同时下令不交或违期交纳的，都要处以极刑。北方人民再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一次新的农民起义浪潮即将来临。
宣和五年(1123年)，“京东、河北盗争起”，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少者数百，多者数千，白昼横行”，以至“巡尉不敢抗，县镇不能守”②。郓州李太子，咸河何子威，密州徐靖，沼州张迪，魏博杨天王，济南孙列，礌鼓山张仙，河北高托山，太行山高托天，临沂武胡，沂州徐进，水鼓山刘大郎，集路山贾进，莒县徐大郎，东海张夔；以及高齐、张光等纷纷起义，有的发展到几万甚至几十万人，在黄河南北掀起了一个新的农民大起义的浪潮。
北宋政府面对这一严重局势，于宣和六年（1124年）任命宦官梁方平为河北、京东制置使，督率王渊、刘光世、杨惟忠、辛兴宗、韩世忠、张俊等将领，前往镇压。与此同时，下诏对起义军进行分化瓦解和诱降活动。十二月二十四日，宋徽宗下诏，许诺起义军“如能出首，应已前罪犯，一切不问，并与释放”，“内有系首领人，当议优与补受（授）官资”③。宣和七年正月，再次下诏，把一切罪责都推给下边的少数官吏，说什么因为政府“用非其人，政失厥中，徭役荐兴，使民不能自存”，所以农民起来反抗是“非其本心”④。表示免除宣和六年农民未交纳的各种赋税，起义军只要投降，“余一切不问，并与放罪”，首领还可以“具名闻奏，当授以官爵”等等。
在北宋政府强大的军事镇压和政治诱降双重攻势之下，起义军中的一些不坚定分子发生动摇，开始向官军投降，如张仙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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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卷四七〇《王黼传》。
②《三朝北盟会编》卷八十七，靖康二年三月。
③④《宋会要辑稿》兵十二之二十九。
后，有众10万，是当时一支很有影响的起义军。但在宣和七年二月在礌鼓山被官军打败以后，便丧失斗志，接受招安，向宋廷投降了。活动于山东地区的起义军贾进，一度发展到10万人，曾南下抵达淮上，多次拒绝劝降，“朝廷遣使招安，率不生还”①。并击败前来镇压的官军辛昌宗部。但最终未能坚持到底，宣和七年三月，贾进和50多位首领投降，导致所部起义军瓦解。
然而，大多数起义军却依然高举反抗的大旗，继续坚持斗争。如张迪起义于沼州（今河北永年）后，发展到5万人，曾围攻离京城只有160里的浚州（今河南浚县），给北宋政权造成极大的威胁，后被刘光世镇压下去。在这些起义军中，规模最大，坚持战斗时间最久的是高托山起义军，发展到30万人，转战于河北以及京东路的青、徐、密、沂诸州，先后遭到梁方平所率官军主力杨惟忠、辛兴宗、王渊、韩世忠等部的围攻，虽多次失利，但没有向北宋朝廷屈膝投降，而是坚持斗争到底。直到建炎二年(1128年)河北、京东地区被金军占领后，高托山又将斗争的矛头指向金朝，率领15万起义军，在清河同金徐、宿、邳三路军马都统王伯龙率领的金军展开激战，给金军以沉重打击。
北宋末年，全国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如果不是金军入侵中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广大农民转而投入轰轰烈烈的抗金斗争潮流，那么北方的农民起义将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