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钤经》是北宋前期著名兵书。在现存的宋代兵书中，它是最早的。因而该书对整个宋代兵书都有程度不同的影响。本节着重介绍它的作者、基本内容和价值影响等问题。
一、《虎钤经》的作者——许洞
许洞（约976～约1017），字洞天（一作渊夫），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许洞于咸平三年（1000年）中进士第，当年出任雄武军（今甘肃天水县）推官，掌管本州（秦州）司法事务。不久①，因与知州马知节有矛盾，加上动用了公款，遂被罢官除名，回到了故里吴县，专心从事于著述。景德元年（1004年），写成了《虎钤经》一书，次年应洞明韬略运筹决胜科②，并献所撰《虎钤经》，后来可能因与其友潘阆之事有牵连，而“负遣报罢”③，就除均州（今湖北旧均县）参军（参军是参军事的简称，是无具体职掌的散官）。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宋真宗到汾阴（治今山西万荣西南宝鼎）祭祀祖庙时，许洞献上了《三盛礼赋》，遂被召试中书省，改任乌江县（今马鞍山市东北）主簿④，后死在乌江县主簿任上，终年42岁。
许洞的父亲许仲容，为太子洗马。“洗马”为东宫官属，平时掌管引见臣下和传达命令之事；太子外出时，则为前导。许洞的妹妹嫁给了沈周，亦有文才。许洞的两个外甥，一个叫沈披，一个叫沈括。沈括即是著名的《梦溪笔谈》的作者⑤。
许洞幼年时学习弓矢击刺武艺，长大后变更志向，改为学文。他尤其精通《左传》。朱长文说他“以文辞称于吴”，龚明之说他“平生以文章自负，所著诗篇甚多，当世知其名。欧阳修尝称其为“俊逸之士”。许洞有文集一百卷，又著《春秋释幽》五卷，《演
——————————
①秦州知州马知节于咸平四年十月初四徙知益州，许洞被罢官必在咸平四年十月以前，从咸平三年至四年十月，最多是一年多点时间，故这里称不久。
②《宋史·许洞传》称“洞识韬略、运筹决胜科”，而《宋史》卷一百五十六《选举二》，称“洞明韬略运筹决胜”科，这里从后者。
③据《梦溪笔谈》卷二十五载：“潘阆，字逍遥，咸平间有诗名。与钱易、许洞为友，狂放不羁，尝为诗曰：‘散拽禅师来蹴蹋，乱拖游女上张千’。”另据《中吴纪闻》卷一载：许洞“与潘阆、钱易为友，狂放不羁。阆坐卢多逊党，亡命，乃变姓名僧服入中条山。洞密之诗曰：‘潘逍遥，平生才气如天高……’。”从中可知许洞与潘阆关系密切。
④主簿：负责典领文书、处理公务等事。时真宗“东封及祀汾阴时，献文者多试得官，盖特恩也”（《宋史》卷一百五十六《选举二》）。
⑤参见胡道静《沈括军事思想探源——论沈括与其舅父许洞的师承关系》（《社会科学》 1980年6月）。
玄》十卷。除《虎钤经》外，其他著述均已湮没不存。
据史载，许洞还是个个性很强、清高自负、不拘小节的人。他被免去雄武军推官回到故里后，日以饮酒为事，并经常赊欠店家酒钱。有一天，他在酒店墙壁上作《酒歌》诗数百言，乡里的百姓都来观看，因此酒店销量大增，为平日数倍，于是店主将许洞往日所欠酒钱都一笔勾销。许洞还在自己庭院中仅种一根竹子，“以表特立之操”，吴人称之曰：“许洞门前一竿竹”。一次，许洞与一些诗僧相会赛诗，他约定说：“不犯此一字”，其字为“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于是诸僧皆搁笔，不敢赛了。
二、《虎钤经》的写作时间、著录和版本
《虎钤经》的自序中说：“创意于辛丑之初，成文于甲辰之末”。辛丑是咸平四年（1001年），甲辰是景德元年（1004年），共用了4年时间。但是，现在通行的《粤雅堂丛书》本（此本刊行于咸丰二年，即1852年），则将许洞自序中的“辛丑”印成“辛酉”。而“辛酉”为建隆二年（961年），到景德元年则是44年，许洞仅活了42年，怎可能用44年时间撰写《虎钤经》呢？这显然是刊刻上的错误。
这一刊刻上的显误，究竟从何时哪个版本上开始的，现在无从考证。但是，对这一错误未加校正，并将从“辛酉”到“甲辰”的时间作了错误计算的，则始于钱钊。他在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校订了《虎钤经》，并在跋文中写道：“自序创意于辛酉之初，成文于甲辰之末。考辛酉为太祖建隆二年，迄甲辰真宗改元景德，盖历三十八年所而书成”。而《粤雅堂丛书》本用的是钱本，又未加校正，故出现了“辛酉”之说和时间计算上的错误，于是就以讹传讹地传了下来。
《虎钤经》在《宋史·艺文志》中已有著录，为“许洞《虎钤兵经》二十卷”。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及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均未著录。因而，长期以来一直未见有提及宋代人所著录该书者。今据王应麟的《玉海》，发现该书对《虎钤经》进行了著录，为“景德虎钤经”。这样，就补上了当朝人未著录《虎钤经》的遗缺，也为《虎钤经》在宋代即已刊行并流传于世找到了根据。明、清时著录该书者逐渐增多。明代的如杨士奇编的《文渊阁书目》、叶盛著的《篆竹堂书目》、焦螗的《国史经籍志》、毛戾的《汲古阁珍藏秘书目》等。但是，杨氏所著录仅为一部一册；叶氏所著录也是一册；毛氏虽标明为四册，但属抄本。只有焦氏著为“《虎钤经》十卷”，但未注明册数。清代首先著录《虎钤经》者，当为钱曾。他在《读书敏求记》中记载：“许洞虎钤经二十卷。景德二年许洞表上其书，前又有许洗为序”①。后来，清永珞和纪昀所编著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也著录了该书。再后，著录的更多，如《孙氏祠堂书目》、《好古堂书目》、《鸣野山房书目》、《天一阁见存书目》、《鄙亭知见传本书目》、《增订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等等。
关于《虎钤经》的版本问题，《读书敏求记》确载有“宋刊本”，但目前还未发现有现存的宋刊本。只知宁波的“天一阁”存有明覆宋刻本②。《清学部国书馆善本书目》详载了元钞的情况，即：“虎钤经二十卷，宋许洞撰。元抄本，用大德公事纸钞。有晋阳家藏朱文方印，天籁阁朱文长印，竹坨朱文方印，花山马仲安家藏善本，朱文方印，鞠农白文小长印，吴翌凤家藏文苑，白文长印。”可惜此本现已不存。在现存的版本中，当以《四库全书》本和《粤雅堂丛书》本为善。但前者又不见许洞的自序和《上虎钤经表》，后者又有前面提到的不足之处。
三、《虎钤经》产生的背景及其创作的指导思想
《虎钤经》问世于宋真宗初年。真宗即位那年还不满30岁，
————————
①许洗，当为许洞之误。
②许保林：《中国兵书知见录》。
当时一部分官僚还希望他能有所作为。可是，实际上他仍然大力贯彻宋太宗制定的守内虚外政策，把安定国内统治秩序作为主要任务。尽管他希望太平无事（第一个年号，改之“咸平”），实际上并非太平。北方的辽国仍然不断扰边，并伺机发动战争。因而，咸平二年（999年）有裴村之战；咸平四年，即许洞创意撰写《虎钤经》那年，有遂城之战；次年，又有望都之战。就在许洞撰成《虎钤经》那年（景德元年），辽大举南下，爆发了澶渊之战，迫宋于当年十二月签订了屈辱的“澶渊之盟”。同时，许洞本人的经历，也并非顺利。他头一年刚中了进士，当了推官，第二年就被罢官归乡，是在刚喜则忧和忿忿不平的心情下从事著述的。许洞的传世之作《虎钤经》正是在国家经历战争、个人仕途多舛的背景下写成的。
许洞著《虎钤经》的原因，其自序云：“臣素好奇正之变，由是而言之”；其“上虎钤经表”云：“重门击柝，所以待暴客；弦孤剡矢，所以利天下。阅龙韬而拓统，奋虎略而御侮，自三代以来未有废而不用者也。”即是说，许洞认为他著《虎钤经》，一是因为喜爱研究军事理论；二是因为军事理论对国家的“拓统”和“御侮”都是必不可少的。除此之外，还有他未直接说出口的原因——显示自己的军事才能，以便东山再起。
许洞还把深浅适度，便于应用，作为撰写《虎钤经》的指导思想。他说，自古以来兵法是很多的，不过“孙子之法奥而精，使学者难于晓用；诸家之法肤而浅，或用者丧于师律”。而“浅深长短，迭为表里，酌中之理”的兵学著作又很少看到。加之，李筌《太白阴经》，“论心术则秘而不言，谈阴阳则散而不备”。因此，他“上采孙子、李筌之要，明演其术；下撮天时人事之变，备举其占。或作于己见，或述于古人，名日虎钤经”。①许洞要把《虎钤经》写成这样的书：对孙子、李筌兵法的精华和深奥之处加以具体阐述，使人们便于明白和掌握；对李筌讲的零散不全的阴阳问题，加以
——————
①许洞：《虎钤经序》。
系统和补充。其中既有古人的观点，也有自己的创见，以期成为“酌中之理”之作。
四、《虎钤经》的基本内容和主要军事思想
《虎钤经》全书共有20卷，分为210篇，每篇论述一个问题。210个问题在各卷分布的数目不等。有的卷论述三五个问题，有的则论述十几个、乃至二十几个问题。就其内容分布来看，大致是：
第1～4卷，着重论述谋略运用、从严治军和将帅修养等问题；
第5卷，阐述如何判明天气、地形和敌营阵等；
第6卷，介绍了水战、火攻、城邑攻防及攻守器具；
第7卷，汇辑了作战指挥的旗鼓和与军事有关的天文、历法、记时和识别方位等知识；
第8～9卷，为结营统论及古代有关阵法和自创的飞鹗、长虹等阵；
第10卷，为人马医护和相人；
第11～20卷，为六壬、遁甲、星辰、日月、风云、气候、风角、鸟情及宣文设奠、人马相法等。
总之，前10卷（除相人问题外）是科学地论兵，后10卷则多封建迷信之谈。
《虎钤经》以“上言人谋，中言地利，下言天时”①为主旨。主要军事思想有以下三点：
一是重视“天、地、人”思想。许洞认为用兵离不开天、地、人；而要发挥天、地、人的作用，就要加以“随用”。即是说，要获得天时，就应根据阴雨风雪和寒暑冷热等天候变化，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战法；要获取地利，就要根据平原、广泽、山谷等不同地形，使用不同的兵种和兵器；要得到“人用”，就须根据士卒老
——————————
①许洞：《上虎钤经表》。
少勇怯及各自特长，赋予不同任务，以做到因人所用，各用其材。书中主张用兵必须“随天之变”、“随地之性”、“随人之性”。然而，它认为天、地、人三者的关系不是平列的，而是“先以人，次以地，次以天”，重视人（主要是将帅）在战争中的作用。因此，要求将帅，除了能善于用兵之外，还要具备“去私循公”、“持身以礼、奉上以忠、忧乐与士卒同”的品格，具有“纳谋而能容”的修养和“明今鉴古”的洞察力。
二是务本、先胜思想。许洞主张，用兵须“先务其本，本壮则末亦从而茂矣”。要“以粮储为本，谋略为器”。未战之前要“先谋”：欲谋用兵，先谋安民；欲谋攻敌，先谋通粮；欲谋疏阵，先谋地利；欲谋守据，先谋储蓄；欲谋强兵，先谋赏罚等。要“先胜”就要做到：“三和”（和于国、和于军、和于阵）、“三有余”（力有余、食有余、义有余）、“三必行”（必行其谋、必行其赏、必行其罚）。既战之后，要善于“夺恃”：夺气、夺隘、夺勇等；要善于“袭虚”：以佯动、诱敌击其虚；要“任势”：乘机击敌懈怠，设伏击敌不意，乘胜扩张战果等。对作战过程中的胜败，要“胜不可专，败不可不专”，意思是战时不要一味想到胜利，要想到可能的不利；失败时要专心思考原因，以求反败为胜之法。“专胜有必败之理”：一是“急难定谋，狐疑不决”；二是“机巧万端，失于迟后”；三是“事机不密”；四是“似勇非勇，似怯非怯”；五是“主将不一”。“专败有反胜之道”：将帅要针对失败的原因，相应地采取“割所爱啖之”（宰杀所爱乘马，让士卒吃得饱）、“奋身先之众”和严肃军纪等安抚、整饬措施，就可反败为胜。
三是“知变”思想。许洞强调，“用兵之术，知变为大”。围绕“知变”这个灵活用兵的命题，作了多方面的论述：首先，“知变”很重要，“兵家之利，利在变通之机”；“能以虚含变应敌，动必利矣”；其次，“知变”就要“观彼动静”、“观其逆顺”，如此才能“以虚含变”；再次，“知变”的关键在于从利害两个方面观察问题，从中“择利而从之”。总之，尽管天时有吉凶，地形有险易，战势有利害，如能吉中见凶、凶中见吉，易中见险、险中见易，利中见害、害中见利，就能用兵尽其变。许洞还把“知变”思想，运用到对待古兵法的态度上，独树一帜地提出了“逆用古法”的理论。他说，“以古法为势”，“未见决中者”；而“反古之法”则往往可以料敌为胜。他同时指出，“设若敌将不能以兵法使众，惟以勇敢为己任，我则顺古法待之”。他还将古兵法比作“车之载其物”，如“有车之用，则东西南北者由人也”。以此论证其用兵可以由将帅灵活多变，不必拘泥于古兵法的道理。
五、《虎钤经》的价值和影响
《虎钤经》在体例上分类编排，按类阐述。它所汇集的与军事有关的天文、历法、记时及识别方位等知识，有许多为过去兵法所少有。它还比较完备地记载了攻守战法、器具以及水战、火攻等特种条件下的作战方式。此外，还汇集了不少阵法，并创造了诸如飞鹗、长虹等阵。所有这些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虎钤经》虽然“或作于己见，或述于古人”，但是即使述古时也能“参以己意”。它关于重视“天、地、人”、务本致胜和灵活用兵等思想，不仅对孙子、李筌之要作了新的阐述和发挥，而且也对中国古代军事理论作了新的贡献。这对当时的军事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对后世军事理论的发展也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它除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以外，还有可贵的理论价值。
《虎钤经》作为流传下来的北宋第一部军事理论著作，对其后问世的《武经总要》、《何博士备论》等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尤其是，有宋一代各部著名兵书都非常关注灵活用兵问题，也受到了《虎钤经》的某些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