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经总要》是北宋官方编修的一部军事巨著，也是宋代现存的唯一官修兵书。它在宋代具有较大影响，在中国历代军事思想中也占有一定位置。
一、《武经总要》的编修与刊行
《武经总要》是庆历三年十月，由仁宗下诏开始编修的。皇帝亲自下诏编纂兵书，在宋代尚属首次，在宋以前各代也不多见。宋仁宗如此重视编辑该书，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北宋从中期开始，社会各种矛盾开始加剧，阶级矛盾的激化，导致了庆历年间爆发了农民起义和士兵暴动。与此同时，西夏元昊在宝元元年(1038年)十月正式称帝后，也要与宋、辽争衡，致使宋、夏关系又出现了紧张局面，民族矛盾也尖锐起来。经过双方三川口、好水川和定川砦三战，进一步暴露出宋王朝军事上的软弱无能。为了缓和这些矛盾，当时地主阶级中一些开明人士，要求改革的呼声与日俱增，纷纷要求“欲更天下弊事”①。仁宗皇帝为了维护统治，也支持改革。于是，参知政事范仲淹在庆历三年九月写了一篇《上十事疏》，具体列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等十项改革措施，其中第七项就是“修武备”。这一改革的基本方案，除“修武备”一项之外，其他诸项均在庆历三年十月至四年五月间，先后以诏书的形式颁行全国。此举，当时称为“新政”，后来历史上称之为“庆历新政”。《武经总要》正是在实行“新政”的背景下开始编纂的。新政虽然是短暂的，但《武经总要》却完成了。
《武经总要》的作者是丁度、曾公亮等人。丁度总管，曾公亮等则是具体的编纂者。丁度(990～1053)，字公雅，开封祥符（今河南开封）人，考取真宗大中祥符制科后，曾任太常礼院知院、判吏部南曹事等职。在仁宗时，他历任知制诰、翰林学士、河东宣抚副使、审刑院知院事、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职，深得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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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编》卷一百四〇，仁宗庆历三年三月，癸巳。
的赏识。丁度“性淳质，不为威仪，居一室十余年，左右无姬侍”①。同时，他对边防问题也多所论述，曾上《备边要览》、《庆历兵录》、《赡边录》等。曾公亮(999～1078)，字明仲，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天圣进士。累官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晚年荐王安石于神宗同辅政。熙宁三年（1 070年）罢相，次年判永兴军，旋以太傅入仕。天命监杨惟德也是作者之一，不过只负责后集的最后五卷③。
该书从庆历三年十月开始编纂，至庆历七年（1047年）四至六月完成，其间历时5个年头，实际用了3年半左右时间③。是书刊行之后，当代即有著录，如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和王应麟的《玉海》等。之后，《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均有著录。《武经总要》在北宋流传后，到南宋绍定四年（1231年）曾重加刻印；但北、南宋本均已不传。现有明弘治、正德间复宋本及嘉靖本、清《四库全书》本，以及明清抄本等多种。另有1934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1959年中华书局影印明前集22卷本。
二、《武经总要》的编辑思想和内容构成
《武经总要》，以其大而全为主要特征，门类俱全，近乎军事类书。同时，又是一部综合性的军事教程和将领必读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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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卷二九二，《丁度传》。
②关于《武经总要》的作者，除丁度、曾公亮、杨惟德之外，李焘的《长编》第一百四十四卷还载有集贤校理朱采、史馆修撰王质。但在仁宗御制序和历代著录中均未提到这两个人的名字。究其原因，前者受领任务后“寻卒”，后者可能另有任用，两人实际都未参与或未终其事。
③关于《武经总要》的成书时间，我们在纂写《百科全书·军事卷》时曾作过考证。另外，张其凡《（武经总要）编纂时间考》(载《军事史林) 1990年第6期）亦可参考。
书。北宋自与辽签订“澶渊之盟”以来，长期处于和平环境之中，武备废弛，将领军事素养差，是导致对西夏战争屡遭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针对这种情况，其书在编纂指导思想上，一方面考虑到古今军事典籍浩繁，通览很不容易，因而要求将军事上的主要问题和大的方面都要编入，即所谓的“宏纲之毕举”①；另一方面，强调能使“善将出抗强敌，每画筹策，悉见规模”②，以便使“鲜古今之学”的将领们在实战中有所遵循。因此，该书采取了古今谋略、计谋权变、六师训练、四方风士、营阵法制、器械名数、攻取之具，以及阴阳占候、孤虚旺相等“一概并举”的做法。
《武经总要》分为前后两集，每集各20卷，全书共40卷，另有43卷本，依40卷本有所增衍（“边防”衍为7卷，“占候”衍为6卷）。多数卷内分目，目下列有若干子目。全书除有仁宗所赐序文冠于篇首之外，在后集的卷首还有曾公亮的“武经总要后集原序”一篇。该书从内容上看，是由“制度”、“边防”、“故事”、“占候”四部分组成。前集20卷，1～15卷为制度，着重论述了选将料兵、讲武教习、一般战法、车骑应用、奇兵制胜、行军宿营、军事侦察、下营择地、本朝阵法、古今阵图、军事地形、城邑攻防、水战火攻、武器装备、赏罚条例、通信联络等军队建设和用兵作战的基本理论、重要制度和必备常识，16～20卷为边防，逐一介绍了沿边的河北路、北番地、河东路、陕西路、西番地、成都路、荆湖南北路、广南东西路的路、州方位四至、地理沿革、山川河流、道路关隘、军事要点、兵力配备等，并对河北、陕西、广南等沿边少数民族的发展始末、风土人情和靖边政策进行了论述。后集20卷，1～15卷为故事，选取古兵法中的精言粹语为标题，以古今战例“尤切者”为佐证，总结了有关计谋方略、将帅修养、治军原则、常用战法、特种条件下作战等方面的经验教训，总括“一百八十五门”③，16～20卷，是杨惟德等奉命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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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武经总要·仁宗皇帝御制序》。
③见《武经总要》后集原序。原序曰“一百八十五门”；而《四库全书》本《武经总要》仅有一百八十一门，其故不可详考。
考旧说所撰，集中讲述了军事行动中孤虚旺相、阴阳占候之类的问题。
三、《武经总要》的军事思想和切于实际精神
该书所辑录的军事知识非常丰富，所论述的军事思想也相当全面。就其军事思想而言，主要有治军思想和作战指导思想两个方面。
关于治军问题，它把将帅的选用及将帅的自身修养，放在治理军队的首位。认为，“择将之道，惟审其才之可用也”，即是说，选择将领要“不以远而遗，不以贱而弃，不以诈而疏，不以罪而废”。它还认为，选好将领的关键在于知人，因为“能信在于能任，能任在于能用，能用在于能知”①。对于将帅修养，它提出了要“善自治”的要求。所谓“善自治”，包括了要“虑不杂于利害”（即考虑问题要出以公正）、要谦恭谨慎（恭胜怠则吉，怠胜恭则灭）、要先计后战（“计谋素定”）、要言而有信（“令行于民”）、要熟知士卒（“知其材力之勇怯，艺能之精粗，使人各当其分”）等多方面的内容。
同时，它还把军队的教育和训练问题摆到重要地位上。认为，“军无众寡，士无勇怯，以治则胜，以乱则负”②。而它所说的“治”，指的是“教”（教育）和“习”（训练）。它还进一步指出：“用兵欲其便，用器欲其利，将校欲其精，士卒用其教”；“士有未战而震蹑者，马有未驰而疲汗者，非人怯马弱，不习之过也。”③这就是说，它之所以认为教育训练很重要，是因为经过教育的军队才可用它去打仗；未战而怯阵的军队都是平时缺乏训练的结果。关于搞好教育训练，它提出了三条措施：一是要立法，因为“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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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武经总耍前集》卷一《选将》。
②③《武经总要前集》卷二。
未立”，就会“旗幡虽设，不主进退；鼓角虽备，不为号令；……”。二是要循序渐进，“约”、“繁”并举，因为“不先日阅是谓教而无渐，不后讲武是谓训习而无功，斯则交相为用，而成折冲靖难之具也”。三是要赏信罚必，因为“赏以劝功，罚以惩恶”；只有赏罚严明，“彰利害以晓众”，才能使“疲者勇，懦者决，进有幸生，退有必死”①，从而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此外，该书还把治“器”（兵械）作为治军的一个重要内容，提出：“古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盖士卒犹工也，兵械犹器也，器利而工善，兵精而士强，势则然矣。”②这就是说，仅有武艺高强的士卒是不够的，还必须把士卒使用的武器、兵械搞得锐利、精致，只有这样，才能在作战中取胜。
关于战争和作战指导问题，它首先强调要作好战前准备，认为“守城之道，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③。其次，它主张，制定作战方略必须周密考虑，多方运筹。因此，“善守者，必在乎智虑周密，计谋百变，或彼不来攻而我守，或彼不挑战而我击，或多方以谋彼师，或屡出以疲彼师”④等等。再次，它认为，正确的战略指导源于知彼知己和善于审敌察机。因此要求将帅在战前要“审彼之强弱，量我之众寡”⑤，要切实做到“不明敌人之政者不加兵，不明敌人之情者不誓约，不明敌人之将者不先军，不明敌人之士者不先阵，知彼知此，则始定计于内，出兵于境”⑥。《武经总要》关于战争和作战指导方面的论述，还有抓住战机、速战速决、后发制人、更战更息、审因求胜等等。
《武经总要》还注意实际，有的放矢。它不仅考虑到“鲜古今之学”的将帅们的需要，还针对当时军事建设和作战指导上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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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武经总要前集》卷十四《赏格·罚条》。
②《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三《图器》。
③④《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二《守城》。
⑤《武经总要前集》卷十《攻城法》。
⑥《武经总要前集》卷三《叙战上》。
弊端，着重阐述和介绍了一些军事理论、军事知识。宋代骑兵落后，它就充分肯定了骑兵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北宋长期与北边的契丹族所建辽朝、西北边党项族所建西夏相鼎峙，它专题论述“土俗”，要求将帅必须了解周边特别是北边、西边少数民族的风土民情，这在兵书中亦为少见。为了帮助将领们“度其俗之强弱，能之长短”，它分析指出：“北方狄与西方之戎，其性相类”；“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利则进，不利则退”。并强调说：只有了解这些民俗和特点，才能“常以我之长，击彼之短，料其所好而诱之，因其所恶而攻之”①。再如，北宋在太宗、真宗两朝采取了“将从中御”的政策，将领率军出战，常要按照皇帝所赐阵图布阵作战。针对这种呆板作战指导，它一方面重新强调了古代军事理论中的“兵贵知变”，“不以寞寞决事”思想；另一方面提出了变通古今阵法的主张。即：对古今阵法的“或因或革”，要以“便于施行”为标准②；运用古今阵法要“度宜而行”，不可生搬硬套；沿用古代阵法，要“闻一而悟十”，“触类以长此”，能符合孙子兵法、吴子兵法为“极致”③。
四、《武经总要》的学术价值和深远影响
《武经总要》是中国历代最早的著名军事巨著，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思想史和兵器技术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它的闻名，除了北宋官方编修外，更主要原因是，这部军事巨著本身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它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阐述了历史上一些重要军事思想，丰富了我国古代军事理论的宝库。《武经总要》虽然旁征博引历代名家许多著名言论，但它不是简单地辑录旧文，而是对前人的结论进行了具体诠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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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武经总要前集》卷九《土俗》。
②《武经总要前集》卷四《用车》。
③《武经总要前集》卷七《阵法总说》。
有益的发挥，从而对古代军事理论的建树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例如，“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是《孙子兵法》中提出的重要谋略思想，但并未作具体说明。而《武经总要》则作了明确的解释，指出：“伐谋者，攻敌之心，使不能谋也；伐交者，绝敌之援，使不能合也；伐兵者，合刃于力士之场，不得已而用之也”①。再如，《孙子兵法》强调，“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武经总要》则解释和发挥说：“非智不可以料敌应机；非信不可以训人率下；非仁不可以附众抚士；非勇不可以决谋合战；非严不可以服强齐众”②。通过这一解释和发挥，不但可以对孙子选将的五条标准的内容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而且为什么要坚持这五条标准也一目了然。还有对奇正问题，孙子、李靖都有论述，《武经总要》则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夫奇兵者，正兵之变也；伏兵者，奇兵之别也。奇非正，则无所恃；正非奇，则无以取胜。故不虞以击则谓之奇兵，匿形而发则谓之伏兵，其实则一也”③。“奇、正”这一比较深奥的理论，通过曾公亮、丁度等人之笔，更为清晰和明确，并具有了新的生命力。这方面的例子还很多，不再赘述。
其二，材料丰富、翔实，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武经总要》编写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让当时“鲜古今之学”的将领们增加军事知识，并在实践中有所遵循和便于操作，加上官修的特点，就使得该书的材料不仅相当丰富，而且还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因而，也就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主要表现于军事技术、军事制度和兵要地志等三个方面。
在军事技术方面，它十分重视战术与技术的有机结合，详细地介绍了历代，特别是北宋前期的兵器、火器、攻守城器具、战船等兵器、兵械，并附有大量的器具图，这对于研究中国兵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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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武经总要前集》卷三《叙战上》。
②《武经总要前集》卷一《选将》。
③《武经总要前集》卷四《奇兵》。
术史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它所记载的三个火药配方（火球火药方、蒺藜火球火药方、毒药烟球火药方），当是世界上最早的。它关于指南鱼及其制造方法的记载，“则为世界上关于利用地磁场进行人工磁化的最早记录”①，表明它特别注意将当时先进的科学成果在军事上的应用。
在军事制度方面，它除了介绍了古今教法、阵法、营法，并附以图形外，还把当时一些制度条令化，因此它是研究北宋前期军事制度的重要参考书。例如，它在前集第2卷中，在介绍了“教条十六事”后，附了“三令五申”，分条记载了“三令”和“五申”的内容，既简明又好记。再如，前集第14卷所载“赏格、罚条”是真宗景德初年至仁宗庆历年间“颁于边鄙”的；第15卷记载的“符契”是仁宗康定初颁于沿边的，“传信牌”是真宗时制作的，“字验”是作者约当时“军中之事”而为。类似这些把教法、赏罚、通信和通信保密条令化的作法，不仅为其前代所罕见，也为研究我国历代军事制度，特别是北宋前期军事制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在兵要地志方面，它所载的《边防》5卷，可以说是我国最早一部兵要地志。它不仅介绍了沿边各路的山川地理形势，而且还介绍了当时所设砦、铺及其相互间的距离和交通道路情况。特别是对一些军事重镇、要隘还详载了当时的驻兵数字，是研究北宋前期军事设防的可贵资料。同时，《武经总要》还是研究中国西南地区的重要史料。该书前集第20卷《广南东路》就记载了宋朝水师巡视南海的事实：“王师（指宋朝军队）营垒在海，……至屯门山二百里，治肋鱼入海战舰……从屯门山用东风，西南行七日至九乳螺州，又三日至不劳山……”。今人研究证实，九乳螺州，即是现今的西沙群岛②。这说明，早在宋时，西沙群岛已置于我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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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宝珠、陈振主编：《简明宋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471页。
②引自周宝珠、陈振主编：《简明宋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472页。
管辖范围之内。同时，它进一步表明，《武经总要》的史料价值，已不限于军事的本身，而是在其他方面也有参考意义。
其三，编纂新颖，开创了中国兵书的新体例。《武经总要》从大的方面来说，是由“制度”、“边防”、“故事”和“占候”四部分构成。将这四方面的内容分门别类编辑成一部兵书的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是为历代兵书战策所罕见的。尤其是，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的编纂方法，更独具匠心。它在论述军队的教育训练时，同时介绍了各兵种的训练方法，有的还附图说明；在论述攻守城战法时，同时介绍了攻守城的兵器和器械；在论述火攻、水战战法时，同时介绍了火攻、水战的火器和战船。此外，它的“边防”5卷，开创了中国军事地理的新篇章，对后世《读史方舆纪要》和《灰画集》等军事地理专著的出现，产生了积极影响。它的“故事”15卷，既言法又言事与人，用兵原则与战例结合，承《通典》之法，拓宽了兵学著作的新体例，不同程度地为其后来问世的《百战奇法》等军事著作所借鉴。总之，《武经总要》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兵书，是有较高价值的。但由于历史的局限，也难免存在一些缺点。正如《四库全书·武经总要提要》所指出的：“所言阵法战具，其制弥详，其拘牵弥甚”，“所言道里山川，以今日考之，亦多刺谬”等，就是明显的缺点。尤其《后集》所附的“占候”5卷，涉及天地星辰、阴阳五行等，虽欲“参以天变”，实多占卜之类，缺乏科学性，属于封建迷信之谈。此外，《前集》常出现的“兵法曰”、“法曰”等字样，看来多出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等；但其所引，往往取之大意，与现存诸书并不完全一致。还有“经曰”、“传曰”等字样，更不好核对材料来源。这就给研究该书带来了一定困难。
《四库全书·武经总要提要》称该书“前集备一朝之制度，后集具历代之得失”，此言虽然旨在肯定《武经总要》的地位和收入《四库全书》的必要性，但不够准确。实际上，其《前集》“制度”10卷，固然以北宋前期当朝的制度为主，也记载了历代若干的军事制度。如“制度八”中就明确载有“后握奇阵图”、“李靖阵法”、“裴子法”等。其《后集》“故事”1 5卷，更不限于“具历代之得失”，而是包括了宋前期本朝本代的若干“故事”。据不完全统计，在“故事”1 5卷中，有18个故事是太祖朝的，有23个故事是太宗朝的，有12个故事是真宗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