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备论》（即《何博士备论》）的作者——何去非
何去非，字正通，今福建浦城人。
关于他的生平，史籍记载得很少。至今还不知道他确切生卒年，只知终年73岁。据一些零散不全的史料推测，何去非大约生于宋仁宗皇祐年间(1050～1054)，在北宋灭亡前后离开人世。
据说，何去非“以儒业起家”，又喜欢论兵。同时，他还博览群书，不仅对“坟典传训、系史子记”很熟悉，就连“天文地理、阴阳时数、山川虫鱼”这些所谓“诡异之说”也“莫不通晓”。广博的知识，为其军事理论和兵学上的建树，奠定了坚实基础，准备了良好条件。
何去非的科选入仕是相当艰苦的，经过“六举”，直到元丰五年（1082年），才以“特奏名”的身份参加了由宋神宗“亲策进士”的殿试。在殿试中，他获优等（词理优瞻为优等），并受到神宗的好评。数日后，神宗赐第时，他又巧妙而明确地回答了神宗的提问，使神宗喜形于色。被任命右班殿直、武学教授，不久遂为武学博士。
何去非在武学任教8年（元丰五年至元祐四年）。此间，他获得了施展军事才能的机会。除教授武学外，还取得了两项引人注目的学术成果。一是他所参预校订的著名的《武经七书》，受到了神宗的表彰，为祖国兵学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二是撰写成“评论古人用兵之作”的《何博士备论》。
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底或次年初，何去非可能因“立志坚毅，不苟于当时公卿”，而被贬黜京师，除为徐州（今江苏徐州）州学教授。任教8年（元祐五年至绍圣四年）后，离开徐州，转而从政。
何去非在从政期间，亦“咸有政声”。绍圣四年（1097年），他以宣义郎（从八品）的头衔知富阳县（今浙江富阳县）。此间，他“勤俭率民，筑石堤以捍钱塘江潮，使民安之”，并“修复普照寺塔仍旧”，给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人撰写县志时记载了他这一功绩。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何去非改任沧州（今该城东南之旧城）通判。赴任后，即“抚绥流移，民赖以安”，亦受到当地民众的好评。后被调往京城，出任司农司丞（正八品）。不久，应何去非本人希望调到京外任职的要求，改任庐州（治今安徽合肥市）通判。最后，以直通郎的官阶（正八品）在庐州去世。
何去非的著述除《备论》外，还有文集二十卷、《司马法讲义》三卷、《三略》三卷等。但除《备论》外，都已逸失。
二、《备论》的问世、流传及版本
宋朝政府明确规定，武学教授须向学员“纂次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足以训者，讲授之”。《备论》的内容正好与这一教学要求相吻合，说明这是武学教授何去非给学员们编写的讲义和教材。
《备论》从讲义变成专著刊行问世，得力于大文学家苏轼的推荐。在何去非被贬到徐州后，引起了当时出知杭州的苏轼极大不满。为了证明何去非的才能，也为了证实苏轼本人确实“风晓士类”，遂于元裱五年(1090年)十一月，进呈《进何去非备论状》：“恐朝廷不见其文章议论，无以较量其人。谨缮写去非所著备论二十八篇，附递进上”。于是，《备论》就因苏轼的奏荐和进呈朝廷而问世了。
《备论》问世后，得到广泛流传。《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均有著录；《宋史·艺文志》分别在史钞类和兵家类中著录了该书。明人归有光为是书作过跋；清代著录者更多，如钱曾的《也是园书目》和永珞等撰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
《备论》的版本很多。据著录，宋代至明代都刊行过《备论》。然而，宋本、元本及明刊本，均已无存。现在收藏在北京图书馆善本室中的为明《穴研斋》抄本，当为现存的最早的本子。至于清代版本，现存者就有近十种。另外，《备论》在日本也早有流传。如日本万延元年（清咸丰十年），重刊清嘉庆十六年的《留香室刊本》；再如，民国时期，日本还重刊了《浦城遗书》本。
现存的《何博士备论》的各种版本，有四卷本、两卷本（上、下卷）和不分卷本三种，都是26篇（即佚两篇）。我国台湾省出版的《中国兵学大系》中的《备论》因多了“邓禹”一篇，目录标为27篇；但书中只列《邓禹》篇目，书内并无这篇文章，实际还是26篇。此外，瑞典社会学家佛郎塞尔曾用英文翻译出版的《备论》共为27篇，也多了《邓禹》一篇，并在该篇的注释①中指出：“此篇在现有《备论》各种版本中均已失见，但在《历代名贤确论》中出现。”经查对，佛氏所说的《历代名贤确论》，就是《唐宋名贤历代确论》，现存明正德二年（1 507年）刊本。该书确有《邓禹》一篇，并在篇目下署有温公（司马光）、子由（苏辙）和去非（何去非）三人的名字，然而文中只有“温公日”，而无子由、去非日。因此佛氏将此篇补入《备论》亦欠准确。以此看来，《四库全书》对《备论》的提要所称“轼状称二十八篇，此本仅二十六篇，盖佚其二也”，还是正确的。至今还未见《备论》有补足28篇或证实《邓禹》就是佚文之一者。
三、《备论》的基本内容和主要军事思想
《备论》一篇为一论，篇目是：六国论、秦论、楚汉论、晁错论、汉武帝论、李广论、李陵论、霍去病论、刘伯升论、汉光武论、魏论上、魏论下、司马仲达论、邓艾论、吴论、蜀论、陆机论、晋论上、晋论下，苻坚论上、苻坚论下、宋武帝论、杨素论、唐论、郭崇韬论、五代论。这26论构成了该书的全部内容。其论述的范围，则是对战国至五代的兴废成败和二十几个军事人物的用兵得失进行了评述，目的在于寻求历史借鉴。论述中所涉及的军事思想也相当丰富，主要是：
（一）朴素唯物主义的战争观
它指出，历史上的战争“有以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①；“有所必用”，“有所不必用”，因而人们对战争的看法不能笼统地肯定或笼统地否定。言外之意，要求人们对战争必须作具体分析，也就是看它是否合乎“顺逆之情”和“利害之势”。
（二）“深谋至计”的谋略思想
它认为，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必须有智谋——正确的谋略。因为“智”能胜“勇”②，“智足以役勇”③。据此，在评论楚汉战争时，它认为刘邦因为“能得真智之所在”，有高明的战略策略，才战胜了一味争强好斗的项羽。在评论三国著名军事人物时，它又断言，“兵以势举者（指袁绍、袁术），势倾则溃；战以勇合者（指吕布），勇竭则擒；唯能应之以智（指曹操），则常以全强而制其二者之敝”④。
它还强调，制定或攻或守的战略，要从实际出发，要考虑到“顺逆之情”、“利害之势”、“强弱之势”，以及地理上所处的战略位置等诸方面的因素。尤其要分清敌我友，切不可犯六国国君那种“自战其所可亲，而忘其所可仇”的错误。
为了做到“深谋至计”，它重视智囊团的作用，并以大量的事实作了充分的论证。在分析秦国之所以胜，六国之所以败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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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何博士备论·汉武帝论》。
②《何博士备论·楚汉论》。
③《何博士备论·杨素论》。
④《何博士备论·魏论上》。
把秦国重视采纳张仪的“连横”意见，而六国忽视苏秦的“合纵”主张作为其胜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魏论下》中，它还批评了认为曹操亏待“谋夫策士”的错误论调。并指出，“曹公残刻少恩，必报睚眦之怨，真有之矣。至若谋夫策士，收揽听任，固亦不遗，未尝深负之也。”在《吴论》中，它分析了孙坚三失“大机”以致失败后说：“古之豪杰有功业之大志，其才力虽足以取济，而无谋夫策士，合奇集智，以更转其不怠，使无失乎事机之会，则往往功败业去，而为徒发者皆是也。”
（三）“出奇应变”的灵活作战原则
首先，它提出了灵活运用古兵法的主张，要求人们“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①。其理由是，“法有定论，而兵无常形”②，如果“守一定之书，以应无穷之敌”③，必将失败。它还认为，灵活运用古兵法原则，不仅不会违背兵法中提出的原则，还会“缘法而生法”④（根据兵法产生出兵法不曾提出的战法），“离法而会法”⑤（表面上离开了兵法，实际上抓住了兵法的真谛）。
其次，它认为奇正之法，就是灵活用兵之法，也是致胜之法。它举例指出，司马懿在作战中能“奄忽若神，无往不殄”，曹操在作战中能常常取胜，其奥妙全在于善于“出奇应变”。为了说明什么是奇正之法及其何以致胜，它还比喻说：“犹二人相搏也，材钧而力偶，方相持而未决也。卒然一夫起其旁而助之，则夫受助者，蔑不胜矣。此法所谓以正合，以奇胜者”⑥。同时，它还以历史上许多著名战争战例为佐证，说明不用奇正，往往是吃败仗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精兵强将的治军主张
关于精兵，它以“古之人，有以众而败，有以寡而胜”⑦的事实为根据，论证了“师不必众也”的观点。同时，它还认为“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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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⑤《何博士备论·霍去病论》。
⑥《何博士备论·杨素论》。
⑦《何博士备论·汉武帝论》。
兵”，除了数量上的“精”之外，质量上也要“精”，即培养士卒忠于职守（“效命”）和勇敢不怕死（“致死”）精神。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坚持以法治军，因为“治国而缓法制者亡，理军而废纪律者败”。
关于使将致强，它认为应当从君臣两个方面做起。从君主来说，要有正确的“将将”之道：不要使自己的将领白白地送死（“不以其将予敌”）①。而要作到这一点，一方面要根据将领的能力加以适当地任命；另一方面，对将领本人提出的非其所任的要求，能够加以禁止。从将领来说，要有正确的“为将”之道：不可要求君主对已有非己所胜任的任用，以免“以其身予敌”②，而要作到这一点，关键要有自知之明，即要知道自己能带多少兵，能担任主帅还是副帅，善于进攻还是善于防守，适合主攻方向还是次要方向作战，等等。
关于治兵和治将，它更重视治将。在《魏论下》中提出了将帅越有才能越要谦虚谨慎的观点；在《苻坚论上》中提出了越在兵强势重的情况下越不可“易敌轻进”的主张；在《司马仲达论》中还把“自将其身”，采取“能忍”的策略，不轻用其众，作为将帅修养的内容之一，等等。
四、《备论》的主要特点
《备论》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人物评论集，与以往的兵书战策相比，具有不少新特点，主要是：
（一）比较突出地论述了战略问题
在中国古代军事学术史上，战略、战役和战术三个概念是未加严格区分的，统称为“谋”、“略”、“计”或“智”等。反映在兵学著作上，也是如此。例如，被誉为“兵学鼻祖”的孙武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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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何博士备论·李陵论》。
其兵法十三篇中提出了许多高明的战略思想，并专有“计篇”、“谋攻篇”，但也是把战略、战役、战术等问题融为一体加以论述的。再如，据史籍记载，晋代司马彪有《战略》一书，虽是专著，但仅存残篇。《备论》除了其中两三篇讲的是战争观和治军问题外，其余都是通过军事人物用兵得失，着眼于战略方面的论述。这种突出论述战略的古代兵书，在现存兵书中也是罕见的。
（二）联系实际，针砭时弊
北宋自太宗以后，军事上暴露了三个突出问题：一是同辽、夏战守不定；二是军权过分集中致使将帅无机动之权和作战方法的呆板；三是冗兵耗食和军队纪律松懈。上述三个主要问题长期没有获得解决，是使宋军战斗力差、在同辽、夏军事斗争中屡遭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备论》恰恰在这三个主要问题上借古喻今，议论恢弘，表达了作者的主张。可以看出，何去非这些主张不仅是个人的看法，而且也代表了统治集团中的一些正确意见和革新变法派的呼声。
（三）采用了寓事于理，论从史出的写作方法
中国历代兵书，理论性的著作“舍事言理”者居多。例如，《武经七书》所辑的七部兵书，除了《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提及了一些古代战史、战例并加以评论外，其余六部兵书均以言理为主。《武经总要》后集“故事”十五卷，采用的方法虽然类似史论结合，但实际上是历代战例的分类简编。《备论》则把作者的思想观点见诸“历代所以废兴成败”的评论之上，融会于重要军事历史人物用兵得失的探讨之中。这种史论结合的创作方法，也是很独特的。
五、《备论》的价值和影响
由于《备论》所论正是当时军事上迫切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因而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同时，它对《孙子兵法》的精髓作了精辟的解释和正确的发挥，又使得它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这些颇具新意的思想内容，又采取了评论古人用兵和史论结合的方法加以表述，就更增加了文章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其语言的准确、生动，也使人赞叹不已。
因此，《备论》问世以来，受到了历代识者的高度重视。北宋大文学家苏轼称其“识度高远，其论历代所以废兴成败，皆出人意表，有补于世”，“极论用兵利害”，“无施不宜”。还说“文章议论实有过人，笔势雄健，得秦汉间风力”。清《四库全书提要》认为，“是编皆评论古人用兵之作，其文雄快踔厉，风发泉涌，去苏氏父子为近”。因此，宋、明、清各代及日本、瑞典诸国均有著录和刊行。这表明，《备论》问世以后，已引起历代的关注，在国内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中国百科全书·军事卷》和《中国军事大百科全书》，都将其作为中国著名军事著作的条目之一，加以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