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赵匡胤及其军事思想
赵匡胤，即宋太祖。生于后唐天成二年(927年)，卒于宋开宝九年（976年）。赵匡胤祖籍涿州（今河北涿州），本人出生于河南洛阳。其父赵弘殷，曾在后唐、后晋、后汉及后周四朝任武将。后汉初年，赵匡胤这一将门子弟应募从军，到后周时始任禁卫东西班行首。然后随同周世宗柴荣南征北战，因屡立战功，到显德
六年（959年），累迁至殿前都点检，掌管殿前禁军大权。同年十月，周世宗病死，幼子宗训袭位。次年春，赵匡胤奉命出征，在陈桥驿（今开封北）发动兵变，夺取政权，建立宋朝，成了宋朝的开国皇帝。
赵匡胤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和著名的军事统帅。长期的军事实践，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军事思想，主要有：
一是致力于国家统一的战争观。生长于五代时期的赵匡胤，目睹过当时国家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并跟随周世宗参加了后周的统一战争。其“天下一家”的思想比较明确。因此，在他代周建宋后，一直把实现国家的统一，作为自己神圣的使命。建宋伊始，他就亲自率军讨平了方镇李筠和李重进的反叛分裂活动；接着又对各地方割据政权进行了征讨。南唐割据政权，一直对宋朝十分恭顺，兴师讨伐又找不到什么借口，于是赵匡胤便直接了当地对南唐使者说：“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①经过十几年的南征北讨，赵匡胤终于基本完成了统一南方。然而，他认为统一事业并未完成。因此，开宝九年(976年)正月，当群臣请尊他为“应天广运、一统太平……皇帝”时，他则却而不受，并说：“今汾晋（指北汉）未平，燕蓟未复”“怎么可以称之为一统呢？②在赵匡胤致力于国家统一的战争中，虽然强调以武力解决问题，但也不排除和平解决的可能性。例如，对于后晋石敬塘所割给辽朝的幽蓟十六州，他不仅没有忘掉收复，还在收复方式上作了两手准备。在其建宋之初，他就特别设置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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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编》卷十六，太祖开宝八年十一月，辛未。
②《宋朝事实》卷二十。
桩库，并尝密谓近臣曰：“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直。如日不可，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①赵匡胤虽然在尚未完全实现其统一目标之前即突然去世，但已基本上统一了南方及中原地区，结束了中唐以来，200多年的割据混战局面，为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有利环境。因而，他致力于国家统一的战争观，是符合历史潮流和人民意愿的，是值得肯定的。
二是中央高度集权的建军思想。自唐中叶至五代，骄兵强将演出了一幕幕叛乱、割据的悲剧，造成中原地区兵连祸结的混乱局面持续了200余年。为防止这种“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②的历史重演，赵匡胤建宋后，即把中央高度集权作为建军的根本指导思想。其主要原则有：在统兵机构的设置和相互关系上，遵循“互相维制”原则，以使兵权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特别是皇帝一人手中；在兵力部署上，本着“内外相制”原则，以期京师之外“无外乱”，京师之内“无内变”；在军队调动和屯戍上，依照“将不得专其兵”，兵要“均劳逸，知艰难”和“远妻孥怀土之恋”等原则，通过天下营兵移换屯驻，以防止将帅犯上作乱的“凶谋”；在养兵政策上，遵照“为百代之利”的原则，采取在灾区大量招兵措施，以达到“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③的巩固政权的目的；在武装力量编成上，按照“强干弱枝”的原则，通过把地方军身强力壮和英勇善战者选入中央禁军等办法，以加强中央的军事力量。赵匡胤及其重臣提出的这些建军思想，不但解决了五代以来骄兵悍将对皇权的威胁，而且从制度上制止了类似情况的重现。这对于消弭绵延200多年的由于兵权分散而导致的政局混乱，保障社会的安定和正常生产秩序，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其继承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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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编》卷十九，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十月，乙亥。
②《新唐书》卷五十《兵》。
③《嵩山文集》卷-《元符三年应诏封事》。
在承袭这一祖宗家法时，由于不知变通，对武人和“内变”防范过甚，也产生了诸如冗兵耗食、将帅无权、兵将分离、教育训练差、军纪废弛等损害军队战斗力的消极影响。
三是切合实际的战略思想。赵匡胤在统一战争中采取了先南后北的战略。在运用中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其战略思想切合实际。即体现了这样三项思想原则：一是“先易后难”思想。这一思想是后周重臣王朴在其“平安策”中提出来的，后被周世宗在其统一战中所采用。王朴认为，“攻取之道，从易者始”，“得吴（指南唐），则桂、广皆为内臣，岷、蜀可飞书而召之……吴、蜀平，幽可望风而至。”①赵匡胤在后周时跟随周世宗参加了攻南唐的战争，经过3年苦战，周世宗才获得淮南十四州，而江南地区仍然丝毫无损。这表明，南唐并不易攻，周世宗所采取的王朴的战略在“难”、“易”的判断上，并不切合实际。赵匡胤接受了以往的经验教训，确立“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但在进攻的目标、顺序上作了重大调整和修正，即“先取巴蜀”、“次及广南、江南”。正是由于对“易”、“难”的分析符合客观情况，因此在先统一南方中进展相当顺利。二是“先富后取”思想。战争对经济的依赖，反映在战略上就是受经济的制约。赵匡胤的“先南后北”的统一战争战略，正是基于宋初经济实力还很薄弱这一实际而制定的。因此，他在广泛地听取了主要谋臣和将相的意见后指出：“中国自五代已来，兵连祸结，帑藏空虚，必先取巴蜀，次及广南、江南，即国用富饶矣。河东与契丹接境，若取之则契丹之患，我当之也。姑存之以为我屏翰，俟我富实则取之。"②三是攻守并举思想。宋朝建国初期的疆土，仅占全国的一半。长江以南，有大小七八个割据政权；在北方山西境内有北汉，而燕云地区又被契丹占领着；在西北方面还有党项军队在不断扰边。面对这种实际，赵匡胤坚持攻守并举，在对南方采取攻势的同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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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五代史》卷一二八《王朴传》。
②《东都事略》卷二十三《孟昶等传论》。
北方采取了守势。派兵分屯瀛州、常山（今河北正定）、易州（今河北易县）、棣州（今山东无棣）等地防御辽国；分屯延州（今陕西延安）、庆州（今甘肃庆阳）、环州（今陕西环县）、灵州（今宁夏灵武）等地防御党项；分屯晋州（今山西临汾）、潞州、泽州等地防御北汉；并“敕沿边诸州，禁民无得出塞侵盗”①，以与辽国维持互不攻扰的局面。到开宝七年（974年），又主动与辽议和通好，以解除进军南唐时的后顾之忧。从而基本上获得了“累年无西北之虞，得以尽力东南”的效果。可惜，后世的继承者们未能完成其取燕云的宿愿。未能将其业绩发扬光大，却消极地继承了他规划中持重的一面。
二、萧绰及其军事思想
（一）萧绰简介
萧绰，字燕燕，为辽景宗耶律贤的皇后。其子辽圣宗耶律隆绪嗣位后，尊为承天皇太后。萧绰生于应历三年（953年），卒于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享年56岁。
萧绰在辽朝后族三氏（拔里、乙室已、述律）中属于哪一氏族，尚难确定；但她出生于既为后族世家，又为驸马世家的大家族中，还是较为明确的。她与景宗共生四子、三女。长子隆绪即圣宗，次子隆庆，三子隆裕，四子郑哥不满一岁而夭折。其三女，长名燕哥，次名长寿奴，三女名延寿奴。
萧绰的父亲萧思温，通晓史书，“握齿取修边幅”，是个有较高文化、注重着装，受汉化较深的知识分子。萧绰的母亲是辽太宗长女燕国公主吕不古。虽然臣僚们都认为萧思温“非将帅才”，但太宗仍命他为南京留守。萧思温无子，只有三个女儿，萧绰是最小的一个。她容貌秀丽，从小就聪明伶俐，“思温尝观诸女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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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全文》卷一。
惟后洁除，喜曰：‘此女必能成家！’”①。
萧绰17岁时被选为景宗贵妃，极得崇幸，不久就被册为皇后。然而，景宗耶律贤“自幼得疾，沉疴连年”，“及即位，婴风疾，多不视朝”，加之景宗“耽于酒色，暮年不少休”②，于是萧绰“以女主临朝”，参决国政，“刑赏政事，用兵追讨，皆皇后决之，帝卧床榻间，拱手而已”③。景宗在位13年，于乾亨四年（982年）九月，因病去世。长子耶律隆绪遂袭皇帝位，次年改元统和，是为圣宗，时仅12岁。景宗去世时，萧绰35岁，奉遗诏摄政，并尊为承天皇太后。自此，她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直至统和二十七年去世。萧绰前后执政共40年，以女性执掌朝政这么长时间，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萧绰既是一位“明达治道”的政治家，又是一位“神机智略”的军事家。作为一位女性最高军事统帅，她领导了整个长达25年的对宋战争，具有丰富的战争实践。她的军事思想，对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是有贡献的。
（二）萧绰的军事思想
萧绰没有什么军事著作传世，史书上对其军事言论的记载也极为罕见。但从其长期“用兵追讨”和“亲御戎车，指麾三军”的实践中，却可以看出她的军事思想还是相当丰富的。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战略防御思想。北宋统一战争完成后，宋太宗先后发动了两次旨在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大规模的攻辽战争。辽国采取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取得了两次战争的重大胜利。观察战争过程，萧绰的战略防御思想主要有：
一是加强战备、防患于未然思想。第一次幽州之战后，宋王朝并未甘心它的失败，多方准备，以图再战。萧绰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一方面拒绝了宋朝所谓“请和”，另一方面切实加强戒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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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辽史》卷七一《景宗睿智皇后萧氏传》。
②③《契丹国志》卷六《景宗孝成皇帝》。
以防不测。诸如加强边境防务，增强南京这一主要方向和东京这一侧翼方向的军事力量，派兵平定西部党项和东部女真的叛乱，以消除东西侧后隐患，等等。由于事先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因此在统和四年（986年）北宋集中20万大军大举进攻幽州时，辽军作到了有备无患，沉着应敌。
二是纵敌深入、多层防御和重点防御思想。第一次幽州之战伊始，辽军在涿州阻击战中遭到失败后，北院大王耶律奚底、统军使萧讨古等迅速退至幽州之北的清沙河，南院大王耶律斜轸则率军屯驻其后的得胜口，扼住通往山后要路。与此同时，前期南援北汉的南府宰相耶律沙部进驻了幽州城北的高粱河。这样，在幽州城后的纵深地带形成了高梁河、清沙河、得胜口三道防线。由于采取了纵敌深入的战略，而不是拒敌于国门之外，从而以暂时的损失，获取了等待援兵的时间，为其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第二次幽州之战伊始，宋中路军迅速攻到了蔚州，而西路军则一举攻占了辽西京云州以及朔州等军事重镇。在这种情况下，萧绰仍未因大片疆土的暂时失陷而四处出击，全面御敌，而是亲率辽军主力迎战来自涿州的东路宋军主力曹彬部。同时，派重兵控制了蔚州与涿州间宋东、西路军的可能汇合处。从而为其后来的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
三是适时反攻思想。守中有攻，是积极防御思想的重要标志。萧绰在这两次大的防御作战中，都抓住有利时机，适时进行战略反攻，乘胜追击，扩大战果。第一次幽州之战，在反攻阶段歼敌万余，致堂堂大宋皇帝赵光义，“仅以身免，至涿州，窃乘驴车遁去”，辽军“获兵仗、器甲、符印、粮馈、货币不可胜计”。第二次幽州之战，在战略反攻阶段，不仅夺回了开始为宋军占去的大片土地，还使宋军实力遭到了严重损失，北宋一代名将，号称杨无敌的杨业，亦因潘美等指挥失误，而在此战中被俘自杀身亡。
2、战略进攻思想。第二次幽州之战失败后，宋在河北军事力量消耗殆尽，已经没有力量再对辽国实行大规模的进攻，收复燕云的计划遂成泡影。与此相反，辽国动辄就以报复宋朝前两次战略进攻或收复后周时失去的关南之地为借口，采取攻势战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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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辽史》卷三四《兵卫志上》。
断挥兵南进，牧马中原。从统和四年。（宋雍熙三年，986年），到统和二十二年（宋景德元年，1004年）宋辽订立“澶渊之盟”的18年时间里，小的边境冲突不算，由辽国最高统治者所亲自策动的战略性攻宋战争就有7次，即是：君子馆之战、易州之战、徐河之战、瀛州之战、遂城之战、望都之战和澶州之战。在这些频繁的攻宋战争中，萧绰不仅亲自谋划，还在君子馆、瀛州、澶州三次大的攻战中披挂上阵，亲自指挥，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其反映出来的战略进攻思想中，主要包括以下诸点：
一是注重主攻方向的选择。君子馆之战初期，辽军以前锋和东、西两路军陈兵于西起保州东至霸州沿拒马河一线上。开始仅进行边界骚扰和火力侦察，以便选择有利的主攻方向。当西段宋前沿几个堡塞被突破且察明了宋军虚实后，遂选择宋镇州同高阳关之间防御薄弱处，集兵突入，一举打破了宋镇州、高阳关、瀛州三路犄角的防御体系，为尔后君子馆歼灭战创造了条件。
二是破坏敌生存条件。强调“沿途民居、园囿、桑柘，必夷伐焚荡”，“但于界外三百里内，耗荡生聚，不会种养而已”①。辽军不仅在河北地区大肆劫掠，而且多次越过黄河，劫掠之地达于今山东、河南北部。辽军此举除了为掠夺中原丰富的财物外，也是与其破坏敌生存条件的战略思想分不开的。这种战略思想既充分暴露了辽统治者的残暴性，又是由辽朝社会生产力低下所决定的。因而，辽军每次攻宋，都遭到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
三是不顿兵坚城。要求“军行当道州城，防守坚固，不可攻击则引兵过之”②。如在瀛州之战中，开始进攻遂城受到阻扼，便弃而过之，前出到蠡县、安国、赵县劫掠；接着在瀛州西南裴村得手后，又绕过防守坚固的瀛州而不顾，直接挥军南下，并渡过黄河劫掠后撤军。再如，在澶州之战中，辽军先后越过定州、瀛州、天雄军这些军事重镇，大军直逼澶州城下，其游骑则渡过黄河，向宋都东京推进。这种“超越”的战略思想，既符合骑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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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辽史》卷三四《兵卫志上》。
于野战的特点，又容易迅速达到战役、战略的目的。
四是慎战和军政兼施。君子馆之战，辽开始大兵压境而不发起进攻，除了有前面提到的注重选择主攻方向外，还包含着不贸然发起进攻的慎战思想。结果，诱使宋太宗改变了原来依托坚城、分区防御的正确方针，采取了集兵北上主动出击的错误作法，从而使辽军取得了“聚而歼之”的胜利。澶州之战，辽开始确立的战略目标，不能不说有一举占领“黄河之北”的意图①。但是由于辽军在南攻的过程中并不顺利，特别是在东路主力对瀛州久攻不下，辽军损失惨重的情况下，萧绰果断地改变了初衷，一方面适时让宋降将王继忠写信给宋真宗“乞早遣使议和好”，另一方面仍然率军越过瀛州、天雄军，直逼澶州城下。由于萧绰在进攻战略中，不是一味采取军事手段，而是军政兼施，最终迫使软弱无能的宋真宗城下结盟，签订了屈辱的“澶渊之盟”。
3、御将思想。作为辽军的最高统帅，萧绰不仅战略思想切合实际，而且在治军御将方面也颇有成就。她的御将思想主要有：
一是对良将信任不疑、竭尽抚慰的思想。例如，对智勇双全的耶律休哥，萧绰和景宗、圣宗一向予以鼓励和重用。瓦桥关之战，由于耶律休哥指挥正确，获得了胜利。于是景宗赐予御马、金盂，并慰劳说：“尔勇过于名，若人人如卿，何忧不克？”待军队凯旋后，又授予休哥位居百官之上的最高荣誉职务——于越②。萧绰称制后，遂令休哥总领南面军务，并授权可以“便宜从事”。由于萧绰等的鼓励、重用，最后使休哥成为有辽一代“智略宏远，料敌如神”，并且“身经百战，未尝杀一无辜”③的著名将领。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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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辽太祖在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年）曾对后唐使者说过：“若与我大河之北，吾不复南侵矣”（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五，天成元年七月，壬申）。此外，辽太宗时，辽主听到后晋使者奉表书称“孙”，不称“臣”后，亦“始有南伐之意一（见《辽史》卷四《太宗下》）。从这两条资料可以看出，辽的军事目标自太祖开始就是与中原王朝划黄河为界的。
②③《辽史》卷八三《耶律休哥传》。
著名将领耶律斜轸，在对宋战争中屡建奇功，萧绰称制后，便“益见委任”，由南院大王擢为北院枢密使。当斜轸在第二次幽州之战中擒宋名将杨继业后，又以战功，加授“守太保”。最后斜轸跟从萧绰南伐时，死于军中。萧绰亲自致哀，并赐给葬具，还录其庶子为小将军官。
二是“赏罚信明”思想。赏罚严明是历代治军一个重要思想原则。萧绰不仅用于部队的治理上，而且用于将将上。对于将领，无论亲疏远近，她都能作到功过分明，功者必赏，过者必罚。大将耶律抹只，本为皇族，乾亨元年(979年)春，南府宰相耶律沙将兵往援北汉，抹只监其军。在白马岭之战中辽全军溃败，他“仅以身免”。事后，景宗和萧后准备对他和耶律沙严惩，只是因为在紧接着的第一次幽州之战中打败了宋军，才“以功释前过”。对其他诸将也分别情况予以适当的处罚：“奚低遇敌而退，以剑背击之；撤合虽却，部伍不乱，囿之；冀王敌烈麾下先遁者斩之，都监以下杖之。”①后族萧讨古，保宁（969～979年）末年为南京统军使，在乾亨初第一次幽州之战中，与北院大王奚低赴涿州阻击宋军，败北溃退。景宗与萧后闻知其败，遂专门派使严厉谴责说：“卿等不严侦候，用兵无法，遇敌即败，奚以为将！”②后来因讨古奋力作战，打败了宋军，才免去其罪。但仍予降职处分，由南京留守降为南京侍卫新军都指挥使。
三是利用降将思想。萧绰和辽代统治者，在十分重视吸收汉族知识分子参预朝政的同时，还对宋辽战争中的战俘予以信任，加以利用。宋将王继忠在满城之战中被俘后，萧绰“知其贤”，遂指示户部使，“以康默记族女女之”，使继忠感激涕零，每事都为辽朝竭力尽诚。在次年的辽宋讲和的谈判中，萧绰不但没有因他是战俘而加猜疑，相反加以信任不疑；继忠也竭尽其忠，贯彻萧绰和圣宗的意旨。从而，在这次重要媾和谈判中为辽国争得了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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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辽史》卷九《景宗下》。
②《辽史》卷八四《萧讨古传》。
立了大功。“澶渊之盟”后，萧绰和圣宗又鉴于王继忠家无奴隶，特赐宫户三十，并加授左武卫上将军和摄中京留守。
由于萧绰闻善必从、赏罚信明，因而在当时辽政府中呈现出一派“群臣咸竭其忠”、“将士用命”的生动局面。
三、元昊及其军事思想
（一）元昊简介
元昊(1003～1048)，党项族人，是中国历史上西夏王国的开国皇帝，著名的军事统帅。公元1038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宋宝元元年）～1048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宋庆历七年）在位。
元昊出生于党项贵族家庭。其祖先拓跋赤辞时，被唐太宗（627～649年）赐予皇姓李。唐朝末年，拓跋赤辞的后代——拓跋思恭因协助唐王朝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唐僖宗(874-888年)封为夏州节度使，赐爵夏国公，复赐皇姓李，统辖夏（治今陕西靖边县北白城子）、银（治今陕西米脂县西北）、绥（治今陕西绥德）、宥（治今陕西靖边西）、静（治今宁夏永宁县境）等五州之地。从那时起，党项拓跋思恭家族的代表人物，便世代相袭地统治着这一地区。
元昊的祖父李继迁，是拓跋思恭同辈兄弟拓跋思忠的后裔。李继迁及子李德明（元昊的父亲）是党项族两位著名的人物，他们的作为和斗争策略，对元昊的成长具有深刻的影响。
元昊自幼好武，少年时爱穿着武士服装，“衣长袖绯衣，冠黑冠，佩弓矢”①，出入都要“从卫步卒”或从卫骑士百余人伴随。长大后，他喜欢学习兵法，随身携带《野战歌》、《太乙金鉴决》等兵书，以备随时阅读。他还通晓蕃、汉文字，精于佛学，尤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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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上》。
绘画有很深的造诣，也是我国古代著名画家之一。
元昊青年时期就识度深远，怀有成霸王之业的抱负。一次他父亲德明派人到宋境贩卖西夏良马，由于所获利润太少而非常恼火，一怒之下，想下令杀掉卖马人。当时才十几岁的元昊，知道此事后，便对父亲说：“以战马资邻国，已是失计，今更以货杀边人，则谁肯为我用者？”①德明觉得此话确有道理，便采纳了他的意见。由于元昊在青少年时期，就表现出不平凡的智慧和才能，并且文有韬略，武有谋勇，因此，德明于宋天圣六年（1028年）立他为皇太子。元昊是年25岁。
（二）元昊的军事思想
同中国历代大多数帝王一样，元昊没有兵书传世。但是，从其长达20年的戎马生涯中，可以看出他的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还是相当丰富的，主要是：
1、“崇用军事”的尚武思想。元昊认为，武力在建邦立国中具有重要作用。他曾对父亲李德明说：“吾部落实繁，财用不足，苟失众，何以守邦。不若以所得俸赐，招养蕃族，习练弓矢，小则四行征讨，大则侵夺封疆，上下丰盈，于计为得。”②基于这一尚武思想，元昊在其立国前和立国后，对周边国家或政权进行了不间断扩张疆土和掠夺财富的战争，时间长达20年之久。例如，宋天圣六年（1028年），他自荐率兵攻回鹘，回鹘可汗夜落隔兵败自杀，甘州回鹘可汗政权灭亡。接着，乘胜攻下凉州（今甘肃武威）。再如，宋明道二年（1033年），他出兵进攻吐著嘣厮罗部，一举攻破了猫牛城；之后又于宋景祐二年（1035年），再次出兵回鹘，占领了肃（治今甘肃酒泉）、瓜（洽今甘肃安西东南踏实）、沙（治今甘肃敦煌）三州之地。至于对其南面的劲敌宋王朝边界的掠夺和战争更为频繁，规模也最大。如公元1040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宋康定元年）夏兵大举攻宋，与宋兵大战于三川口（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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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梦溪笔谈》卷九。
②《西夏书事》卷十一。
陕西延安西北）；次年，夏兵又大败宋军于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至西吉两县间）；第三年（公元1042年），元昊再次攻宋，又获得了定川寨（今宁夏固原北）之战的巨大胜利。对于东、北面强大的辽朝，在元昊日益强盛后，也不甘示弱，并于公元1044年（辽重熙十三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在贺兰山北地区胜利地粉碎了辽军的大举进攻。
2、分区防御的国防思想。元昊在立国之前，夏政权版图已“悉有夏、银、绥、宥、静、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而洪、定、威、龙皆即堡镇号州”①，再加上新增的怀州（治今宁夏银川市东南），共有19个州。而其建国时的兵员有50余万人。面对强大的宋、辽，在这样地广兵众的统治区内如何进行防御，元昊确立了分区防御的思想。首先，在统兵机构上设置了类似今天军区的“监军司”。他将全国划分为左、右两厢，共设12个监军司，各立军名并规定驻地。即左厢包括：神勇军司、祥祐军司、嘉宁军司、静塞军司和西寿保泰军司；右厢包括：卓哕和南军司、朝顺军司、甘州甘肃军司、瓜州西平军司、黑水镇燕军司、白马强镇军司和黑山威福军司②。从其各监军司的驻地来看，其南面的神勇、祥祐、嘉宁、静塞、西寿保泰和卓哕和南六个军司是防宋的；北面黑山威福、黑水镇燕两军司是防辽的；西面的甘肃、西平两军司是防吐蕃和回鹘的；而白马强镇、朝顺两军司是为了加强都城侧后贺兰山战略要地的防务。同时，对于50余万兵众，元昊也采取了分区部署的作法。即以17万兵力重点部署在以都城兴庆府为中心的三角地区，具体分布是：以7万人护卫兴庆，5万人镇守南面的西平府，5万人驻守侧背韵贺兰山。此外，以10万兵马防宋，3万兵马防吐蕃和回鹘。其余10万余众，当为随时可以点集的机动力量。
3、用兵“咸有次序”的战略思想。元昊初起之时，基本上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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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上)。
②《西夏书事》卷十二；《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
有从祖辈继承下来的夏州等五州之地。其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都不足以同其南面强大的宋、北面强大的辽朝相抗衡。元昊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客观形势，因而在战争指导上遵循了一条“咸有次序”的思想原则。正如宋人所总结的那样：“贼昊虽曰小羌，其实黠虏。其所举动，咸有次序。”①从元昊的战争实践上看，
他的这一战略思想包括先打弱敌，后攻强手；在攻打强手时也是打一个拉一个，或者先剪除羽翼等内容。即是说，不全面树敌，避免多面或两面作战。如，他在攻宋之前，一方面同辽保持亲密关系；另一方面则首先出兵将与宋关系密切、且又力量弱小的回鹘灭掉。接着，又两次出兵进攻晌厮啰部，切断了吐蕃与宋的联系：只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连续大举攻宋，因而取得了三川口、好水川和定川寨等战的巨大胜利。再如，在宋朝屡遭失败，承认西夏的割据地位，西夏每年从宋朝获得“赐”给绢、帛、衣著2.3万匹、银2.2万两、茶5000斤的巨大经济利益之后，元昊才开始与辽朝反目，不断挑起事端，最后又在贺兰山地区胜利地打退了辽军的大举进攻。故《宋史》评论说：“元昊结发用兵，凡二十年，无能折其强者。”②元昊用兵之所以常常取胜，应该说是同他用兵“咸有次序”的战略思想分不开的。
4、灵活机动的战术思想。元昊这一战术思想包括的主要内容是：一是根据不同地形运用不同兵种。步兵也称“步跋子”，骑兵也称“铁鹞子”。“每于平原驰骋之处遇敌，则多用铁鹞子以为冲冒奔突之兵；山谷深险之处遇敌，则多用步跋子，以为击刺掩袭之用。”⑧二是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法。骑兵在古代是机动能力最强的兵种，元昊非常重视发挥骑兵的作用，在作战指导上经常采用游击战法。“遇战则先出铁骑突阵，阵乱则冲击之，步兵挟骑以进。”④因此，在作战中常能收到“以游兵困劲卒”，“以合击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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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编》卷一三八，仁宗庆历二年十一月，辛巳。
②④《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下》。
③《宋史》卷一九〇《兵四》。
良好效果。宋神宗时宇文之邵在《上皇帝书》中就曾指出：“其患在于虏兵常合而我兵常分也……贼常以合兵击我散兵，而我常以不敌之众当其锋，此庆历之失也。”①三是战法不拘一格。每战，或诱降，或诈降，或行间，或偷袭，或设伏，不断变换战术。譬如，三川口之战陷宋将刘平、石元孙于埋伏；好水川之战诱任福致于覆亡；定川砦之战通过断葛怀敏归路取胜。对宋三次大的战役虽然都取得了胜利，但取胜之道则各不相同。同时，在打不赢的情况下，也不强打，而是“不耻奔遁”，另寻新的战机，表现出灵活用兵的精神。再如，在辽军大举深入时，元昊则没有御敌于国门之外，而连续三次退兵，并且“每退必赭其地”，最终使辽军在“马饥士疲”中大败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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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文鉴)卷五三。
后 记
《北宋辽夏军事史》除绪论外，共分十一章。其中，绪论和第一、二、三、四、五、十一章由冯东礼同志撰写，第六、七、八、九、十章由毛元佑同志撰写。全书由冯东礼同志统稿。
本书是在《中国军事通史》编委会具体领导下完成的。编委会第一副主任谢国良同志初审过书稿；执行副主任吴如嵩同志除初审、复审外，还为全书最后定稿；在撰写的后期，执行副主任于汝波同志也为全书的按时脱稿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组织协调工作。
书稿在送交出版之前，我们聘请宋辽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王曾瑜先生和中国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李桂芝女士对本书进行了评审。他们以非常热情的态度和高度负责的精神审阅了全书，并提出了许多中肯意见。对他们的大力支持和热心帮助，我们表示由衷感谢。
此外，本书在撰写过程中，还吸收了国内外许多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这里也一并致以谢意。
尽管如此，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书中的不当乃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和有关的专家、学者予以批评指正。
作者
1996年5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