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好兵略、涉猎史传”的刘鄩
二、“勇而多智”的周德威
三、“多智算”的李存审
四、“雄武独夺”的李嗣源
五、临敌“必以身先”的郭威
后 记
书末附图：
1、梁晋柏乡之战示意图
2、梁晋魏州之战示意图
3、后唐灭后梁作战示意图
4、后唐灭前蜀作战示意图
5、汉军讨平关西三镇作战示意图
6、后周攻取寿州之战示意图
绪 论
五代十国处在我国封建社会前后期转变的过渡阶段，也是隋、唐以后我国逐步由分裂走向统一的重要时期。
在我国北方以开封或洛阳为政治中心的梁、唐、晋、汉、周（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代王朝，从未出现过大统一的局面。先有梁、晋两个政权的尖锐对立，后有周、北汉两国的争战。长期比较稳定的长江、珠江流域一带，出现了吴、南唐、吴越、闽、楚、荆南、南汉、前后蜀诸国。此外，还有契丹（辽）、回鹘、吐蕃、大理等兄弟民族政权。南北各国内部仍保存着唐朝后期的藩镇体制，节度使管辖数州，蓄养重兵，俨然以国中之国而自居。五代时期各国政权并存与各国内部藩镇林立，构成了五代十国政治上的显著特点，与当时军事发展变化的关系极为密切。
五代十国时期，我国北方由于连年战争，加以自然灾害频仍，造成土地成片荒芜，人口大批死亡或迁徙，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但唐明宗统治期间，政治比较稳定，社会经济出现过短暂的复苏。后周郭威、柴荣锐意推行改革，将国家直接控制的营田、官庄田无偿地分给广大农民，允许农民开垦荒地，减免赋税，兴修水利，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发展。南方各国由于实行保境安民的政策，许多国家经济发展超过了北方，南唐、吴越、闽、楚、前后蜀诸国尤为突出。南方经济的复苏、发展，不仅为各国军队提供了大批军需衣粮及器械装备，也为各国之间经济交流奠定了物质基础。自秦、汉以来业已形成的全国统一的经济联系，虽遭到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影响，但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又不断打破某些军阀集团所设置的人为壁垒。荆南高季兴占据的江陵城，已成为南北各国的重要的物资交流中心，既有各国官方的贸易交往，也有民间商人、百姓的广泛的商业往来。结束各国并存局面，实现全国统一，是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愿望。这对五代十国时期的军事活动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地方节度使发展起来的五代十国诸政权，面临着各国相互兼并，以及内部篡夺与藩镇动乱，在军事上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建立由封建皇权直接控制的强大的中央禁军，以巩固其封建统治。各国帝王首先将原来隶属于自己藩镇的兵士，特别是其中的亲军升为中央禁军，同时还召募禁军，或收编藩镇军队，使中央禁军迅速扩大。后梁所创立的侍卫亲军，又为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诸朝所沿袭。侍卫亲军原先只是中央禁军的一支精锐武装，后来逐渐将其他各种称号的禁军合并进来。后晋设立的侍卫司作为禁军的总司令部，领导全国禁军，标志着禁军的建置已取得重大进展。周世宗整顿禁军，另外设置与侍卫亲军并列的殿前军，两者均直接隶属于后周王朝。五代王朝还逐步自上而下建立了军司——番号军——厢——军——指挥——都——队的军队编制，对禁军的军粮供应、战马来源、军械管理都有具体的规定。对禁军的宿卫、出征、戍边、屯驻、就粮也有明确的部署。这些改革贯彻到五代诸朝的始终，到后周世宗时已基本完成。
五代十国禁军作为国家主要的武装集团，是在同藩镇势力反复激烈斗争中逐步壮大的。中央禁军除驻京师外，还长期屯戍在全国军事要地，直接监视藩镇的动静，随时镇压藩镇的叛乱活动，并将藩镇军队中强壮之士逐步吸收到中央禁军。曾经在唐后期嚣张一时的河北卢龙、成德、魏博三镇，长期以武力反抗中央朝廷，称兵割据。五代初期，卢龙节度使刘守光自恃兵力强大，建国称帝，但旋即被晋王李存勖（勗）歼灭。成德藩帅张文礼、张处瑾父子作乱，同样兵败身亡。魏博节度使在梁、唐、晋、汉四朝先后六次发起叛乱，屡遭镇压，最后被分为四个藩镇，地狭兵少，已毫无作为。中央禁军逐渐强大，藩镇军队日益衰弱，这是五代十国武装力量发展的总趋势。从唐朝安史之乱后长达近200年间地方藩镇拥兵割据的局面，到后周已基本结束。
五代十国禁军以及藩镇兵长期保存着唐后期骄兵集团的特征，后唐、后晋、前蜀诸国尤为严重。他们藐视军事法令，纪律败坏，不断要求厚赏；作战不力，临阵溃逃，或背军降敌；还动辄以武力威胁朝廷，拥立帝王，或称兵割据。这是造成各国频繁动乱以及政权迅速更迭的重要原因。五代十国针对这些严重影响军队建设的破坏性因素，严肃军事纪律，不断制定军事法规；严格规定军队内部上下级之间的统属关系，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唐庄宗、唐明宗、周太祖、周世宗制定有关行军作战的具体规定，坚决镇压军队的叛乱活动，惩处作战不力的军将。周世宗在高平之战后处死临阵溃逃的侍卫亲军高级将领70余人，还大胆提拔有军功的将士。唐末五代以来将骄兵惰的恶习到后周基本被消除，中央禁军的战斗力大大加强。
枢密使掌握军机是五代十国军事制度的又一重要特点。唐后期由宦官充任枢密使，直接统领神策军，威逼帝王将相，为害严重。与此不同，五代十国所设置的枢密使，一般不以宦官担任，更未让他们兼任中央禁军高级军将。这时期虽出现过后唐郭崇韬、后汉郭威、后周王峻等枢密使短时期统兵征战的事例，但未形成固定的制度。五代十国的宰相、兵部尚书权力有限，而枢密使协助各国帝王处理国家军事机务，有关调动军旅、任免将帅、作战谋略，枢密使都及时向各国帝王们提出建议，供其决策。这已成为五代十国军事制度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经过五代各国统治者五十多年的努力，到后周时军事制度已出现了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中央朝廷直接掌握的中央禁军，与唐代神策军及北宋禁军前后发展一脉相贯，已发展为直属于中央朝廷的国家常备军，在全国军事力量中占有很大比重，肩负保卫朝廷、抑制藩镇、防御外来势力进扰的重任，成为左右全国政局与实现全国统一的主要武装力量。第二，中央朝廷设置了枢密院和侍卫司、殿前司等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前者掌握军事机密，侍卫司与殿前司的军事长官负责统领军队或指挥作战。这不仅消除了唐后期军事制度所产生的皇权削弱、藩镇称兵割据等种种弊端，而且为北宋王朝所继承，进一步发展为枢密与三衙（即殿前军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的军事领导体制。五代军事制度的发展、变革，在从唐朝军事制度向宋朝军事制度的变革中起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五代十国军队所使用的主要兵器，仍然是冷兵器时代的弓、弩、刀、枪等，由各国政府设置作坊制造供应。这与五代以前诸王朝没有多大区别。然而五代战争中使用猛火油或火油（即石油），加强火攻，颇有特色。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大食（今伊朗）都向吴、吴越、后周各国送过猛火油。吴国为对抗后梁，派使者送给契丹猛火油，并传习使用方法。梁、晋争霸，吴与吴越作战，晋军、吴越军曾将石油洒向对方舰船，燃起大火，获得大胜。宋朝京师设有广备攻城作，专门制作攻城器械，其中就有“猛火油作”，很可能是在五代十国使用猛火油作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此外，南唐、荆南等国所造战船较多，水师规模有所扩大。仅荆南高季兴占有沿长江流域三州之地，就造出战船500艘，吴越、南唐、楚等国水军更为壮观，在我国水军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篇章。
长期在我国今河北、北京及山西等地北部的契丹族，自开平元年（907年）契丹贵族阿保机自称可汗起，军事力量日益强大，构成对五代各国的严重威胁。然而五代各国沿边沧州、幽州、大同等节度使备辖数州，各藩镇只顾保守自己的地盘，兵力分散，导致国防前线战备废弛，对契丹作战经常被动挨打。幽州之东有渝关（今山海关），山海相连，地势险峻，唐朝后期曾设置8个防御军，据险防守，契丹军队始终无法进入关内。可是，晋方幽州节度使周德威不修边障，遂失渝关之险，契丹进占渝关之内的平州（今河北卢龙），长期派兵把守，成为南下幽、蓟诸州的前进基地。晋高祖石敬瑭拱手送给契丹幽、云等16州，契丹军从幽州南下如入无人之境。后汉朝廷为改变这种状况，派枢密使郭威镇守邺都（今河北大名北），有权统一调动河北地区兵甲钱谷以抗击契丹。但不久郭威挥师南下，灭亡后汉。五代北方国防战备废弛的状况一直延续到宋朝。
五代十国战争连续不断，几乎从未停止。各国政权的相互兼并，中原地区军民反抗契丹军进犯的战争，时间长，规模大，有时双方共出兵几十万人。统治集团内部的篡权夺位，广大农民对暴政的武装反抗，也时有发生。这些战争造就了刘鄩、李存勖、周德威、李存审、李嗣源、郭威、柴荣等著名的军事统帅。他们善于汲取历代优秀军事家的军事思想，如后梁名将刘鄩爱好阅读《六韬》，后周太祖郭威拜李琼为师学习《阃外春秋》。后周世宗忙于南征北战，还指示大臣张昭编撰兵书，称为《制旨兵法》。但他们又不照搬古代兵书的作战经验，而从战场的实际情况出发，“应变出奇以取胜”①。他们创造了梁、唐柏乡之战、后唐奇袭郓州与汴州之战、后唐抗击契丹的幽州之战以及征讨定州王都之战、后汉平定关西三叛之战、周世宗抗击北汉的高平之战与三征南唐之战等著名战例。五代十国存世时间短，没有传下总结作战经验的兵书，但从作战实践看，在作战指导方面仍有一些值得称道之处。
第一，善于运用骑兵，屡败强敌。
五代十国十分重视骑兵队伍的建设，各国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置有骑兵。晋将李克用、李存勖、李嗣源、周德威、史建瑭、李嗣昭或出身于北方沙陀族，或长期生活在北部边疆地区，精于骑射，指挥骑兵作战熟练自如。后梁建国后，晋方军事、经济实力及所占的地区都远远不如梁国，但骑兵力量又超过之。李存勖等人统兵出战，多以骑兵为主力，不急于决战，不盲目攻城，尽可能选择平原旷野这样适合于骑军作战的有利地形，伺机破敌。他们先派遣小股骑军拦截敌军运粮队伍，扰乱敌人营地，千方百计引诱敌军离开营地。当梁军外出疲累不堪之际，晋方骑兵突然袭击，快速冲杀，迅猛追击，求得大胜。潞州之战、柏乡之战、魏州之战都是晋骑兵屡败强敌的重要战例。
第二，乘敌之隙，远程奔袭，出奇制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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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五代史》卷二一，《敬翔传》，中华书局版（下同）。
梁、晋交战，双方主要军事力量都投入到河北正面战场，鏖战不休。但梁朝首都汴州和晋方首府太原戍兵较少，防务空虚，所以富有谋略的军事统帅们常采取出奇兵远程奔袭的作战方案，企图一举置对方于死地。贞明元年(915年)，后梁大将刘鄩一方面领6万大军与晋王李存勖争夺魏州，一方面又暗中率兵马进军太原，途中受阻才返回河北。次年，后梁为配合刘鄩在河北作战，大将王檀领兵3万人突然来到太原城下连续急攻，几乎要攻入城内。这两次偷袭行动由于兵力不足或途中受阻而失利，但仍不失为很有创见的谋略，给晋王李存勖不少启示。后来当梁、晋双方在黄河中下游一带相互对峙而任何一方都难以取胜时，唐庄宗亲自调查了解后梁内部军事、政治情况，决定在后梁料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利用骑兵快速机动的威力，自杨刘（今山东东阿东北）一带渡过黄河，昼夜并进，直指防务薄弱的汴州。唐庄宗大胆地将远程奔袭的目标确定为梁朝国都汴州，迅速灭亡后梁，充分显示出他的胆略和运用远程奔袭、出奇制胜这一谋略的重大意义。
第三，灵活运用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作战原则。
避强击弱，先打弱敌，这是我国古代军事家十分重视的一条作战原则。周世宗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也沿袭了这条原则，并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他吸取了王朴提出的《开边策》中“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①的思想，决定从先易后难入手，先打力量较弱的后蜀，再打具有相当实力的南唐，然后再进军河北，收复被契丹占领的河北失地。但周世宗进攻南唐，根据当时的战争情势，又拣强敌先打，也不失为因敌制胜和具有远谋的正确决策。周世宗首先进攻由南唐著名将领刘仁赡防守的设防坚固的寿州城，曾遭到刘仁赡的顽强反击，又遇到大雨滂沱，淮河水位暴涨的不利条件，兵马损失很多。后周不少将领要求停止作战，班兵回朝。但周世宗坚持以进攻寿州为击破南唐的突破口，两次南下赴寿州城外指挥作战，迫使刘仁赡开城门归降，从而取得了在南唐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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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九二，周世宗显德二年，中华书局版（下同）。
的主动权，为夺取南唐江北14州奠定了基础。后周取得南唐江北14州后，为下一步进军河北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第四，关于水军交战的新特点。
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五代十国时期北方诸国战争几乎全部在陆地进行，以步骑兵为主力；而南方各国水上作战规模颇大，出现了新的特点。贞明五年（919年），吴越出动战船500艘，与吴国水军在狼山江（今江苏南通市南）交战。吴国水师顺风乘舰而下，吴越船队故意回避，并尾随跟踪。当吴越国水军接近吴国船队后，立即将事先准备的灰、沙，顺风撒向对方舰船上，使吴国兵上视线迷茫，站立不稳。吴越水军然后乘风纵火焚烧吴国船只，吴军大败。我国古代水上作战利用风向的战例屡见不鲜，三国时赤壁之战就是著名的战例。然而吴越国将领将战船尾于敌后，从而及时利用了风向，还结合风势将破坏吴国水师以及加强吴越水师的作战能力巧妙地结合起来，发展了古代水军作战的战术、技术。
战争是交战双方物质力量的竞赛，也是军事统帅运用智谋的较量。在一定物质力量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军事统帅的主观能动作用，实施正确的作战指导，对夺取胜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五代军事家们有关用兵作战的军事谋略，归根结底，就是善于根据战场上错综复杂的变化情况，机智灵活地用兵，避实击虚，奇正相兼，应变出奇，因敌制胜。这些谋略和指挥艺术以及他们在军事上的其他成就，为丰富我国古代军事思想作出了贡献。
《五代十国军事史》主要围绕着这一时期有关军事制度和战争这两方面的内容进行探讨，也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及其与军事的相互关系和影响。由于史料的局限和前人的研究成果甚少，本书在军事制度方面偏重予五代诸朝，而十国方面的研究较少，某些国家甚至还是一块空白。关于战争方面的研究，力求探讨每次战争的起因、主要过程，特别是有关指导战争谋略的成败。但从封建社会全过程来考察，深入探讨我国古代战争的发展规律，论证五代十国战争在我国封建社会军事史上的地位、作用及其影响，还颇不够，有待今后继续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