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南北方社会经济状况很不平衡。北方因战争频繁，社会经济破坏严重，而南方的发展则特别明显。南北方的经济交往因不断突破南北分裂的人为障碍而继续进行。
一、北方经济的严重破坏与部分地区的复苏
自唐朝末年到五代，我国北方正处在藩镇割据、五代王朝迅速更迭的混乱时期，先后经历藩镇混战、梁晋争霸中原、契丹大举南侵的各种战争。唐末蔡州节度使秦宗权一度称雄河南，不断派遣军队攻打江淮、襄阳（今属湖北）、洛阳、汴州等地，“贼首皆傈锐惨毒，所至屠残人物，燔烧郡邑……人烟断绝，荆榛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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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五代史》卷三○，《苏逢吉传》。
②《旧五代史》卷一四七，《刑法志》。
③《资治通鉴》卷二七八，唐明宗长兴四年。
野”①。朱全忠歼灭秦忠权部后与徐州节度使时溥打仗六七年，徐（今属江苏）、泗（今江苏盱眙北）、濠（今安徽凤阳东北）三州又连年发生水灾，广大群众大量逃亡。朱全忠与朱瑄、朱瑾兄弟争夺郓（今山东东平西北）、兖（今属山东）州一带，每年春秋二季，梁军到郓、兖境内抢掠，当地生产无法进行，大片土地荒芜而无人耕种。乾宁二年(895年)，朱全忠与朱瑄在巨野（今属山东）南面作战，朱瑄军队遭屠杀，三千余人被俘。天复三年（903年），青州节度使王师范起兵反抗，朱全忠命朱友宁攻打博昌县（今山东博兴），征发百姓十余万人运输木石，驱赶牛驴，在博昌城南筑土山，连人、畜、木石都集于一起，肆意虐待被征百姓，几十里外就听到哭叫之声。
后梁建国前后，朱全忠与河东李克用、李存勖发生了近40年的战争。河北地区是梁、晋双方争夺的主要战场，先后在柏乡（今属河北）、魏州（今河北大名北）以及黄河沿线等地发生大战，每次出军几万或几十万人，还征集大量的地方乡兵和民侠参战。乾化元年（911年），梁、晋柏乡之战，梁方大败，自野河至柏乡，尸体遍野，丢弃的粮食、资财、器械无法计算。梁将杜廷隐自深（今河北深县西）、冀（今河北冀县）二州逃走时，驱逐二州丁壮为奴婢，老弱民众被杀。后梁为阻拦李存勖军队，挖开黄河大堤，导致杨刘（今山东东阿东北）到博州（今山东聊城东北）120里地区沦为泽国。
后唐灭亡后梁，我国北方基本上实现了统一，大规模战争有所减少。但北方契丹族自唐末逐渐强大起来，阿保机在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建立契丹国后，严重威胁中原地区的安全。契丹军队多次自河北南下，进攻后唐、后晋、后汉三朝。契丹军所到之处，烧杀抢劫，俘虏丁壮，村邑多空。相州（今河南安阳）城内百姓被契丹军屠杀，仅七百余人得以生存。
除上述一些大战外，小的战斗更不计其数。战争的破坏使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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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二○○下，《秦宗权传》，中华书局版。
河中下游一带数以万计的人民被屠杀、饿死或迁徙他处，不少青壮年被迫服兵役。昔日经济富庶、人口众多的大河南北，呈现出人烟稀少、残破荒凉的悲惨景象。
但是，后梁朱全忠、后唐李嗣源、后周郭威、柴荣等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帝王，面对北方经济严重破坏的局面，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又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旋，使农业生产在部分地区得到复苏和发展，以稳定社会秩序，征收赋税，为大批军队提供衣粮、军需器仗。
据《旧五代史》卷一四六《食货志》载，朱全忠在唐末任宣武节度使，“外严烽候，内辟汗莱，厉以耕桑，薄以租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这无疑是他能战胜群雄、建立梁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洛阳是全国有名的大城市，经历唐末孙儒、诸葛爽交战的破坏，全城还不到100户人家。河南尹张全义上任后，向所属18县每县派出1人，命为屯将，负责招抚农户，恢复生产。对于归附的农户，除杀人者死，其余犯法者只处以枷刑，不用重刑，不征租税，流民归附日趋增多。张全义对于努力生产获得蚕麦丰收的农户，给予物质奖励；生产不好的农户受到指责；农民耕种缺乏耕牛、劳力，则动员乡里百姓予以帮助。经过几年的努力，洛阳各县人户猛增，大县有六七千户，次县四千户，小县也有两三千户，重新恢复了洛阳一带繁荣富庶的景象，对朱梁朝廷的人力、物力给予很大的支持。
后周郭威、柴荣在位时，大胆地推行改革，对恢复发展农业生产采取了许多措施，包括调整土地占有关系，减免赋税，兴修水利工程等，为全国统一事业提供了经济条件。
总之，五代北方地区因屡遭战祸，社会经济破坏相当严重，但有些地区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复苏和发展。
二、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
在唐朝安史之乱前后，我国经济重心逐渐由北往南转移，长江以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逐步赶上并迅速超过北方。这种趋势到五代时期就更为明显。
比较起来，五代北方战争多，动乱不止，而南方诸国战争少，规模小，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北方人口大量南移；吴、南唐、吴越、闽、楚、蜀各地劳动力增加很多。南方诸国地盘不大，力量有限，无力向外扩张，一般实行保境安民的政策。长江以南广大地区气候炎热，土地肥沃，河渠湖泊纵横，水利资源丰富，具有发展粮、茶、桑、麻各项农作物生产的有利条件。其中吴、南唐、吴越的发展特别突出。
吴国奠基者杨行密占领江淮地区，为医治战争的创伤，实行保境息民，招抚流亡，减轻租税等政策，使江淮地区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其后李昪专权，接受宋齐丘建议，改革两税征收办法。在此之前，农民必须以现钱纳税，被迫贱卖谷帛而换取现钱，深受地主富商的剥削。改革以后，农民直接缴纳粮食、绢帛，减少了中间盘剥。这不仅增多了国家赋税收入，还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推动了江淮地区农桑生产的发展。南唐建国后，继续减轻赋役，奖励开垦荒田，种植粮桑，使南唐成为南方诸国最富强的国家。
吴越国王钱镠一方面多次召募百姓开垦荒田，一方面大办水利事业。他征调大批劳动力，兴修钱塘江捍海石塘，以巨石置于长数十丈的竹笼中，利用大木、铁幢、铁缰固定在江边。这是五代时期最有名的水利工程。它保护江边大片农田不受海潮的侵蚀，又能蓄水灌溉农田，对于杭州城市的繁荣与附近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资治通鉴》二六七卷载，“钱塘富庶，盛于东南”。钱镠的继承人钱元瓘、钱佐、钱俶等也多次减免租税，或下令允许百姓耕垦荒田，发展生产。
前、后蜀占有四川地区及汉中平原，具有进行农业生产的优越的地理条件。王建称帝次年就发布诏书，免除境内百姓原先拖欠的赋税，当年应征夏税每贯减二百文，国家太仓及诸州县收取粮食，不得分外加耗一分一合，倘有违犯，允许百姓申诉，一经查实，不论官职高低，严加处分。王建还借鉴刘备、诸葛亮治理蜀国的经验，指示各州县安抚百姓，劝课农桑。由于这些措施的贯彻，前蜀农桑业得到较快发展，国家仓库装满了粮食。后蜀孟昶在位时，米斗三钱，比唐太宗贞观年间米斗三四钱还便宜，也反映出四川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
闽、楚两国后期虽发生内讧和战争，社会经济遭到破坏，但前期王审知、马殷当政时，福建、湖南地区经济、文化事业都得到长足的进步。福建地区经历晚唐与闽国时期，人口和县镇设置都显著增多；水利兴修受到重视，海运和外贸事业得到了很大发展，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湖南，而湖南蚕桑、茶叶生产的发展也比较明显。
五代时期南方各国人口增多，粮、桑、茶、麻等各项农作物发展较快，纺织、造船、陶瓷等手工业生产也有发展。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广度都超过了北方。这是南方各国能与北方抗衡并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三、 南北双方的经济交往
五代十国，南北方长期处于对立的状态，经济联系受到严重影响。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共同经济和文化生活，南北双方之间互通有无的经济交往并没有全部中断，仍继续进行。全国大致上形成了三个区域，一是关中与前、后蜀的物资交流；二是五代诸朝通过江陵（今属湖北）、潭州同楚、南汉、闽、吴越诸国的贸易；三是吴、南唐同后唐、后周的经济交流。自唐末起贯穿我国南北的大运河出现淤塞，而且沿线战乱频繁，漕运不通，以江陵为中心的南北经济联系比以往更为重要了。
前、后蜀东北部边境与五代诸国关中地区凤翔节度使所属州县犬牙相接。自唐末延至后梁、后唐，凤翔节度使李茂贞长期被封为王，名义上称臣于中原朝廷，但保持相当程度的独立性。王建取得东西川之后，打算出兵攻占凤翔。大臣冯涓谏阻说：兴师用兵，损国害人，不如与李茂贞和亲，给以麻布、茗草，双方结成姻好之盟①。李茂贞大喜，运去青盐、紫草，换回前蜀的白布、黄茶。后唐同光二年(924年)，唐庄宗派使臣李严到西川购买奇珍异货，前蜀规定绵绮珍贵品不得出口，一些粗糙的丝织品被允许进入中原，双方贸易受到人为的限制。后汉时，割据凤翔的王景崇致书后蜀凤州刺史徐彦，请求允许互市贸易，得到了后蜀的同意。五代诸国关中地区与蜀地之间的边境贸易可能一直在进行。
南方荆南、楚、南汉、闽、吴越诸国，五代时期多臣服于中原朝廷，称臣纳贡。这些国家与中原王朝的交往，主要沿着广州、潭州、江陵的路线。荆南高季兴鼓励南北商旅通过江陵，收取赋税，甚至掠夺商旅财货以饱私囊。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947年），荆南高从诲要求得到郢州（今湖北京山），后汉朝廷不允许，双方一时断绝交往，北方商旅不再来江陵。不到一年，高从诲向后汉上表谢罪，很快得到后汉的慰抚，暂时中止的南北贸易又重新恢复。楚国不直接向商人征税，四方商旅云集潭州，运来大批货物，满载茶叶而归。楚国还在汴、襄、唐（今河南泌阳）、郢、复（今湖北沔阳西南）设置邸务，运茶叶到河南、河北销售，换回缯纩、战马。后汉朝廷派三司军将路昌祚到湖南，一次购买茶叶1.8万斤。楚国每年向中原朝廷贡茶25万斤。在茶叶贸易中，楚国获利不少。
吴越国与五代诸国的交往，因吴、南唐的阻隔而绕道虔州（今江西赣州）、潭州北上。钱镠不断派出使者向中原朝廷称臣纳贡，同时开展货物贸易。梁末帝贞明二年（916年）嘉奖吴越王钱镠，授予诸道兵马元帅。“朝议多言镠之入贡，利于市易，不宜过以名器假之”②，说明了钱镠进纳贡物的事情真相。贞明四年(918年)，吴国攻占虔州，控制了江西全境，吴越改由海道经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属山东）抵达汴州。吴越国在这条航线的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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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鉴诫录》卷四，《得夫（失）地》，湖北崇文书局版。
②《资治通鉴》卷二六九，梁均王贞明二年。
海诸州设置博易务以发展南北之间的贸易。
吴、南唐与五代诸朝隔淮河相望，发展贸易十分便利。杨行密占领淮南后，派牙将唐令回运茶万余斤到汴州、宋州（今河南商丘南）推销，朱全忠命令逮捕唐令回，没收全部茶叶。后来梁、吴两国对立，双方经济交往深受影响。后唐与吴国的关系比较融洽，吴国多次遣使纳贡，送上大量物品。后唐同光元年（吴国顺义三年，923年），吴国一次送给后唐金器200两，银器3000两，罗锦1200匹，龙脑香5斤。礼尚往来，后唐也回送很多礼物。后汉乾祐元年（南唐保大六年，948年），南唐李璟致书汉隐帝说，由于河中李守贞求援，南唐派兵响应，两国沿淮河边境贸易业已中断。现两国已撤除边境防备，有关商旅往来请按照旧例允许通行①，可见后汉、南唐淮河边境之间早有贸易交往。后周建立，与南唐贸易有所发展，淮南饥荒，不少百姓赴淮北购买粮食。南唐还收买后周地区的羊、马。淮南茶叶也运往北方。
南唐与契丹的海上贸易比较活跃。天福元年（吴国天祚二年，936年），契丹使者27人来到金陵，献马300匹、羊2.5万头。次年，契丹东丹王又向南唐贡献羊、马，还运来羊3万头、马200匹在金陵出售，并购买江南罗纨、茶、药运回契丹。
五代时期虽南北分裂，各自为政，但南北之间的经济交往，互通有无，从未全部停止。这是各国封建统治者很难阻拦的。结束五代时期的南北分裂，削平各地封建割据，已成为五代十国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广大群众的普遍愿望。
四、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
五代十国经济的复苏、发展，与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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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五代史》卷一○一《汉隐帝纪》。
唐王朝在均田制与租庸调赋役制度破坏之后，实行按财产多少征收的两税法，取消了地主、官僚占田限额和土地买卖的限制，农民大部分土地逐渐被地主阶级所占有。土地高度集中与贫富严重不均，造成唐末社会的严重危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五代十国。但唐朝末年及五代时期的频繁战争，不仅使广大农民生灵涂炭，颠沛流离，官僚、地主们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因而在全国许多地方，特别是北方中原地区出现大量荒芜土地，从而为五代十国调整土地关系提供了物质条件。
五代十国统治者为缓和社会矛盾，增加国家赋税收入，不断鼓励无地、少地的农民开垦荒芜土地，发展生产。前面所述后梁河南尹张全义利用洛阳周围的大量荒地，数年间招抚流民几万户进行开垦就是典型的事例。后唐明宗天成四年（929年），左谏议大夫崔憓上书说，自张全义在洛阳地区“配人开耕，便许为主，或农或圃，逾三十年”①，这证实后梁、后唐政府公开承认这些开垦者已有土地的所有权，他们是隶属于封建政府的自耕农民。后晋天福七年（942年）二月，晋高祖诏书说，邓（今河南邓县）、唐、随（今湖北随县市）、郢诸州，没有耕种的闲地，允许人户耕种，免除五年赋税。后周世宗大力推行改革，广泛鼓励农民回乡生产，允许他们耕种逃户庄田；倘逃户在五年内归来者，只收他们原来所有土地的三分之一或一半，逾期不归，则全部归当地耕种的农产所有。
南方诸国政府对调整土地关系与恢复农业生产也非常重视。南唐昇元三年（939年）诏书说：近来干戈骚扰，土地荒芜，衣粮缺乏，“民有向风来归者，授之土田，仍给复三岁”②。还规定每个壮丁垦田80亩，赐钱2万，5年之内不收租税。吴越国垦荒事业发展更快，境内几乎没有闲弃的土地。前蜀武宁节度使晋晖铲除蠹弊，招回逃亡人户，重新把他们与土地结合在一起，为发展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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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册府元龟》卷四七五，《台省部·奏议六》，中华书局影印本。
②陆游《南唐书》卷一，《烈祖本纪》，绿签山房版。
业生产作出了成绩。
后周政府还将国家直接掌握的营田、官庄土地无偿地分给农民。广顺二年（952年）正月敕，除京兆府庄宅务等部分国家庄田外，其余全部割属州县，所有庄田、桑土、房屋便归原佃户充作永业。这年九月又明文规定，京兆府耀州（今陕西耀县）、三白渠使所管庄田，应有桑土、房屋、园林、车牛都全部赐予佃户充作永业。广顺三年(953年)，后周又将营田务所管土地、房屋、耕牛、农具等全部给予农民为永业。我们已无从知道五代十国自耕农民的户数，但经过各国对土地占有政策的调整，有些地区自耕农民比唐朝末年有所增加①。
土地兼并在我国封建社会各王朝反复出现，五代十国也不例外。随着五代十国各政权的建立，一批批新贵登上政治舞台，仰仗权势，大肆括占土地。有些官僚来自唐朝，所占田产世代相传。地主豪强、寺庙僧侣也兼并不少土地。这方面的实例很多：
梁太祖女婿赵岩曾帮助梁末帝夺取帝位，“占天下良田大宅，裒刻商旅，其门如市，租庸之物，半入其私。”②
后晋延州节度使刘景岩听信幕僚熊皦的劝告，在邠、泾二州购买田产，获利很多。后遭高允权诬陷被杀，这些田产又归延州节度使高允权所占有。
宋彦筠历仕后唐、晋、汉、周四朝，官至刺史、节度使，“良田甲第，相望于郡国。将终，以伊（伊水源出河南栾川县伏牛山北，往东北流，经偃师县注入洛河）、洛（洛水源出陕西洛南县西北，东北流，途经洛阳、汜水注入黄河）之间田庄十数区上进”③。
岐王李茂贞在凤翔有田千顷、竹千亩，传其子李从曮。
前蜀王宗翰为彭州刺史，部民史氏有胡让庄，土地肥沃。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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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郑学檬《五代十国的若干土地政策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第72页。
②《新五代史》卷四二，《赵肇传》。
③《旧五代史》卷一二二，《宋彦筠传》。
宗翰杀死史氏，尽夺其地。后蜀将相大臣骄蹇蛮横，不遵法令，“务广第宅，夺人良田，发其坟墓”①。北宋灭亡后蜀，征购后蜀大臣毋守素、李廷珪、王昭远、韩保贞等人的庄产、茶园，各赐钱300万。可见这些人都占有不少土地。
五代十国寺院的土地来源于封建政权的赏赐或达官贵人的施舍，也有的是僧侣地主兼并农民的土地。后蜀灭亡时，藩帅田钦全将成都土地万亩捐给正法寺，其中有不少良田。后周打击佛教时，共查出境内有寺院三万余所，其占有土地数额会相当可观。
五代各国将国家庄田、营田以及人户逃走所留下的土地，一般都给农民耕种，国家征取租税。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大部分出租给佃户（庄客）耕种，收取租谷。如前面举出的刘景岩在延州做官，远在邠、泾二州购买良田，自然是出租与人。后唐宰相豆卢革自称在鄜州（今陕西富县）有二三处田产，百姓租佃多年。
周行逢在后周时期占据潭州，他的夫人严氏回到武陵（今湖南常德），将田地租给佃户耕种，每年亲自督促佃户送租入城。这种建立在以租佃形式为主要内容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人身依附关系比前代有所削弱，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总之，五代十国土地关系的变化，一是不少农民耕垦荒芜土地，国家直接控制的自耕农、佃农有所增加；一是封建地主将土地租佃给农民耕种。这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国家赋税收入起了促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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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五代史》卷六四，《孟昶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