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庞大军队所需要的兵甲器仗、战马、衣粮，绝大部分由国家供应。后勤供应的好坏直接关系军队能否稳定与作战的胜败。各国统治者对此十分重视，制定了有关的生产、管理制度。兵器生产及管理
五代十国中央朝廷及地方藩镇都设有作坊（或称作院），由这些作坊生产兵器以供应军队的需要。梁太祖开平二年(908年)西巡陕州，蒲、雍（今陕西西安）、同、华等州刺史纷纷进献铠甲、戈戟。梁太祖后来与晋王李存勖争夺河北，屡战失利，河南尹张全义每月进献铠甲，补充后梁军队的需要。这些藩镇向梁朝中央进奉的兵器，当是本地作坊制造的。后唐设置甲坊使，专门负责制造铠甲。张敬询曾为晋王李克用专管甲坊15年，工作出色，唐庄宗又授为甲坊使，后升为刺史、节度使。唐庄宗还命令诸道制造天王甲以进奉中央。
后晋天福三年（938年），昭义节度使奏报管内铜辊（今山西沁县西南）等五县拾到甲仗6070副，已由本道作坊修理完毕，现送往邺都供朝廷使用。后晋出帝诏书说，各地作坊制造军器，残破较多，今后不许用金银装饰以谋求表面的华艳，而要注重坚实耐用①。后汉隐帝不满大臣史弘肇、杨邠对自己的控制，深夜与心腹臣僚密谋杀史、杨时，还听到汴梁作坊锻造兵器的声音。后汉中央作坊制造兵器，夜以继日，相当忙碌。作坊使贾延徽备受汉隐帝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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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五代史》卷八三，《晋少帝纪》。
后周广顺二年（952年），周朝廷对全国兵器生产进行了全面整顿，周太祖认为兵器生产有严重弊端：一是各地州府作院制造兵器，本来由国家拨给经费，但各地节度使、刺史又在辖区之内强行征发物品，“征敛数倍，民甚苦之”①。他们还私造器甲，所耗原材料也取之于民。二是各州府制造器甲不精。因而决定全部停止各地作院的兵器生产，“选择诸道作工赴京作坊”②，扩大和加强中央作坊的兵器生产。这次整顿取得了很大成绩。显德五年(958年)，周世宗一次赐吴越王钱弘俶骑军钢甲200、步军甲5000及其他兵器，国内还储藏大批兵器，满足了周世宗南征北战的需要。
同光三年（925年）后唐灭亡前蜀，收缴兵器700万件。天福十二年（南唐保大五年，947年）南唐军队攻打福州大败，丢失军需器械数十万。周世宗南征淮南，显德二年(955年)大败南唐北面行营都部署刘彦贞于正阳东，缴获军资器械三十余万件。南方有些国家一次作战使用这么多兵器，足见当地兵器生产的规模相当庞大。
对兵器的生产、管理，根据后周的情况，先是由中央政府每月规定诸道作坊制造兵器的数额，按季度运送中央，制造兵器的原材料主要由中央支付钱帛以备开支。后来，中央又直接控制兵器生产。五代各国对兵器的生产和管理有两点很值得注意。第一，清泰三年（936年），后唐政府命令诸道不得擅造器甲。天福二年（937年），后晋政府因讨伐魏博范延光叛乱而指示各地禁造兵仗器甲，可是后晋、后汉不少藩镇兴兵作乱，首先需要大量的军需武器，绝不会停止当地作坊的军器生产。所以周太祖广顺二年（952年）又下令撤销各道的作坊。五代朝廷既需要地方政府组织作坊生产，为朝廷提供兵需甲仗，但又害怕各藩镇私自制造、占有大量武器，称兵作乱。这显然是五代诸国朝廷与地方政府内在矛盾的反映。第二，不许臣僚和百姓私自储藏兵甲。安重诲任后唐枢密使，深得唐明宗的信赖。有人密告安重诲私置兵仗，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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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旧五代史》卷一一二，《周太祖纪》。
宗认为这是图谋不轨，对国家安全不利。尽管不少军将再三保奏，事情暂时缓和下来，但君臣之间从此发生了严重的裂痕，最后竟处死安重诲于河中。在此之前，汝州防御使张继孙私藏兵甲，招置部曲，也被唐庄宗赐死。后汉时，沿淮巡检使唐景思被人告发接受南唐重贿，私贮器械，准备充当内奸。后汉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史弘肇立即派人逮捕，唐景思辩解说：倘查出我私藏一副兵甲，愿意接受处罚。①经过搜查，未发现唐景思私藏兵器，幸免遇害。南方吴国也禁止老百姓私藏兵器。五代各国对私藏兵器处罚极严，一般要处以死刑。
五代十国统治时间不长，军事技术发展主要有猛火油用于作战与弩机的改进。早在南北朝的北周时，突厥军队围攻酒泉（今属甘肃），北周军队利用玉门县（今属甘肃）出产的石脂水（石油）焚烧敌军的战具，保护了酒泉城。五代称石油为猛火油或火油。贞明三年（917年），吴国派遣使者向契丹帝阿保机送上猛火油，并谈到出兵攻城，“以此油然（同燃）火焚楼橹，敌以水沃之，火愈炽”②。胡三省引《南蕃志》称，猛火油出产于占城国（今越南中南部），水上作战，用猛火油焚烧敌船。③贞明五年（919年），后梁与晋王李存勖争夺德胜城（今河南清丰西南），双方水军在黄河上交战，晋军自上游“以木甏载薪，沃油然（同燃）火”④，顺黄河水往下漂流。在柴草上面浇油，可引起大火，烧死很多敌人，这很可能是占城国的猛火油。显德五年（958年），占城国王因德漫派大臣甫阿散进贡猛火油84琉璃瓶。
除占城国外，还有从大食（伊朗）国进入的火油。贞明五年（919年），吴与吴越国水军作战，吴越国用火油燃烧对方的战舰，获得大胜。据《吴越备史》卷二《文穆王》载：“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国，以铁筒发之，水沃，其焰弥盛。武肃王以银饰其筒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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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五代史》卷一二四，《唐景思传》。
②③《资治通鉴》卷二六九，梁均王贞明三年。
④《资治通鉴》卷二七○，梁均王贞明五年。
为贼中所得，必剥银而弃其筒，则火油不为贼有”。这表明吴越国对怎样利用火油作战，以及防止火油落入敌军手中，都经过深入研究。
朱全忠初镇汴州，选拔富家身体强壮的子弟当亲兵，称厅子都。这支军队作战勇猛，使用“弩张一大机，则十二小机皆发，用连珠大箭，无远不及”①。晋军非常害怕。显德三年（956年），后周大将赵匡胤进攻南唐寿州城，“城上发连弩射之，矢大如屋椽”②。这些弩机的连续发射和“大如屋椽”的巨箭，说明五代弩机、箭的制造技术有所发展。
二、军马的来源
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占领河西、陇右大片地区，国家牧场大部丧失，军马来源基本断绝，不得不出高价购买各少数民族的马匹。五代时期，战争频繁，战马损失多，仅契丹灭亡后晋就一次掠走军马2万匹，因而战马的缺乏尤为严重。五代十国统治者为满足骑兵的需要，主要采取国家牧养、括夺私马和向少数民族换取与购买马匹三条渠道来筹集马匹。
（一）国家牧养。五代十国存世时间较短，动乱多，难以建立长期稳定的国家牧场。根据史料记载，只有相州（今河南安阳）、卫州（今河南汲县）、同州设置过牧监，另外，中央设有直属的飞龙院。
晋王李存勖进入河北与朱梁争夺中原，以康福为马坊使（一称小马坊使），在相州置牧场放牧。康福工作很有成效，繁殖马匹较多。天成元年（926年），唐明宗自魏州南下路过相州，从康福那里得马数千匹，军威大振。唐明宗后来授康福为飞龙使，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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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五代史》卷六四，《王晏球传》引《清异录》。
②《资治通鉴》卷二九三，周世宗显德三年。
掌管朝廷的厩马。天成二年（927年），宰相任圜奏请说：周边各族及诸藩镇所进马匹，“请约旧制，选孳生马分置监牧”①。这些监牧设在并州（今山西太原南）、代州（今山西代县）一带。唐明宗时有马3.5万匹，超过了晋王李克用、李存勖时期的马匹，证实国家牧场养马确实有所发展。
天福八年（943年）十一月，后晋出帝到八角视察马牧。八角的具体地理位置不详，但出帝当时正在汴州，估计八角是离汴州不远而由飞龙使直接管辖的牧场。
显德二年（955年），周世宗对侍臣说，诸军与飞龙院历来有不少老弱病马，可送同州沙苑监（今陕西大荔县南）、卫州牧马监进行放牧。同州沙苑监是唐代以来的老牧场。贞明六年（920年），晋方军将李存审与梁军战于华州，命王建及到沙苑放牧。卫州监可能是后周新设置的。
唐朝后期设有内飞龙使，以宦官充任，总管内厩的马匹。五代改由朝官出任飞龙使，如后唐康福、后汉李彦从、后赞等。后唐长兴元年（930年）分飞龙院为左右，以小马坊为右飞龙院。飞龙院的职责仍然是管理朝中的厩马，但也要为军队提供一些马匹。总之，五代时期国家养马有地方牧监与朝廷的飞龙院，规模不大，而且时断时续，能提供给军队使用的马匹比较有限。
（二）括夺私马。五代诸朝因军事需要，屡次掠夺官员、百姓的私马，有“括马”、“征马”、“和市马”、“率马”等不同说法，但实际上都是封建政府公开搜括掠夺，后晋出帝诏书也公开承认“战骑不足，则假人之乘马”②的事实。
梁、晋双方在河北地区交战十余年，都不断“索取公私马”或“配买征马”。贞明元年(915年)，晋王李存勖与梁军在河北魏州附近交战，命新州节度使李存矩出军。李存矩募劲兵数千人，强迫百姓以10头牛换1匹马从军。后唐出征前蜀，同光三年(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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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册府元龟》卷六二一，《卿监部·监牧》。
②《旧五代史》卷八三，《晋少帝纪》。
年）六月命令，在河南、河北诸州，各级官员只许留下1匹马，其余由官家收取，藏匿不交则严加处理。清泰三年（936年），后唐政府因抵御契丹军，在全国括马征兵，明确规定在京文武百官、主军将校、各道州府县镇、乡村士庶的马匹，都在抄借范围之内，即使体小瘦弱的马匹，也指定由各道统一收管，不退还本人。这次共掠夺马2000匹，民间大扰。后晋出帝与契丹交战，深感骑军力量不足，一再指示各地搜括私马以补充后晋骑军。
（三）换取和购买各少数民族的马匹。五代沿边地区有契丹、党项、回纥、吐浑、吐蕃等少数民族，产马很多。他们或以进贡马为名，换取五代各朝的大量物资，或双方开展互市贸易，用马、羊交换中原地区茶、绢等生活用品。后梁建国初，契丹阿保机出兵云州，与晋王李存勖结成联盟，给李存勖马3000匹，晋王以金、缯数万相赠。清泰三年（936年），石敬瑭割幽、云等16州给契丹，契丹送良马20匹，战马1200匹，帮助石敬瑭军队进攻后唐。回纥、党项、吐浑各族统治者也多次向中原王朝进贡马匹。“凡将到马无驽良，并云上进国家，虽约其价值以给之，然计其馆给锡赉，每年不下五六十万贯。”①天成四年（929年），后唐朝廷认为费用浩大，难以支付，决定在沿边地区置场买马，不许各少数民族直接送马到洛阳出售。
南方诸国因地理条件的关系，战马利用受到限制。但各国为增强国防力量，仍想方设法购买马匹，建立骑军。前蜀工建自唐末大顺二年(891年)攻入成都后，不断从文（今甘肃文县西南）、黎（今四川汉源东北）、维（今四川理县东北）、茂（今四川茂汶）诸州购买马匹。天复三年（903年），宣武节度使使者王殷在成都对王建说，蜀川甲兵真多，但缺乏战马②。王建很不高兴，立即命令各州将马匹集中在星宿山检阅，共有官马8000，私马4000，显示出西川拥有马匹的实力。吴、南唐两国地处江淮，离契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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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五代会要》卷二九，《党项羌》。
②《资治通鉴》卷二六四，唐昭宗天复三年。
远，但为了对抗中原各国而长期与契丹保持着联系，沿海路运回不少战马。
从上述可见，五代十国军马的来源，主要通过国家牧养、括夺私马以及向少数民族换取和购买马匹三条途径。但国家牧场少，养马数量有限；强行掠夺又遭到广大群众的激烈反对；从沿边地区购买马匹路途远，行运困难，一旦双方关系恶化，互市买马就被迫停止。由于五代十国战马缺少稳定可靠的来源，“国家常苦马不足”①已成为普遍的现象，严重影响了骑军队伍的建设。
三、军需衣粮的供应
前面叙述五代兵役制度时，已说明各国军队衣粮由国家供给，国家还定期或不定期对军队赏赐钱物。试以后周30万兵士为例，全国一年就需要米216万石，绢布360万匹，赏赐兵士钱物多少尚无从知道。然而这只是和平时期的军费开支，一旦发生战争，耗费更多。周太祖说；“朕自即位以来，恶衣菲食，专以赡军为念；府库蓄积，四方贡献，赡军之外，鲜有赢余”②。可见军事费用占国家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后周财政收入扣除军事费用，“鲜有赢余”，其他一些国家很可能已入不敷出。
后梁置建昌宫，以博王朱友文判院事，掌管全国财政，筹办军队的后勤供应事务。后来废建昌宫，改置国计使，以张全义为使。后唐灭梁，派孔谦为租庸使，负责供应军需，及时满足了全国军队的需要。后唐明宗诛孔谦，废租庸使，按照唐后期旧例分盐铁、户部、度支三司，正式设置三司使，以张延朗担任。开运元年（944年）冬，后晋出帝准备北上抗击契丹，特诏令“所有供亿，宜令三司预行计度”③。由三司使掌管全国经济，主管全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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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五代会要》卷二九，《党项羌》。
②《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周太祖显德元年。
③《旧五代史》卷八三，《晋少帝纪》。
队衣粮赏赐，从此一直延续到后周灭亡。
五代推行两税法的赋税制度，全国两税收入划分为上供、送使、留州三部分，即分别由各国中央、藩镇节度使、州刺史三级所有，各占一定的数额。与此同时，全国军队的衣粮饷赐也同样由中央政府、各道节度使、刺史三级负担。中央主要供养禁军，节度使供养藩镇兵，州刺史供养州兵。战争时期征集的军队由中央财政开支衣粮，另派转运供军使、转运制置使、粮料使等官员筹办前线兵士的军需供应。
五代各国在军队集结地区附近设置粮仓，储存粮食，准备随时就近供应军队的需要。河北地区是梁、晋双方争夺的重要战场，也是五代各国防御契丹南下的前方基地，所以靠近运河的贝州（今河北清河西）与所属临清县（今河北临西），以及濒临黄河的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等交通便利地区，储粮很多。贞明元年(915年)魏州之战，晋将周德威与梁将刘鄩同时抢占临清县，周德威事先夺取、控制了临清县储存的大批粮食，军粮充足，给后梁方面带来严重的威胁。后晋为防止契丹南犯，在贝州储粮数十万石，天福八年(943年)契丹军队攻占贝州，这些粮食为契丹所得。后唐郭崇韬讨伐前蜀，夺取前蜀威武城粮20万石，凤（今陕西凤县东北）、兴（今陕西略阳）等州粮各40万石，三泉县（今陕西宁强西南）粮40万石，成都粮253万石，可见前蜀在京师成都及一些军事重镇都储存了很多粮食准备供应军队的需要。
广顺三年(953年)十一月，后周单州刺史刘禧奏请说，本州仓库粮食除留足州内军队一年多食粮外，还剩下大麦6万石，准备开仓出卖赈济贫民，得到了周太祖郭威的批准。①十二月，亳州、颍州地区大水，后周朝廷指示这两州除留足军队一年的食粮外，其余仓储粮食减价出售。②这说明后周一些州也储存了不少粮食，供应当地驻军的食用。
战争爆发时，五代各国经常在作战前线集中大批军队，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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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册府元龟》卷一〇八，《帝王部·惠民》。
多达几十万人。这些军队的食粮除利用就近各地仓库的储粮外，还及时从附近地区征调粮食，甚至从京师运送到前方战场。开平元年（907年），后梁军队攻打潞州，征发河南、河北民众向潞州前线运输军粮。后唐天成三年（928年），北面招讨使王晏球攻打王都占据的定州（今属河北），命定、祁（今河北无极）、易（今河北易县）三州百姓缴纳租税，直接供应后唐定州行营军队食用。长兴元年（930年），后唐大将石敬瑭出讨后蜀，关中各藩镇“钱帛、刍粮昼夜辇运赴利州（今四川广元），人畜毙踣于山谷者不可胜计”①。由于刍粮的缺乏，石敬瑭被迫收兵。后晋将军张彦泽屯军恒州（今河北正定）、定州，晋出帝命邢、魏、相、卫诸州军队运送军粮。显德元年（954年），周世宗乘高平之战大胜之机，集中数十万大军进攻北汉刘崇盘踞的太原城，军粮不足，一方面向太原附近诸州征纳当年粮租，劝诱地主、富商输粟买官，凡纳粟500石、草500围者，赐予当官的资格，纳粟1000石、草1000围者，授以州县官。同时命令河东地区泽、潞、晋（今山西临汾）、绛（今山西新绛）、慈（今山西吉县）、陧（今山西陧县）及靠近太原的河北邢、赵（今河北赵县）、镇（今河北正定）、定诸州向后周太原行营运送军粮。周世宗后来出军河北，“凡供军之物，皆令自京递送行在”②，由京师汴州直接运往河北前方战场。
五代十国向广大群众征取的巨额赋税，无法应付日益增长的军需开支，财政多入不敷出，经常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各国政府为了筹措军需物资，往往派出大批官员分赴全国各地搜括财物，广大群众的粮食、钱帛、马匹，以及青壮年劳动力，都成为官员们掠夺的对象。这样的大势搜括，在我国封建社会中也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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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七七，唐明宗长兴元年。
②《旧五代史》卷一一九，《周世宗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