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观原因
李渊集团于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酝酿并发动晋阳起兵，同年十一月攻克长安，次年五月称帝建唐，仅历时一年。究其迅速取胜的主观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抓住了起兵的有利时机
如上所述，在大业十二年（616年）年底到大业十三年( 617年)五月这段时间内，由于农民起义军的迅猛发展，以隋炀帝为首的残暴统治已经受到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但隋政权仍死而不僵，它还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对农民起义军进行疯狂镇压，企图作垂死挣扎，死灰复燃。如中原地区的隋将张须陀虽被击毙，但隋炀帝又诏令光禄大夫裴仁基为河南讨捕大使，代领其众，徙镇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继续与河南瓦岗军为敌；隋涿郡通守郭绚虽被高士达、窦建德率领的河北起义军袭杀，但隋太仆卿杨义臣所率隋军却乘高士达兵疲将骄之机，阵斩士达，使河北起义军受到重创。不久，窦建德势力复振，但仍须与河北的隋军势力进行周旋，无暇他顾；江淮起义军虽击败了隋军陈棱部，但隋炀帝统御的关中劲旅仍盘踞江都，使其不能北上以争天下。李渊集团选择在这个时期酝酿并发动晋阳起兵，既使隋王朝感到鞭长莫及，无力增派重兵进行围追堵截，也使农民起义军只能与援而不能为敌。
（二）制订了正确的战略策略
当李渊集团在酝酿和发动起兵之时，晋阳地区的形势仍很严峻：不但内有副留守王威、高君雅作梗，而且北有突厥的威胁，南有农民起义军的进攻，东有李密窥视关中。如果对于这些敌对势力不能正确处理，变不利为有利，起兵之事就会成为泡影，功败垂成。对此，李渊精心安排了兴国寺议事之计，顺利地诛杀了王、高二将，清除了心腹之患；接着，又派刘文静出使突厥，利用奉送金帛财物的方法，甚至不惜屈辱称臣，终于取得了突厥的支持，解除了后顾之忧；南下途中，又卑词推奖李密，打消了李密西入关中的欲望，化不利为有利。在这些正确策略的实施下，终于使晋阳起兵取得成功。后来，在霍邑之战、围攻河东以及攻占长安等一系列重大作战中，李渊都相继采取或接纳正确的作战方略，终于取得了定鼎关中的最后胜利。因此，可以说从晋阳起兵到攻克长安等一系列重大决策中，李渊集团采取的所有战略策略都正确无误，这是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
（三）争取人才、安定民心工作完备周密
早在晋阳起兵以前，李渊就利用自己显赫的家世、崇高的地位以及大智若愚的性格，广纳豪杰，结交英雄，因此，很快就在他的身边形成一个文武兼备的坚强集团。起兵以后，他又把这些人封官晋爵，使其担任文臣武将。这些人由于受到知遇之恩，故能作到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就是李渊所能依靠的骨干力量。
行军途中，李渊又非常注意结纳人心。除对于坚决抵抗的隋军将领给予武力征讨和严刑处罚外，对于自愿归附的隋朝将吏则一律赦而不问，有的还分封官职，继续留任。这种分化瓦解政策的相继施行，收到了巨大的效果。不但减少了进军途中的阻力，而且迅速壮大了自己的力量。与此同时，李渊还相继发布了一系列整顿军纪的号令，不许兵士骚扰百姓。因此，所过之地，民众安堵，秩序井然。不但使沿途百姓衷心拥戴，而且也使农民起义军接踵归附。这种争取人才、分化敌人、安定民心、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反隋力量的政策，是李渊集团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二、客观原因
李渊集团的胜利除去以上主观原因外，尚有以下客观原因：
（一）晋阳地理位置优越
李渊任职留守的太原，古时亦称晋阳。这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故城，最早为春秋时晋国大夫赵简子家臣董安主持修筑。北齐时又在汾水东岸增筑一城，于旧城内增置龙山县，东城仍名晋阳。隋文帝又改龙山为晋阳，作为并州治所，太原为并州属县。隋炀帝改州为郡时，仍以晋阳作为郡治。晋阳为太行山以西至黄河间的腹心地带，北与蒙古草原接壤，南与秦、晋相连，历来就为中原王朝的北方重镇。隋炀帝为了防卫突厥南侵，不仅以此为北都，修建了规模宏大的晋阳宫，供随时巡幸，而且还在此贮备了大量军饷物资，“食支十年”①。这就为李渊的起兵反隋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另外，这里地处中国北部，不但隋王朝鞭长莫及，而且距离中原地区的农民起义军也有千里之遥，不易受到敌对势力的直接打击。这就为李渊集团的发动起兵提供了一个优越的地理环境。
（二）镇守河东、关中隋军力量相对虚弱
中原、河北和江淮农民起义军的发展壮大，直接威胁到了隋王朝的东都和运河航道等腹心地带的生存安全，因此，隋王朝便把大量军队集结在这3个地区，全力对付农民起义军。加之隋炀帝三巡江都时，又带去了所有的关中卫队，因而防守河东、关中的隋军力量大为削弱，这也为李渊的顺利起兵和定鼎关中提供了可乘之机。
总之，李渊集团是在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取得起兵晋阳、挺进关中、攻占长安、建立唐朝等一系列重大胜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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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六十四《巢王元吉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