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胜利原因
以李渊为首的关陇贵族集团于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从晋阳起兵，十一月攻克长安，武德元年(618年)五月代隋建唐，同年十一月歼灭西秦，拉开了统一战争的序幕，到武德七年(624年)平定江淮辅公祏的起兵反唐，仅用六七年时间，即取得了统一战争的基本胜利，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丰功伟业。在隋末群雄割据的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李渊集团之所以能够取得最后胜利，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顺乎潮流，合乎民心
自从隋炀帝即位以后，凭借隋文帝时期积累的雄厚财富，肆意挥霍，大肆聚敛，纵欲奢靡，“东西行幸，舆驾不息，征讨四夷，兵车屡动，西失律于沙徼，东丧师于辽、碣。数年之间，公私罄竭”①。加之徭役不息，“比屋良家之子，多赴于边陲，分离哭泣之声，连响于州县”，赋役繁重，“长吏叩扉而达曙，狂犬迎吠而终夕”②；钱币滥薄，“至裁皮糊纸为之，民间不胜其弊”③；法令严酷，“益肆淫刑”，“生杀任情”④。致使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百姓黎庶被推入死亡深渊。嗣后，又经历多年的“群雄虎争”，兵连祸结，争斗不已，遂把社会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广大人民“无以自给”，只能“剥树皮以食之，渐及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捣藁为末而食之”，甚至出现了同类“相食”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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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志上》。
②⑤《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③《资治通鉴》卷一八九《唐纪五》，高祖武德四年七月。
④《隋书》卷二十五《刑法志》。
人世间最为残酷和悲惨的罕见现象。
为了复苏经济，“救济苍生”和“欲宁天下”，早在晋阳起兵前夕，李渊就已经注意废除苛刻政治，“布宽大之令”。大业十三年（617年）六月，李渊在给突厥始毕可汗的复信中就一再强调“若能与我俱南，愿勿侵暴百姓”；不久，李渊派建成、世民率兵进攻西河郡时，就严格军纪，“近道菜果，非买不食，军士有窃之者，辄求其主偿之”。攻占西河后，又“不戮一人，秋毫无犯，各慰抚使复业，远近闻之大悦。”①晋阳起兵后，李渊途经西河、霍邑时，“慰劳吏民，赈赡穷乏”，或挑选丁壮“从军”，或将欲归军士“遣归”②。故晋阳之兵到达黄河东岸后，“河滨之民献舟者日以百数”，就连关中士民也“归之者如市”。渡河入关后，李渊不但对“所过离宫园苑皆罢之，出宫女还其亲属”；还下令诸军“各依壁垒，毋得入村落侵暴”③。攻克长安后，李渊“先封府库，赏赐给用，皆有节制，征敛赋役，务在宽简”④，又“约法为十二条，唯制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余并蠲除之”。后来，“又尽削大业所用烦峻之法，又制五十三条格，务在宽简，取便于时”⑤。武德四年（621年）五月，李世民率军进入洛阳后，下令“分守市肆，禁止侵掠，无敢犯者”⑥。同年十月，唐军平定萧铣后，李孝恭接受了岑文本的建议，严禁“纵兵俘掠”，江陵“城中安堵，秋毫无犯”。结果，“南方州县闻之，皆望风款附。”⑦
总之，由于李渊集团在统一战争中，先后施行了顺应社会、合乎民心的诸多举措，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所以，他们能够取得最后胜利。得民心者得天下，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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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七》，恭帝义宁元年六月。
②《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七》，恭帝义宁元年七月。
③《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七》，恭帝义宁元年九月。
④《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志上》。
⑤《旧唐书》卷五十《刑法志》。
⑥《资治通鉴》卷一八九《唐纪五》，高祖武德四年五月。
⑦《资治通鉴》卷一八九《唐纪五》，高祖武德四年十月。
是如此。
至于拥兵割据的诸路军阀，如薛举、薛仁杲父子的生性“酷暴，好鞭挞其下”①；河西李轨的“筑台”邀福，“多所糜费”②而不恤百姓；王世充的“残忍褊隘”和“恣行威福”③；萧铣的“性褊狭，多猜忌”④等。总之，他们只知割地称雄，而置民众的疾苦于不顾，甚至还助纣为虐，草菅人命。因此，他们的接踵覆亡，乃是人类社会择优汰劣的必然结果。
以河南瓦岗、江淮和河北3支主力为首的隋末农民起义军在打击以隋炀帝为首的残暴统治、一调整生产关系等方面，曾发挥了巨大的革命作用，是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但当隋王朝已经土崩瓦解，旧的统治机构已彻底垮台，代表统一趋势的新建政权——李唐王朝已经诞生以后，这些农民起义军及其余部就由于失去了斗争方向而逐渐沦为割据一方的军阀势力。嗣后，他们的割据行动由于背离了社会的需求和民众的期望，所以，他们也就逐渐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曾经金戈铁马、横扫河北隋军的窦建德，在隋朝的残余势力王世充岌岌可危之际，他仅以“齿寒之忧”，麾军西进，援救洛阳，结果，兵败虎牢，身名俱灭，即是一例。至于建德亡后，刘黑闼再次起兵河北时，就受到多数建德故将的反对。如刘雅就说：“天下已平，乐在丘园为农夫耳。起兵之事，非所愿也。”⑤辅公祏起兵反唐以后，也受到伏威故将王雄诞的坚词拒绝：“今天下方平，吴王（指杜伏威）又在京师。大唐兵威，所向无敌，奈何无故自求族灭乎！雄诞有死而已，不敢闻命。今从公为逆，不过延百口之命耳，大丈夫安能爱斯须之死，而自陷于不义乎！”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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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五十五《薛举传》。
②《旧唐书》卷五十五《李轨传》。
③《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七月。
④《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高祖武德三年十月。
⑤《旧唐书》卷五十五《刘黑闼传》。
⑥《资治通鉴》卷一九〇《唐纪六》，高祖武德六年八月。
们虽相继被杀，但他们的话却反映了广大百姓的心愿。所以，刘黑闼和辅公祏的先后败北，也是他们倒行逆施的恶果自食。
（二）集文武之才，拥地利之便
如前所述，早在晋阳起兵以前，李渊就广纳豪杰，结交英雄。晋阳起兵开始前后，在李渊身边已经集聚了一批杰出的文武贤才。其中既有“启举义之谋为首”、宦海浮沉的裴寂，又有“奋纵横之略，立缔构之功”①的刘文静；既有才兼文武、智勇双全的李世民，又有“儒雅清显，为一时之称”②的温大雅，其余如刘世龙、许世绪、公孙武达、钱九陇、李高迁、张平高、李思行、赵文恪等，皆倾心相结，遂成为晋阳起兵的骨干力量。南下河东、挺进关中、建立唐朝以及后来的统一战争中，李渊集团又大力搜罗人才，相继收降了一代名将如李靖、李勣、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段志玄、张公瑾等，文韬武略皆无与伦比。李渊集团正是凭借和依靠这些文武之才，才取得定鼎关中建唐立国和统一全国等一系列重大胜利。
和李渊争夺天下的诸路军阀如薛举、薛仁杲、李轨、刘武周、王世充、萧铣、梁师都之流，却大多任人唯亲，刚愎自用，唯我是尊，最后以致众叛亲离，人才淹弃。因此，他们的接踵灭亡，实属必然。
另外，李渊集团在起兵之前，就把长安及关中地区作为攻取目标。起兵南下途中，当接到李密送来的信函后，李渊为了顺利“入关，据蒲津而屯永丰，阻崤函而临伊洛，东看群贼鹬蚌之势，吾然后为秦人之渔父”，遂在复信中“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其不虞”③。抵达河东郡后，李渊又采纳世民的建议，果断率兵渡河，顺利攻克长安，很快控制了关中地区。
关中地区，形势险要，周围设有关隘，秦岭横亘于南，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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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五十七《裴寂刘文静传·史臣曰》。
②《旧唐书》卷六十一《温大雅传·史臣曰》。
③《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
阻断于北，易守难攻，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秦汉隋等兴起于此，终得天下，故汉初人把“入关而都”称为“描天下之亢而拊其背”①和“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②。另外，关中“沃野千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物产富饶，河流纵横，渠道交错，“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诸侯安之，河、渭漕鞔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③。隋末的兵徭之役及重大战事，多在中原、河北和山东等地，关中所受影响较小，足以成为立国之地。李渊正是充分利用关中的地利之便，源源不断地把隋朝在长安和永丰仓的贮粮和部署在关中的唐朝后备部队运往战争前线，使关中地区成为统一战争的可靠后方和坚强后盾。这同“土薄民贫”的凉州、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洛阳、江陵等地相比，确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利之便。
其实，对关中优越的地利条件，时人早有认识。大业九年（613年），当杨玄感在黎阳起兵叛乱以后，李密就把攻占关中作为稳妥之策向玄感建言：“关中四塞，天府之国，有卫文升，不足为意。若经城勿攻，西入长安，掩其无备，天子虽还，失其襟带。据险临之，固当必克，万全之势，此计之中也。”④但鼠目寸光的杨玄感却取其下策，进围东都，遂遭灭顶之灾。
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正当李渊集团策划晋阳起兵，瓦岗军对洛阳久攻不克之时，归附瓦岗的隋巩县（今河南巩义东北）县长柴孝和就曾向李密建言：“秦地阻山带河，西楚背之而亡，汉高都之而霸。如愚意者，令仁基守回洛，翟让守洛口，明公亲简精锐，西袭长安，百姓孰不郊迎，必当有征无战。既克京邑，业固兵强，方更长驱崤函，扫荡东洛，传檄指捞，天下可定。但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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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四十三《刘敬传》。
②《汉书》卷一下《高帝纪》。
③《汉书》卷四十《张良传》。
④《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
英雄竞起，实恐他人我先，一朝失之，噬脐何及！”①但李密部下均为山东人，不肯相随入关，李密只得将关中拱手让给李渊。只是在失败之后，才在迫不得已之时入关降唐。
武德四年（621年），窦建德在虎牢被唐军拦阻，部众思归洺州之时，凌敬也曾建言：“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使重将居守，更率众鸣鼓建旗，逾太行，入上党，先声后实，传檄而定，渐趋壶口，稍骇蒲津，收河东之地，此策之上也。行此必有三利：一则入无人之境，师有万全；二则拓土得兵；三则郑围自解。”②但窦建德最终也未能采纳这一建议，因而导致了夏兵失败和郑国的覆亡。
凡此种种，都说明唐得关中对统一战争的最后胜利所起的重要作用。
（三）战略正确，策略灵活
唐朝甫建，面对薛仁杲父子对关中的频繁骚扰，李渊采纳李世民等人的建议，毅然决定首先用兵西北，相继剪除了薛举父子和河西李轨割据势力。接着，李渊又派兵北上，歼灭了刘武周集团。武德三年（620年）七月，李渊抓住战机，派唐军主力进军中原，向王世充和窦建德发起进攻。此后不久，李渊又派兵3路，向江陵的萧铣大举兴师。经过将近一年的激烈战斗，相继灭亡了上述3个最有实力的政治集团，从而取得了统一战争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此后，割据江西的林士弘和在河北、江淮起兵的刘黑闼、辅公祏等农民起义军，亦于武德五年（62 2年）、六年、七年相继被平定，全国重归统一。李渊对统一战争作出的上述战略决策，不仅使首都和关中免遭兵燹，而且也适应唐朝兵力逐步增长的趋势，使唐军主力始终保持了旺盛的士气。这无疑是统一战争取胜的重要因素。
另外，亲临战阵的唐军主帅李世民、李靖、李孝恭等唐初著名军事家，在统一战争中灵活而又准确地运用策略乃是致胜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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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
②《旧唐书》卷五十四《窦建德传》。
要保证。当唐军与薛仁杲在第二次浅水原之战中，李世民始则采取“坚壁挫锐”①，继则又“兵机务速”②，使唐军大获全胜；唐军与刘武周部将宋金刚在柏壁相持时，李世民又采取了“敌饥以持久惫之”③和“乘胜”④追击的策略，终于全歼敌军；在唐军对洛阳久攻不克，窦建德率军援救的紧急时刻，李世民又果断采取“塞险则胜”⑤的策略，进军虎牢。接着，又运用“引退设伏取之”⑧和“阵久疲致败”⑦的策略，终于获胜，连灭二国；在讨伐萧铣的作战中，李靖不仅献出10策，而且巧妙使用“水攻”⑧，使敌措手不及而告败北。萧铣投降后，李孝恭又采纳了李靖的“示义”策略，取得了不战而胜和扩大战果的惊人效果。正如《通典》卷一百五十五《兵四·示义》所载，唐军进入江陵后，唐将们要求对抗拒的萧铣将帅“籍没其家”，然后分赏将士，但李靖坚决反对，主张“宜弘宽大以慰远近之心”，否则，“降而籍之，恐非救焚拯溺之义，但恐自此以南，城镇各坚守不下，非计之善。”结果，这个策略被李孝恭采纳后，“江汉之城，闻之莫不争下。”
上述种种策略，不仅表现了唐初军事家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也丰富了我国古代的军事思想，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
二、历史意义
李唐王朝取得统一战争的最后胜利，完成统一中国的丰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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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通典》卷一五五《兵八·坚壁挫锐》。
②《通典》卷一五四《兵七·兵机务速》。
③《通典》卷一五五《兵八·敌饥以持久惫之》。
④《通典》卷一六二《兵十五·乘胜》。
⑤《通典》卷一五九《兵十二·塞险则胜否则败》。
⑥《通典》卷一五四《兵七·引退设伏取之》。
⑦《通典》卷一五五《兵八·阵久痒致败》。
⑧《通典》卷一六〇《兵十三·水攻》。
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统一后的李唐王朝：“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随界。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①，版图比隋朝极盛时期更为扩大，从而建立了当时世界上幅员最为辽阔的封建帝国，奠定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疆域的基本范围，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
第二，这次统一结束了自隋末以来长达10多年的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涤荡了战争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给社会经济的复苏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创造了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为国家的振兴和民族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因为“如果不能摆脱封建分散和诸侯混乱的状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指望保持自己的独立和真正发展经济和文化。只有联合为统一集中的国家，才能指望有可能真正发展文化和经济，有可能确立自己的独立”②。
第三，李唐统治集团及其第一、二代皇帝大都亲身经历了隋末农民战争的战斗洗礼，他们亲眼看到一个强盛的隋王朝是怎样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遭到灭顶之灾的。因此，在战争已经结束，国家已经统一以后，他们在商讨古今之时，由于“惕焉震惊”，而不得小对社会实行一些进步的统治政策，不得不对人民适当减轻赋役剥削，从而促进社会发展，刺激广大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这就为创造历时近3个世纪的盛唐时期奠定了基础，为中华民族高度文明的深入而又广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唐文化至今仍具有世界魅力当与此不无关系。
①《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
②斯大林：庆祝莫斯科建城八百周年的《贺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