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建立之初，即开始马政建设。唐太宗即位后又大兴马政，不仅马政制度更趋完善，而且监牧养马多达20多万匹，创历史最高纪录。唐朝管理军马的最高领导机构是中央的太仆寺，专责养马的监牧多设在关内、陇右和河东诸道。由于唐初马政的复兴发展，使军队的骑兵装备更加精良，不但极大地提高了战斗能力，而且也进一步巩固了边防安全。
一、唐代马政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在中国古代，马匹不仅是交通运输和通信联络的工具，而且也是进行战争的有生力量。加之历代中原王朝在同西北游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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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屯田司》。
②《唐律疏议》卷十六《擅兴》。
③《旧唐书》卷九十三《娄师德传》。
④《旧唐书》卷九十七《郭元振》。
强大骑兵的长期角逐中，深深懂得只有训练和配备骑兵劲旅，才能抵御边患，开拓疆宇。因此，从秦汉直至晋隋以来，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马政建设。
早在隋朝末年李渊任太原留守之时，他就已经认识到了配备骑兵的重要性。他曾对马邑郡丞王仁恭说：“突厥所长，惟恃骑射，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阵，以弓矢为爪牙，以甲胄为常服”，“无警夜巡昼之劳，无构垒馈粮之费”。因此，他主张在抵御突厥入侵时，应“同其所为，习其所好”。故经挑选以后，便迅速组建了一支2000多人的骑兵部队，“饮食居止，一同突厥，随逐水草，远置斥堠”，果然，大“曜威武”①。晋阳起兵前夕，他又派刘文静出使突厥，购得突厥良马2000余匹，再加之西突厥史大奈又从会宁率众骑前来归附②，骑兵阵容更加强大。在后来的攻占霍邑、围攻河东以及克复长安等重大作战中，这支骑兵部队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③。
唐朝建立以后，在李世民指挥的一系列统一战争中，装备精良而训练有素的骑兵部队更加英勇善战，它与步兵相互配合，形成两支突击力量，并以骑兵的快速冲击，多次克敌制胜，立下了显赫战功，以致使李世民对良马善骑喜爱不已，他曾派人把他一生中曾经乘坐的6匹骏马的形体雕刻在昭陵石壁上，这就是驰名中外的“昭陵六骏”。
正是基于对骑兵的高度重视，故在唐朝建立之初，高祖李渊便把从突厥获得的2000匹战马以及从赤岸泽（今陕西大荔西南、渭河北岸）获得的3000匹隋马，徙于陇右，开始了马政建设。
唐太宗即位以后，又大兴马政。他一方面挑选贤能，破格重用精通养马的刘武周降将张万岁，让其担任太仆少卿之职，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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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②参阅《通典》卷一九九《突厥下》。
③参阅汪篯：《唐初之骑兵》，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汪篯隋唐史论稿》。
监牧养马达24年之久，“恩信著于陇右”。经过数十年的饲养蓄息，到唐高宗麟德年间（664～665年），监牧马匹增至“七十万六千匹”①。如果加上军镇、驿站和闲厩等马，国马总数当不啻百万。另一方面，又建立了一套严密而完备的马政机构和养马法令，使马政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他还大量而成功地引进沿边少数族优良马种，“既杂胡马，马乃益壮”②，极大地提高了中原马匹的质量。由于上述措施的实旋，使马政建设盛况空前。“于斯之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③，正是对这种盛况的生动写照。
但从麟德元年（664年）张万岁被免职以后，由于“马官乱职，或夷狄外攻，或师国内寇”，致使牧马“潜耗太半，所存盖寡”④。到唐玄宗开元初年，牧马仅存“二十四万匹”⑤，马政中衰。
唐玄宗即位以后，从整顿马政机构入手，选拔“奉公正直，不避权贵”⑥的王毛仲担任检校内外闲厩并知监牧使，以精通养马的张景顺为副职，专职马政，其下又置“明闲牧马者”担任基层监牧官吏，迅速恢复并提高了马政机构的效能。然后又“择张氏（万岁）之旧令”，恢复了原来行之有效的养马法规，因而出现了“郡牧孳息，遂数倍其初”⑦的复兴局面。到开元十三年（725年），不但监牧马匹由开元初年的24万匹，猛增至43万匹，而且王侯将相、府兵将校以及庶民百姓的私马，也“牧布诸道，百倍于县官”⑧。
安史之乱后，边兵内调，西北空虚，吐蕃乘机东侵，陇右被占，监牧陷没，“监牧使与七马坊名额尽废”⑨，马政从此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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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载《张说之文集》卷十二。
②⑧《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④⑤郄昂：《岐邰泾宁四州八马坊碑》，载《全唐文》卷三六一。
⑥⑦《旧唐书》卷一〇六《王毛仲传》。
⑨《唐会要》卷六十五《闲厩使》。
二、军马的管理机构及其马场分布
唐朝管理军马的最高领导机构是尚书兵部的驾部司和中央的太仆寺。驾部司的职责是掌管“厩牧官私马、牛、杂畜之簿籍，辨其出入阑逸之政令，司其名数”①；太仆寺设太仆卿一员，太仆少卿二员，“凡监牧羊马所通籍账，每岁则受而会之，以上尚书驾部，以议其官吏之考课”②。太仆寺之下又设马坊、牧监等机构。牧监按所养马匹数量，分为上中下三等，养马5000匹以上为上监，5000匹以下、3000匹以上为中监，3000匹以下为下监。每监设牧监、副监、丞、主簿等若千人，专职牧马。牧监之马分群放牧，凡马、牛以120为群，骢、骡、驴以70为群，羊以620为群。群设牧长、牧尉、掌闲等，负责调教马牧。唐高宗仪风年间，牧监始置诸牧监使，后又有群牧都使、闲厩使等职，诸使均置副使、判官等。又立南使15，西使16，北使7，东使9，分别统领牧监、马坊。
唐前期不但建立了一套完备的马政机构，而且还制订了一系列严密的管理制度：牧监官吏每年都要对马的年齿、数量登记造册，由群牧使统一上报太仆寺。太仆寺官员据册要对马的孳生和死耗进行检查。凡孳生繁息超过规定数量者有奖，死耗减少超过规定数量者有罚。每年年终，监牧使都要对所属牧监“巡行孳课之数，以功过相除，为之考课”③。这就大大促进了养马效率的提高和马政的迅速发展。
唐前期的牧监马坊在贞观至麟德年间主要分布在泽茂草丰、地域开阔的关内和陇右二道。当时从首都长安到陇右的岐、豳、泾、宁4州之间共置保乐、甘灵、南普润、北普润、岐阳、太平、宜禄、安定等8坊48监，地广千里，有田1 230顷，募民耕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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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驾部司》。
②《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三》。
③《唐六典》卷十七《太仆四》。
给刍秣。后因马多地狭，又增置8监，布列于河西丰旷之野。高宗仪风年间，在设置东、西、南、北四牧监使的同时，又增置8监于盐州（治今陕西定边）、8监于岚州，置盐、岚二使以统之。唐玄宗恢复和复兴马政以后，又将所购的突厥马匹放牧于朔方、河东和陇右诸道，与胡马杂交，不但扩大了牧监的范围，而且也提高了马匹的素质。
三、 马政制度与骑兵和边防斗争的关系
唐代的监牧马匹除少数供给皇室闲厩用马以外，主要补充军镇战马。“凡征伐而发牧马，先尽强壮，不足则取其次。”①而监牧饲养马匹的粮料则主要依靠军镇的屯田供给，多数军镇长官和节度使又兼领屯田和监牧事。这样，军镇、屯田和监牧就构成了唐前期边防体制中3个相互配合、相互渗透的组成部分。又因为沿边军镇主要的作战对象是周边地区游牧民族的骑兵部队，故监牧的盛衰和骑兵配备的强弱在边防体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贞观至麟德年间，由于马政兴盛，骑兵精良，加之以唐太宗李世民为代表的唐初统治者又特别重视骑兵的建设和训练，因而相继取得平突厥、灭吐谷浑、进驻西域和征服高丽等赫赫战绩，充分体现了边防力量的强大。唐高宗后期特别是唐中宗时期，由于马政中衰，边防力量受到严重削弱，故出现了吐蕃再次占据吐谷浑故地，久久不能恢复的状况；武则天执政以后，虽对吐蕃、突厥连年用兵，但由于骑兵不足，却经常出现“燕代迫匈奴之侵，巴蜀婴吐蕃之患”，“秦之首尾，今不完矣，即所余者独三辅之间”②的被动局面。因此，朝廷中一些有识之士，竞大声疾呼：“师行必藉马力，不数十万，不足与虏争”③；“马者，国之武备，天去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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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②陈子昂：《谏灵驾入京书》，载《陈伯玉集》卷九。
③《新唐书》卷一二二《魏元忠传》。
国将危亡”①；“自古与匈奴战，非士马相资不可”②等。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其所以出现“虏不敢乘月犯边，士不敢弯弓报怨”，“西蕃君长，越绳桥而竟款至关；北狄酋渠，捐毳幕而争趋雁塞”③的局面，与复兴马政不无关系。至于安史乱后，马坊尽失，国马耗尽，藩镇林立，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史书共载，人所共知，不再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