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期的国防设施和后勤建设除严密的边防组织体制、完备而兴盛的烽燧、军屯和马政制度以外，尚有充足的仓储与屯田，精良的兵器与装备以及四通八达的军事交通运输。这一切都构成了唐朝坚强的国防设施和周密的后勤建设，是唐前期取得中外战争一系列重大胜利的可靠保证。
一、仓储
唐朝建国以后，逐步建立了一套完备的仓廪体系：既有接纳租税的正仓，又有中转东南漕粮的转运仓以及接纳地税的义仓、常平仓和贮备军饷的军仓等。此处主要叙述的是和供应军饷有关的军仓和正仓。
唐朝的军仓是在戍边兵驻防地和屯田处设置的固定仓储，因为该仓以供应军饷为主要职能，故以军仓命名。
唐代的军仓按其贮粮数量和仓储规模大致可分为3种类型：即大型的军镇仓、中型的镇戍仓和小型的烽铺仓。
军镇仓是军仓中规模最大的仓储。由于该仓主要收贮军镇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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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三十六《五行志三》。
②陈子昂：《谏曹仁师出军书》，载《陈伯玉集》卷十。
③《旧唐书》卷九《玄宗纪·史臣曰》。
田所获粟米，故该仓约与高祖武德初年并州大总管府长史窦静首倡在并州屯田同时产生。由于这里的屯田“岁收数千斛”，故该仓的储粮规模也应在数千斛以上。又因为该仓储粮是由当地军镇戍兵经营的屯田所获，故名军镇仓。武德六年（623年），由于秦王世民奏请扩大并州屯田①，故这里的军镇仓规模亦相应扩大。唐太宗贞观初年，随着这一带抗击突厥的战线逐渐北移，唐朝又陆续在代州和朔州屯田置仓。
高宗、武后时期，由于东突厥已经内附，边防战事移向西南、西北和辽东地区，因此，唐廷又在陇右、河北、河东和剑南诸道，增置军镇，扩大屯田，于是一批新的军镇仓储遂在这些地区相继出现。永隆元年（680年），黑齿常之曾在河源军处“开营田五千余顷，岁收百余万石”，故其军镇仓的规模当亦随之增加。此外，凉州、甘州、瓜州、肃州等河西诸州亦相继出现了一批军镇仓储。
军镇仓的最盛时期是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这是因为府兵制崩溃以后，唐玄宗为了大开边功，遂用募兵之法，广置军镇，增派健儿，叉设节度使，专制兵权。由于这些招募兵健，不再自备衣粮，军饷物资全靠国家供应，故军费开支亦大为增加。为了节省正仓粮饷和运输费用，唐玄宗一面行和籴之法，在边地大购粟米，供应边兵，另一面又大开屯田，兴师务农。到开元末年为止，全国沿边八道的屯田达到一千多屯（详见本章第四节第三项）。据《通典》卷一七二《州郡序目》载，开元天宝之际，“大凡镇兵四十九万，戎马八万余匹”。以每兵岁食粟12石、一马粮料相当三兵口粮计算，全国镇兵与战马每年当需粮料800多万石。这些军粮大致由军屯、正租与和籴等三种途径筹集。但都须储于军镇仓中，故该仓的数量之多和规模之大可以想见。
镇戍仓是中型的军仓。据唐玄宗在开元年间发布的《定屯官叙功诏》云：“镇戍地可耕者，人给十亩以供粮。方春，令屯官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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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册府元龟》卷五〇三《邦计部·屯田》。
行，谪作不时者”①。由此可知，这种由镇戍兵所耕屯田“以供粮”的收获粟米当储于镇戍仓中无疑。
烽铺仓当是储存烽铺劚田粟米的仓廪。据吐鲁番发现《开元某年伊吾军典王元惊牒为申报当军诸烽铺劚田亩数事》（七二TAM二二六：六四、六九）文书载，伊吾军“诸烽铺今年劚田总壹顷《下残》”，其迷独、故亭、花泉3烽劚田各6亩，青山烽5亩，柽缒烽8亩。以每烽3人计算，人均劚田2～3亩。这些劚田所获当就地储于烽铺仓中。由于烽铺剧田面积较小”故烽铺仓的储量也应最少。
上述3种军仓当归所在军镇的仓曹参军和仓督管理，由军镇长官负责领导。
唐朝的正仓是指接纳正租粟米的仓储。主要设于州、县，故正仓应是县仓和州仓的统称。唐初武德年间始行租庸调制，当同时在州县两级置仓受纳正租。唐朝正仓除主要出给官禄、供给驿递运夫口粮以及和籴、赈济等职能外，另一项主要开支就是供给军饷。其供应对象主要是征行军和戍边军。征行军由于随战事转移，既无固定居址，又无一定时限，不便设仓供给，故只能靠战时转输，或就近取给于正仓。戍边军一般由军仓供饷，但在战事频繁、兵员云集，军仓不敷供给时，往往也要借当处正仓补给。开元天宝以后，由于兵制变化，原来府兵自备衣粮的制度由国家供给衣廪所代替，故正仓供饷的比例大为增加。这一时期的清河郡（治今河北清河西北）仓由于专贮江淮诸郡租布“以备北军”，故“相传谓之天下北库”②。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三月，唐玄宗曾下敕说：“关内诸州庸调资课，并宜准时价变粟取米，送至京逐要支用。其路远不可运送者，宜所在收贮，便充随近军粮。”③其实，当时不唯关内，河北、陇右、河西诸州的正仓都在为附近军镇供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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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唐文》卷三十一。
②《颜鲁公文集》附殷亮撰《行状》。
③《通典》卷六《食货六·赋税下》。
唐王朝为了加强对仓储的保护，不仅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监督管理机构，而且还制订了严格的诸仓管理法令，因而使之较好地发挥了军需保障作用。
二、兵器与装备
唐前期的府兵装备主要是府兵的随身七事和折冲府所配备的“队具”和“火具”。府兵所使用的兵仗器械则由中央军器监制造，卫尉寺保管贮存，由尚书兵部配发。
据《新唐书》卷五十《兵志》载，番上宿卫和番代征戍府兵的随身七事和折冲府配备的“队具”、“火具”大致如下：“凡火具乌布幕、铁马盂、布槽、锸、镤、凿、碓、筐、斧、钳、锯皆一，甲床二，镰二；队具火钻一，胸马绳一，首羁、足绊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觿、毡帽、毡装、行滕皆一，麦饭九斗，米二斗，皆自备，并其介胄、戎具藏于库。有所征行，则视其入而出给之。其番上宿卫者，惟给弓矢、横刀而已。”另外，每火还要“备六驮马”等。文中所谓“队”、“火”，乃是折冲府下属的两个基层组织，每队50人，每火10人。“队具”和“火具”显然为府兵以队、火服役时的集体用物。而“人具”乃为府兵随身七事。该文所列虽为九事，但弓、矢、胡禄三者均为射时用具，故三者实为一事。砺石虽以砺刀，但亦可以取火，故亦为一事。此外大觿是解开绳结的铁锥，毡帽可以代作头盔，毡装为御寒之物，行滕为绑腿之用，各为一事，恰符“随身七事”之数①。但也有人根据《通典》卷一四九《兵典·杂教令》所引《李卫公兵法》载，认为府兵随身七事应指服、被、资、物、弓箭、鞍辔、器仗等七件物资③。这两种说法，虽有差异，但均属府兵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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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陈仲安：《唐府兵随身七事辨》，载《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
②参阅《府兵制度考释》第194页。
之物，这点却是相同的。按唐律规定：“随身七事及火幕、行具细小之物，临军征讨，有所阙乏，一事不充，即杖一百”①。以此而贻误军机者，还要处以斩刑。其实，在“队具”、“火具”和随身七事中最为重要的是六驮马。隋初定为八驮，隋末由于“马少不充八驮，而许为六驮”②。唐初继承隋制，一律改用六驮马匹，偶亦用驴充之。六驮主要用于运输军用物资，跟国家供作战马截然不同，故可以驴充数。
唐前期军队的武器装备主要有鼓、革、弓、弩、箭、刀、枪、甲、排、旗、袍及器用等12类。其中军鼓有铜鼓、战鼓、铙鼓3种；金革有錞、镯、铙、锋4种；射弓有长弓、角弓、梢弓、格弓4种；弩机有臂张弩、角弓弩、木单弩、大木单弩、竹竿弩、大竹竿弩和伏远弩7种；箭矢有竹箭、木箭、兵箭、弩箭4种；军刀有仪刀、鄣刀、横刀、陌刀4种；枪矛有漆枪、木枪、白干枪、朴头枪4种；铠甲有明光甲、光要甲、细鳞甲、山文甲、乌键甲、白布甲、皂绢甲、布背甲、步兵甲、皮甲、木甲、锁子甲和马甲13种；彭排有膝排、团排、漆排、木排、联木排和蒯非6种；军旗有青龙旗、白兽旗、朱雀旗、玄武旗、黄龙负图旗、应龙旗、龙马旗、玉马旗、凤凰旗、鸾旗、鹦鹣旗、太平旗、麒麟旗、飞麟旗、飞黄旗、驮骁旗、白泽旗、五牛旗、犀牛旗、金牛旗、兕旗、三角兽旗、角端旗、吉利旗、騼?旗、驺牙旗、黄鹿旗、白狼旗、赤熊旗、辟邪旗、苣文旗、刃旗23种；战袍有青袍、绯袍、黄袍、白袍、皂袍5种；器用有大角、纛、钺斧、铁蒺莉、棒、钩、铁盂、水斗8种③。还有攻城的器械如云梯、冲车以及护身的椐牌等。总之，在这些兵器中既有指挥战斗、布置军阵的军鼓、金革、战旗等，又有杀伤敌人有生力量的弓、弩、枪、箭、军刀等，既有长兵器，又有短兵器，既有进攻性的兵器，又有防御性的装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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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律疏议》卷十六《擅兴》。
②《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③参阅《唐六典》卷十六《卫尉寺·武库令》。
以保证部队的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进退自如。唐前期的边防部队其所以能够取得一系列辉煌战绩，与其兵器和装备的精良有密切关系。
三、军事交通运输及管理
唐朝拥有发达的军事交通运输设施，这就是遍及全国各地的广阔驿道和星罗棋布的众多驿站。据《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驾部员外郎》记载，开元年间，每30里设置一驿，全国共有馆驿1643所，其中陆驿1297所，水驿260所，水陆相兼者86所。如果在地势险要及须依附水草的地方，则不必以30里为限。即以每30里置一驿推算，全国驿道的长度可达近5万里。其实，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唐王朝修建在边地和偏僻之地的驿路以及后来新修的馆驿。如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就曾于突厥以北、回纥以南开辟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66驿，“以通北荒”①；安史之乱后，唐宪宗和唐宣宗时期都先后修文川谷路和自夏州至丰州分别置8驿②和11驿③等。由此可知，唐朝的驿道之广，驿站之多，军事交通之发达，可以想见。
唐王朝为了加强对驿道驿站的管理，还相继设立了一套严密的管理机构。
尚书省兵部驾部司是管理驿站交通的最高领导机构，“驾部郎中、员外郎掌邦国之舆辇、车乘及天下传驿、厩牧官私马牛杂畜之簿籍”④。尚书兵部直辖驿馆，说明馆驿的主要职能在于备军事之用，且驿站多需驿马，兵部既主兵事，又管马政，故兼主馆驿交通，指挥较为灵便。同时，这也体现了馆驿交通的军事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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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
②参阅《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下》。
③参阅《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纪》。
④《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驾部员外郎》。
开元十六年(728年)七月，唐玄宗又下敕令御史台御史出使，监察馆驿。到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遂成定制，监察馆驿的御史被称为“馆驿使”①。于是在兵部驾部司之下又增设了一级监察机构。
开元末年沿边节度使设立之后，又在节度使之下设馆驿巡官4人，巡察驿馆②。
地方州、县的兵曹、司兵参军和县令亦兼管传驿③。县以下则由驿长专责管理，选取“州里富强之家”④担任。驿长之下又有驿夫若干名，均由一般百姓充役。
唐朝的驿长不唯事务繁剧，外则“告至告去之役，不绝于道，送往迎劳之礼，无旷之日”⑤；对内还须负责修理驿舍、饲养和增补驿马以及指挥驿夫等事宜。而且驿中马驴偶有死亡，还要负赔偿之责。但辛苦最甚的莫过驿夫。唐代诗人王建有《水夫谣》一诗云：“苦哉生长当驿边，官家使我牵驿船。辛苦日多乐日少，水宿沙行如海鸟。逆风上水万斛重，前驿迢迢后淼淼。半夜缘堤雪如雨，受他驱遣不复去。夜寒衣湿披短蓑，臆穿足裂忍痛何！到明辛苦无处说，齐声腾踏牵船歌。”生动地揭示了驿夫牵挽驿船的辛苦之状。
唐代馆驿的交通工具陆驿主要为驿马，兼有驿驴，水驿为驿站船舟。
陆驿的马匹数量要按馆驿的规模和事务闲剧配给。其中设在东西两京城内的都亭驿为全国最大驿站，故备马多达75匹。以下诸道馆驿共分6等：第一等64匹，第二等45匹，第三等30匹，第四等18匹，第五等12匹，第六等8匹⑥。处在险峻山岭、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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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会要》卷六十一《馆驿使》。
②参阅《新唐书》卷四十九下《百官志》。
③参阅《唐六典》卷三十《三府督护州县官吏》。
④《通典》卷三十三《职官典·乡官》。
⑤柳宗元：《馆驿使壁记》，载《全唐文》卷五八。。
⑥参阅《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驾部员外郎》。
健壮高大之马行驶者，可用体小灵活的蜀马。驿马之外，还有“传马”，即驾车之马。但无论乘坐驿马或传马，均须按驿使者的官品大小配备驿骑。大致一品官给马8匹，二品6匹，三、四品5匹，五品4匹，六品3匹，七品以下2匹①。如果违犯规定，随意增置驿马，则要按律治罪：“一匹徒一年，二匹加一等”②。
驿站马匹主要由诸监牧拨充，马颊左右皆“以‘出，字印”③作为标志。配充各驿之马则由驿夫自养，每匹马皆于驿站附近给地40亩，种植苜蓿，以供饲草。为了确保驿站马匹的运输功能，唐王朝对驿马的管理及保护制订了严格的法令：如每年各州刺史和折冲府官员都要会同驿长对驿站马匹进行检查，老病不堪乘用者，“随便货卖”，及时补充。如果检拣“不以实者”，“一（匹）笞四十，三（匹）加一等，罪止杖一百挣；乘坐驿马、驴者，私驮物不得超过10斤，违者，“一斤笞十，十斤加一等，罪止杖八十”；如驿畜“脊破领穿，疮三寸，笞二十，五寸以上，笞五十”；如果有意屠杀马牛者，“徒一年半”④等。
水驿所用之船亦按驿站事务闲剧配给，最多者4艘，其次3艘，最少2艘。至于江河川渎津要之处的渡船配置，亦有定数：“白马津船四艘，龙门、会宁、合河等关船并三艘，渡子等皆以当处镇防人充；渭津关船二艘，渡子取永丰仓防人充；渭水冯渡船四艘，泾水合泾渡、韩渡、刘椌坂渡、眭城坂渡、覆篱渡船各一艘；济州津、平阴津、风陵津、兴德津船各两艘；洛水渡口船三艘，渡子皆取侧近残度中男解水者充；会宁船别五人，兴德船别四人，自余船别三人；蕲州江津渡，荆州洪亭、松滋渡，江州马颊、檀头渡，船各一艘，船别六人；越州、杭州浙江渡，洪州城下渡、九江渡，船各三艘，船别四人，渡子并须近江白丁便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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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新唐书》卷四十六《百官志》。
②《唐律疏议》卷十《职制》。
③《唐六典》卷十七《太仆寺·诸道牧监》。
④《唐律疏议》卷十五《厩库》。
充，分为五番，年别一替”①。至于往来官吏应给船数、船只的保护、修造以行船的有关规定，亦很周密。
唐代馆驿的食宿设施及规定亦相当完备。馆驿内大致有驿舍、东厅、西厅、上厅、别厅及楼阁台榭等建筑，同时又设酒库、茶库、菹库等，供旅客食饮住宿。过往官吏留居驿舍者，公家例给食宿，但仅限三日，家口不在给例。“诸不应入驿而入者，笞四十，辄受供给者，杖一百计。赃重者，准盗论。”③
凡须乘坐驿站车马、船舟和住宿驿舍者，统称驿使。驿使发遣均要在中央门下省或地方留守及诸军州处领取符券。唐之符券共分4种：即纸券、角符、传符和银牌。纸券、角符以纸为之；传符形似龙身，以铜制作；银牌阔2.5寸，长5寸，其上隶书5字：“敕走马银牌”。驿使持此符券交付有司查验签署后，方可通行。
由于唐代的驿站数量众多，驿道四通八达，管理机构系统严密，驿站设施臻于完善，驿站管理法令严明，因此，驿站得以在军饷兵器的运输以及军事情报的传递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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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六典》卷七《水部郎中》。
②《唐律疏议》卷二十六《杂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