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初边防概况及斗争形势
唐朝予高祖武德元年（618年）立国以后，不但国内军阀林立，拥兵割据，而且周边地区的东，西突厥汗国、吐谷浑以及西域地区的高昌、龟兹和刚刚兴起的吐蕃等少数族政权，也趁机大举内侵。他们或者相互联结，内应外合，肆意掠夺人畜财富；或者竞相深入，大张杀伐；或者相互攻战”残酷屠戮。致使唐初的边防斗争形势盘根错节，更趋复杂。
地处漠北的东突厥汗国是在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由突厥汗国的分裂而形成的。其首领号为可汗，妻号可贺敦，犹如古代匈奴之单于和阏氏。可汗弟子谓之特勤，别部领兵者均谓之设，其大官称屈律啜，其次称阿波、颉利发、吐屯、俟斤等。各级官吏都世代相袭，父兄死后由子弟继承。隋文帝在位期间，东突厥启民可汗“岁遣朝贡”，与隋保持友好关系。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启民可汗死，其子咄吉世继立，是为始毕可汗。此后不久，由于炀帝接受裴矩建议，欲封始毕弟叱吉为南面可汗，企图分化突厥，以弱其势，未遂。继而又利用互市之机，诱杀了突厥谋臣、粟特人史蜀胡悉，始毕遂愤而与隋结怨。大业十年(615年)，发兵南下抄掠，曾将炀帝围困雁门（今山西代县）达一月有余，炀帝遣使求救于隋宗室女、可贺敦义城公主，又遍召勤王兵赴援，始毕可汗才解围而去。从此，“朝贡遂绝”。隋末政局动荡，内地避战乱者络绎不绝地奔赴漠北，东突厥愈益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视阴山，有轻中夏之志。”①当时，在内地起兵反隋的众多军阀和农民起义军首领如薛举、薛仁杲父子、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等，都竞相称臣，企图借助突厥扩充自己的势力。李渊、李世民父子在晋阳起兵前后，亦向始毕可汗称臣，甚至不惜牺牲“子女玉帛”，向突厥乞求援助兵马。
西突厥汗国也是在隋文帝开皇三年由突厥汗国分裂后形成的一个少数族政权。该汗国建立之初，东以金山（今阿尔泰山）为界，与东突厥毗邻，西以乌浒河（今阿姆河）为界，与波斯相接，占有今天我国新疆和葱岭以西广大地域。汗国内部以碎叶川（今中亚楚河流域）为界，分为东、西二部。川东称左厢咄陆部，川西称右厢弩失毕部。每厢各辖5姓，合共10姓。其中左厢咄陆五姓为处木昆、胡禄居、摄舍提、突骑施、鼠尼施，右厢弩失毕五姓为阿悉结阙、哥舒阙、拔塞干暾沙钵、阿悉结泥孰、哥舒处半。可汗牙帐建于鹰娑川（今新疆境内开都河流域）上游，以右厢弩失毕部为依靠力量。此外，尚拥有都陆、歌逻禄、处月、处密等杂种诸部。其官制大致与东突厥相同。
隋末唐初之际，西突厥汗国已历四世：即达头可汗、泥利可汗、处罗可汗和射匮可汗。
隋文帝开皇十九年（599年）年底，西突厥达头可汗利用东突厥都兰可汗为部下所杀之际，率部东越金山，占领漠北地区，自立为步迦可汗，原居于漠北与都兰对峙的东突厥突利可汗（即启民可汗）也进入漠南受隋庇护，突厥全境重归统一。但由于达头对外执行穷兵黩武的扩张政策，对内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境内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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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
落族人，不但极大地消耗了国力，而且也迅速地激化了社会矛盾。故在隋文帝仁寿三年（603年）被隋军击败，部众溃散，达头被迫西奔吐谷浑，不知所终①。启民可汗在隋朝的支持下，又恢复了东突厥故土。
继达头以后任西突厥大可汗的泥利可汗，与东突厥启民可汗约和分境，划疆而治。但泥利任职不到半年，中道崩殂，其子达曼立，号泥撅处罗可汗。处罗在位期间，由于不善御众，又对所属薛延陀等铁勒诸部厚税其物，残杀其酋长数百人，终于使族人和铁勒诸部发动叛乱，迫使其在炀帝大业七年（611年）入降隋朝。
西突厥的第三任可汗是达头之孙射匮可汗。从这时起，西突厥汗国开始强盛，拓地东至金山，西至西海（今里海），自玉门以西诸国均被征服，建汗庭于龟兹以北的三弥山（今新疆库车东北200余里处），遂与东突厥汗国为敌。
隋朝末年，射匮可汗死。其弟统叶护可汗继立。统叶护可汗是西突厥汗国历史上一代最为著名的英主。他即位不久，即把汗庭由三弥山移向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以北的干泉（今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西），是为北牙。这里地势开阔，碎叶川横贯其间，水草肥美，极利畜牧。其南牙建在缚喝国（今阿富汗北巴尔赫）附近。汗庭西移以后，不仅更易控制西域地区，而且可以直接指挥嫡系右厢五姓的兵力，进行拓地战争。在做了上述准备以后，统叶护可汗首先把兵力指向西北边境，“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厨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据旧乌孙之地”②。武功达于极盛。为了防止东突厥汗国的侵扰，统叶护可汗又极力同唐朝结好，旨在从南面牵制东突厥汗国的兵力。
总之，隋末唐初之际，由于东、西突厥汗国占据漠北和西域地区，给唐朝的北境和西北边疆带来严重威胁。但是，由于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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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资治通鉴》卷一七九《隋纪三》，文帝仁寿三年九月及《隋书》卷八十四《突厥传》。
②《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下》。
两突厥汗国之间矛盾重重，兵戈屡动，也为唐朝的巩固边防以至开拓疆土，提供了可乘之机。特别是东、西突厥汗国内部存在的尖锐复杂的争权夺利的矛盾斗争以及反对压迫的阶级斗争，不但内耗了两国的国力，也为唐朝最后征服东、西突厥汗国提供了可供借助的力量。其中散居于突厥境内的薛延陀等铁勒诸部的武装起义，就是导致东突厥汗国最后灭亡的重要因素。
薛延陀原是铁勒族的一部分，由薛和延陀两部构成。隋时散居于东起蒙古草原、西至里海之间的广袤地域。突厥分裂后，分别臣属于东、西突厥汗国。两突厥汗国对其境内的薛延陀等铁勒诸族居民进行野蛮统治，而以东突厥汗国的统治最为残酷。他们不但把可汗的子弟分封为小可汗或“设”等官职，令其坐镇铁勒诸部，对铁勒薛延陀诸部进行直接统治，而且还把铁勒薛延陀诸部原有的部落酋长全部诛除，故铁勒诸部“虽姓氏各别”，但“并无君长”。同时，他们还对铁勒诸部民众“厚税敛其物”，以致东突厥汗国用以维持庞大的统治机构、供给奴隶主贵族的奢侈生活以及对外发动战争的大量经费，都主要依靠掠夺薛延陀等铁勒民众的人力、物力来支付。这样残暴的奴隶统治，自然会使薛延陀等铁勒人民“仇敌怨偶，泣血拊心，衔悲积恨”①。因此，他们的群起反抗自然也就带有反抗民族压迫的正义性质。随着薛延陀等铁勒人民反抗斗争日益高涨，东突厥汗国内部的统治危机也日趋严重。
居住于青藏高原西北部吐谷浑族原属辽东慕容鲜卑族的一支。晋末西迁后，逐渐向今甘肃南部、四川西北和青海等地发展。其最盛时的疆宇东起今甘南、川北，南达今青海南部，西到今新疆若羌、且末，北隔祁连山与河西走廊相连。政治中心在今青海湖西布哈河河口附近的伏埃城。
吐谷浑族历来以畜牧业著称于世，其中养马业最为发达，产于青海湖一带的“龙种”、“青海骢”等善马，名闻史册。另外，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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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上参阅《隋书》卷八十四《铁勒传》及《隋书》卷八十四《突厥传》。
谷浑所居的青海地区，其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从青海西行经柴达木盆地通西域有3条道路可行，一是由伏埃城经白兰（今青海都兰、巴隆一带），西北至今小柴旦、大柴旦，到今甘肃之敦煌，由敦煌西出阳关至西域鄯善（今新疆若羌），合传统的通西域南道；二是由伏埃城经白兰，西至今格尔木，再西北经尕斯库勒湖，越阿尔金山至西域鄯善，与前一路合；三是由伏埃城经白兰、今格尔木，又经布伦台，沂今楚拉克阿干河谷，西越阿尔金山，沿今阿牙克库木湖至且末，再与上述一、二条路相向。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青海路”。这条联系中西交通的道路自从南北朝时期被开通以后，日趋兴盛，由此吐谷浑在中西陆路交通上的地位也日趋重要口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在西巡途中，率军击败吐谷浑，占据伏埃城，迫使伏允可汗南逃党项，炀帝遂于吐谷浑故地设置了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其目的就是为了打通交往西域的道路，开始他经营西域的伟业的。但隋末大乱以后，吐谷浑伏允可汗又卷土重来，乘机复其故土，进入复兴阶段。不久，伏允又进入河西，与割据军阀李轨联合，骚扰唐朝西北边境。同时，又东经黄河之南，横切河西走廊，北越阴山，向漠北的东突厥汗国称臣纳贡，在其庇护下，大肆扩张，威胁河陇。因此，吐谷浑便成了威胁唐朝西境并阻碍唐朝向西域发展的重要边患。
以上即是唐朝初年的周边概况及斗争形势。
二、唐太宗的边防战略
唐太宗即位以后，面对边疆地区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相继采取纳贿求和、整顿武备、分化瓦解、自卫反击以及和亲羁縻等军政战略，灵活机动地对待周边各少数族政权，因而使边防得以逐渐巩固，疆宇也随之不断扩大。
唐太宗即位后的贞观初年，唐朝虽已立国10载，但因经历了隋末长时间的社会动荡和唐初连绵不断的统一战争，社会经济一片萧条，“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①；“秦陇之北”，城邑破败，亦“非复有隋之比”②。不但广大百姓啼饥号寒，食不果腹，而且国家的财政经费也严重支绌。故唐太宗遂把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改善民众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以及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作为当务之急，对周边少数族上层首领的大肆侵扰、寇掠，除去在迫不得已时偶尔派兵抵御外，大多采取纳贿求和的策略，用以求得边境的安宁。这同唐高祖武德年间的边防策略是一脉相承的。这个策略的实施运用，一方面是根据唐初经济的虚弱和百姓的穷困等具体国情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唐太宗汲取隋炀帝的好大喜功和穷兵黩武而导致败亡的反面教训的结果。正如他在《政本论》③一文中所说：“为政之要，务全其本。若中国不静，远夷虽至，亦何所益？隋炀帝篡祚之初，天下强盛，弄德穷兵，以取颠覆”，“目睹此辈，何得不戒惧乎？”他还经常对大臣们谈及于此：“隋后主欲开葱岭以西，镇守俱未当，死者道路相继。如闻流沙以西，仍有隋破坏车毂，其边即有白骨狼藉。北筑长城，东渡辽水，征战不已，人无聊生，天下叛之，聚而为盗，炀帝安然，恣其所欲，遂至灭亡”，“朕以此事永为鉴戒”④。这个策略同当时对内实行的轻徭薄赋、大兴均田、任贤纳谏以圾崇尚节俭等发展经济和整饬吏治的诸多政策相辅相承，对唐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人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国家财政收入的日益增加，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唐太宗深知，单靠纳贿求和，决不能使边境地区得到真正安宁，只有富国强兵，才能最终立于不败之地。正如他在《帝范》中所说：“土地虽广，好战则民凋；中国虽安，忘战则民殆。凋非保全之术，殆非拟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因此，他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又大力整顿府兵制，加强府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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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贞观政要》卷二《纳谏》。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唐纪十-》，太宗贞观十四年八月。
③载《全唐文》卷十。
④《魏郑公谏录》卷三《对两蕃通来几时》。
的军事训练，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改善国防设施，为开展自卫反击、保卫边防而积极备战。
为了有效地削弱入侵边境的少数族政权的军事力量，唐太宗在发展国内经济和增强武备的同时，还辅之以分化瓦解的策略。或者在各少数族首领之间制造矛盾，使其彼此相疑，相互攻击，坐收渔利；或者在各少数族首领中培植亲唐势力，使其内部产生分裂，以弱其势；或者在各少数族政权中联合被压迫民族的反抗力量，从其内部进行牵制，使其分散兵力。由于各少数族政权中的固有矛盾由来已久并不断加深，这些分化瓦解策略也往往奏效，遂成为唐太宗建立赫赫边功的重要因素。
当上述策略相继得以实施，周边各少数族政权的势力受到削弱，唐朝的国力迅速强盛以后，唐太宗不失时机地果断派兵出击，首先对威胁最大的东突厥汗国发动进攻，一举获胜；接着又挥师西进，征服了占据青海地区的吐谷浑；不久，又进军西域，平定了高昌、龟兹等国的叛乱，击败了西突厥咄陆可汗的武装挑衅；贞观末年，唐太宗再次出兵漠北，相继灭亡了薛延陀汗国和东突厥余部车鼻可汗，漠北大定。这些自卫反击战争的接踵胜利，使唐太宗的边功达于极盛，不但有力地巩固了边防安全，而且也使唐朝的疆宇大为拓展。
对已被征服、且又愿意归附的少数族政权，唐太宗则采取羁縻统治的方法，予以怀柔。即既不将其迁徙异地，又不改变其原有的生活方式，而是委派其降服的首领继续统治，是为“以夷制夷”。对于地处险地的少数族政权，还派驻唐朝军队予以保护。对于愿意入京宿卫的少数族首领，唐太宗则对其封官晋爵，赏赐田宅，让其与汉族官员一起参与朝政或统领军队。对于仰慕华风、热衷汉族文化的少数族首领，唐太宗则采取和亲政策，出嫁宗女，与其结为秦晋之好，诚心发展汉族与少数族之间的友好交往。这些政策的相继实施，不但减少了战争的破坏，保证了边境的安宁，而且也有力地推动了少数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因此，也赢得了少数族人民和广大汉族百姓的拥护。正如唐太宗在对大臣总结他“平定中夏”和征服戎狄的经验时所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①这个自我总结，虽有过誉之处，但他的民族政策比起那些推行赤裸裸的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族百姓进行残酷屠杀的政策来，总要开明一些，二者所取得的社会效果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