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即位后，在各方面作了周密准备，并联合薛延陀首领夷男，于贞观四年（630年）派将军李靖率兵北进，俘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接着，他又接受温彦博等人的建议，将突厥降众安置在黄河以南，设置四州，进行羁縻统治，又在颉利故地设置定襄、云中都督府，统领六州之地。不久，薛延陀汗国崛起漠北，威胁唐朝北境。唐太宗又于贞观十六年（642年）和贞观十九年(645年)，两次派兵五路，进军漠北，俘夷男真珠可汗及其侄咄摩支伊特勿失可汗等，薛延陀汗国灭亡。唐太宗又在漠北薛延陀故地设置了羁縻统治的六府七州，归燕然都护府统辖。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正月，唐太宗又派将军高侃率部北进金山之北，一举灭亡了东突厥余部车鼻可汗，漠北从此大定。
一、唐军二击东突厥
（参见附图5）
（一）东突厥的强盛及其不断南侵
唐朝建立之初，东突厥由于获得了从内地逃奔漠北的大量人口，迅速强盛。始毕可汗又在马邑刘武周和朔方梁师都的引诱下，趁唐朝国力虚弱和忙于国内统一战争、无暇北顾之机，大肆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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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五月。
唐朝北境。从武德二年（619年）到武德九年（626年）期间，东突厥汗国几乎每年都要在夏秋季节草肥马壮时期，率兵南下，入唐抄掠，有时竟深入到唐朝腹地关中渭水北岸，不仅给北境居民带来很大苦难，而且也给唐朝统治者带来很大威胁。
唐高祖武德二年二月，东突厥始毕可汗率众渡过黄河，行至夏州（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与军阀梁师都会合，又拨给军阀刘武周500骑兵，企图从句注山（今山西代县北）入侵太原。行军途中，始毕猝卒，其弟俟利弗设立，是为处罗可汗。这时，唐高祖所遣出使突厥的使者、右武侯将军高静携带钱币绢帛等物，行到丰州（治今内蒙古五原南），听到始毕死亡的消息后，遂将携带之物“敕纳于所在之库”。处罗闻讯大怒，欲大举入寇。丰州总管张长逊立即派高静将所带钱物送给突厥，“突厥乃还”①。
武德三年(620年)六月，李世民率部扫平了军阀刘武周后，撤回关中。处罗可汗趁机率众入侵并州（治今山西太原南晋源镇），大掠城中子女财货而去。不久，处罗可汗死，其弟咄苾继立，是为颉利可汗。
颉利可汗是位极富野心而又贪婪无厌的人，他凭借突厥的兵马强盛，“有凭陵中国之志”②。唐高祖鉴于中原初定，无力北顾，遂常赏赐金帛，以求安宁，但颉利却言词傲慢，求请无厌。
武德四年（621年）四月，颉利可汗率众万余，与刘武周余部苑君璋所率6000人合围雁门，被代州（治今山西代县）总管李大恩所率唐军击败，抄掠未遂。
武德五年（622年）四月，颉利可汗又发骑兵数万，将代州总管李大恩部围于新城（今山西朔州南）。大恩由于孤军无援，在突围中被杀，部众溃散。同年八月，颉利又率骑兵15万经雁门进犯并州，并分兵直入汾（州治今山西汾阳）、潞（州治今山西长治）二州，掠夺男女五千余口。唐高祖当即派秦王李世民率兵出蒲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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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八七《唐纪三》，高祖武德二年二月。
②《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
（治今山西永济西）道，太子李建成率兵出豳州（治今陕西彬县）道，联兵讨伐。颉利遂引兵撤退。
武德六年（623年）六月，苑君璋部将高满政率部夜袭君璋，归降唐朝，被唐任为朔州（今属山西）总管。君璋逃奔突厥。同年七月，苑君璋引突厥兵进犯马邑（今山西朔州东北），被朔州总管高满政及唐右武侯大将军李高迁败于腊河谷（马邑北）。同年十月，颉利可汗亲率大军，再次向马邑发起进攻。唐将李高迁见突厥兵马强盛，率部南逃，途中遭突厥伏兵袭击，士卒损失大半。颉利率兵攻城，高满政孤守马邑，虽奋力迎战，但终因寡不敌众，粮饷殆尽，大有不支之势。派往援救的行军总管刘世让率部抵达松子岭（今山西代县附近）后，亦畏惧不进，还保崞城（今山西代县西南）。马邑守将、右虞侯杜士远在危困之中，袭杀满政，以城降于突厥。不久，颉利为了向唐求请和亲公主，又将马邑归还唐朝。
武德七年（624年）八月，颉利趁唐太子建成唆使庆州（治今甘肃庆阳）刺史杨文干发动叛乱，企图杀害世民，争夺太子地位的斗争日趋激烈之机，大举入寇：他派突厥吐利设与苑君璋合兵南下进犯朔、并、忻（今属山西）3州；自己与其侄突利可汗率部从西北面进犯原（州治在今宁夏固原）、陇（州治在今陕西陇县）、绥（州治在今陕西绥德）三州。兵锋直指豳州境内，大有南下进犯关中和京师长安之势。致使唐高祖和部分大臣一度产生了迁徙都城以避其锋的打算，只是在李世民的坚词进谏下，才放弃了这一念头。接着，李渊一面诏令京师戒严，一面派秦王世民和齐王元吉率兵征讨。当时，关中霖雨不止，粮道受阻，士卒疲惫，唐廷和军中都愁云密布。唐军行至豳州，与突厥骑兵遭遇。由于双方兵力众寡悬殊，元吉大惧。而李世民却亲率百余骑直奔颉利营寨，一面责备其违背和亲之约，另一方面又对突利可汗“以恩意抚之”，答应和亲，离间其与颉利的关系。致使颉利“欲战不可”，只得“请和”①罢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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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唐纪七》，高祖武德七年八月。
武德八年（624年）四月以后，突厥颉利可汗又扬言大肆入寇。唐高祖被迫在关中复置12军，征兵备战。并派燕郡王罗艺屯华亭（今属甘肃）及弹筝峡（在今甘肃平凉西），水部郎中姜行本断石岭道（在今山西忻州南），封锁突厥南侵的东、西两条通道。不久，突厥兵分四路向南进攻：一路从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趋彭州（治今甘肃镇原东）；一路从东南犯幽州（治今北京市西南）；一路沿凉州（治今甘肃武威）、鄯州（治今青海乐都），．进攻兰州（今属甘肃）；颉利可汗则率主力沿朔州南下，进扰并、沁（州治在今山西沁源县）、韩（州治在今山西襄垣）、潞等州。对此，唐高祖调集重兵，抵御突厥主力：安州大都督李靖出潞州道，行军总管任瓖屯守太行，行军总管张瑾率部北山，助姜行本守卫石岭，右武侯大将军李高迁趋太谷（今属山西）。秦王李世民率部屯驻蒲州殿后。张瑾率部行至太原，与颉利所率突厥主力遭遇，全军覆没。不久，李靖率部到达并州，出师拒战，突厥被阻。接着，李世民又率部抵达蒲州。颉利看到唐军有备，只得引兵撤退。其余三路突厥骑兵也相继退出塞外。
武德九年（626年）八月，颉利可汗又乘唐太宗新继帝位之机，率大军10万，沿灵州、原州南下，经泾州（治今甘肃泾川西北）、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进入关中，兵临渭水便桥北岸。其别部亦抵达高陵（今属陕西），进至距唐都长安北70里处。唐太宗一面派泾州道行军总管尉迟敬德率部在泾阳（今属陕西）设防，阻击突厥。另一方面，又把长安城中可为“胜兵”的数万居民武装起来，大张旗鼓，开赴便桥，准备与突厥决战。并拘捕了颉利派来长安窥探虚实的使者执失思力，亲率侍中高士廉、中书令房玄龄、将军周范等六骑驰至便桥渭水南岸，与颉利隔渭水对话，责其负约。唐太宗深知颉利率众深入关中，目的在于“唯贿是求”，便“倾府库以求和”①。颉利看到唐太宗身后尘土飞扬，旌旗遍野，以为唐军有备，又得到了大量府库金帛，便放弃了进攻长安的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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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唐纪七》，高祖武德九年八月。
算。于是，双方“又幸城西，（太宗）刑白马，与颉利同盟于便桥之上，颉利引兵而退。”①事后，唐太宗将这次与颉利订立的便桥之盟称为“渭水之耻”②。
（二）唐朝的反击准备及部署
唐太宗经“渭水之耻”以后，一方面积极训练府兵，整饬兵制，大力加强军备力量，准备伺机对东突厥汗国的侵扰进行大规模的自卫反击。另一方面又精心在东突厥汗国内部进行离间工作，极力拉拢和颉利可汗之间矛盾日益加深的突利可汗。还在漠北地区扶植反抗突厥压迫的薛延陀等铁勒诸部的起义势力，并在西方结好西突厥汗国，借以牵制东突厥兵马，从内、外两个方向对颉利可汗进行分化瓦解。
突利可汗名叫什钵苾，为东突厥汗国前可汗始毕嫡子、颉利可汗之侄。曾被始毕可汗封为泥步设，居幽州之北，统东牙之兵，管辖奚、霫、契丹、靺鞨等数十部所属族人。武德三年（620年）颉利继汗位后，始封什钵苾为突利可汗，仍居东方。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奚、霫、契丹等东方诸部由于不堪忍受东突厥汗国的“征税无度”，聚众叛乱，纷纷南下，归附唐朝。居住于漠北地区的薛延陀诸部也揭竿起义，反抗颉利的残暴统治。颉利对突利丧失部众，愤怒不已，遂遣其率东牙之兵北击延陀诸部，突利又大败而归。颉利可汗借此对突利处以鞭捶之刑，并囚禁良久，然后放回东牙。这时，东突厥境内由于连年遭受自然灾害，赤地千里，人畜死亡，民不聊生。因此，居住在东突厥境内的薛延陀、契丹、靺鞨等数十部居民又相率起义，颉利政乱，只得向突利处征调兵众，突利拒之不与，叔侄二人“因起相攻”③，怨隙愈深。贞观三年（629年），突利遂遣使向太宗求救。唐太宗立即派将军周范进驻太原，“以图进取”。是年年底，突利终于脱离突厥，归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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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
②《新唐书》卷九十三《李靖传》。
③《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
唐朝，削弱了颉利可汗的力量。其实颉利与突利二可汗之间的矛盾，李世民早有觉察。武德七年（624年）八月当突利随颉利入寇关中时，在豳州城西五陇阪曾与李世民相遇，世民即向突利陈说利害，进行离间，突利也“因自耗于世民，请结为兄弟”，二人“与盟而去”①。因此，突利的这次归附唐朝，并非偶然，当是唐太宗对其长期进行离间的结果。
贞观二年(628年)四月，唐太宗又乘“突厥政乱，不能庇梁师都”之机，派兵消灭了割据朔方的军阀梁师都（详见第二章第二节第三项）。不仅拔除了唐朝北境的心腹之患，也扫清了北击突厥的道路。
贞观二年年底，唐太宗遣游击将军乔师望携带册书从间道潜入漠北，册拜起义的薛延陀首领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并“赐以鼓纛”。夷男大喜，遣使入贡，又在郁督军山（今蒙古境内杭爱山东脉）建立牙帐。于是，东突厥汗国的背后又兴起了一个“东至靺鞨，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碛，北至俱伦水”②，地域辽阔而又兵力强盛的薛延陀部落。
在此期间，西突厥汗国内部也内乱迭起。相互攻击的莫贺设与肆叶护二可汗，连兵不已。俱遣使入唐，请求和亲，企图依靠唐朝的支持战胜对方，独掌大权。唐太宗均一一拒绝，仅谕其“各守部分，勿复相攻”。旨在继续维持西突厥国内的分裂局面，借以消除唐朝的西顾之忧，得以专力攻击颉利。
贞观三年(629年)八月，专门监视突厥动静的代州都督张公瑾向唐太宗上表，陈述了应该立即向东突厥汗国发起进攻的6条理由，即：颉利暴虐无道，诛害忠良，“主昏于上”；被其统治的同罗、仆骨、回纥、薛延陀等部族皆聚众起义，“众叛于下”；突利被迫南下归降，拓设、欲谷等突厥将领多次被薛延陀等起义部族打败，“兵挫将败”；漠北连年灾害，粮草缺乏；颉利疏远本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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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事见《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唐纪七》，高祖武德七年八月。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太宗贞观二年十二月。
亲信诸胡，“大军一临，内必生变”；隋末逃奔漠北的华夏之人，亦多有造反，如果大军北征，“自然有应”①。接此重要情报以后，唐太宗便在北境的五处边防要塞上布置重兵：以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屯兵定襄（今属山西）；以行并州都督李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屯兵云中（今山西大同）；以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屯兵金河（今内蒙古清水河县附近）；以营州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屯驻营州（治今辽宁朝阳）；以任城王李道宗为大同道行军总管，屯兵灵州。五路大军，共10多万，统归李靖和张公瑾统率，伺机进攻。唐朝与东突厥汗国之间的决战已迫在眉睫。
（三）李靖一击颉利可汗
贞观四年（630年）正月，唐军统帅李靖率精骑3000突然由马邑进至恶阳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向颉利可汗盘踞的北定襄城（即大利城，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20里处）发起攻击。颉利对唐军的突然兵临城下，惊恐不已，以为唐军“倾国而来”，便携牙帐北遁碛口（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与沙漠交界处）。李靖率部乘胜追击，又派间谍离间其心腹。颉利的亲信康苏密等挟持隋炀帝萧皇后及其孙杨政道前来归降，李靖当即将萧后及政道送往长安。与此同时，李勣又率部北出云中，与突厥战于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大破其众。颉利率残部退保阴山。二月八日，颉利残部又在阴山脚下遭到李靖部的重创，只得北逃铁山（今内蒙古固阳北），部众仅有数万。这时，颉利自知危在旦夕，便派使者执失思力入朝谢罪，表示愿意举国内附，身自入朝。唐太宗当即遣鸿胪卿唐俭等前往慰抚，又诏令李靖率部迎接颉利归降。
但颉利虽表面归降，实则心怀叵测，企图缓至草青马肥之时逃入漠北，以图东山再起。李靖与李勣在白道会师后，认真分析了颉利“外为卑辞，内实犹豫”的狡诈心态后，决计乘胜进攻，不给颉利喘息之机。于是，“勒兵夜发”，唐军前锋进至距颉利牙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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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六十八《张公瑾传》。
10里处，派将军苏定方率200骑为前锋，乘雾而进。颉利乘马先逃，李靖率军继至，突厥大溃，被俘10余万口，获杂畜数十万。颉利逃至碛口，北路已被李勣阻断，只得折面向西，投奔驻守灵州附近的沙钵罗设苏尼失处，企图由此南下，往依吐谷浑。屯驻灵州的大同道行军总管李道宗闻讯，一面派人指使苏尼失执送颉利，一面发兵北进。颉利慌忙连夜逃遁，藏匿于荒谷之中。苏尼失恐怕李道宗兴师问罪，派人搜获颉利。三月十五日，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进至苏尼失营寨，将颉利执送长安，苏尼失亦举兵归降。至此，东突厥灭亡，唐朝“斥地自阴山北至大漠，露布以闻。”①
唐军在对东突厥汗国的这次作战，其所以能够迅速取胜，固然由于颉利可汗的倒行逆施，使其陷入内外交困，已成强弩之末。但唐军统帅李靖等率领精锐骑兵，出其不意，奇兵突袭，穷追猛打，不给敌以喘息之机，这些果断军事策略的运用，也是加速东突厥汗国灭亡的重要原因。另外，唐军的这次作战属于自卫反击，带有正义性质，唐军将士怀着保卫边疆、保卫北境百姓生命安全的决心，人百其勇，也是这次战役取胜的因素之一。
（四）高侃二击车鼻可汗
东突厥汗国灭亡以后，唐太宗采纳中书令温彦博的建议，将突厥降众置于塞下，设置州府，对其进行羁縻统治（详见本章本节第五点）。其余不愿归附的突厥余众则逃奔漠北，共推原突利部人、世为小可汗的突厥贵族酋帅斛勃为大可汗，企图恢复昔日故土，重建东突厥汗国。但因雄据漠北的薛延陀汗国势力正盛，斛勃惧怕担任大可汗后，会招来杀身之祸，故“不敢当”，只得率众归附了夷男真珠可汗。由于斛勃“有勇略，为众所附”，薛延陀中有人担心斛勃将来会成为心腹之患，便劝夷男将其“杀”死，以绝后患。斛勃得知这一消息后，率部北逃。夷男发兵追击，反为斛勃所败。于是，斛勃便在金山之北（今蒙古西北科布多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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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太宗贞观四年二月。
带）建立牙帐，自称乙注车鼻可汗。留居漠北的突厥余众逐渐归附，数年之间，拥胜兵3万，辖境西至西突厥葛逻禄部，北至结骨。并经常南下寇掠薛延陀边境。贞观十五年（641年），薛延陀汗国衰落以后，车鼻可汗的势力更加强盛，贞观二十年（646年），薛延陀汗国被唐灭亡。贞观二十一年十一月，车鼻可汗恐怕唐军继续北上，用兵金山，遂派其子沙钵罗特勤来到长安，进贡方物，并请身自入朝。唐太宗当即派云摩将军安调遮和右屯卫郎将韩华北行迎降。但车鼻的这些“好言”、“饰词”仍为缓兵之计。因为“初无来意”，故屡招“不至”①。韩华见状，遂与西突厥葛逻禄部首领合谋，企图设计劫持车鼻入唐，完纳使命，立功北境。不料中途事泄，韩华与车鼻之子陟苾特勤对射而死，安调遮亦被杀害②。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正月，唐军在打败西突厥射匮可汗和征服焉耆、龟兹以后，太宗遂以车鼻可汗拒绝入朝为由，派遣右骁卫郎将高侃征发漠北回纥、仆骨等部骑兵，向东突厥车鼻可汗腹地开进。在唐大兵压境之际，被车鼻征服的西突厥葛逻禄部酋长泥孰阙俟利发以及拔塞匐、处木昆、莫贺咄俟斤等相率归降。统领拔悉密部的车鼻之子羯漫陀也泣谏车鼻，劝其降唐，车鼻不听。羯漫陀被迫背父降唐，唐廷以拔悉密部置新黎州（在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境内），以羯漫陀之子、左屯卫将军庵铄统领其众③。是年五月，太宗病逝，高宗继位。高侃继续率兵北进。
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六月，高侃率军进至阿息山（约在今蒙古察斯图博格多峰东麓），突厥诸部众叛亲离，车鼻可汗被迫携爱妾与数百骑逃遁。高侃挑选精骑紧迫不舍，终于在金山之下将车鼻擒获，其余众均降。是年九月，车鼻被执送长安，唐高宗赦而不罪，并拜为左武卫将军。从此，漠北大定。
唐太宗在这次对东突厥汗国余部的作战中，采取“以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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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十一月。
②③参阅《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
夷”的策略，征发臣服唐朝的回纥、仆骨等少数族骑兵作为主力部队，又派遣“俭素自处、忠果有谋”①的唐将高侃作为统帅，遂迅速地击败车鼻，平定漠北。而唐军却未出动主力，由此节省了大量军费开支。
（五）战后唐朝巩固漠北统治的军政措施
贞观四年（630年）颉利可汗败亡以后，唐太宗就曾召集大臣，针对如何安置突厥降众及巩固漠北地区的统治诸问题进行讨论。在讨论中大臣们大致提出了以下3种意见：多数大臣认为，突厥为患已久，现在好不容易将其击败，迫其归降，应该乘此将他们迁徙中原，使其分散居住在兖（州治在今山东兖州）、豫（州治在今河南汝南）一带，与汉族百姓一起从事耕织。这样，10万突厥之众就可全部变成编户齐民。不但“中国有加户之利”，而且可使“塞北常空”②，永绝后患；第二种意见认为，如果将突厥降众迁居中原，数年之后，就会繁衍一倍有余。那时数十万突厥之众，“居我肘腋”，逼近王畿，必将变成“心腹之疾”，“后患”无穷。因此，主张将其遣返漠北，“居其旧土”③，然后，“分立酋长，领其部落，则永永无患矣”④。其中秘书监魏徵和中书侍郎颜师古是这种意见的代表。第三种意见与以上两种截然相反，认为如果将突厥之众迁至中原，使其耕织，就会和突厥的生活习性大相径庭，“非含育之道”；如果遣返漠北，“弃而不纳”，不但“阻四夷”归降“之意”，而且亦非“天地之道”。因此，他们主张将突厥降众应全部安置在黄河以南，使其“任情居住”，“不相统属”，又“选其酋长，遣居宿卫”。这样，既可使突厥“怀我德惠，终无叛逆”，又使其“力散势分，安能为害”⑤。中书侍郎温彦博力主此说，礼部侍郎李百药亦相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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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一九〇中《文苑·贾曾传》。
②《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
③⑤《贞观政要》卷九《安边》。
④《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太宗贞观四年四月。
经过激烈辩论，唐太宗最终采纳了温彦博等人的意见。不久，便将突厥降众安置在从幽州到灵州之间的广袤土地上，在此期间共设顺、祜、化、长四州都督府，以突利任顺州（侨治营州，治今辽宁朝阳）都督，并告诫其“善守中国法，勿相侵掠，非徒欲中国久安，亦使尔家族永全也！”①接着，又在突厥原来居住的漠北故地分置北开、北宁、北抚、北安、北丰等六州，六州又分左右二部，左属定襄都督府，右属云中都督府。又以苏尼失为怀德郡王、北宁州都督、右卫大将军，以阿史那思摩（与颉利一起被俘的突厥酋长）为怀化郡王、北开州都督、右武侯大将军，使居黄河以南，遥领颉利旧部。并以右武卫大将军史大奈为丰州都督，率部监视和保护突厥诸部。最后，还把突厥诸部归降的其余大小酋长，徙居长安，拜为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其中五品以上的高级官吏就有100余人，几乎占据了朝官的一半。随从这些酋长入居长安的“近万家”②。
唐太宗其所以采纳温彦博等人的建议，对突厥降众作了上述处置，一方面体现了他对“万物”进行“天覆地载”的泱泱大国天子风度和对华夏、夷狄“爱之如一”的民族政策，但更重要的还是在东突厥汗国灭亡以后，漠北地区的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夷男为可汗的薛延陀汗国正在崛起漠北，给唐朝北境带来日益严重的威胁。唐太宗对突厥降众如此安置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在唐朝北境筑起一道屏障，用以防御薛延陀汗国夷男可汗的南侵。这从后来夷男可汗对唐太宗的这一处置表示极大不安的态度上可以得到证明。唐太宗就是这样把既“保护”突厥又利用突厥的策略巧妙地结合起来，收到了一举两得的社会效果。唐太宗的多数大臣所建言的第一种意见和魏徵等人提出的第二种意见，由于对薛延陀汗国日益强大这一客观事实熟视无睹，终被拒绝，当是不难理解的。
贞观十三年（639年）四月，由于发生了阿史那结社率的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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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太宗贞观四年五月。
叛逆，又使唐太宗改变了对突厥降众的上述处置。
阿史那结社率原是突利之弟，贞观初年随其兄入塞降唐，被封为中郎将。结社率由于“居家无赖’，曾受到其兄突利的训斥，遂记恨在心，诬告其兄“谋反”。唐太宗知道结社率挟私陷害，“由是薄之，久不进秩”。结社率感到升迁无望，便在暗中联络同族40余人，企图在唐太宗巡幸九成宫时发动叛乱，谋害太宗，然后拥突利之子贺逻鹘返回漠北。但当其深夜进犯御营时，遭到折冲孙武开所率卫士的奋力反击，谋叛失败，只得渡渭水北逃。结果，被捕获斩杀，贺逻鹘被贬于岭外。这时，多数大臣又旧调重弹，竭力攻击温彦博等人提出的安边方略，再次提出将突厥降众迁往漠北的主张。唐太宗也一再表示“悔处其众于中国”，于是在同年七月，诏令将散居黄河以南的突厥降众全部迁至黄河以北，沙碛以南。又在故定襄城设立牙帐，立阿史那思摩为乙弥泥熟俟利苾可汗，并赐李姓，使其统领突厥部众。又以阿史那苏尼失之子、左屯卫将军阿史那忠为左贤王，以左武卫将军阿史那泥熟为右贤王，辅助思摩①。其实，促使唐太宗对突厥降众的处置策略发生变化，结社率的叛乱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因素。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漠北薛延陀汗国的势力日益增强，已对唐朝北境构成了严重威胁。唐太宗把突厥降众北迁漠南，实际是向夷男可汗发出的警告信号，同时也是唐朝把防线北移，突厥降众实际已成为唐太宗设置在薛延陀汗国南面的缓冲地带，可避免唐朝北境遭受夷男可汗的直接攻击。
二、唐军二击薛延陀
（一）薛延陀的崛起及其对唐北境的侵扰
如前所述，居住于漠北地区的薛延陀等铁勒诸部，由于不堪忍受东突厥汗国残酷的民族压迫，于隋末唐初聚众起义，曾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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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
东突厥汗国的统治以沉重打击（详见本章第一节第一项第二点）。贞观元年（627年），东突厥境内又发生了一场特大的自然灾难，“盛夏而霜”①，枯地千里；冬季“大雪，平地数尺，羊马多死，民大饥”②。薛延陀、回纥等铁勒诸部与汉族人民“相率”起义，并接连打败颉利可汗派来镇压的10万骑兵。翌年，居住于金山西南的薛延陀部也乘西突厥汗国内乱之机，揭起反叛大旗。不久，这部分7万余帐的薛延陀部众为了躲避西突厥汗国的武力镇压，保存实力，遂在酋长夷男的率领下，东逾金山，迁徙漠北。由于夷男骁勇善战，多次“反攻颉利”，大获全胜，致使“颉利部诸姓多叛颉利，归于夷男，共推为主”③。夷男在颉利诸部和漠北薛延陀的支持下，势力日盛。颉利由于“国人离散”，势力大衰，遂“扬言会猎”，率兵而南，进入漠南地区，薛延陀等铁勒诸部全部控制了漠北地区。东突厥汗国陷入了唐朝与薛延陀的南北夹击之中。
贞观二年（628年）年底，唐太宗为了联合薛延陀夹击颉利，遂遣使潜入漠北，册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详见本章本节第一项第二点）。
贞观三年（629年）八月，真珠毗伽可汗夷男遣其弟统特勤入朝贡物，唐太宗赐以宝刀、宝鞭，并转告夷男说：“卿所部有大罪者斩之，小罪者鞭之。”④夷男大喜，遂借唐朝支持，整饬内部，日益强盛。
贞观四年（630年）三月，在唐朝和薛延陀的联合夹击下，东突厥汗国灭亡，薛延陀汗国崛起漠北。
但薛延陀汗国真珠毗伽可汗夷男是个狂妄自大而又野心勃勃的人。他在东突厥汗国灭亡以前，虽然对唐表示恭顺，经常遣使通好，但其真正目的却在借唐威望，稳定内部。一旦东突厥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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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八》，太宗贞观元年十二月。
③《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铁勒传》。
④《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太宗贞观三年八月。
薛延陀汗国日益兴盛以后，夷男的野心便日益显露，产生了与唐争锋的欲望。夷男深知，要想成为强大的游牧帝国，必须首先占据富庶的西域之地并控制丝绸之路，才能阻止唐朝势力的向西发展，进而与唐争夺中原。为此，他于贞观六年（632年）出兵击败了西突厥肆叶护可汗，将势力伸入到准噶尔盆地，又征服了占据
今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一带的葛逻禄部和今叶尼塞河上游的黠戛斯部，使薛延陀汗国的疆宇在东面和北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扩张。贞观十二年（638年），夷男又将他的嫡子拔灼遣居东部，统领部族强盛的延陀诸部；又将其庶子曳莽遣居西方，统领部落稀少的诸杂种部落，并请求唐太宗将拔灼和曳莽分别封为回叶护可汗和突利失可汗。夷男重新所作的这种东重西轻的军事力量部署，其目的显然是为了与唐在西域地区加强争夺①。
对于夷男的上述种种扩张和军事行动，唐太宗已明察秋毫。贞观十三年(639年)四月，当阿史那结社率发动叛乱失败以后，唐太宗遂断然决定：将散处黄河以南的突厥降众全部遣返黄河以北的漠南地区，使“复其故庭，继其先绪”②。这无异是给夷男发出的警告信号。夷男害怕这些突厥人“奔亡度碛”，“翻覆漠北”，立即“勒兵以待”，作出了将要南下攻击的姿态。太宗闻讯，亦遣司农卿郭嗣本持节赐书，告诫夷男说：“尔在碛北，突厥在碛南，各守本境，若其逾越，故相抄掠，即将兵各问其罪。此约既定，非但有便尔身，贻厥子孙长守富贵。”③夷男接书后，虽表面“顿首奉诏”，但却仍坚持要唐“宜收（突厥）种落皆为奴婢，以偿唐人。”④其真正用意是要借唐朝之手，消灭突厥降众，清除薛延陀汗国在
漠北发展的障碍。这个要求，唐太宗当然不会接受。
贞观十五年（641年）正月，李思摩率部来到碛南地区。突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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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唐会要》卷九十六《薛延陀》。
②《唐会要》卷九十六《薛延陀》。
③《通典》卷一九七《边防·突厥上》。
④《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
降众回到这块“南至大河，北有白道川”的富庶故土后，虽然“咸竞其地”，但李思摩由于对薛延陀的威胁忧心忡忡，故一面表示“竭诚奉国，作国家一狗，北门守吠”，但同时又乞求如果一旦“延陀侵逼，请家口徙入长城。”①唐太宗为了给李思摩壮胆，也为了向夷男示威，便在朔、灵、夏等缘边驻屯大军，作出将要以武力干涉的姿态。
贞观十五年六月十八日，唐太宗下诏，准备在来年二月举行庆贺国泰民安的泰山封禅。夷男可汗闻讯后，企图利用太宗封禅之机向漠南李思摩部发动袭击，并谋于国中曰：“天子封太（泰）山，万国必会，士马皆集，边境空虚，我于此时，取思摩如拉朽耳。”②六月二十六日，唐太亲突然以星象不吉下诏“停封泰山”③ ，并在漠南各战略要地集结军队，擢并州都督长史李世劫为兵部尚书一总领北方军事。同时，还指示李思摩部待薛延陀军队南下侵扰时，当即“烧薤秋草”，坚壁清野。于是，唐与薛延陀汗国之间的战争就一触即发了。
（二）唐军五路一击薛延陀
贞观十五年（641年）十一月十六日，薛延陀汗国夷男真珠毗伽可汗借口李思摩部突厥人“数窃羊马”④，率本部及其子大度设征发同罗、仆骨、回纥、棘褐等族共20万兵马，逾漠南下，入侵白道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李思摩根据唐太宗在战前的部署，“先合辄退”，弃白道川，南入长城，退守朔州，“遣使告急”。夷男以为唐朝果真“边境空虚”，遂长驱追击。其子大度设率精骑3万追至长城，“度不可得，乃遣人乘长城骂之”⑥。十一月十七日，唐太宗派兵五路，迎击夷男：以兵部尚书李世勣为朔州道行军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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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太平御览》卷九〇四《兽部十六·狗上》。
②《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铁勒传》。
③《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
④《册府元龟》卷九九六《外臣部·责让》。
⑤《新唐书》卷二一七下《回鹘传下》。
管，率兵6万、精骑3000，屯朔州；右屯卫大将军张庆贵为庆州道行军总管，出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营州都督张俭率所部骑兵及奚、吾、契丹等族兵，压其东境；凉州都督李袭誉为凉州道行军总管，率部出其西；右卫大将军李大亮为灵州道行军总管，率兵4万、骑5000，屯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北）。其中屯驻朔州和云中的李世勣、张士贵部为主力部队，担负迎击薛延陀汗国入侵漠南军队的主要任务。张俭和李袭誉部为侧翼部队，策应唐军主力和防御薛延陀从东西方向入塞抄掠。屯驻灵武的李大亮部则阻挡薛延陀沿灵武道渡河入侵关中。诸军将发之际，唐太宗针对薛延陀“逾漠而南，行数千里”，“马齧林木枝皮略尽”，战骑已经“疲瘦”的弱点，向李世勣等诸军统帅面授作战策略说：“卿等当与思摩共为犄角，不须速战，俟其将退，一时奋击，破之必矣。”①
贞观十五年（641年）十二月中旬，即薛延陀军队攻入漠南一月之后，唐军由防御转入反攻。唐军主力李世劫部首先派出6000轻骑，渡过腊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南之图尔格河），直趋白道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口夷男之子大度设望见长城内“尘埃连天”，知是唐军出击，急忙派人通报夷男先还，自己率部度青山（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之大青山），殿后北撤。唐军轻骑在诺真水（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艾不盖河）追及薛延陀殿后部队，大度设自知不能脱免，遂列阵10里，变骑战为步骑，即“每五人，以一人经习战阵者使执马，而四人前战，克敌即授马以追奔，失应接罪至于死”②。两军交战之初，唐军由于轻骑对大度设的战术变化缺乏思想准备，故战马伤亡惨重。但时隔不久，唐轻骑统帅、朔州道行军副总管薛万彻亦指挥唐军改变战术，“去马步战”，以数百人编为一队，兵士皆手持长稍，“齐奋以冲之”。薛延陀军队的10里长阵在唐军的猛烈冲击下，四散溃逃。薛万彻乘机率领唐军“尽收其执马者”，追歼3000，俘获战马1.5万匹。大度设夺路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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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唐纪十二》，太宗贞观十五年十一月。
②《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铁勒传》。
遁，“其余众大奔走，相腾践而死者甚众，伏尸被野”①。接着，李世勣所率唐军主力又在回师定襄途中，击败了由代州（治今山西代县）五台（今属山西）北逃漠北的突厥思结部4万余众。唐军出击薛延陀南侵的作战以大获全胜而告结束。李思摩部突厥人在唐军的护送下，仍返回碛南。十二月十九日，当诺真水大捷的消息传到长安后，唐太宗将留驻京师的薛延陀使者全部礼而遣之，并当着他们的面郑重地驳斥了薛延陀南侵的借口，指出薛延陀在这次作战中的“致此狼狠”，完全是夷男“将军逾漠，违负要约”的恶果自食。最后，还从唐与薛延陀关系的大局出发，向夷男提出了今后要“举措利害，尔当自思”②的警告。
薛延陀在诺真水被唐军击败后，汗国内部的各种矛盾迅速激化，使夷男可汗的统治地位受到极大削弱。他为了“将倚大国，用服其众”，遂于贞观十六年（642年）四月，“以前扰漠南，遣使谢罪”③。同年九月，又遣其叔父沙钵罗泥熟俟斤献马3000匹，貂皮3.8万张，玛瑙镜一面，向唐“请婚”④。唐太宗当即召集大臣商议，并首先向大臣们问道：“选徒十万，击而虏之，涤除凶丑，百年无患，此一策也；若遂其来请，与之为婚媾，朕为苍生父母，苟可利之，岂惜一女？北狄风俗，多由内政，亦即生子，则我外孙，不侵中国，断可知矣。以此而言，边境足得三十年来无事。举此二策，何者为先？”⑤经过讨论，多数大臣都竭力赞成和亲，唐太宗便最后决定以新兴公主出嫁漠北，并遣兵部侍郎崔敦礼前往薛延陀向夷男通报。又派人将对夷男“和亲”的决定“报吐蕃，告思摩”，以致唐国境内“五尺童子，人皆知之”。贞观十七年(643年)闰六月，夷男可汗遣侄突利设献马5万匹，牛、橐驼万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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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铁勒传》。
②《册府元龟》卷九九六《外臣部·责让)。
③《册府元龟》卷九八。《外臣部·通好》。
④《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唐纪十二》，太宗贞观十六年九月。
⑤《贞观政要》卷九《安边)。
10万口，入唐谢婚，并敬献盛馔。唐太宗在相思殿接见使者，大飨群臣，百官大臣和各少数族使者济济一堂，“口歌手舞，乐以终日”①，表示庆贺。但是就在新兴公主将要赴亲漠北之际，由于铁勒契苾部酋长契茁何力的慷慨进谏，使唐太宗最终收回了和亲的成命。
原来契苾何力是在贞观六年(632年)随母率部众千余家归附唐朝，被安置在甘（州治今甘肃张掖）、凉诸州居住。何力入京后，被授左领军将军。后来，又因在征吐谷浑和高昌诸战中屡立战功，被调遣守卫宫城北门，并尚临洮县主。贞观十六年（642年），契芯何力奉诏赴凉州觐省其母。途中被叛唐北逃的部众劫持漠北。夷男可汗见到何力后，迫其归降，何力严词拒绝，夷男大怒，“欲杀之，为其妻所抑而止”②。唐和亲大使崔敦礼到达漠北，始将何力救回。由于目睹薛延陀以夷男为首的上层统治阶层对唐朝的深仇敌意，何力入朝后，遂向唐太宗揭示了夷男请婚的真正意图，这就是想用“大国子婿”的身份，“增崇其礼，深结党援”，巩固汗位。一旦得逞，“微不得意，勒兵南下，所谓养兽自噬也”③。唐太宗接受了契苾何力的进谏，决定拒婚。但又为了避“失信”之嫌，又采纳何力建议，命夷男备齐聘礼后，亲自送至灵州，并声称自己也要赴灵州与夷男“礼会”。唐太宗预计夷男必不会亲迎公主，那时他就可以此拒婚。但不料夷男得知唐太宗将要亲至灵州“礼会”的消息后，大喜过望，“厚敛诸部，以充聘礼”④，积极准备按规定日期前往灵州。由于薛延陀汗国“先无府藏，调敛其国，往返且万里，既涉沙碛，无水草，羊马多死”，夷男终因聘礼未备而未能成行，唐太宗以此而遂“绝其婚”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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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八十《褚遂良传》。
②《旧唐书》卷一〇九《契芯何力传》。
③《通典》卷一九九《边防·薛延陀》。
④《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铁勒传》。
⑤《唐会要》卷九十四《沙陀突厥》。
唐太宗对薛延陀夷男可汗的拒婚消息传出后，使已经渐趋平静的唐朝北境的形势又复紧张起来。先是李思摩部突厥人在唐边陲官吏的唆使下，多次派兵抄掠延陀。接着，夷男可汗又于贞观十八年（644年）遣突利失率军逾漠向李思摩牙帐定襄发起进攻，掳掠人畜和财产。同年十二月，李思摩部10余万众在薛延陀的多次侵扰下，悉数渡河遁入“胜、夏二州之间”，李思摩本人也因“失众”，“轻骑入朝”①。唐太宗只得另派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统领突厥之众，居于夏州之北，防御薛延陀。
唐太宗的拒婚使夷男“将倚大国，用服其众”的目的未能得逞，因而就使薛延陀汗国同被统治的回纥、同罗等铁勒诸部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夷男为了治理内部，无暇南侵。于是，在李思摩部突厥迁居河南以后，唐朝北境曾维持了一段平静局面。夷男亦多次遣使朝贡，主动改善与唐的关系。贞观十九年（645年），当唐对高丽发动大规模战争以后，虽然高丽王“潜令靺鞨诳惑夷男，啖以厚利”，使其出兵袭击唐军，但夷男不为所动，始终对唐保持善意中立。同年九月，夷男病死，唐与薛延陀的关系再趋紧张，战争阴云又笼罩了漠南地区。
（三）唐军五路二击薛延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