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从太宗贞观四年（630年）开始的巩固边疆地区的作战，到高宗永淳元年（682年）为止，进行历时半个多世纪，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北灭东突厥和薛延陀汗国于漠北，臣服吐谷浑于西境；平高昌，征焉耆，取龟兹，覆亡西突厥汗国于西域，中亚诸国相继归附；唐太宗又和亲吐蕃，缔造了汉藏两族人民的友好关系。唐高宗用兵青海，遏制了吐蕃上层统治者对西域和河陇地区发动的入侵之势。这就极大地巩固了唐朝边疆地区的安全。
一、胜利原因
唐王朝在半个世纪巩固边疆的作战中，其所以能够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唐朝国内的稳定和国力的强盛是胜利的坚实基础．
唐朝建国之初，高祖李渊一面派兵平定国内的割据军阀和农民起义军余部，一面继承隋朝，继续在中央设立三省六部制，使三省分掌决政、议政和执行之权，各自发挥定策、封驳和执行的作用，既加强了中央集权，又提高了决策和行政效率，从而强化了封建机制的统治作用。又继续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规定百姓凡丁男、中男均可授田一顷，其中80亩口分，20亩永业；老男笃疾、寡妻妾以及僧尼、道士、女冠和工商业者亦可授予一定数量的均田土地。凡受田百姓均要承受不同数量的租庸调负担。另外，唐高祖又继续实行府兵制，在关中设置12军，“以检察户口，劝课农桑”，坚持“无事时耕于野”，若有战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①这样，不但很快统一了全国，而且还使受到隋末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苏息与恢复。唐太宗李世民经过武德九年(626年)的玄武门之变，升储登极以后，除继续执行高祖时期的各项基本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政策外，又在官吏的选拔和任用上，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崇尚节俭，虚心纳谏，力倡民本思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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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老百姓轻徭薄赋，鼓励他们占田垦荒，务本勤农，使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他在军事上又进一步完善府兵制，对府兵的组织机构、简点原则、兵力分布和军事训练等都作了认真的整顿和部署，使府兵制“兵农合一”和“农战交修”的性质更加显著，并且形成了“内重外轻”和“居重驭轻”的诸多特点。因而到贞观四年（630年）前后，唐王朝的“府库甲兵”之盛，就远超“隋世”，出现了“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①的太平景象。唐高宗即位以后，仍继承贞观遗制，无所改作，故“海内康宁”，国力仍处上升之势。所有这些，都为唐朝的征讨四夷，取得巩固边疆作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唐朝统治者的斗争策略、战略决策以及具体战术的正确运用是胜利构关键。
面对唐初错综复杂的边疆形势，唐朝最高统治者唐高祖和唐太宗始则纳贿求和或嫁女和亲，以集中力量平定内乱，恢复国力；继而先后利用周边各少数族政权之间以及这些政权内部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矛盾斗争，大力对其进行策反离间和分化瓦解，削弱了各个少数族政权的军事力量，这就为唐军的大举反攻并取得最后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东、西突厥汗国虽为同宗，但因争夺最高统治权力、扩张疆宇以及掠夺财富，曾进行一系列激烈而又残酷的斗争。对此，唐高祖采取“远交近攻”的斗争策略，遣使结好西突厥汗国，并答应和亲，这就使东、西突厥汗国之间的矛盾更为加深，从而使东突厥汗国的军事力量受到一定牵制。唐太宗即位以后，继续维持和西突厥汗国的友好关系，专力对付北狄。与此同时，他还特别注意对东突厥汗国内部的亲唐势力和反对派政治势力的拉拢和分化。早在高祖武德年间，李世民就同颉利可汗之侄突利可汗“结为兄弟”，成为盟友。贞观三年（629年），当突利在颉利的胁迫下，走投无路之际，毅然归唐，当是唐太宗进行长期离间分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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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太宗贞观四年十二月。
在此之前，唐太宗又于贞观二年遣使潜入漠北，册封揭竿起义反抗颉利残暴统治的铁勒薛延陀部族酋长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这样，就使颉利可汗处在内外交困和南北夹击的危机之中。
在大举进攻吐谷浑以前，唐高祖为了麻痹伏允可汗，也为了在其内部树立亲唐势力，同时，也为了牵制和夹击河西李轨，曾于武德年间主动放回了长期为质中原的伏允之子慕容顺。接着，唐太宗又遣使招抚位于吐谷浑之南的党项羌人，瓦解了伏允可汗的重要同盟力量。因此，当唐军深入吐谷浑腹地，追击伏允可汗之时，慕容顺当即杀死伏允的亲信大臣天柱王，率众归降，导致了吐谷浑汗国的土崩瓦解，当与唐朝统治者分化瓦解斗争策略的正确运用不无关系。
唐太宗对西域地区亦采用过相同的斗争策略。他首先利用西域诸国与西突厥汗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和西域诸国内部的斗争，相继平定高昌和龟兹等国，接着又在西突厥汗国左右两厢十姓之中培植亲唐势力，致使其内乱迭起，兵力大为削弱，为唐军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在制订战略决策时，唐太宗首先把注意力集中漠北，专力对付对唐威胁最大的东突厥汗国
颉利可汗灭亡以后，唐太宗又集中兵力，麾军青海，于贞观九年（635年）征服了吐谷浑，不但解除了西境边患，而且打开了通向西域的道路。此后，他又于贞观十四年(640年)平定高昌，贞观十六年(642年)又赢得了遏索山之战的胜利，使咄陆可汗政权濒临灭亡，并遣使册立射匮可汗，导致了西突厥汗国的全面崩溃。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在征服焉耆和灭亡了薛延陀汗国以后，乘西突厥汗国内乱之际，派兵西进，一举攻占龟兹，进一步扩大了唐在西域的基地。唐高宗继位以后，又专力经营西域，经过多次激战，终于在显庆二年（657年）一举灭亡了西突厥汗国，西域大定。总之，集中主要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决策的制订和实施，使唐军避免了四面出击、分散兵力的被动局面，始终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
（四）任用一批有杰出军事才能的统帅
在选拔军事统帅时，唐朝统治者经过认真总结作战胜败的经验教训，革除了原来“类取将门子弟及死事之家”的“庸人”等弊政，坚持“以智略为本，勇力为末”的原则，先后任用李靖、李勣、侯君集、契苾何力、阿史那社尔、薛万彻、苏定方、高侃、黑齿常之及娄师德等一代名将作为统军将帅。这些将帅大多身经百战，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在多次巩固边疆的作战中，他们根据“知彼知已，百战不殆”的作战原则，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或随机应变，步骑互换；或一鼓作气，乘胜追击；或示弱伪遁，诱敌深入；或深入虏庭，务歼穷寇等，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军事才能。再加之唐军兵士的英勇顽强和拼死战斗，成为唐军强大战斗力的基础性因素。
（五）长期以来实行民族大融合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住周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族人民，就大量迁徙内地，同汉族人民一起进行生产和阶级斗争，形成了一股势不可当的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潮流。入唐以后，在这股民族融合历史潮流的推动下，汉族人民同周边少数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更加密切，唐王朝与周边少数族政权之间亦信使往来，络绎不绝。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诸方面进行交流，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丰富了各族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例如吐谷浑通过和唐朝的互市，换回了大量的食盐、丝绸等日常生活必需品；而唐王朝也获得了大量牲畜，出现了“资于戎狄，杂畜被野”的景象，缓解了因为“丧乱”，而“民乏耕牛”①的状况；连接中原和西域地区的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更是繁荣兴盛，友好使者和东西商贾穿梭其间，进行着内容丰富的友好交流。在这些民族融合的大潮流中，汉族地区发达的社会文明对各少数族人民起着很大的吸引作用，致使他们“引领翘首，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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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会要》卷九十四《吐谷浑》。
为臣妾”①；有的则自“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②等，这就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历史趋势的具体体现。但有些少数族政权上层统治者出于对领土的扩张和财富的掠夺，大肆对边境地区进行入侵和骚扰，极力破坏汉族和少数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不仅给边疆地区的汉族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而且也损害了少数族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唐王朝进行的巩固边疆的作战，不仅会给周边汉族人民带来和平与安宁，而且也符合各少数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特别是唐太宗时期实行的“爱之如一”的民族政策，体现了一定的开明性和进步性；而他所采取的“以夷制夷”的羁縻统治方式，也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因而在争取和团结各少数族人民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是唐朝在巩固边疆作战中能够取胜的根本保证。
二、历史意义
唐王朝在巩固边疆作战中取得的一系列重大胜利，对唐朝当时和其后封建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使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我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由于唐朝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巩固边疆的作战并取得胜利，这就在一定时期内结束了自东晋十六国以来少数族政权和汉族政权分立、对抗的割据状态，使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疆宇得到了更大的拓展，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成员更为增多。唐王朝在北至贝加尔湖以北，西至青藏高原和葱岭以西，东至大海，南极五岭的广大边疆地区，或与内地一样设置州县，加强封建统治，或者设置州府，进行羁縻统治，在更大范围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奠定了宋元以至明清时期的基本疆宇，对进一步促进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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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
②《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
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二）加强了国内民族的融合
由于唐朝在巩固边疆作战中的胜利，消除了阻碍中原和边疆地区相互联系的障碍，从而使汉族和各少数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大为加强。特别是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参天可汗道的修筑成功，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等大量进入西域地区和漠北一带，居住在青藏高原的吐谷浑和吐蕃政权也吸收了大量的中原文化，大大地促进了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封建化过程，从而使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族成员在不同的起点上基本保持了同步发展。唐王朝也在同各少数族人民的交往中，吸收了很多风格多异的音乐、舞蹈等文学艺术，也引进了周边地区一些独特的手工业技术。高昌乐、龟兹乐等进入宫廷以及葡萄酒的传入中原，就是例证。这就进一步丰富了汉族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使民族融合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得到了发展。
（三）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
由于唐朝巩固边疆作战的胜利，西域中亚地区的许多国家同唐结为藩属关系，因此唐与这些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特别是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唐与西亚、北非以及欧洲等地的很多国家亦建立了友好关系，经济和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唐朝的丝绸、瓷器、纸张以及印刷术等，相继传入西方。包括兵书在内的文化典籍亦远播海外。大食、波斯、拂秣以及吐火罗等国的汗血马、玻璃、玛瑙、药品以及打马氆、杂技等也相继传入中国。近年来，在我国陕西西安和新疆乌恰等地相继出土了大量的东罗马金币和波斯银币等，就是这一时期唐朝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实物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