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与朝鲜半岛领土相连，相互关系渊远流长，历史上和战不已，故使唐对朝鲜半岛三国的战争呈现了错综复杂的多元性质。概括地说，唐对高丽的战争初期，是收复辽东失地和巩固东北边防性质，故属正义战争；但在唐军击败百济和灭亡高丽以后，唐朝统治者相继在征服地区推行残暴政策，企图扩张疆域，兼并邻国，遂使战争性质发生质变，由正义之战变成了野蛮侵略。最后，在百济和高丽人民强烈反抗下，唐军被迫退守浿水以北，朝鲜半岛南部终被新罗所统一。
一、战争性质
要揭示唐对朝鲜半岛三国的战争性质，首先得捕清中国与古朝鲜之间的关系史以及唐与朝鲜半岛三国的政治斗争形势。
根据成书于汉代的《尚书大传》和《史记》等书记载，古朝鲜原为西周时期的诸侯箕子及其子孙所建，其中心地带位于今天的平壤及其附近地区。战国时期，古朝鲜乘中国内乱之机，将其版图扩张到了中国的辽河以西，并以满潘汗（今辽河西）与燕国划界。西汉初期，曾将古朝鲜的势力赶至浿水以东，并将浿水定为两国国界。汉武帝即位以后，又派兵征服朝鲜，于元封三年（前108年）在其境内设置了乐浪、真番、玄菟和临屯4郡。汉武帝始元五年（前82年）撤销了真番、临屯2郡，玄菟郡治亦由沃沮城（今朝鲜咸镜南道咸兴）移至辽河流域，但浿水以东地区仍为汉所有。兴起于公元前一世纪的高丽政权又趁汉末大乱之时，积极扩张领土，相继占据了汉玄菟郡全境，并迁都于该郡的国内城。原真番郡部分境地及朝鲜半岛南部亦被百济和新罗2国瓜分。魏晋南北朝时期，高丽国又先后向曹魏、西晋、北魏和北燕等中国封建王朝发起进攻，终于侵占了中国辽河以东广大地区。故在隋文帝“开皇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①；隋炀帝时期，大臣裴矩也曾疾呼：“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今乃不臣，别为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②唐高祖武德年间，中书侍郎温彦博等人也曾
——————————
①《隋书》卷七十五《刘炫传》。
②《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
建言：“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玄菟郡耳！魏晋已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①贞观十八年（644年），唐朝使者相里玄奖也对盖苏文说：“辽东诸城，本皆中国郡县。”②翌年，唐太宗在渡辽水前夕，亦对侍臣说：“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③由此可见，唐对高丽的战争具有反对侵略、收复辽东失地的性质。
再从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来看，高丽统治者对唐采取的敌对态度，亦是唐对高丽发动战争的重要因素。早在隋文帝开皇末年，高丽王高汤听说陈朝被灭的消息后，即“治兵积谷，为拒守之策”，且言“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企图霸占辽东，抗拒杨隋；翌年年初，新继立的高丽手高元又“帅靺鞨之众万余，寇辽西。”④企图扩张领土至辽河以西。唐朝建国以后，高丽王虽表面遣使通好，但实质却敌意如故：武德九年(626年)，高丽派兵多次侵犯新罗、百济，又“闭其道路，不得入朝”⑤，极力阻挠新罗、百济与唐的和平交往；贞观二年（628年），高丽王又在辽东境内修筑长城，与唐抗衡；贞观十六年（642年），盖苏文弑君篡国以后，不但大肆南侵新罗，抗拒唐使，而且还在辽东派遣重兵，致使唐使、太常丞邓素归国后请于怀远镇增加“戍兵，以逼高丽”⑥。上述事实说明，到唐太宗贞观末期，高丽的敌对行动已对唐造成严重威胁。唐初期对高丽的战争，是捍卫国家主权的自卫反击战争。
——————————
①⑤《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高丽传》。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八年正月。
③《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九年三月。
④《资治通鉴》卷一七八《隋纪二》，文帝开皇十七年十二日、文帝开皇十八年二月。
⑥《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七年六月。
二、作战指导得失
（一）唐朝方面
唐收复辽东和对高丽、百济的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作战指导方面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在战争开始以前，唐太宗在兵力部署、后勤供应、敌情侦察以及宣传舆论等方面都作了充分准备。
早在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即派人以出使为名，侦察敌情，详细了解高丽境内的山川地形和民情风俗，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作战的盲目性；从贞观十八年(644年)开始，又频繁调遣军队，向营州集结，以此作为陆军的进攻基地；又遣使在江南诸州督造船舰，组建水军，集结莱州，并以此作为水军的进攻基地。这就保证了唐军在水陆两条战线能够对高丽和百济实施攻击；另外，唐太宗还把河北、河南诸州的租赋舶军饷，并组建了一支水陆兼有、装备齐全的后勤部队，保证了作战部队的物资供应；不久，唐太宗又下诏在全国招募勇士，增强作战能力；东征前夕，又向全国发布东征宣言，公开宣布5条“必胜之道”，并向大臣们表示了“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的作战宗旨，用以安定民心，鼓舞士气，争取高丽人民的同情。
其次，在战争开始以后，唐太宗及其统军将帅运用周密设计的作战方针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并实施了诸如优待俘虏、安慰居民、严肃军纪等一系列瓦解敌军的怀柔政策，从而使唐军初战告捷。
唐军进入辽东以后，唐太宗即派遣斥候，侦察敌情，故虽深入作战，却未受到敌军袭击；在安市之战中，面对敌人强大的援军，唐太宗果断采取围城打援的作战方法，亲自观察驻跸山及其附近的山川形势，选定伏兵之处，分遣一部断敌归路，一部布阵诱敌，然后以主力出敌不意而猛击，终于粉碎了敌人援军；对被俘的高丽军民，唐太宗悉予慰谕，并赏赐食物、绢帛、粮仗，任其所往。即使有的战俘自愿随军效力，唐太宗也以他们的家室为虑，全部放归，使还平壤。此后，当唐军再渡辽水后，高丽将士虽在“降敌者死”的严刑威逼下，犹望风而降，当是这一优抚政策取得实效的有力证明；在战争进行期间，唐太宗对立功将士，赏不逾时，而对违纪军人，罚不旋踵，故唐军将士人百其勇，所向无前。
复次，唐朝统治者对东征将领精加选择，用人得当，充分发挥了这些军事将领的指挥和作战才能。如薛仁贵“勇冠三军”，庞同善“持军严整”，高侃“勤俭自处，忠果有谋”，契苾何力“沉毅能断”、“有统御之才”，李勣“夙夜小心，忘身忧国”①等，都是唐军将帅中之佼佼者。特别是带方州刺史刘仁轨，不但智勇双全，且有较高的政治才能，虽孤立百济，却能使当地百姓“大悦”，立于不败之地。所有这些，都是唐军能够取胜的组织保证。
最后，在第一次东征结束以后，唐太宗能够认真汲取经验教训，及时调整作战方针：一方面采用更迭骚扰战术，用以疲惫高丽，另一方面又大量制造船舰，扩充水军，增强海上攻击力量。高宗继位以后，又继续沿用这些作战方针，在高丽困惫之时，遂先后取得了灭亡二国的胜利。
但是，唐军在作战指导方面亦不乏失误：
第一，在第一次东征期间，唐太宗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而过低地估计了高丽的防御能力，犯了胜利时骄傲的错误。特别是在安市城下打败了高丽援军之后，唐太宗自以为逢坚必克，筹算必胜，遂不再注意发挥水军的牵制和配合作用，亦不再接受部将建议，出奇兵取胜，只是将军队屯于坚城之下，致使唐军势摧气竭，久攻不克，终在粮草不继，漠北骚动之时，被迫班师。
第二，在唐军班师之后，唐太宗在扩充水军，积极备战之时，又犯了操之过急和好大喜功的错误。以致“北阙初建，南营翠微，曾未逾时，玉华创制”，“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出现了
————————
①《资治通鉴》卷-。一《唐纪十七》，高宗总章元年二月。
“力役兼总”，“黎庶”“嗷嗷”①的状况。不但分散了兵力，而且加重了人民的赋役负担。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遣使在剑南造船时，由于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而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终于激起了剑南人民的强烈反抗。．
第三，唐军在灭亡百济、高丽以后，唐高宗不但在当地推行残暴的统治政策，而且对留守唐军亦“枷锁推禁，夺赐破勋，州县追呼，无以自存”，致使他们“唯思西归，无心展效”②。
（二）高丽、百济方面
高丽、百济与唐相比，不但领土狭小，而且国力虚弱，但能抗拒唐军达20多年，完全凭借天时地利之便和陆上的三道防线，将唐军阻于坚城之下，又施坚壁清野之策，终使唐军兵力疲惫，粮草不继，久攻不克，无功而退。
高丽军陆上的三道防线，一为高丽王在辽东所筑长城，二为千山山脉，三为鸭绿江。而以辽东的长城防线最为重要。因为长城防线，难以逾越，粮草运输更为困难。加之辽东秋天多雨，辽河泛滥，常为泽国。唐军正于此时首次进入该地，结果，“泥淖二百余里，人马不可通”③。滞留冬季，这里又值冰雪时期，唐军行进于冰天雪地之上，受阻于坚城之下，入无用武之地，只得被迫班师。
但在强国逼境之际，高丽与百济不知联合邻国，却大肆侵犯新罗，削弱了抵御强国的军事力量。乾封元年（666年），盖苏文死后，诸子争权，内部分裂，遂致灭亡。
——————————
①《贞观政要》卷九《征伐》。
②《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唐纪十七》，高宗麟德元年十月；《旧唐书》卷八十四《刘仁轨传》。
③《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九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