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宅元年（684年），武则天废中宗为庐陵王，立唐睿宗为帝，自己临朝称制以后，徐敬业等人以“匡复庐陵王”为名，发动扬州叛乱。但在强大官军的进攻下，仅历时一个多月，即被镇压。垂拱四年（688年），即在武则天改唐建周前夕，以越王李贞和琅邪王李冲为首的李唐宗室亦相继在博州（治今山东聊城东北）和豫州起兵，向洛阳进攻。但因准备不周，缺乏统一号令，故短促而亡。此后，武则天大开告密之门，重用酷吏，推行残暴的酷吏政治，大杀反对派。终于在天授元年（690年），迁移唐祚，建立大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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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八十二《李义府传》。
一、徐敬业扬州起兵及其失败
（参见附图8）
光宅元年（684年）九月，由徐敬业、骆宾王、唐之奇、杜求仁、魏思温等人发动的扬州起兵，是武则天执政后统治集团内部爆发的第一次武装叛乱。
徐敬业原是唐初名将李勣的孙子，曾随父、祖改姓李氏，名李敬业。他自幼随祖父戎马征战，以骁勇著称，累迁太仆少卿、眉州（治今四川眉山）刺史等职，袭爵英国公。为人狂妄，贪图权势，利欲熏心。李勣生前曾说：“破我家者必此儿。”①嗣圣元年（684年）初，徐敬业坐赃被贬为柳州（今属广西）司马，其弟、周至（今属陕西）县令徐敬猷亦受到株连，被削职免官。兄弟二人与前周至尉魏思温偕行南下，寄居扬州。这时，坐事贬官的给事中唐之奇、詹事府司直杜求仁以及怀才不遇的临海（今属浙江）丞骆宾王等亦麕集扬州。他们共述衷肠，“各自以失职怨望”，遂企图在政局变迁、朝廷更迭之际，以匡复庐陵王为辞，阴谋叛乱。
为了扫除反叛障碍，他们首先计谋捕杀唐扬州长史陈敬之。徐敬业先派其党羽、监察御史薛仲璋装扮成朝廷派往扬州的使者，然后又派雍州（治今陕西西安）人韦超至仲璋处告变，声称“扬州长史陈敬之谋反”。仲璋遂以使者身份将陈敬之逮捕入狱，从而使扬州的行政机构和武装力量陷于瘫痪。数日后，徐敬业乘坐驿站车马，假扮成新任的扬州司马，来到扬州官邸，扬言“奉密旨，以高州（治今广东高州北）酋长冯子猷谋反，发兵讨之”②。于是，派人打开扬州府库藏，又令士曹参军李宗臣率众占据扬州钱坊，驱赶囚徒、工匠当兵，授以兵甲器仗，作为叛乱的军事力量。随后将陈敬之杀死狱中，枭首示众，扬州府长史属吏均俯首听命，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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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隋唐嘉话》卷中。
②《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十九》，则天后光宅元年九月。
敢动者。接着又调遣扬州之兵，齐集扬州，大开三府：即匡复府、英公府、扬州大都督府。徐敬业自称匡复府上将，领扬州大都督，以唐之奇、杜求仁为左、右长史，李宗臣、蒋仲璋为左、右司马，魏思温为军师，骆宾王为记室。10多天内，兵力即达10万之众。徐敬业又命文才横溢、被称为“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撰写《代李（徐）敬业讨武氏檄》文，对武则天大肆攻击，极尽诬蔑中伤之能事；又厚谀徐敬业是“皇唐旧臣，公侯冢子”，由他发动的扬州起兵，是“暗鸣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何城不克”；最后还号召天下要“共立勤王之勋，无废旧君之命”，如果“眷恋究城，徘徊歧路”，“必贻后至之诛”。全文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①作结，文笔犀利，一气呵成，极富煽动性。连武则天阅后，都产生了深深的遗才之憾，不无惋惜地说：“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②
这时，徐敬业又在扬州城内我到了一个和已故的太子李贤面貌相似的人，欺骗众人说：“（李）贤不死，亡在此城中，令吾属举兵。”因奉以发号施令。于是，楚州（治今江苏淮安）司马李崇福帅所属山阳（今江苏淮安东）、盐城（今属江苏）、安宜（今江苏宝应）3县响应敬业。惟盱眙（今属江苏）人刘行举据县从，
敬业遣其将尉迟昭率部进攻，行举拼死抵抗。武则天下诏以行举为游击将军，以其弟行实为楚州刺史。
光宅元年（684年）九月六日，武则天以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道大总管，将兵30万，以将军李知十、马敬臣为副大总管，讨伐徐敬业。并派人将宰相裴炎逮捕入狱，并于九月十八日，将其斩于洛阳都亭驿。
裴炎原为唐高宗末年的顾命大臣。他在武则天废黜唐中宗时，是支持武则天的。但在武则天临朝称制，并大封诸武之时，裴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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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骆临海集》卷十。
②《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十九》，则天后光宅元年九月。
遂与武则天发生嫌隙。他曾向武则天进谏说：“皇太后天下之母，圣德临朝，当存至公，不宜追王祖祢，以示自私。且独不见吕氏之败乎？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①引起武则天“不悦”，裴炎由是得“罪”。武则天之侄武承嗣和武三思忌恨唐高祖李渊的两个儿子、韩王元嘉和鲁王灵夔“属尊位重”，多次劝武则天诛杀他们。武则天集宰相商议此事，刘神之、韦思谦等人均唯唯诺诺，缄默不语。只有裴炎固执力争，激烈反对。致使武则天“愈不悦”②。当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叛乱以后，裴炎的外甥蒋仲璋也为骨干之一。因此，裴炎对发兵征讨一事，持消极态度。当武则天向他询问对策时，他回答说：“皇帝年长，未俾亲政，乃致猾竖有词。若太后返政，则此贼不讨而解矣。"③ 这就触犯了武则天的大忌，因此她必欲致之死地而后快。监察御史崔察猜中了武则天的心意，便上言裴炎心怀“异图”，武则天据此便捕杀了裴炎。但也有记载说，裴炎与“敬业合谋，扬州兵起，炎以内应，书与敬业等合谋，唯有‘青鹅”人有告者，朝廷莫之能解，则天曰：‘此青字者，十二月，鹅字者，我自与也。’遂诛之。”④还有记载说，裴炎打算“乘太后出游龙门，以兵执之，还政天子，会久雨，太后不出而止。”⑤但这些记载都没有确凿根据，不足为凭。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则天后光宅元年十月条所加《考异》说：“此皆当时构陷者所言耳，非其实也。”
正当武则天调兵遣将，准备赴扬州讨叛之际，叛军内部也在讨论起兵计划时发生分歧：军师魏思温主张率10万之众，北进中原，直指洛阳，以匡复庐陵王为号召，可得到“四面响应”；而右司马蒋仲璋却认为“金陵有王气”，又有长江天险作为屏障，因而主张先攻常（今属江苏）、润（州治今江苏镇江）二州，然后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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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旧唐书》卷八十七《裴炎传》。
②《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十九》，则天后光宅元年十月。
④（唐）张鸶：《朝野佥载》卷五。
⑤《新唐书》卷一一七《裴炎传》。
为基地，再北图中原，这样就可“进无不利，退有所归”①。显然，魏思温的起兵计划较为合理。因为在武则天调遣兵将之际，可乘虚取胜，又可得到中原军民以及唐宗室诸王的响应。而江淮一带远离东都，受政局变化影响较小，大多不肯响应叛军，因而很难发展。但徐敬业却最终采纳了蒋仲璋的建议，令唐之奇镇守扬州，自己带兵南下，攻打润州。
这时的润州刺史李思文是敬业叔父，当他得知敬业叛乱的阴谋后，立即派人向武则天“间道上变”。徐敬业率兵抵达润州后，思文婴城拒守，拼死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于十月十四日城破被擒。前来援救的曲阿（今江苏丹阳）令尹元贞亦兵败被俘，不屈而死。
光宅元年(684年)十月十九，武则天下诏追削徐敬业父、祖官爵，发冢砍棺，收回国姓，复姓徐氏。这时，唐扬州大都督李孝逸正率部向扬州进发。徐敬业也已从润州渡江北上，屯兵于高邮（今属江苏）下阿溪，又命其弟徐敬猷率兵进驻淮阴（今属江苏），别将韦超、尉迟昭屯都梁山（位于今江苏盱眙南），布成犄角之势，抵抗唐军。
李孝逸部抵达临淮（今江苏洪泽西）后，即派偏将雷仁智渡江向徐敬猷发动进攻，初战失利，只得退回江北。孝逸大惧，遂按兵不动。殿中侍御史魏元忠对孝逸说：“天下安危，在兹一举。四方承平日久，忽闻狂狡，注心倾耳以俟其诛。今大军久留不进，远近失望，万一朝廷更命他将以代将军，将军何辞以逃逗挠之罪乎！”②孝逸接受了这一建议，立即麾军渡江。十月二十四日，唐将马敬臣击杀尉迟昭，进抵都梁山下。敬业别将韦超犹占据都梁山，抵挡官军，唐军不能进。李孝逸召集将佐，商议作战方案。多数将领主张分兵防守韦超，“大军直趋江都，覆其窠穴”；但支度使薛克杨和魏元忠却认为韦超虽然据险抵抗，但“其众非多”，“其势必举，举都梁，则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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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十九》，则天后光宅元年九月。
②《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十九》，则天后光宅元年十月。
阴、高邮望风瓦解”，然后再攻徐敬猷所守卫的淮阴。因为徐敬猷“出于博徒，不习军事，其众单弱，人情易摇，大军临之，驻马可克”①。李孝逸最后采纳了薛、魏的建议，引兵先向都梁山发起进攻。经过激战，韦超大败，连夜逃遁。孝逸又继续东进，进攻淮阴，敬猷又败，脱身逃走。接着，唐军向高邮进发。
十一月十三日，唐军先锋部队抵达高邮，与徐敬业部隔溪对峙。后军总管苏孝祥带领5000先锋部队，用小舟渡溪，向叛军发起夜攻。由于徐敬业早有防备，官军败绩，士卒赴溪而死者过半，孝祥战死，左豹韬卫果毅成三郎被俘。叛军左长史唐之奇为了鼓舞叛军士气，指着成三郎对士兵说，这就是官军主帅李孝逸！但成三郎却大呼道：“我果毅成三郎，非李将军也。官军今大至矣，尔曹破在朝夕。我死，妻子受荣；尔死，妻子籍没，尔终不及我。”戳穿了唐之奇的谎言，也大灭了叛军的锐气。
不久，李孝逸所率官军主力抵达下阿溪北，并接连向叛军发起了多次进攻。但由于叛军占据有利地势，致使官军的多次进攻均遭失利。孝逸又恐惧不已，打算撤退。监军魏元忠和行军管记刘知柔再次劝说孝逸坚定平叛信心，抓住时机与叛军展开决战，并建议采用火攻。孝逸接受了魏、刘建议，率官军全线出击，“因风纵火”，焚烧叛军营寨。叛军由于置阵既久，士卒疲惫，阵营不整，因而大败，被歼2000余人，赴溪而死者不可胜数。徐敬业率残部逃回扬州，然后携妻子再逃润州，企图从润州乘船出海，逃奔高丽。李孝逸率部紧迫，进屯扬州后，分遣诸将搜歼叛军。
十一月十四日，敬业率残部行至海陵（今江苏泰州）县界，正欲乘船出海，但逆风强劲，无法行船，眼看追兵已到，亡在旦夕。叛将王那朝在危急时刻，斩敬业、敬猷及骆宾王之首②，投降官军，余党唐之奇、魏思温亦相继被捕，传首神都。徐敬业扬州起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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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十九》，则天光宅元年十一月。
②《新唐书》卷二〇一《文艺上·王勃附骆宾王传》载：“敬业败，宾王亡命，不知所之。”今从《资治通鉴》。
九月三十日开始，到十一月十四日灭亡，首尾不过44天①。
徐敬业的扬州起兵是在“海内晏然”和“百姓思安久矣”的政治形势下发动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故得不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叛军统帅徐敬业缺乏战略决策才能，起兵后未能抓住有利时机，挺进中原，扩大军事基地，争取中原地区唐宗室诸王的配合、支持，而是南下争夺江淮一隅之地，故在强大官军的攻击下，短促而亡，亦非偶然。
二、唐宗室的起兵及其失败
镇压了徐敬业的扬州叛乱以后，武则天当女皇的欲望更加强烈。因此，她一面指示心腹为她的登基称帝大造舆论，一面推行更加残酷的专制统治，严厉打击异己势力。自然，李唐宗室就首当其冲了。
唐朝初年，对皇家宗室子弟实行食封户地租和担任地方州县长官的分封制度。这时的宗室成员主要有：唐高祖之子绛州（治今山西新绛）刺史、韩王元嘉，青州（今属山东）刺史、霍王元轨”邢州（治今河北邢台）刺史、鲁王灵夔；元嘉之子、黄国公李譔，元轨之子、江都王李绪，灵夔之子、范阳王李蔼；唐太宗
之子豫州刺史、越王李贞，贝州（治今河北清河西北）刺史、纪王李慎以及李贞之子博州刺史、琅邪王李冲等。他们在武则天临朝称制以后对李唐社稷形成步步进逼之势时，均“内不自安，密有匡复之志”②。其中以越王李贞父子最为活跃。他们经常与诸王交通串连，又在本州“数奏免所部租赋以结人心，家僮千人，马数千匹，外话以畋猎，内实习武备”③。加之李贞“少善骑射，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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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十九》，则天后光宅元年十月条《考异》。
②《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唐纪二十》，则天后垂拱四年七月。
③ 《新唐书》卷八十《太宗诸子·越王贞传》。
涉文史，兼有吏干”，在宗室中享有美名，被称为“材王”①，故很快便成为宗室领袖。另外，在反对武则天的政治势力中李唐外戚亦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如高祖之女常乐公主及其婿、驸马都尉、寿州（治今安徽寿县）刺史赵瑰，越王李贞之婿、汝南（今河南汝南西）丞裴守德以及唐高宗之女太平公主之婿薛绍等，都相继参加到李唐宗室的起兵中来。他们相互煽动，相互勾结，推波助澜，一场武装叛变是在所不免了。
垂拱四年(688年)四月，武则天之侄武承嗣导演了一出河“洛出书”的闹剧。他先派人在一块白色卵石上雕刻了“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个大字，又以碎紫石和药物填之，然后派心腹唐同泰连同表章，一起献给武则天。声称该石获于洛水，正与《周易·系辞上》所云“洛出书”相符，是武则天称帝的祥瑞之兆。武则天看后，当然喜不自胜，立即将唐同泰擢为游击将军，并命其石为“宝图”。五月十一日，武则天下诏：亲拜洛水，接受“宝图”，并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在拜洛受图前十日齐集洛阳。
李唐宗室诸王及外戚接此诏书后，均大惧不安，“密有匡复之志”。有人还散布流言说：武则天打算在拜洛大飨之际，“尽收宗室，诛之无遗”。黄国公李譔又诈为唐睿宗玺书说：“神皇欲移李氏社稷以授武氏”。唐高祖之孙申州（治今河南信阳）刺史、东莞郡公李融还派人潜入洛阳，向其亲信成均助教高子贡打探说：“可入朝以否？”子贡回答说：“来必取死”②。这就更加坚定了宗室诸王起兵的决心。
垂拱四年（688年）八月上旬，琅邪王李冲命令长史萧德琮等招募兵士，并派人分头转告韩王元嘉、鲁王灵夔、霍王元轨、越王李贞及纪王李慎，各令起兵，进攻洛阳。李贞亦派人与东莞公李融、寿州刺史赵瑰等人相约。赵瑰之妻、常乐公主对来人说：“为我报越王，与其进不与其退。尔诸王若是男儿，不应至许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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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七十六《太宗诸子·越王贞传》。
②《旧唐书》卷六十四《高祖二十二子·虢王凤传》。
未举动”，“诸王必须以匡救为急，不可虚生浪死，取笑于后代。”①于是，李唐宗室与外戚俱秣兵厉马，磨刀霍霍，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不久，范阳王李蔼亦遣使谒李贞父子，建议诸王同时举兵，“若四方诸王一时并起，事无不济”②。李贞父子遂与诸王约期同时起兵。
就在李唐宗室诸王紧锣密鼓地酝酿起兵的关键时刻，鲁王灵夔之子、范阳王李蔼知越王必败，就派人向武则天揭发了诸王准备起兵之事。李冲得知事机泄漏后，匆忙于八月十七日起兵发难，李贞闻讯亦在豫州起兵响应。
武则天接到李蔼的密奏后，立即以左金吾将军丘神勣为清平道行军大总管，率兵征讨。
李冲率所募5000兵马准备从博州渡过黄河，与济州（治今山东东阿西北）刺史薛顗联兵东进，薛顗也正在积极准备接应。但博州所属武水（今山东聊城西北）县令郭务悌却婴城自守，拒不响应。故李冲只得率部东进，先攻武水。郭务悌急忙向魏州（治今河北大名东北）求救。魏州刺史立即派莘县（今属山东）令马玄素将兵2000赴援，准备在中道截击李冲。但玄素恐兵力不敌，故率兵直入武水，与郭务悌一起闭城自守。李冲率部抵达武水后，派兵士推草车堵塞武水南门，顺风纵火，欲乘火势冲入城中。但火起不久风向逆转，叛军不得入城，士气受挫。这时叛军将领董玄寂对部下兵士散布说：“琅邪王与国家交战，此乃反也。”③ 李冲立即将玄寂斩首示众，于是叛军兵士纷纷逃入草泽之中，不可禁止，最后仅留下数十名家僮。李冲自知兵力不支，只得返回博州。八月二十三日，李冲刚入博州城门，即被守门者所杀。这时，丘神勣亦率官兵抵达博州城下，博州官吏均素服出迎，被丘神勣全 部处死，凡破千余家。
九月一日，武则天又派左豹韬大将军麴崇裕为中军大总管，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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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七十六《太宗诸子·越王贞传》。
②③ 《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唐纪二十》，则天后垂拱四年八月。
长倩为后军大总管，将兵10万，征讨越王李贞，以张光辅为诸军节度。并削去李冲属籍，更姓虺氏。
越王李贞在豫州起兵后，曾攻占上蔡（今属河南），且兵力有所发展。但当他听说李冲兵败的消息后，却慌恐不安，甚至“欲自锁诣阙谢罪”①。正在犹豫之际，适逢新蔡（今属河南）县令傅延庆募得勇士2000余人，举众响应。李贞遂打消了“谢罪”之意，准备继续起兵。他一面欺骗兵众说：“琅邪王已破魏、相数州，有兵二十万，朝夕至矣”，另一面又将征发所属县兵5000余众分为5营，派汝南县丞裴守德等分别率领，并署置九品以上官500余人。但所署官员均受胁迫，莫有斗志，只有守德与之同心，李贞将其女嫁他为妻，署为大将军，委以腹心。为了鼓舞叛军士气，李贞还强令道士、僧人诵经念佛，乞求事成。左右心腹及叛军士卒皆佩带辟兵祥符。当麴崇裕率领官军抵达豫州城下时，李贞派其少子李规及裴守德率叛军出战。结果，叛军一触即溃，大败而归。李贞闻讯大惧，婴城自守，不敢出城迎战。崇裕乘胜将豫州团团包围。李贞心腹看到亡在旦夕，即对李贞说：“王岂可坐待戮辱！”于是李贞、李规、守德及其妻皆自杀。官军兵不血刃，收复豫州，将李贞、李冲父子之首传送东都阙下。韩王元嘉、鲁王灵夔、黄国公李譔以及常乐公主等均被捕入狱，迫其自杀。李唐宗室的起兵至此失败。
事后，武则天以文昌左丞狄仁杰为豫州刺史。当时正在清查李贞党羽，株连者有200家，被籍没者达5000余口，刑部派人催促行刑。仁杰赴任以后，向武则天上奏说这些株连者皆为“诖误”，代为“申理”。武则天诏准，遂将这些被株连者全部开成活罪，流放丰州（治今内蒙古五原南）。这些被“诖误”之人途径狄仁杰曾任刺史的宁州（治今甘肃宁县）时，宁州父老迎劳说：“我狄使君活汝邪”，并相携哭于仁杰德政碑下，“设斋三日而后行”②。
越王李贞父子的起兵其所以迅速失败，主要由于这些宗室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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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唐纪二十》，则天后垂拱四年九月。
王多是纨绔子弟，他们或生性“贪鄙”、残暴，或放荡不羁，专事斗鸡走狗，畋猎耽乐；有的虽“好学”不倦，“聚书至万卷”，但仅能“修身洁己”，不谙军事。他们在起兵前未能制订周密的作战部署和统一的行动计划，仓促举兵，缺乏统一号令，因而被官军各个击破。另外，这些宗室诸王在担任地方长官期间，大多鱼肉百姓，虐待下属，有的甚至“所在或偏受谗言，官僚有正直者，多被贬退，又纵诸僮侵暴部人”①，因而得不到百姓同情和支持。临时召募的兵士既缺乏训练，又多为“胁迫”之人，毫无战斗力。因而在强大官军的进攻下，迅速败亡。
三、武则天的专制统治
武则天镇压了徐敬业的叛乱以后，“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②。
垂拱二年（686年）三月，原侍御史鱼承晔之子鱼保家曾向武则天上书，请求铸造铜匦，接受天下密奏。武则天立即采纳，遂在洛阳乾元殿旁朝堂前，置一铜匦。该匦为正方形，内有一室，中分4隔，每隔各有一窍，供告密者投递告密奏书。其东隔叫“延恩”，专供“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南隔叫“招谏”，专供“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隔叫“伸冤”，专供“有冤抑者投之”；北隔叫“通玄”，专供“言天象灾变及军机秘计者投之”③。窍空仅容奏书，可进不可出。又命正谏、补阙、拾遗一人轮流掌管开启。于是，铜匦就成了武则天接纳洛阳及其附近吏民告密奏书的工具。
接着，武则天又诏令给全国各地的告密者广开门路：凡官民有告密者，地方官不得过问；告密者皆可乘坐国家驿马，沿途供给五品官的待遇，即每天供细米2升，白面2升3合，酒一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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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七十六《太宗诸子·越王贞传》。
②③《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十九》，则天后垂拱二年三月。
羊肉3分，瓜两颗，其余盐、豉、葱、韭、葵、姜等各有差。到达洛阳后，均在鸿胪寺或典客令的客馆下榻，即使农夫、樵人，武则天“皆自召见”。如果告密者合于“旨”意，即可破格提拔，迁官进爵。就是随意捏造，诬告不实者，亦不追究。于是天下告密者蜂拥而起，“人皆重足屏息”①。
武则天通过奖励告密，网络了一大批以残酷著称的官吏。与此同时，她还设置了凌驾于尚书刑部和大理寺以上的“制狱”。放手让这些酷吏利用“制狱”，对被告者罗织罪名，严刑逼供。于是这些官吏便狐假虎威，大肆杀戮，无恶不作。史称“酷吏政治”。
在武则天豢养的大批酷吏中，以来俊臣、周兴、索元礼、侯思止、王弘义等最为著称。
来俊臣，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从小“凶险不事生产，反覆残害，举无与比”。曾因犯“奸盗”被捕，后“遂妄告密”。武则天以为“忠”，累迁侍御史、朝散大夫、左台御史中丞等职。曾主持武则天设在丽景门的推事院，并招集无赖数百人，“令其告事，共为罗织，千里响应”，“冤滥之声，盈于海内”②。
周兴，雍州长安（今属陕西）人。少习法律，曾任尚书省都事、司刑少卿、秋官侍郎等职。自“垂拱已来，屡受制狱，被其陷害者数千人”③。
索元礼，胡人。生性残忍，因告密称旨，被破格擢为游击将军，专于洛州牧院推案制狱。每审讯一人，逼迫其供出数十百人。因而“衣冠震惧，甚于狼虎”④。
侯思止，雍州礼泉（今陕西礼泉北）人。原为“闾巷庸奴”，以卖饼为业。后因诬告唐高祖之子、滑州刺史、舒王元名及裴贞谋反，被武则天任为游击将军，累迁朝散大夫、左台侍御史等职。在主持“制狱”期间，“苛酷日甚”⑤。
此外，尚有“谲异险诈”的万国俊、“白兔御史”王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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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十九》，则天后垂拱二年三月。
②③④⑤《旧唐书》卷一八六上《酷吏传上》各自本传。
“四其御史”郭霸、“阴毒敢言事”①的吉顼等。
这些酷吏在武则天的纵容下，利用掌管的“制狱”，对被告者大搞严刑逼供。仅所作大枷就有10种之多：“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胆，六曰实同反，七曰反是实，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枷上又连接“铁笼头”，被捕入狱者，“见之魂胆飞越，无不自诬”②。其所用刑法，更是名目繁多，苛酷无比。将囚犯的手足捆绑在木椽上，让狱吏扭转木椽，谓之“凤凰晒翅”；用绳索绊住囚犯腰部，引枷向前，谓之“驴驹拔撅”；让囚犯跪在棒枷上，头顶大瓮，谓之“仙人献果”；使囚犯站在高木上，引枷向后，谓之“玉女登梯”；将囚犯倒悬于梁柱之上，脖项缒石，以醋灌鼻；或用铁圈套囚犯之首，四周加楔，有的囚犯“至有脑裂髓出者”③。有的酷吏还让囚犯“卧邻秽溺，曾不聊生，号为‘狱持’。或累日节食，连宵缓问，昼夜摇撼，使不得眠，号曰‘宿囚”，④。有的“每暑月系囚，必于小房中积蒿而施毡褥，遭之者斯须气绝矣，苟自诬引，则易于他房”⑤。真是骇人听闻，酷绝人寰。
据载在武则天统治时期，被酷吏迫害甚至处死的将相大臣就有狄仁杰、张光辅、徐敬真、张虔局、范云仙等，受到株连的中外大臣有益州长史任令晖、冬官尚书李游道、秋官尚书袁智宏、司宾卿崔神基、文昌左丞卢献、御史中丞魏元忠、凤阁侍郎李元素、夏官侍郎孙元通、给事中周浚、泾州刺史王勖、监察御史王助等数十百人，被涉嫌流放的海内贤士、名家及其亲故有千余人。酷吏万国俊在天授二年（691年）一次就杀死岭南流人300多，其党羽刘光业杀900人，王德寿杀200人。此外，还有鲍思恭、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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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一卷一八六上《酷吏传上》各自本传。
②《旧唐书》卷一八六上《酷吏上·来俊臣传》。
③《资治通鉴》卷二。三《唐纪十九》，则天后垂拱二年三月。
④⑤《旧唐书》卷一八六上《酷吏上·索元礼传》、《王弘义传》。
贞、屈贞筠等“少者咸五百人”①。至于李唐宗室，更是被杀略殆尽。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就形成了恐怖的政治气氛，神都洛阳更是危机四伏，“朝士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辄与家人诀曰：‘未知复相见否？”，②
武则天大开告密之门和推行酷吏政治的目的是为她登上女皇宝座而扫清道路，而一旦政敌伏首、女皇宝座得到巩固以后，她也会适应“省刑尚宽”的政治需要，对酷吏予以翦除。其中“请君入瓮”③就是典型一例。大致到神功元年（697年），武则天诛杀了最后一个酷吏来俊臣，酷吏政治遂告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