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的睦州（治今浙江建德东北）女子陈硕真领导的农民起义是唐前期最早发生的一次规模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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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九十四《李峤传》。
②③《唐会要》卷八十五《逃户》。
大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是在江南地区广大农民的赋役负担日益沉重，生活日益穷困的背景下发生的。起义人数发展到数万人，波及到了周围数州之地，给唐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
一、起义爆发的直接原因
陈硕真起义的发生地睦州属唐江南道东部，位于今浙江西部。这里和江南其他地区一样，经过孙吴、东晋、南朝4代及隋朝将近4个世纪的长期开发，社会经济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与北方经济的悬殊差距正在逐步缩小，而且还出现了正在接近和超越北方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势。故从唐高祖和太宗开始，由于关中地狭，所出不足供给京师，每年都要通过隋炀帝时期兴修的大运河，“漕转东南之粟”20万石，供应长安。自唐高宗以后，由于官俸和军饷等国家财政的急剧增加，从江南地区漕运的粟米，“岁益增多而功利繁兴，民亦罹其弊矣”①。这就大大加重了江南人民的赋役负担。正如武则天执政时期的宰相狄仁杰所说，“方今关东饥馑，蜀汉逃亡，江淮以南，征求不息。”②不仅如此，江南百姓负责漕运租税的徭役负担和运夫之苦，亦很沉重。大抵江南各地的赋税漕粮由运夫运抵扬州后，每年二月又从扬州出发，八、九月份才得“上河入洛”，其间“漕路多梗，船樯阻隘”，船夫所受艰辛，可以想见。加之“江南之人，不习河事，转雇河师水手，重为劳费”，以至“民间传言，用斗钱运斗米，其糜费如此”③。有时由于军情急迫，唐政府还强令江南运夫将所运漕粮，“勒往幽州，纳充军粮”④。故江南运夫往往常年劳累，不得休息。如果漕粮损失，还得负责赔偿。因此，船夫家破人亡的事是屡见不鲜的。陈硕真起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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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三》。
②《旧唐书》卷八十九《狄仁杰传》。
④陈子昂：《上军国机要事》，载《陈子昂集》卷八。
二、起义的发展与政权的建立
陈硕真起义酝酿于唐高宗永徽初年。最初，硕真“自言仙去，与乡邻辞诀”①，准备用仙人救世的封建迷信方式组织民众，揭竿起义。不料被人告发，被捕入狱。但经过审讯，官府并没有获得她发动起义的“罪证”，便“诏释不问”②。经此挫折以后，硕真没有灰心丧气。永徽四年(653年)十月，她又指使妹夫章叔胤扬言“硕真自天还，化为男子，能役使鬼物”③ 。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附近百姓听说陈硕真能够救人苦难，便接踵归附，很快就有2万多人聚集在硕真所擎的大旗之下。接着，陈硕真自称文佳皇帝，以章叔胤为仆射，迅速建立了革命政权。十月二十二日，文佳皇帝陈硕真发号施令，派兵四面出击，由仆射章叔胤率众北上，进攻桐庐（今属浙江）；东路军进攻东阳（今属浙江）；南路军由部将童文宝率领，进攻婺州（治今浙江金华）；西路军进攻歙州（治今安徽歙县）。陈硕真在“撞钟焚香”④之后，亲率2000余众进攻睦州。这诸路兵马在沿途饥饿百姓的支持下，迅速壮大，官军一触即溃。起义军迅速占领了睦州、桐庐、于潜（今浙江临安西南），兵势波及到了睦、婺、歙、杭（州治今浙江杭州）四州之地。这是起义军发展的鼎盛时期。
三、起义的失败及其历史作用
陈硕真起义军的迅速发展，使唐朝廷惊恐不已。唐高宗急令婺州刺史崔义玄和扬州（今属江苏）刺史房仁裕率兵征讨。由于起义军发展迅速，连战连捷，故在百姓中流传说：“硕真有神灵，犯其兵马无不灭门。”⑤因此，官军更是闻风丧胆，不敢交战。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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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新唐书》卷一〇九《崔义玄传》。
④《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唐纪十五》，高宗永徽四年十月。
⑤《册府元龟》卷六九四《武功》。
州司功参军崔玄籍为了鼓动官军士气，便声嘶力竭地对士兵说：“起兵仗顺，犹且无成，况凭妖妄，其能久乎？”①于是，刺史崔义玄便以崔玄籍为前锋，自将州兵为后援，向起义军发起进攻。行至下淮戍（今浙江桐庐东），正与起义军遭遇。双方展开激战，起义军看到官军来势凶猛，便以弓箭手对阵，万箭齐发，矢下如注，企图遏制官军的进攻势头。官军兵士恐怕刺史受伤，急用檐牌遮蔽义玄。义玄立功心切，对兵士说，刺史怕死避箭，谁还能拼死向前！遂命兵士撤掉牌楣。于是官兵随刺史拼死冲锋。起义军虽奋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急忙西撤。官军尾随紧追，直至睦州境内。这时，扬州刺史房仁裕率领官军相继到达，两路官军连兵向睦州进攻，并将睦州团团包围。起义军虽奋力抵抗，但仍不能遏制优势官军的进攻。十一月二日，睦州陷落，硕真、叔胤等起义首领被捕，不屈而死，一万多起义军全部被俘，起义失败。崔义玄以功被拜御史大夫。
陈硕真起义虽前后历时仅有十天，终因准备不周，兵力分散，遭到失败。但她的行动却体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忍受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敢于反抗封建统治的革命精神。陈硕真在起义发生不久，就敢于蔑视皇权，自称“文佳皇帝”，这无疑是对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皇权和夫权思想的一次冲击。另外，这次起义是唐朝前期爆发最早的一次大规模起义，它对后来遍及全国各地的农民反抗斗争，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这次武装起义也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唐朝的封建统治，迫使唐朝统治者不得不对他们施行的某些政策进行调整，收敛他们的贪欲，对广大农民作出一些让步，亦将对农民生产和生活的改善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此后，众多官吏，如狄仁杰、李峤、陈子昂、辛替否等人，都曾针对当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政策方面的失误以及各级官吏的贪暴行为，提出针锋相对的批评，就是这种作用的曲折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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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唐纪十五》，高宗永徽四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