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韦、武集团乱政时期的内外形势
唐中宗虽然在张柬之等人的支持下，复位建唐，但他在登基以后却转而依靠韦皇后、武三思以及安乐公主和上官婉儿等人，遂使政局大坏。
韦皇后是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被纳为太子李显之妃。嗣圣元年（684年），李显即帝位后，立为皇后。是年中宗李显被废为庐陵王，韦氏随帝同被发配房州（治今湖北房县）。李显到达房州后，慌恐不安，每闻武则天遣使出巡，即欲轻生。韦氏经常劝谕说：“祸福倚伏，何常之有，岂失一死，何遽如是也？”李显听后，精神受到很大安慰，曾感激地对韦氏发誓说：“一朝见天日，誓不相禁忌。”①
神龙元年（205年），中宗复位后，成为皇后的韦氏由于地位变迁，权势日隆，遂产生了攫取最高政治权力，以女主而君临天下的野心。
武三思是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与前妻相里氏所生第二子武元庆的儿子，武则天之侄。武周时期官至特进、太子宾客、监修国史。中宗复位后，三思又在上官婉儿的荐引下，并利用其子武崇训娶妻安乐公主的姻亲关系，进拜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又与韦后结为死党，玩弄权柄，树立私人势力，诛杀正直大臣，狐假虎威，为非作歹，紊乱朝纲。
上官婉儿是唐高宗时西台侍郎上官仪的孙女。麟德元年(664年)，上官仪因谏废武后被杀后，婉儿与其母郑氏被没入掖庭为婢。后因“天性韶警，善文章”②，受到武则天的青睐。圣历元年(698年)以后，开始参决政事。中宗复位后，婉儿因善于奉迎谄媚，深得中宗和韦后的信赖，令其专掌制命，不久，又拜为昭容，其母亦被封为沛国夫人。她因与武三思“淫乱”不止，故在草拟制敕时，往往推尊武氏而排抑皇族，并将武三思引荐给了韦后，使韦、武结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集团，上官婉儿在这个集团中当然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安乐公主是韦氏随庐陵王李显刺配房州途中所生，因道途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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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五十一《后妃上·中宗韦庶人传》。
②《新唐书》卷七十六《后妃上·韦皇后附上官昭容传》。
促，解衣褓之，故起名“裹儿”①。渐长以后，生性惠敏，容质秀绝，被中宗和韦后视为掌上明珠，于诸子女中最为宠爱，“恣其所欲，奏请无不允许”②。这样，就使她的政治野心恶性膨胀，以至产生了想当“皇太女”的奢望。在这种私欲的驱使下，安乐公主很快便成了韦、武集团中的骨干力量。
神龙元年(205年)五月中旬，即中宗复位的第三个月，武三思和韦后在中宗处诬陷张柬之等人“恃功专权，将不利于社稷”③ ，中宗信以为真，遂于五月十六日将张柬之、敬晖、桓彦范、袁恕己、崔玄暐等5位功臣同时罢知政事，用明升暗降的手段，收夺了他们的军政大权。与此同时，武三思还把被张柬之等贬逐的官员全部官复原职，把依附张柬之等人的官员全部驱逐出京。于是，“大权尽归三思”④。侍御史周利用、太仆丞李悛、光禄丞宋之逊、监察御史姚绍之等5人为其耳目，时人呼为“三思五狗”⑤。宰相韦巨源、杨再思以及宗楚客、纪处讷等亦趋炎附势，党附韦、武。安乐公主也趁机卖官鬻爵，不但挟制中宗墨敕大授“斜封官”，而且“自王侯、宰相以下，除拜多出其门”⑥。上官婉儿等人还大竞奢侈，强夺民宅，“建宅第、山池”，“穿洺筑岩，穷饰胜趣”⑦。遂使吏治大坏，统治集团内部亦危机四伏，宫闱斗争日益加剧。
神龙二年（706年）三月，驸马都尉王同皎（尚中宗定安公主）对武三思的专权跋扈，心怀不满，遂密招壮士，准备在武则天的灵柩发引之际，劫杀三思。因为同谋者冉祖雍中途告变，被三思奏告中宗，中宗“遂斩同皎于都亭驿前，籍没其家”⑧。
同年七月，武三思又派人在洛阳天津桥张贴疏文，罗列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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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八十三《中宗八女·安乐公主传》。
②⑥《旧唐书》卷一八三《外戚·武承嗣附三思子崇训传》。
③④《资治通鉴》卷二〇八《唐纪二十四》，中宗神龙元年五月。
⑤《旧唐书》卷一八三《外戚·武承嗣附三思传》。
⑦《新唐书》卷七十六《后妃上·韦皇后附上官昭容传》。
⑧《旧唐书》卷一八七上《忠义上·王同皎传》。
“秽行”，请求将其废黜。企图嫁祸于张柬之、敬晖等人。中宗闻讯大怒，当即命令御史大夫李承嘉重按其事。李承嘉由于早已被武三思用重金收买，故在未作任何调查的情况下，诬告是张柬之等5人所为，并请将其全部“族诛”。中宗鉴于这5人有拥戴之功，不忍加诛，只是将其全部贬出京师，发配边州。不久，武三思又以大理丞周利用为出巡使者，矫制将此5人诛杀。
神龙三年（207年）七月，皇太子李重俊举兵造反。李重俊为后宫妃子所生，因韦后无子，故被立为太子。韦后以太子非己所生，心怀厌恶，武三思亦颇忌恨。安乐公主因为想当皇太女，把太子更加视为眼中钉，故与其婿、驸马左卫将军武崇训经常凌侮太子，甚至呼太子为奴。太子不堪欺凌，遂于七月六日同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将军李思况、独孤祚及沙吒忠义等矫制征发羽林千骑兵300余人，将武三思、武崇训父子杀死在宅第里。同时，还杀死了三思党羽10余人。接着，重俊又派左金吾大将军、成王千里及其子天水王禧分别守卫宫城诸门，自己与多祚引兵从肃章门斩关而入，并急叩阁门，搜索上官婉儿。婉儿闻讯，当即对中宗和韦后说：“观其意欲先索婉儿，次索皇后，次及大家（指中宗）。”①于是，中宗遂与韦后、安乐公主及上官婉儿登上玄武门，躲避兵锋，并派右羽林大将军刘景仁帅飞骑百余人屯楼下以自卫。宰相杨再思、苏瑰、李峤与兵部尚书宗楚客、左卫将军纪处讷亦拥兵2000余人，屯于太极殿前，闭门自守。多祚率兵先至玄武门楼下，企图冲入楼内，但被守卫飞骑所阻，不得登楼。不久，太子继至，
同多祚在楼下狐疑不定，按兵不战，企图向中宗说明起兵缘由。未等太子开口，站在中宗身旁的宫闱令杨思勗请求出击，并首先从楼内冲出，杀死了李多祚之婿、前锋总管、羽林中郎将野呼利，多祚部众士气顿衰。这时，唐中宗凭楼向多祚所率千骑兵士劝谕说：“汝辈皆朕宿卫之士，何为从多祚反？苟能斩反者，勿患不富贵！”②于是千骑兵士倒戈，群起杀死了多祚、承况、祎之、忠义等人，其
①②《资治通鉴》卷二〇八《唐纪二十四》，中宗景龙元年七月。
余部众全部溃散。进攻右延明门的成王千里及其子天水王禧亦因久攻不克，被宗楚客和纪处讷部所杀。太子李重俊看到大势已去，遂率百余骑向终南山方向逃走。行至鄂县（今陕西户县）之西，身边只剩数人相随。当他倚树歇息之时，被随从所杀。李重俊的政变至此结束。韦氏集团的势力不但未被削弱，反而更为增强，她的权势欲亦随之愈加炽烈。
同年八月，宗楚客率百官表请加韦后尊号为顺天翊圣皇后。
景龙二年（208年）春，右骁卫将军、知太史事迦叶志忠又奏请尊韦后为国母，主蚕桑之事，又上《桑韦歌》12篇，“请编之乐府，皇后祀先蚕则奏之”①。中宗应允。上官婉儿亦从婕妤升为昭容。
景龙四年（710年）五月，许州（治今河南许昌）司兵参军燕钦融上言，揭露韦后、安乐公主、公主之婿武承嗣之子武延秀及宗楚客等“干预国政”、“图危宗社”等罪行，被宗楚客矫制发飞骑将其捕杀。中宗闻讯，“怏怏不悦”，“由是韦后及其党始忧惧”②。
同年六月二日，安乐公主伙同党羽散骑常侍马秦客、光禄少卿杨均等，于御饼中进毒，鸩死中宗。韦后秘不发丧，自总朝政。六月三日，韦后又征发诸府兵士5万人屯驻京师，派驸马都尉韦捷、韦蕴、韦后族弟卫尉卿韦璿、族侄长安令韦播、外甥郎将高嵩分领；又令左监门大将军兼内侍薛思简等率兵500，驰驿防卫均州（治今湖北丹江口西北），以备中宗第二子、谯王李重福。又以刑部尚书裴谈、工部尚书张锡知政事，留守东都。然后，她便召集宰相，讨论修改中宗遗制。原来中宗遗制最早是由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起草的，内容是“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参谋政事”③。
太平公主是武则天幼女，曾支持“五王政变”，协助中宗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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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〇九(唐纪二十五》，中宗景龙二年二月。
②《资治通鉴》卷二〇九《唐纪二十五》，中宗景云元年五月。
③《资治通鉴》卷二〇九《唐纪二十五》，睿宗景云元年六月。
此后，她便发展自己势力，与韦武集团相互诋毁，各树党羽，展开角逐。上官婉儿虽属韦武集团中坚，但在太子李重俊起兵杀了武三思父子以后，加之其姨表兄弟、左拾遗王昱的劝谕，觉得韦后集团犹如冰山，并不可靠，政治立场开始转向以相王李旦（即后来的唐睿宗）和太平公主等人为代表的李唐王室一边。故在草拟中宗遗制时，力主相王参谋政事。但这样一来，必然会给韦后的专权以至君临天下带来障碍。故在韦温和宗楚客等人的支持下，遂将遗制修改成由韦后临朝称制，罢相王政事。
六月四日，韦后在进行了上述篡位准备后，召集百官发丧，大赦天下，改元唐隆。又令族兄韦温总知内外兵马事。六月七日，立李重茂为帝，由韦后临朝摄政。不久，宗楚客又与武延秀及司农卿赵履温、韦氏宗族诸人共同劝韦后遵武后故事，以太后君临天下。还阴谋废杀重茂，加害相王及太平公主。李唐社稷又面临倾覆的危险。
另外，韦武集团乱政时期的边疆形势亦很严峻。居住在北方蒙古草原的后突厥汗国不断入侵河套和西域地区，给唐的北部边防带来严重威胁。兴起于碎叶川地区的突骑施汗国亦杀唐使者，举众叛乱。甚至有的部族还用贿赂手段收买唐廷的执政宰相，勾结吐蕃进入西域，西域告急（详见本章第四、第五节）。
二、玄宗即位与“开元之治”
唐玄宗李隆基是唐睿宗李旦的第三子，生于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年）八月五日。神龙元年（205年），中宗复位后，隆基被封临淄王，任卫尉少卿。景龙二年（208年）四月，隆基由于受到太子李重俊起兵的株连，被逐出长安，贬为潞州（治今山西长治）别驾。景龙三年（209年）冬，唐中宗将要举行祭祀南郊的典礼，隆基奉诏入京。这时，在韦后集团的干扰和破坏下，朝政败坏，一片混乱。多数大臣趋炎附势，追随韦后，少数正直大臣，遭到排挤陷害。隆基对此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他凭借对唐廷宫闱政变的耳闻目睹，已经敏锐地觉察到李唐社稷又一次面临被异姓女皇篡位的危险。因此，早在他担任潞州别驾时，就“常阴引材力之士以自助”①，准备随时投入到维护李唐社稷的斗争中去。回到长安以后，隆基又把主要精力放到了争取最为精锐的宫廷部队——北衙军万骑之中。他曾“数引万骑帅长及豪俊，赐饮食金帛，得其欢心”②。因此，很快便赢得了万骑将领的信任和拥戴。另外，他又与交游广泛、具有一定影响的尚衣奉御王崇晔深相结纳，并通过崇晔，“遂遇利仁府折冲麻嗣宗、押万骑果毅葛福顺、（苑）总监钟绍京”③。在李隆基的苦心经营下，逐渐聚集了一股力量，为日后战胜政敌奠定了基础。
景龙四年（710年）六月二日，中宗遇毒身亡，韦后临朝摄政，李唐社稷危如累卵。为了清除篡位道路上的障碍，韦后派人对相王、太平公主和李隆基的府第“设兵潜备”，使其“内外阻绝”④。但李隆基在严兵包围的紧急形势下，仍巧妙地通过东明观道士冯处澄、宝昌寺僧普润等人和外界保持密切联系。他先派人同他的姑姑太平公主接头，公主大喜，立即指示他的儿子、卫尉卿薛崇简出面协助。这时，原为韦武集团党羽的兵部尚书崔日用转向隆基一边。当他得知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将要举事的消息后，“乃因沙门普润、道士王晔密诣藩邸，深自结纳，潜谋翼戴”，并向隆基建言：“事必克捷，望速发，出其不意，若少迟延，或恐生变。”⑤在这种剑拔弩张的形势下，李隆基决定立即发动政变。
唐隆元年（710年）六月二十日傍晚，李隆基派人通告薛崇简、麻嗣宗、前朝邑（今陕西大荔东）尉刘幽求、万骑果毅葛福顺、陈玄礼、李仙凫等齐集苑总监钟绍京宅第，商议政变计划。他也在道士冯处澄的掩护下，乔装改扮，秘密来到钟宅，向众人说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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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
②《新唐书》卷一二一《王毛仲传》。
③④《册府元龟》卷二十《帝王部·功业二》。
⑤《旧唐书》卷九十九《崔日用传》。
诛杀诸韦的打算，到场诸人全都表示愿意以死自效。接着，李隆基便提出了首先夺取玄武门，然后冲入宫城，诛杀韦党的政变方案。因为众人都知道宫城北面的玄武门地势高昂，俯视宫城，有高屋建瓴之势，为北衙禁军的屯防重地。玄武门的得失是政变成败的关键。因此，这个政变方案很快便得到了众人的赞同。
夜半时分，万骑果毅葛福顺和李仙凫等人手执刀剑直入玄武门羽林营，一举杀死了正在宿卫的羽林军首领韦播、韦璿、高嵩等韦后党羽，并对羽林兵士说：“韦后鸩杀先帝，谋危社稷，今夕当共诛诸韦，马鞭以上皆斩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怀两端助逆党者，罪及三族。"①万骑兵士当即表示欣然从命。李隆基看到万骑兵士已全部归附，便带领刘幽求等人离开钟宅，从禁苑南门出发，向玄武门进发。钟绍京率丁匠、户奴200余人，执斧锯相从。隆基来到羽林营后，先派葛福顺率左万骑进攻玄德门，李仙凫率右万骑攻白鲁门，约定在凌烟阁前会合。福顺、仙凫等斩关而入，未遇多少抵抗，即按期到达凌烟阁前。接近三鼓时分，李隆基率总监工匠和羽林兵士，出禁苑南门，向玄武门发起进攻。由于得到守门兵士的响应，很快便占领该门，并向太极殿大呼而进。宿卫中宗灵柩的诸卫兵听到喊声后，均披甲响应。韦后闻讯，慌忙逃入飞骑军营。已经归附的飞骑兵士立即将其斩首，送于隆基。政变兵士冲入安乐公主住处时，公主正在照镜画眉，亦被斩首。接着，武延秀和内将军贺娄氏相继被杀于肃章门外和太极殿西。上官婉儿听到政变消息以后，执烛率宫人迎接，并拿出她和太平公主草拟的中宗遗制给刘幽求等人观看，乞求不死。但隆基不许，也被斩于旗下。当晚，隆基率兵在宫内悉诛诸韦及其党羽，拂晓时分，官内平定。这时，隆基入见其父相王李旦，叩头告知不事先奏报之罪。相王抱头痛哭说：“社稷宗庙不坠于地，汝之力也。”②这一天，相王下令关闭宫门及京师诸门，搜捕诸韦亲党。韦温、宗楚客、宗晋卿、赵履温、韦巨源、马秦客、杨均、叶静能等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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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资治通鉴》卷一〇九《唐纪二十五》，睿宗景云元年六月。
被杀。兵部侍郎崔日用率兵在长安杜曲韦氏聚居之地诛杀韦氏，虽襁褓婴儿亦无幸免。
六月二十三日，少帝重茂禅位于相王。次日，相王登基，是为唐睿宗。六月二十七日，李隆基被立为太子。七月，大赦天下，改元景云。
睿宗即位不久，刚趋平静的政局又出现危机。导致政局混乱的根源主要来自太平公主。
原来太平公主是个权势欲极强的女人。武则天统治时期即“每预谋议”，且极富“权谋”。只是由于当时“宫禁严峻，事不令泄”，故她尚能“畏惧自检”①。神龙元年（205年），因参预“五王政事”，以预诛张易之密谋有功，被进号镇国太平公主，权势日隆。平定韦武集团以后，她更加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不但取得了大量财富，过着骄奢淫佚的糜烂生活，而且权势欲恶性膨胀。史载“公主所欲，上无不听，自宰相以下，进退系其一言，其余荐士骤历清显者，不可胜数，权倾人主，趋附其门者如市”，甚至“军国大权，事必参决，如不朝谒，则宰臣就第议其可否”②。这种贪得无厌的权势欲必然驱使她要和已被立为太子的李隆基之间发生冲突。景云元年（710年）十月，即隆基被立为太子的第四个月，太平公主就散布流言说：“太子非长，不当立。”③既而又派人严密监视太子行动，就连太子的东富官属也多被收买。因此，太子的举动言行，她都了如指掌。并时常在睿宗处密告太子，隆基被弄得深不自安，唐睿宗也觉得无所适从。
景云二年（711年）正月下旬，太平公主在大明宫光范门内会见宰相，公开提出改易太子的念头。只是因为受到了宋璟的据理驳斥，才遭到宰相拒绝。但这就标志着太平公主和太子李隆基之间的冲突已经公开化了。
由于太平公主步步进逼，李隆基的处境日益困窘。宰相姚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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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旧唐书》卷一八三《外戚·武承嗣附攸暨妻太平公主传》。
③《资治通鉴》卷二一〇《唐纪二十六》，睿宗景云元年十月。
和宋璟遂秘密向睿宗上言，请求将睿宗长子、宗王成器和高宗的长孙、邠王守礼由左右卫大将军出为州刺史，罢去隆基之弟岐王隆范和薛王隆业左右羽林大将军之职，使其任东宫左、右率之职。企图以此巩固太子地位，削弱太平公主的威胁。并请将太平公主和武攸暨夫妇于洛阳安置。这个建议被睿宗当即采纳，只是将太平公主移置蒲州（治今山西永济西）。
李隆基在太平公主的进逼下，采取退让策略，先示之以弱。因
隆基知道他的太子地位掌握在睿宗之手，如果在没有得到睿宗示意的情况下，主动向太平公主展开进攻，一旦得罪睿宗，就会给自己带来不利。因此，他把稳固自己地位和裁抑太平公主的希望，在开始时寄托在睿宗身上。故当太平公主听到将她要安置蒲州的消息后，怒气冲冲地责问隆基时，隆基十分恐惧地将责任推到了姚崇和宋碌身上，并向睿宗请求将姚、宋二人处以极刑。其实，这是隆基有意试探睿宗的态度，究竟是偏袒儿子，还是倾向妹妹。睿宗心里自然明白，姚、宋的建议是以社稷为重的正义之辞，绝无离间之意，而且未必受隆基指示。但为了应付太平公主，他还是将姚、宋贬为外州刺史。接着，他还是坚持要太平公主移居蒲州。从这些举措可以明显看出，睿宗在儿子和妹妹两边天平的权衡上，还是倾向儿子一边的。
景云二年（711年）二月，睿宗在召见三品以上大臣时说：“有术者上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卿等为朕备之。”宰相张说回答说：“此是谗人议计，拟动摇东宫耳。陛下若使太子监国，则君臣分定，自然窥觎路绝，灾难不生。”①这个建议使睿宗豁然醒悟。因为这样既可使太子的地位得到巩固，又可使睿宗摆脱裁抑太平公主的责任，可谓一举两得。所以睿宗当即接受了这一建议，诏令太子监国，六品以上官的除拜和徒罪以下的量刑，都取太子处分。不久，睿宗又将左、右万骑和左、右羽林军编为北门四军，派太子的心腹葛福顺率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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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九十七《张说传》。
同年四月，唐睿宗又在召见三品以上大臣时，提出了要传位太子的打算。虽然由于太平公主党羽、殿中侍御史和逢尧的竭力阻挠，传位没有实现，但在四月十三日的制文中却说：“凡政事皆取太子处分，其军旅、死及五品以上除授，皆先与太子议之，然后以闻。”①再次将更大权力移交太子。
景云二年（711年）五月，在太子李隆基的请求下，唐睿宗将太平公主由蒲州召至京师。
延和元年（712年）七月，太平公主利用彗星出现这一天象，派方术之士对睿宗说：“彗所以除旧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变，皇太子当为天子。"②她的本意是想借此挑拨睿宗和太子的关系，但结果却弄巧成拙，反而加速了睿宗传位的决心。所以睿宗当即回答说：“传德避灾，吾志决矣”③，并对太子意味深长地劝谕说：“社稷所以再安，吾之所以得天下，皆汝力也。今帝座有灾，故以授汝，转祸为福，汝何疑邪！”④李隆基对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语当然是心领神会的，这说明这对父子之间已经达到了无言的默契。
延和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唐睿宗正式下制传位太子。太平公主看到太子即位已不可逆转，遂劝睿宗仍应自总大政。
同年八月三日，隆基即位，是为唐玄宗。八月七日，改元先天。尊睿宗为太上皇，并下制说，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决于上皇，余皆决于皇帝。
唐玄宗即位以后，利令智昏的太平公主仍在做着女皇梦。她将当时的7个宰相中的窦怀贞、岑羲、萧至忠、崔湜等4人拉为自己私党，朝中“文武大臣，大半附之”。她又控制了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知右羽林将军李慈、左金吾将军李钦等将领，掌握了部分军权。她企图利用结帮拉派等手段，驾空玄宗，进而达到君临天下的目的。
先天元年（712年）八月，宰相刘幽求和左羽林将军张暐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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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一〇《唐纪二十六》，睿宗景云二年四月。
②③④《资治通鉴》卷二一〇《唐纪二十六》，玄宗先天元年七月。
太平公主的权势日隆，密谋利用羽林军诛之，并向玄宗奏告了这个计划。玄宗这时已对睿宗的意图了如指掌，当即表示应允。但还未等计划实施，即被张暐泄露出去。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玄宗只得将刘、张二人贬出京师。太平公主听到这个消息后，也在秣兵厉马，密谋举行兵变。于是，双方的斗争已成剑拔弩张之势。
经过一阵紧锣密鼓的准备以后，太平公主及其党羽决定在先天二年（713年）七月四日举事。其部署是先派常元楷和李慈率羽林军进攻玄宗所在的武德殿，再由宰相窦怀贞、萧至忠和岑羲等于南衙举兵响应。但还未等动手，即被宰相魏知古所侦知，立即向玄宗作了报告。玄宗觉得事情紧急，遂与其弟、岐王隆范和薛
王隆业以及宰相郭元振、龙武将军王毛仲、殿中少监姜皎、太仆少卿李令问、乘奉御王守一、内给事高力士等密议对策。最后
众人一致决定提前动手，先发制人。
先天二年(713年)七月三日，唐玄宗令王毛仲领闲厩马及兵士300余人，从武德殿入虔化门，收斩了常元楷和李慈，并在内侍省捕杀了散骑常侍贾鹰福和中书舍人李猷，在朝堂捕杀了宰相萧至忠和岑羲。窦怀贞闻讯，自缢而死。太平公主逃入山寺，三日后出首，被赐死于家。她的儿子薛崇胤及其党羽被杀者数十人。七月四日，唐睿宗以太上皇的身份宣布：“朕将高居无为，自今后军国刑政一以上，并取皇帝处分。”①同年十月十三日，唐玄宗将贬为外州刺史的姚崇召回长安，任为宰相。十二月一日，改元开元，开始了治理大唐的辉煌业绩。
姚崇是陕州（治今河南三门峡西）硖石（今河南三门峡东）人，武则天时曾两度出任宰相。又曾先后担任宋、常、越、许等州刺史。任职地方官时，“为政简肃，人吏立碑纪德”，任宰相时，更是“吏道敏捷”，“善应变成务”②，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尽管从武则天后期开始，宫闱斗争此起彼伏，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但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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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七《睿宗纪》。
②《旧唐书》卷九十六《姚崇传》。
崇却能“颇涉履于中，克全声迹”①。说明他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唐玄宗选择姚崇任相，确是独具慧眼。
拜相之日，．姚崇即向玄宗提出了“十事要说”，即“先仁义”、后“刑法”；“三数十年不求边功”；“中官不预公事”；“国亲不任台省官，凡有斜封、待阙、员外等官，悉请停罢”；对“冒犯宪纲”的“近密佞幸之徒”，“请行法”严惩；“除租庸赋税之外，悉杜塞”一切“贡献求媚”；“凡寺观宫殿，臣请止绝建造”；对朝廷大臣，应“接之以礼”；“凡在臣子，皆得触龙鳞，犯忌讳”，大胆“进谏”；后族乱政之事，应“书之史册，永为殷鉴”②。这个“十事要说”既是姚崇针对武则天后期和中、睿二宗时期的弊政提出的施政纲领，也是当时整饬吏治、稳定政局和增强国力的当务之急。故唐玄宗均一一应允。这说明这对君臣已经达成了心理上的相互默契。
姚崇还是当时一位杰出的无神论者。开元三、四年(715～716年)，山东、河南地区两次蝗虫成灾，田中禾苗顷刻即被食尽。当地百姓和地方官眼看蝗虫肆虐，却手不敢近，只是在田旁设祭祀恩，焚香膜拜。有的则背井离乡，流寓异地。姚崇当即建议：“蝗既解飞，夜必赴火，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除之可尽。”③并奏请派御史到受灾地区督促州县官员组织民众实施灭蝗。但这一建议提出后，却受到朝野官员的反对。有的认为蝗虫众多，用人力捕杀，除不可尽，有畏难情绪；大多数人认为“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④，反对捕杀蝗虫。面对这些异议，姚崇毫不动摇，他对唐玄宗立下军令状说：“若除不得，臣在身官爵，并请削除。”⑤终于坚定了玄宗灭蝗的决心。于是，在唐玄宗的支持下，姚崇的灭蝗方案得到实施，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仅汴州（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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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⑤《旧唐书》卷九十六《姚崇传》。
②《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唐纪二十六》，玄宗开元元午十月《考异》引吴兢《升平源》。
④《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二十七》，玄宗开元四年二月。
今河南开封）一地即捕蝗14万石。故虽“连岁蝗灾，不至大饥”①。有的地方，庄稼还颇有“收获”，人“不甚饥”②。
不久，唐玄宗又将“守法持正”的宋球任为宰相口从此，姚崇和宋臻二人相互配合，协力辅佐，被誉为一代贤相。
为了煞住从武则天后期形成的“奢靡”之风，唐玄宗于开元二年（714年）七月下制说：“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③不久，又罢废了东西两京的织锦坊。于是，风俗大变，宫廷内外，人自节俭，国家的财政开支大为减少。
为了整饬吏治，唐玄宗还明确宣布：“官不滥升，才不虚受，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左贤右戚，岂资于谬贡。”④根据这一原则，他大革奸滥，裁汰冗官，精简机构，把武周以来所置的员外官、试官及斜封官等数千人，一律罢免。另外，他又把二批曾参加过诛除韦、武集团和太平公主之乱的所谓“唐元功臣”中居功自傲、利欲熏心者如刘幽求、钟绍京姜饺、王毛仲、葛福顺等，或贬官削职，或清除赐死，大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
在整顿吏治中，唐玄宗尤其重视对县令、刺史等地方官的选用。开元四年（716年），有人上疏说：“今岁吏部选叙太滥，县令非才，全不简择。”玄宗当即对新选县令出题复试。结果，只有一人合格，其余200多人均不称职。其中45名成绩太差者，被“放归学问”⑤。为了提高地方官的素质和声望，改变当时重京官而轻外官的风气，唐玄宗还下令“选京官有才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为恒式。”后来，还进一步规定：“三省郎官有阙，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阙，先求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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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⑤《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二十七》，玄宗开元四年五月。
②《旧唐书》卷八《玄宗纪》。
③《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二十七》，玄宗开元二年七月。
④《唐会要》卷八十一《阶》。
任县令者”①；“京官不曾任州县官者，不得拟为台省官”②。与此同时，唐玄宗还特别重视对官吏政迹的考核与监察。为此，他还专门颁布了《整饬吏治诏》，规定“每年十月，委当道按察使较量理行殿最，从第一等至五等奏闻较考，仍使吏部长官总详覆”③，考核结果要作为官员任免升降的依据。真正做到“有善必赏，所以劝能；有罪必诛，所以惩恶。”④在这些改革措施的推动下，开元时期的吏治日益清明，出现了官得其人、人尽其才的生动局面。
为了消除财政危机，增加财政收入，唐玄宗从开元九年(721年)到开元十二年（724年），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检查均田和检括户籍的运动。他任命宇文融为全国覆田劝农使，下设10道劝农使和劝农判官，分头到全国各地检查豪强地主的“籍外占田”和荫庇逃户。结果，增户80余万”田亦称是”，“岁终征客户钱数百万”⑤。
为了解决边兵军粮不足的困难，唐玄宗诏令兵民垦荒屯田。史载开元年间，在河东道、关内道、陇右道、河北道、剑南道等边远州县和军镇等地共设置屯田1037屯，如按每屯30顷计算，全国共有3.111万顷军屯土地，大大地丰富了边境地区的军粮供应，同时，也节省了百姓的运输费用。与此同时，唐玄宗还征发民伏，大力兴修水利工程。总计这一时期全国共建56项水利设施，相当于整个唐朝所修水利工程的五分之一以上。对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鉴于从武周时期开始的佛教势力及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唐玄宗接受了姚崇的建议，于开元二年（714年）二月下诏，裁汰天下僧尼，结果，以伪妄还俗者12000余人。同年八月，又下令严禁新造佛寺，禁铸佛像，禁抄写佛经。同时又禁止贵族官僚与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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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玄宗：《重牧宰资望敕》，载《全唐文》卷三十五。
②③玄宗：《整饬吏治诏》，载《全唐文)卷二十七。
④玄宗：《诛裴景仙敕》，载《全唐文》卷三十四。
⑤《旧唐书》卷一〇五《宇文融传》。
尼交往。
由于上述改革措施的相继施行，不但使唐朝的政治日益清明，而且也使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史载“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储粮，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①；粮价低廉，物资丰盛，全国各地商贾云集，“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②。正如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忆昔》一诗中所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小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唐朝在这一时期达到鼎盛。
三、玄宗的强兵方略
唐玄宗即位之初，边疆地区的形势仍很严峻：居住在蒙古高原上的东突厥余部时时都在窥测方向，伺机入侵，企图恢复突厥汗国时期的广袤疆宇；契丹族上层首领也在积极备战，梦想越过辽河，进占辽西地区；兴起于西域地区的突骑施势力也在蓄积力量，妄图吞并西域；吐蕃奴隶主贵族也想染指河西、陇右和西域地区。为了巩固边防，唐玄宗采取了一系列战略步骤。
改变军制，召集募兵从武周时期开始，随着土地兼并的迅速加剧，均田制逐渐破坏，农民被迫逃亡的现象日趋严重，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也出现了瓦解之势。加之应役府兵受到种种剥削，地位低下，“上番多别驱使”，以致被“京师人耻之，至相辱骂，必日侍官”③。于是府兵丁壮“逐渐逃散，年月既久，逃
死者不补，三辅渐寡弱，宿卫之数不给”④。到了开元十一年(723年)，府兵丁壮逃亡现象更加严重，致使折冲府无兵可交，兵源枯竭。故宰相张说奏“请一切招募强壮，令其宿卫，不简色役，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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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元次山：《问进士第三》，载《全唐文》卷三〇八。
②《通典》卷七《食货典》。
③《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④《唐会要》卷七十二《府兵》。
为条例”①。即停止府兵番上，改行募兵，用以解决京师的宿卫问题。这个建议被玄宗接受。次年十一月，玄宗命尚书左丞萧嵩会同京畿蒲、同（州治今陕西大荔）、岐（州治今陕西凤翔）、华（州治今陕西华县）等州地方长官招募当地丁壮入伍。结果，逃亡百姓“争来应募”，很快就募得兵士1 2万人，分为两番，宿卫京师，号称长从宿卫。开元十三年(725年)，又将长从宿卫改称扩骑。不久，征戍边兵也由募兵充任，称为长征健儿。到天宝八载（749年），“折冲府至无兵可交，李林甫遂停上下鱼书。其后，徒有兵额官吏，而戎器驮马锅幕糗粮并废矣”②。至此，府兵制名存实亡，募兵制代之而兴。
唐玄宗在开元年间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势，改变军制，不仅使农民的负担大为减轻，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唐玄宗在位期间，边功最为兴盛，当与实行兵农分离的募兵制度不无关系。
设置节度，增强边兵 为了增强边防力量，唐玄宗在改变军制的同时，又在周边地区相继设置节度使。到天宝元年（742年）为止，共设置了10节度，重新布局并进一步完善了边疆地区的防卫体制。关于10节度的设置地点、时间、统军及防卫任务详见第三章第四节第一项。
节度使始设时主要管理军务，不涉及行政、财务。后来，唐玄宗往往让节度使身兼营田使、支度使、采访处置使等职，兼营屯田、营田、军资及督察地方的行政事务。于是，节度使权力大增，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地区最高的军政长官。这无疑对解决边兵的军粮供应和提高兵士的战斗力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从当时的边疆形势来看，设立节度使和扩大边兵，仍然不失为一个巩固边防的正确步骤。只是唐玄宗在采取这1步骤时，没有重视京师防卫力量的配置，没有建立一整套对节度使进行督察、控制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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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九十七《张说传》。
②《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机制，以致形成了天宝末年的内轻外重之势，为安史之乱的发生埋下了祸根。
大兴马政，扩充骑兵 玄宗即位以后，唐朝的养马业正处于低谷。唐高宗永隆年间（680～681年），仅夏州（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一地的牧马，就因管理不善，死失18. 499万匹。武则天垂拱年间（685～688年），诸监牧马更是“潜耗太半”。到开元初年，全国的监牧马匹仅有24万匹，仅及唐初最盛时的三分之一。对此，唐玄宗于先天二年(713年)七月任命王毛仲为检校内外闲厩兼知监牧使，派其总领马政。王毛仲在任职期间，精心养马，经过10多年的勤恳饲养，到开元十三年(725年)，监牧马匹增至43万。王毛仲因罪免职后，养马业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更加发展。这是因为唐玄宗在继续选用能吏、制订马政法规、发展监牧养马的同时，又批准以朔方军西受降城（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西南）为互市马场，每年用钱帛换取突厥的优良马种，使唐马的素质大为提高。到天宝十三载（754年），仅陇右监牧就有诸畜共60.65万头（匹），其中牧马32.17万匹。
为了复兴马政，唐玄宗还于开元九年(721年)正月下诏，以“诸州民勿限有无荫，能家蓄十马以上，免帖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资”等优待政策，鼓励民间养马。到天宝年间，“王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百倍于县官，皆以封邑号名为印自别，将校亦备私马”①。私人养马业得到了空前发展，为边防部队提供了大量精良马匹，形成了强大的骑兵力量。史称“秦汉以来，唐马最盛”。
严格军法，训练士卒 唐玄宗十分重视军容、军纪等军法的贯彻执行，认为这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重要途径。早在开元元年（713年）十月，他在新丰（今陕西临潼）骊山之下讲武阅兵之时，就因“怒军容不整”，当即下令将兵部尚书郭元振缚于旗下，欲立威斩首。虽在张说等人的劝谏下，元振被开成活罪，但仍被贬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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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新州（治今广东新兴）。后来，他又发布《练兵诏》，令“西北军镇宜加兵数，先以侧近兵充，并精加简择，其有老考等色，所司具以条例奏闻。战兵别简为队伍，专令教练，不得辄有使役”①。大大提高了边防部队的作战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