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599～649)是唐朝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唐高祖李渊次子。出生于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幼聪睿，有大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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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大诏令集》卷一〇七《备御》。
②《读通鉴论》卷十一《唐高祖》。
能屈节下士，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时人莫能测其深远。他曾参与谋划晋阳起兵，参加了攻克霍邑（今山西霍州）之战，攻取长安（今陕西西安）之战，独立指挥了击灭薛仁杲的浅水原（今陕西长武西北）之战，大败宋金刚的柏壁（今山西新绛西南）之战，消灭窦建德和王世充的洛阳（今属河南）、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西）之战等重大作战。继位后，进L步完善和发展了府兵制；实行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先后派兵击灭了东突厥和吐谷浑；与吐蕃等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实行和亲政策；平定薛延陀等，使“北荒悉平”，诸蕃内附，从而开创了文治武功均达鼎盛的“贞观之治”的局面。
李世民的军事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乘机起事、夺取天下的思想
李世民是李渊晋阳起兵的主要谋划者和最坚定的执行者之一。他主张，在隋末天下大乱时，应乘机起兵，“本兴大义，奋不顾身以救苍生”①。他认为，起事必须进行隐蔽、周密的准备，其中主要的是争取人才，“时天下已乱，盗贼起，知隋必亡，乃推财养士，结纳豪杰”②，为乘机起事积蓄力量。他重视起事战略的谋划与制定，在一开始就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具体的步骤，他与晋阳令刘文静“与图大事”，赞成刘文静提出的“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以成“帝业”③ 的起事战略，并坚决将其付诸实施。他认为，一旦兴兵起事，就要坚定不移，有进无退，坚决进行到底。在李渊率军南下途中，雨久不止，又传言突厥与刘武周乘虚袭晋阳，有人主张还救根本（太原），更图后举。李世民分析了当时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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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七月。
②《新唐书》卷二《太宗本纪》。
③分见《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恭帝义宁元年四月。
认为“兵以义动，进战则克，退还则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①，后果只能是失败。因此，他力主攻克霍邑，继续南下，对李渊定下继续前进的决心，起了重要作用。当军队受阻于河东（治今山西永济蒲州镇），有入主张仍攻河东时，李世民从实际出发，反对顿兵坚城，坚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入长安，也体现了他贯彻既定战略的思想。夺取长安后，他主张暂不介入关东之争，而是先固根本，再图中原。在打败屈突通后，李渊曾派他与李建成率军10余万东征洛阳，“东都闭门不出，遣人招谕，不应”，李世民认为，“吾新定关中，根本未固，虽得东都，不能守也。"②遂引军还。在先后克平薛仁杲、刘武周，关中巩固、无后顾之忧后，再出兵东击洛阳，逐鹿中原，统一全国。这无疑是正确的战略谋划。
二、灵活机动、因敌制胜的作战指导思想
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正确料敌、因势定谋的战前决策思想 李世民认为，知彼知已是兵家大要，强调临阵“先料敌之心与己之心孰审”，“察敌之气与己之气孰治”③。为此，他十分重视平时对敌情的掌握和临阵对战场的侦察。从他协助李渊晋阳起兵的情况看，他对当时关中乃至全国的形势有比较全面、准确的了解和把握；从他在战前和战中对宋金刚、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人情况的分析中，也可看到他平时
对这些对手了解之深刻和准确。在战场上，他不仅仅满足于对间接情报的掌握，而是总要亲自进行实地侦察，了解敌军实力和战场形势。在准确料敌的基础上，作出正确决策。如在洛阳、虎牢之战中，当窦建德率军支援王世充时，诸将多为表面现象所迷惑，李世民由于对敌情有全面而准确的掌握，才能力排众议，做出了围城打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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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七月。
②《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四月。
③《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
一举两克的正确决策；他在此战中为引诱窦建德所采用的“牧马计”，也是在他亲临前线“察敌形势”后制定的策略。
坚壁挫锐、待衰而击的持久防御思想 对力量强力、利在速战之敌，李世民主张“坚营蓄锐以挫其锋”，“以持久弊之”①，消敌锐气，断敌给养，提高自己军队士气，壮大自己的力量，改变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在敌人粮草不继、士气衰落或准备退却时，以反击取胜。如在二战浅水原时，开始众将请求出战，李世民坚决不同意，他说：“我士卒新败，锐气犹少。贼以胜自骄，必轻敌好斗，故且闭壁以折之，待其气衰而后奋击，可一战而破，此万全计也。"②经过60多天的相持，薛军果然粮尽，军心动摇，李世民乘机出击，取得了决战的胜利。在打败宋金刚、窦建德等人之战中，他也采用了此法。
正兵相持、奇兵袭后的战术进攻思想 阵后反击，是李世民与敌决战时采取的一个重要战术。他认为，使敌乘己弱，逐奔不过数十百步；己乘敌弱，“必出其阵后反击之，无不溃败”③ 。浅水原之战，李世民先令庞玉于原南列阵，与敌将宗罗?苦战，李世民“亲御大军，奄自原北”，“于是王师表里齐奋，罗喉大溃”④。介休之战，他令李勣先与宋金刚交手，在李私军开始退却时，自己“率精骑击之，冲其阵后”⑤，大败宋金刚军等，都是采用的此法。
兵贵神速、乘胜追击的歼灭战思想 李世民认为“兵法尚权，权在于速”⑥，主张正确料势，果断决策，迅速行动，使敌“智不及谋，勇不及断”，如此，则可“取之若振槁叶”⑦。反对犹豫不决，贻误战机。在取得作战决战胜利之后，应乘破竹之势，穷追猛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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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通典》卷一五五《兵八》。
②《旧唐书》卷五十五《薛举附子仁杲传》。
③《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八》，高祖武德九年九月。
④⑤《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上》。
⑥《旧唐书》卷五十七《裴寂传》。
⑦《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九月。
务求将敌人全部歼灭。他在击败薛仁杲部将宗罗?后，其舅窦轨劝他不要轻进，李世民回答：“破竹之势，不可失也。”①坚持乘胜追击，迫薛仁杲献城投降。他在柏壁击败宋金刚后，有人劝他待部队休整后再追击敌人，他认为“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必乘此势取之”②，一直追敌至雀鼠谷，一日八战。他本人两天没吃饭，三日没解甲，终于将其歼灭。
三、文武并重、积极防御的国防思想
李世民认为：“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③ 基于这一认识，为强化国家防卫力量，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建设上，励精图治，自强不息，推行轻徭薄赋政策，恢复并发展生产，较快地扭转了因战争造成的国家经济凋敝的局面。他高度重视国家武装力量建设，认为“中国虽安，忘战则民殆”，要求“农隙讲武”，“知弧矢之威，以利天下”④。同时，又反对穷兵黩武，认为“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甲兵武备，诚不可阙；然炀帝甲兵岂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尽力，使百姓义安，此乃朕之甲兵也”⑤。在对周边各部族和国家关系的处理上，主张友好相处，以文德服人，尽量不诉诸战争。贞观四年（630年），林邑（即占婆，在今越南中南部）献火珠，有司以其表辞不顺，请出兵讨伐，唐太宗说：“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汉光武云：‘每一发兵，不觉头须为白。’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言语之间，何足分意！”⑥贞观十七年(643年)，有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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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十一月。
②《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武德三年四月。
③《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贞观三年十二月。
④《帝苑》卷下《阅武篇》。
⑤《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贞观四年十二月。
⑥《贞观政要》卷九《征伐第三十五》。
于怀远镇增戍兵以逼高丽，唐太宗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未闻一二百戍兵能威绝域者也。”①不得已而用兵时，也是“必待有罪，然后讨之”②。主张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批评“贵中华贱夷狄”的狭隘观念，主张对不同种落“爱之如一”，用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发展强大的国力。对表示臣服的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或和亲政策，使这些地区对唐周边敌对势力形成战略牵制或成为唐抗击外来侵略的缓冲地带，为自己组织反击赢得时间。反对前代帝王“务广土地，以求身后之虚名”的行为，表示，这种虚名即使“于身有益，于百姓有损，朕必不为”③。对外来侵扰，主张积极防御，反对消极保守。自唐建国以来，突厥多次侵扰唐境，唐王朝起初一直采取退让态度，有人甚至建议采取迁都的措施消极逃避，李世民坚决反对，提出“愿假数年之期，请系颉利之颈，致之阙下”④。贞观二年（628年），颉利拥兵窥边，有人建议筑长城防御，李世民答：“当为公等取之，安在筑障塞乎？”⑤他批评隋炀帝不能精选良将，安抚边境，只知筑长城以备突厥的消极做法，认为“朕今委任李世勣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⑥在反击外来侵扰的作战中，他主张对敌务必全歼，擒捉首恶，不留后患，以求久安。唐军征东突厥之战和击吐谷浑之战等，都贯彻了他这种积极防御的国防思想。
四、重视军制建设、善于知人用将的建军思想
在军队建设上，李世民高度重视军队的制度建设和对将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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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纪十三》，贞观十七年六月。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八》，太宗贞观元年十二月。
③ 《贞观政要》卷九《征伐第三十五》。
④《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唐纪七》，高祖武德七年七月。
⑤《新唐书》卷二一五一《突厥上》。
⑥《旧唐书》卷六十七《李勣传》。
提拔使用这两个最重要的环节，从而保证了军队军政素质的提高。李世民认为，“周氏设官，分掌邦事；汉家创制，先定章程”①，反映了军队建设以制度为先的思想。他在位期间，整顿完善了府兵制，健全了十二卫和东宫六率中央军事统帅机构；遵循中外相维、居重驭轻的原则，合理部署全国武装力量；实行兵农结合、寓兵于农的兵役制和严细的番上措施；统兵权、发兵权、指挥权相分离，以保证皇帝对军权的绝对掌握，“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则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③；大力发展牧马业，建立强大的骑兵队伍等。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府兵制达到鼎盛。另外，他十分重视对将才的收罗；培养和使用，在知将、爱将、用将方面有独特的才能和建树，因此，能驱驾英才，诸将都愿为他效力。一些曾是敌对营垒的人，后来也成了他得力的将帅。他对将帅十分爱护，如他听说李靖病后，命“有昼夜视公疾大老妪遣来，吾欲熟知公起居状”③；听说李勣病后须用胡须灰做药引子，他就剪下自己的胡须烧化后放到药中让李勣吃，事后使李勣感动得“顿首流血”。李道宗在战斗中伤了脚，他亲自给他针灸等。在用将上，他主张舍短取长、“弃怨用才”；他善于知人而后任，既已任用，就“洞然不疑”。主张充分发挥战场指挥员的主观能动作用，反对“将从中御”。太宗赐李靖诏书中讲到：“兵事节度皆付公，吾不从中治也。”④他认为天下可“逆取”，但必须“顺守”。因此，战乱时期用人偏重于才；和平时期用人要重视德。反对以卑尊取人，强调“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⑤，即善于因才而用。他不但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没有大杀功臣的开国皇帝之一，而且还善于发挥功臣的作用，使之为国家又立新功。《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载李世民问李靖之言：“光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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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大诏令集》卷一〇七《备御》。
②《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③④《新唐书》卷九十三《李靖附五代孙彦芳传》。
⑤分见《帝苑》卷上《求贤篇》、《审官篇》。
兴，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使之继续发挥作用，此则善于将将乎？”李世民不独强调保全功臣，且“任以吏事”，堪称真正善于“将将”者。他主张对少数民族将领也充分信任，倾心依赖，使他们在军事斗争和国防建设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唐朝少数民族将领之多，发挥作用之大，在中国历史上的汉族政权中是绝无仅有的。他重视军队训练，强调“教得其道”，如赞成根据蕃、汉特点，各施其教；用讲武、狩猎等方法进行训练；适时校阅，根据校阅成绩，赏罚负责训练的官员等。
李世民的军事思想也有其难免的局限性，如他在晚年征高丽之战中，作战指挥有所失误；其用权术驾驭将领的做法也属封建糟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