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或称《李卫公问对》，《唐李问对》，简称《问对》，是以唐太宗李世民与卫国公李靖讨论兵法的形式写成的问答体兵书。北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被列为武学教科书《武经七书》之一。现存宋、元、明、清以来《武经七书》系统诸本数十种，在国外亦有一定影响。
对此书的作者及成书年代，自宋以来，聚讼不已。一说确为唐太宗与李靖谈话的辑录，成书于唐初，时间在贞观十八年(644年)至贞观二十三年之间；一说为北宋阮逸或他人依托之作。认为此书是伪托之作者，首起于陈师道，他在《后山集》中写道：“世传王氏《元经》、薛氏《传》、关子明《易传》、李卫公《对问》，皆阮逸所著。逸以草示苏明允（苏洵），而子瞻（苏轼）言之”。何遗《春渚纪闻》、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均持此说。明马端临则认为“非阮逸之假托”。
查此书中有后人撰写的痕迹。如该书卷上载太宗之言：“近契丹、奚皆内属，置松漠、饶乐二都督，统于安北都护。”安北都护府是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时由瀚海都护府改置，时唐太宗和李靖已去世20年，他们绝不会讲出“安北都护府”这一名称。另，《问对》中多次讲到“李勣”。李勣之名也是在高宗时改的。太宗在世时，曾下令天下对自己的名字“不连言者勿避”①，他不可能率先为避己讳而称“李世勣”为“李勣”。再如，晋阳起兵时，李建成统左军，李世民统右军。而《问对》则称李建成统右军，李世民统左军，显系此书作者疏忽致误，唐太宗自己是不会讲此错话的。总之，此书不是贞观时所作，更不可能是李靖亲著。其问世时间不会早于宋神宗熙宁朝。因熙宁八年（1075年）时，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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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唐纪十五》，太宗贞观二十三年六月。
诏书中还说“唐李靖兵法，世无完书”①，《问对》是“完书”，如果此书此时已然问世，神宗不会如是说。他下令要枢密院兵房检详官与检正中书刑房王震“提举修撰”李靖兵法，以供武人将佐学习②。可知此书系王震“提举修撰”。经义所检讨曾畋(《宋史·兵志九》作“收”，《文献通考·兵九》作“皎”），中书吏房学公事王白、管勾、国子监丞郭逢原参加了校正，最后经朱服等校定，将此书作为《武经七书》之一正式颁行全国。王震等在“提举修撰”过程中，应参考了《通典》所载《卫公兵法》以及其他史籍中所载唐太宗、李靖的事迹和言论，其中也包括由阮逸家中献出的兵书。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所谓“提举修撰”乃提精举要、修订撰写之意，并非编辑一本完整的《李靖兵法》。由此看来，《问对》应是宋朝官方组织人力依据散见的李靖兵法内容进行“提举修撰”而成的一部兵书。修撰者对唐太宗、李靖之事迹和思想有深入研究，在充分占有李靖兵法资料的基础上对他们军事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阐发。因此，应将此书作为反映唐代军事思想的著作来研究。
历史上对此书学术价值的评价也大相径庭。明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说，此书“词旨浅陋猥俗，兵家最亡足采者”。南宋戴少望则认为其“兴废得失，事宜情实，兵家术法，灿然毕举，皆可垂范将来”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认为“其书分别奇正，指画攻守，变易主客，于兵家微意时有所得”。从此书的内容看，应当说具有较高的军事理论价值。胡氏之言，有失偏颇。
此书的军事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致人而不致于人”的用兵思想
如何用兵，其说繁杂不一，人们往往难得其要。《问对》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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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〇，神宗熙宁八年二月戊寅。
③转引自明郑瑷《井观琐言》。
用兵的关键在于争取战争主动权。《问对》卷中记李靖的话说：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卷下载李世民的话说：“朕观千章万句，不出乎‘多方以误之，一句而已”。两句话的意思是一致的，都是讲示形造势，多方误敌，以争取战争主动权的问题。另外，《问对》中多次讲到“主客”，强调要使己“变客为主”，使敌“变主为客”。《间对》认为，无论进攻还是防御，都有个掌握主动权的问题，掌握者胜，失之者败。书中对奇正、虚实、攻防、阵法等的论述，都是围绕这一战争指导原则展开的。
“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是李靖在讨论奇正问题后作出的结语。这说明，他认为讨论和运用奇正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达成掌握战争主动权．。此书对“奇正”这一军事哲学范畴做了精譬阐发。《孙子》提出了“奇正”这一重要的军事学范畴并对其作了简要论述。后来的兵学家们虽曾对其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在《问对》之前，大抵只为例释，如“静为动奇，佚为劳奇，饱为饥奇，治为乱奇，众为寡奇”①；“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②等，未能从理论上对奇正关系做出精确论述。《问对》认为奇正理论的精髓是“奇正相变”，“奇正者，天人相变之阴阳。若执而不变，则阴阳俱废”。它批评那种只知“以奇为奇、以正为正”的形而上学的理解，指出，把这规定为正，把那说成是奇，只有“教阅”时才这样做；到了战场上，就没有固定的划分，而只有“临时制变”。作者认为，正在一定条件下会变成奇，奇在一定条件下会变成正。指挥员如果按照兵书规定的什么是奇、什么是正去用兵，就会出现奇也未必奇、正亦不是正的现象。善用兵者必须善于根据情势运用奇正转变规律，善于因正而为奇，因奇而为正，做到“无不正，无不奇”，而关键在于“使敌莫测”。这样做了，就会无论奇正，均可致胜。《问对》对“奇正”的这种阐发是高于前人的。
《问对》认为，虚实问题也是为达成“致人而不致于人”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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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奇正篇》。
②《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势篇》曹操注。
的的一个重要策略。“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今诸将中，但能言避实击虚，及其临敌，则鲜识虚实者，盖不能致人，而反为敌所致故也。”因此强调要用“策之”、“作之”、“形之”、“角之”等侦察手段以察敌虚实。在此基础上，以奇正致敌虚实。因“奇正在我，虚实在敌”，故在掌握敌人虚实之后，才能用奇正手段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使“敌意其奇，一则吾正击之”；“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使敌势常虚，我势常实”①，这样，就可把主动权操在自己手中，做到无往而不胜。
《问对》认为，无论攻防，也都有个争取战争主动权的问题，掌握主动权的手段在于“多方以误之”，即用示形手段欺骗、调动敌人，“守之法，要在示敌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敌以有余”，因而使敌不知其所攻，不知其所守，如此，即可处于主动，避免被动。为争取主动，《问对》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矣”②。攻和守是矛盾的，但《问对》在“同归乎胜”上将其统一起来，从而深刻地阐明了攻与守的辩证关系。缺乏防御能力的盲目进攻和被动消极的防御都不可取，只有攻中有防，防中有攻，攻防互为手段和目的，才能达到“胜”。另外，在攻防问题上，《问对》还主张：“尽敌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即最大限度地暴露、疲惫敌人，阴蓄我力使之达到精锐充沛状态，后发制人，夺取胜利。
另外，为掌握战争主动权，《问对》还提出了反对迷信、利用迷信的观点，认为阴阳术数不可废，“存之，所以能废之也，若废而不用，诡愈甚焉”③；主张在考镜源流的基础上，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对阵法进行创新，并灵活运用，书中对鱼丽阵、八卦阵、六花阵、四兽之阵等都有独到的论述；强调安营据地，要选择有利地形，对“丘墓险阻”也要加以利用；重视士气的作用，认为“含生禀血，鼓作斗争，虽死不省者。，气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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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分见《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卷下。
③《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
先察吾士气，激吾胜气”等。
二、训“节制之兵”的治军思想
《问对》十分重视对军队的训练和管理，其基本思想是训练“节制之兵”，正如书中所言：“深乎，节制之兵！得其法则昌，失其法则亡。”①为此，书中提出了“教得其道”的训练方法和爱威兼施的管理原则。
《问对》首先强调要高度重视军事训练，认为《司马法》“首序蒐狩”，就是因为“重其事也”，“言无事兵不妄举，必于农隙，不忘武备也。故首序蒐狩，不其深乎！”②强调训练要“教得其道”，只有如此，“则士乐为用；教不得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事矣”③。《问对》提出的训练方法，一是循序渐进，分等教练：“先结伍法，伍法既成，授之军校，此一等也；军校之法，以一为十，以十为百，此一等也；授之裨将，裨将乃总诸校队，聚为阵图，此一等也。大将军察此三等之教，于是大阅，稽考制度，分别奇正，誓众行罚。”最后还要由皇帝校阅。如此训练的军队，则“无施不可”④。二是番汉分教，战时合用。即训练“汉戍宜自为一法，番落宜自为一法，教习各异，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则密敕主将，临时变号易服，出奇击之”⑤。三是“教正不教奇”，即只教授常法，变法由被教者潜心体会，“盖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语传”③ 。四是强调将帅习兵，要循序渐进，“先由下以及中，由中以及上”，以求“渐而深”，反对“重空言、徒记诵”的理论脱离实际的习兵方法。
在对军队的管理上，《问对》强调“爱设于先；威设于后，不可反也”，要“先有爱结于士，然后可以严刑也。若爱未加而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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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
②③⑤《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
④⑥《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
峻法，鲜克济焉”。对下要“推赤诚，存至公”，不应以杀戮立威，“臣倾讨突厥，总番汉之众，出塞千里，未尝戮一扬干，斩一庄贾”①。在选将用人上，强调将帅要具有忠义、持重、多谋等素质。李靖推举李勣的首要条件就是“忠义臣”；肯定用兵持重者，批评“幸而成功”者；强调将帅要善于伐谋取胜，“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也；百战百胜者中也；深沟高垒以自守者下也”②。主张国君要善于将将，不但“能保全功臣”，而且能“任以吏事”③，即发挥功臣的作用，使之能为国再立新功。对出师任将，既“必与公卿议论”，又“必使之便宜从事”，“假以权重”④，不搞将从中御等。
从军事学术上看，《问对》提出在兵权谋家中，又可分成两类：“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从我国古代兵权谋家情况看，大致可以分成以《孙子》、《司马法》为代表的正兵家和以《六韬》、《三略》为代表的政兵家两种流派。这两种流派在战争观上，在对政略、兵略关系的处理上，在培养对象上等，都有所不同。如前者是培养将帅型军事家的摇篮，后者则是哺育“王者师”的乳汁。中国历代都有“张良型”（高参型）和“韩信型”（将帅型）军事家出现，正是这两种不同的军事文化在他们头脑中分别积淀的结果。《问对》对这两种流派的特征虽没有作出明确的概括和论述，但它最早发现并提出中国兵学中的这一重要特征，是应予肯定的。
《问对》有些观点有片面性倾向，如认为“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等，就有些绝对化了。主张驭将使用封建权术，愚弄和驱使士兵为其卖命之类的观点，则属封建性糟粕。
